摘  要

百年来的古蜀神话研究经历了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大体分作民国时期（包括全民族抗战爆发的前后两个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时期、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末时期、新世纪以来时期。这四个时期产生的论著和学术观点，充分地显示了以巴蜀神话（或古蜀神话）为代表的巴蜀文化（或古蜀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部分，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化在起源和面貌上多元一体的大格局。

中国自古没有“神话”一词，相近的词语有“神怪”“志怪”“语怪”等等。现代汉语中的“神话”一词，由上世纪初留学东洋的学者从日文中引入国内，广泛运用在国内二十年代以后至今的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等研究领域，特指那些产生于史前时代，以反映人类早期宗教观、历史观、文学观为特征的口传故事或根据口传故事形成的文本文献类型，并由此引发和形成了中国的神话研究潮流。

一百余年来，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范式，中国神话学从无到有并蓬勃发展，其间经历了几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概括起来，主要有民国时期的神话研究（包括抗战前后两个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神话研究、改革开放后至九十年代末的神话研究、新世纪以来的神话研究四个主要阶段。

通过对这四个主要研究阶段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中国神话组成部分之一的巴蜀神话或古蜀神话，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界学者的重视，并贯穿于各个阶段的神话研究之中，由此而产生了一大批很重要的研究论著或学术观点。这些论著和学术观点充分地显示了以巴蜀神话（或古蜀神话）为代表的巴蜀文化（或古蜀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在起源和形成上多元一体的有力证明。

在本文中，我们就来概要梳理一下古蜀神话研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况。

一、民国时期的古蜀神话研究

对于整体民国时期神话研究的总体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谭佳在《中国神话学研究七十年》一文中将其归纳总结为古史辨研究、俗文学运动、民族调查三大方面，应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文中说：

其一，“古史辨”初期重点在古史的破坏方面，以顾颉刚提出“层累说”为焦点；后期则是“神话分化演变说”，以杨宽、童书业为代表。他们先“毁”后“置”，为那些从古史中被驱逐出来的上古帝王做了神话还原工作。由此，“信史—神话”二元对立观念、佐证古史研究的还原路径，至今仍是中国神话学界根深蒂固的使命与理念之一。

其二，1918年5月，北京大学发起歌谣运动，带动了民间文学搜集热潮，神话、传说等体裁也一并被关注。这波朝向民间的搜集运动，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想象以及民族主义诉求，精英知识分子希望以此启蒙教化国民素质。黄石《神话研究》（1927年）、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玄珠）（1929年）、《神话杂论》（1929年）、《北欧神话ABC》（方璧）（1930年）、钟敬文《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30年）、林惠祥《神话论》（1933年）纷纷出现。茅盾在搜集“断片”基础上希望还原神话“原始形式”，提出了“中国神话历史化”命题，其影响之大，至今时今日而不绝。较早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系统介绍西方神话学的是周作人；将神话与中国文学完全勾连上对应关系的是鲁迅。这批研究奠定了中国神话学学科化的雏形。

其三，抗战期间，大批优秀学者汇聚西南，促进了西南民族文化研究，开启了中国神话学的民族志调查路径。例如钟敬文《槃瓠神话的考察》（1936年）、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1938年）、马长寿《苗瑶起源之神话》（1940年）、岑家梧《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制度》（1941年）、程仰之《古蜀的洪水神话与中原的洪水神话》（1942年）、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研究》（1947年），其中以闻一多《伏羲考》最有代表。这些研究综合运用口承、信仰、民俗、图腾等文化人类学资源来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传播与分布，尤其倚重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理论，其学术影响至今仍浸润在众多的神话学论文与专著中。

就古蜀神话研究而言，在整个民国时期的神话研究中，以1937年抗战爆发为标志，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一是抗战爆发前的古蜀神话研究，包含谭佳所说的“其一”“其二”两个方面当中；一是抗战爆发后的古蜀神话研究，包含谭佳所说的“其三”一个方面当中。

（一）抗战爆发前的古蜀神话研究

在抗战爆发前的二十余年间，中国神话研究的重点体现在以顾颉刚、杨宽、童书业为代表的历史性研究和以茅盾、周作人、鲁迅为代表的文学性研究两方面。

在历史性研究方面，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923年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层累地构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包括“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三方面的主张，力主将中国古史中传说时代的帝王还原成神话人物。在具体个案上，顾颉刚先生就生于西羌石纽的大禹做出考说，从《说文》的“禹”字入手，提出著名的“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虫（龙）的观点，认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恐相类。）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在这里，顾颉刚先生没有直接提到“古蜀神话”的概念，但他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中明确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人物”的观点，可以视为顾颉刚先生对南方神话包括古蜀神话的重视。

顾颉刚先生的观点得到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的支持。陈氏1936年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第五章《水的神话》中说：“禹以水虫名，他的父妻也以水虫名。”其原因是，“治水有功的人，死以后尊为龙王以祀之，这个习俗至今犹存，所以古代许多治水的人也多以水虫名。”

与顾颉刚先生相似，杨宽先生1938年在其《中国上古史导论》第十四篇《禹、句龙与夏后、后土》第二节《禹与句龙》中提出“禹为西羌之宗神”的观点，认为“禹即句龙，本为西方民族之后土”，同时推论出“禹又为周民族神话人物可知。盖周本亦西戎之族耳”的观点。

如果说顾颉刚、陈梦家、杨宽三位先生论大禹仅是略与古蜀神话有关的话，那么民俗学家黄芝岗先生的论说就直接与古蜀神话相连了。黄芝岗先生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的水神》一书第二章《灌口二郎神》、第三章《蜀守李冰和石犀》、第四章《二郎神的演变》、第六章《江西和四川的沟通》中重点研究了蜀中水神和相关的治水神话。他充分利用典籍文献中的文人笔记、地方志和民间口头传说两方面的资料，围绕杨四将军、二郎神神话，从民俗信仰和民俗行为多方面考证和比较了湖南、四川、江西等全国各地民间信仰中水神的产生、流传、演变、崇祀情况，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水神神话的历史面貌。该书是抗战前期一部从民俗角度对中国神话进行专题研究的典型性代表著作，同时也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古蜀神话的先驱性著作。

在文学性研究方面，茅盾先生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后更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中，围绕中国神话的“保存与修改”“演化与解释”“宇宙观”“巨人族及幽冥世界”“自然界的神话及其他”“帝俊及、羿、禹”等诸多问题展开考据和论说，得出“现存的中国神话只是全体中之小部，而且片断不复成系统；然此片断的材料亦非一地所产生，如上说，可分为北中南三部；或者此北中南三部的神话本来都是很美丽伟大，各自成为独立的系统，但不幸均以各种原因而歇灭，至今三者都存了断片，并且三者合起来而成的中国神话也还是不成系统，只是片段而已”的结论。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茅盾先生鉴于古代神话资料片断而零散的现实，提出了“再建起中国神话”系统的问题。至于如何再建，茅盾先生提到了三个方面，其中第二个方面就与古蜀神话有关。茅盾先生说：

中国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有新分子参加进来。这些新分子也有它自己的神话和传说，例如蜀，在扬雄的《蜀王本纪》、常璩的《华阳国志》内还存留着一些；如吴越，则在赵煜的《吴越春秋》内也有若干传说。此种地方的传说，当然也可以算为中国神话的一部分。这也需要特别的搜辑和研究。至于西南的苗、瑶、僮各族，还有神话活在他们口头的，也在搜采之列。这个工作就更繁重了。

在这里，茅盾先生明确地将古蜀神话纳入研究视野，并将其视为中国神话大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茅盾先生还认为除中原神话之外，吴越地区和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神话都属于中国神话的一部分，应该加以重视和研究。《中国神话研究ABC》之后近百年间中国神话研究的实践，包括古蜀神话、苗、瑶、壮各族神话在内的西南各民族神话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实践，充分证实了茅盾先生的慧眼卓识。

（二）抗战爆发后的古蜀神话研究

八年抗战期间至国民政府迁台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古蜀神话受到学术界大规模关注并且成果显著的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受战局影响，全国一大批文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学者云集四川，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关注四川各民族文化，其中有不少论著都涉及古蜀神话。

作为顾颉刚先生的弟子和助手，童书业先生赞同杨宽先生的“神话分化说”，并以古蜀神话为例。他在《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二》中认为：“‘杜宇’，我以为就是禹。……至于鳖灵，我以为便是鲧。”并对此说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和对比，成为古史辨神话学派学说的有力支持者。

而顾颉刚先生本人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则多次考察了川西郫县的望帝和丛帝陵、温江的鱼凫城、双流的蚕丛祠和瞿上乡，先后发表和撰写了《鲧禹的传说——夏史考第四章》《九州之戎与戎禹》《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秦汉时代的四川》《〈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等文，对古蜀神话和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对于这段经历，顾颉刚先生在遗稿《〈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一文中曾有过简短的记叙，他说：“自棲巴、蜀，忽焉五载，每留心当地文献，因于严可均所辑《全汉文》中得读扬雄《蜀王本纪》；取与常璩《华阳国志》合读，知常书虽多沿袭扬氏，而扞格抵牾处亦复不少”，因此，他便围绕《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巴蜀地方文献开展研究，并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就。

在川东地区，寓居重庆的考古学家常任侠对川东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发表了《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重庆附近发现之汉代崖墓》等文。文中结合全国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和传世文献进行考说，并结合国外神话和西南苗、瑶神话加以对比，成绩斐然。针对巴蜀文化，常任侠先生在《重庆附近发现之汉代崖墓》一文中指出：“川中文化，发达颇早。于古虽为蚕丛之地，荜路未启，茅塞久荒，然至汉代，已文化发达，炳焕当时。”这里所指的“川中文化”，自然也包括了古蜀神话。

在川东北地区，寓居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史学家丁山先生于1939年写就《禹平水土本事考》，其中有 “论渝州涂山本杜宇遗迹”一节，同年写就的《后土后稷神农蓐收考》一文有“八恺即‘鳖令开明’之简称”等章节，重点探讨了古蜀神话。他在其遗稿《古代神话与民族·自序——从东西文化交流探索史前时代的帝王世系》中总结说：“巴、蜀区域所流传的神话有杜主、鳖令，可能与夏后氏同族。这是按着神话的演变和各个种姓的活动区域，剖析古代种族的初步结论。将来如何补苴修正，以成定论，敢以待诸人类学家。”

1943年，寓居重庆的神话学家程憬发表《古蜀的洪水神话与中原的洪水神话》一文。该文从《蜀王本纪》《风俗通》《蜀记》记载的杜宇、鳖灵治水入手，比较了中原洪水和禹舜相禅的文献记载，进而提出“古蜀的（洪水神话）可能传自中原；但依空间上说，中原的（洪水神话）也可能传自古蜀”的学术观点。

抗战时期，还有一些论著与古蜀神话有关，这些论著在顾颉刚先生《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一文中被提及和赞赏。顾先生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专家学者差不多全体集合到四川。当时，对于川康的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的调查研究风起云涌，实在是抗战前所没有预料到的收获。单就史学界而言，重要的论文像徐中舒先生的《古代四川之文化》，朱希祖先生的《古蜀国为蚕国说》，孙次舟先生的《读古蜀国为蚕国说献疑》《从蜀地神话的蚕丛说到殉葬的蚕玉》和《关于金蚕解” 释的补正》，杨向奎先生的《李冰与二郎神》，都是可以纪念的作品。”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被誉为“四川考古学之父”的郑德坤先生在执教华西协和大学期间出版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一书第二章 “巴蜀始末”中专门列有“神话传说”一节，重点研究了巴蜀地区的神话传说。他认为，《山海经》《蜀王本纪》《蜀纪》等记载的“此等神话传说，颇可为古代蜀史显露一线真情”。

除此之外，整个民国时期还有不少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不同程度地涉足古蜀神话研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如人类学家卫惠林的《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论证》（1936）、翻译家楚图南的《中国西南民族神话的研究》（1938－1939）、社会人类学家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40年代遗作）、社会学家胡鉴民的《羌族之信仰与习为》（1941）、民族学家林耀华的《凉山彝家》（1946）、考古学家冯汉骥的《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1946）、文学家闻一多的《伏羲考》（1948）等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抗战胜利后，随着大批西迁的学者陆续返回原籍，学术界由于特殊时期而形成的对巴蜀文化的关注度逐渐降低，巴蜀神话的研究也逐渐减少，但抗战时期形成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学界共识并没有因此而消退，巴蜀文化的研究（包括巴蜀神话研究）作为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总体来说，民国时期的古蜀神话研究属于起步阶段，隐含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当中，并未形成专门的神话研究门类，但它却为后来的古蜀神话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古蜀神话研究

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全国的神话研究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学科建设的边缘化而陷于缓慢进行的阶段，只有极少一部分学者在坚守，其学术成果也是呈零星面世的状态。特别是在文革十年间，包括古蜀神话在内的整个神话研究都处于学术研究的停滞期，几乎没有发表和出版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不过，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受抗战时期巴蜀文化研究的启迪和影响，四川地区的巴蜀文化研究传统仍在延续，古蜀神话的研究也因之得以延续。这种研究重点体现在巴蜀古代史（含巴蜀考古）研究和巴蜀民间文学研究两个方面，主要由生活在四川地区的学者主导完成。以吕子方、蒙文通、徐中舒、任乃强、邓少琴、袁珂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本土学者立足四川，从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民间文学等角度深入地研究巴蜀本土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其中的相当部分涉及古蜀神话。

在巴蜀古代史（巴蜀考古）方面，四川学术界的学者们继承了抗战时期的学术传统，继续在巴蜀文化系统的归属、古代巴蜀的地理位置、文献记载中巴蜀古史的可靠性、巴蜀遗物的辨认和断代等方面进行研究，力图通过巴蜀地区神话色彩非常强烈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来重塑巴蜀古代史，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为数不多的、带有强烈神话色彩的传世文献资料就成为历史学界和民间文学界共享的第一重证据，学者们力图通过传世文献资料来还原或透视巴蜀古史，客观上带动了古蜀神话的研究。

从文献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巴蜀古代史的研究重点，是集中在《山海经》《蜀王本纪》《本蜀论》《蜀记》《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与巴蜀有关的传世文献上，特别是《蜀王本纪》《本蜀论》《蜀记》《华阳国志》等地方文献上。学者们力图通过对这些传世文献的梳理和研究，来探寻古代巴蜀史的各种问题。其中，吕子方先生写于1951年的《读〈山海经〉杂记》和蒙文通先生于1962年发表的《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间及其产生地域》二文，是这一时期与古蜀神话研究关联最为紧密的研究论文之一。

对于记载远古神话最多的先秦典籍《山海经》，吕子方先生通过其山势和篇名南、西、北、东的记叙方式指出：“《山海经》以山为主，按左转的方向叙述，但不提东南西北，而是以南方为首位，从四川的招摇山谈起，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和线索。经文的第一卷《南山经》开宗明义就说：‘南山经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我认为一个人著书立说，总有一个重点，要是叙说地理地形，重点常常放在他所居住过的、最熟悉的地方。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这就是所谓地方性或地方色彩。例如孔子是鲁国人，对鲁国情况最熟悉，他修《春秋》即以鲁国为主，取鲁国的材料最多。而《山海经》的山经和海经，都是按南西北东的次序排列，以南方开头，又首叙四川的山。大而言之，可以说这种排列法是南方作品的特征；小而言之，是古代蜀国作品的特征。（拙著未发表的《五天廷》一文，详细探讨了招摇山上应招摇星，是蜀国的山名。）”

蒙文通先生赞同吕子方先生的说法，他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间及其产生地域》一文中多次引用吕子方先生的观点，同时通过《山海经》和《世本》所记古代帝王和神话人物的比较，认为“《山海经》是区别于中原文化系统的另外一个文化传统的产物，代表着另外一个文化传统”，这个文化系统就是巴蜀文化系统。具体来说，蒙文通先生认为：“《五臧山经》不仅是以巴、蜀、楚为‘天下之中’，当属南方文化系统，而且以其详记岷江中、上游，更可能属于西南地区的古巴、蜀文化了。”除此之外，蒙文通先生还从水系考察入手，提出：“《海内经》不仅记载了岷江上游的小山小水，而且在《海内东经》还载‘白水出蜀，东南注江 ’，这是《山海经》中唯一提到蜀的地方。此外，《海内西经》还六次提到‘开明’，而其他部分却不见开明的记载，应当承认，这不会不和蜀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十二世开明没有关系。因此，我认为《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

吕、蒙两位先生对《山海经》产生地域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其部分篇目出自蜀地的看法，拓宽了古蜀神话的研究视野，丰富了古蜀神话的研究内容。

另一位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在研究中对一些流传甚广的古蜀神话进行了剖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如他在《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一文中对《水经注》引来敏《本蜀论》所载望帝故事时说：“望帝化为子规，是蜀人历代相传的神话故事，早已流传于中原。《说文》于嶲〔音髓〕字下云:‘嶲周，燕也……一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嶲鸟。故蜀人闻子嶲鸣，皆起曰：是望帝也。’汉魏时人称蜀人为叟，叟即嶲周的合音。后人或省称为嶲，又称为子嶲，即子规，因其为杜宇所化，又称为杜鹃或子鹃。杜宇化鹃本是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许慎是经学家，‘淫其相妻’不合于儒家伦常道德，所以称其‘惭，亡去’。点金成铁，实在糟蹋了这个故事。李商隐诗曰“望帝春心托杜鹃”，才是这个故事的正解。望帝禅让就是因为鳖令治水成功，民得陆处。说他如尧禅舜，这样解释也就可以使人满意了。但却要把惭愧德薄委国授之而去作为禅让的又一理由，这岂不是对禅让的谴责吗?”

而博物馆学家邓少琴先生则从文献、文物、考古三方面结合对巴蜀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其在文革期间撰写的《蜀故新诠》一文侧重从个案入手进行考说，涉及不少古蜀神话，如该文“岷山是昆仑之伯仲”“蜀中传说人首蛇身之伏羲女娲”“夏禹出自西羌石纽”“蚕丛氏之蜀”“杜宇之世蜀之振兴”“开明为蜀中治水前驱”“石棺椁与石笋”“石牛道之平治”“李冰治水”等小节，我们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不仅是古蜀史研究的力作，同时也是古蜀神话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这一时期值得重点关注的是，1960－1962年期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学家任乃强先生完成了《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一书。《华阳国志》作为世所公认的巴蜀地方志书，是晋代以前巴蜀古史资料的集大成者，其中大量保存了古蜀神话资料。任乃强先生在校补图注的过程中，突破了传统学者的校注形式，在注释中采用了考说的方式进行，往往一条注释就是一篇短论，在很多涉及古蜀神话人物时的注释尤为详尽，如蚕丛、鱼凫、鳖灵、杜宇、开明等。这种方式，对于读者深入了解《华阳国志》所记载内容及作者的学术观点，大有裨益。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袁珂先生为代表的典籍文献神话的搜集整理是这一时期成绩最为显著者。在他的学术成果中，古蜀神话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占有相当重要的部分。

1950年，有感于茅盾先生所说“中国神话向来没有集成专书，并且散见于古书的，亦复非常零碎”的现状，袁珂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神话整理简本《中国古代神话》。这部简本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第一次将散见于文献典籍中的神话片段连缀起来，使之成为类似于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的神话叙事系统，打破了国外关于“中国没有神话”的成见。该书一经面世，就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短短几年间多次重印。后来，该书几经修订增幅，于1960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修订本，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神话研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在《中国古代神话》第七章“鲧和禹治理洪水”第五节中，袁珂先生系统地梳理和介绍了“望帝化鹃”和“李冰治水”的神话，连带梳理和介绍了蚕丛、鱼凫、鳖灵、开明、五丁、二郎神等的神话故事。可以说，这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第一次将古蜀神话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推介，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古蜀神话的了解和重视。

1963年，袁珂先生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神话故事新编》一书，其中有《含冤的望帝变做杜鹃鸟》《五丁力士拔蛇崩山》《李冰化龙计擒蛟龙》三篇涉及古蜀神话的记叙。

1964年，以神话文献整理见长的袁珂先生逐渐把目光投向民间口传神话的搜集整理，他对四川中江地区搜集整理的《伏羲、伏羲，教人打鱼》《大禹治水除九妖十八怪》《杜宇变鸟》《五丁开山》等民间口传神话故事高度重视，并专门撰写了《漫谈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一文刊发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上。袁先生在文中说到：“中江县并不是我们特地选择的一个搜集神话的地区，只不过是由于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方便，偶然进行搜集的，就已经有这么丰富了，推而至于全省全国，其蕴藏的丰富自然可想而知。这也是我们文学的瑰宝，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该文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神话的现代传承问题的关注与重视。

除此之外，袁珂先生还亲自到灌县（今都江堰市），搜集整理了《李冰父子凿离堆》《二郎擒孽龙》等神话故事，并写下了大段的附记，较为详尽地记叙了蜀中二郎神话的流传和演变。

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间，尽管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包括古蜀神话在内的巴蜀文化研究在整体上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但是还有相当部分学者在艰难地前行。他们默默地从事着研究工作并积累着能量，终于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推出大量的研究成果。

三、改革开放后至九十年代末的古蜀神话研究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决定。从1979年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的新时期。至世纪末，伴随着政治上的思想解放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学术界也从十年动乱的沉寂中走出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景象。在这一时期，原有的神话研究被激活，国外的各种神话学理论也陆续被大量翻译介绍到国内，使中国的神话研究出现了20世纪以来的第二次研究热潮。正如刘锡诚先生所说：“经历过十年‘文革’之后，从1978年起，中国进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神话学研究重新起跑，到世纪末的二十年间，逐步把间断了十多年的中国神话学学术传统衔接起来，并提升为百年来最活跃、最有成绩的一个时期。”

就古蜀神话研究而言，在第二次中国神话热的大背景下，自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和发展，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神话理论上的深入研究，一是神话作品的搜集整理。

在神话理论研究方面，有两个特点特别明显，一是老一辈学者积淀多年的学术成果得以出版面世并继续发挥余热，二是一批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

从成果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古蜀神话研究仍是集中巴蜀古代史（含巴蜀考古和民族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两个方面。

在巴蜀古代史（含巴蜀考古和民族史）研究方面，1979年4月，童恩正先生的《古代的巴蜀》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从1981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先后编辑出版了一套“巴蜀史研究丛书”，其中包括：徐中舒先生的《论巴蜀文化》、蒙文通先生的《巴蜀古史论述》、顾颉刚先生的《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任乃强先生的《四川上古史新探》、邓少琴先生的《巴蜀史迹探索》等。1984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方国瑜先生的《彝族史稿》。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先生的《羌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尤中先生的《中国西南民族史》，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冯汉骥先生的《冯汉骥考古论文集》。199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龚萌先生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田继周先生的《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这些著作，大量采用蜀地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和口传资料，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角度对古蜀地区的历史文化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其中不少地方都涉及对古蜀神话的研究，是我们今天研究古蜀神话的重要参考资料。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川西考古发掘取得很多重要突破，尤其是1986年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的发掘，出土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等近千件，尤以大型青铜雕像和金杖、金面罩等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珍贵之物为奇特。三星堆遗址大量文物的出土，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古蜀文化的高度关注。围绕三星堆和长江中上游各地的出土文物，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这些主要成果“在于明确了古代巴、蜀民族组成的多元性，明确了巴、蜀民族与长江上游、中游和岷江流域及江汉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深厚关系，对于深入研究长江流域的古代民族和古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与此相应的是，古蜀神话也受到特别的关注，并进入不少学者的研究视野。

1983年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了全国首届《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深入探讨《山海经》所涉及的各种学术问题，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山海经新探》。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学术界对《山海经》和古蜀神话的研究开始走进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阶段。

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袁珂先生的研究成就尤为突出。1982年，袁珂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第四期发表《从狭义的神话到广义的神话》一文，提出“广义神话”的观点，在全国神话学界引起热烈的讨论。其中关于广义神话九个部分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研究古蜀神话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年，其《神话论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8年，《中国神话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3年，《中国神话通论》由巴蜀书社出版。1996年，《袁珂神话论文集》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些著作中，古蜀神话被袁珂先生屡屡提及，并作为中国神话的重要案例被深入剖析。

老一辈学者之外，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在巴蜀神话研究中开始涌现。1996年，李诚的《巴蜀神话传说刍论》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这一时期第一部以“巴蜀神话”为题撰写的学术著作，其中，古蜀神话的研究占了相当部分。

在论文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以“巴蜀神话”“古蜀神话”或蜀地少数民族神话为主的研究成果，如袁珂、岳珍的《简论巴蜀神话》，贾雯鹤的《巴蜀神话始源初探》，张启成的《古蜀杜宇神话传说新探》，萧崇素的《原始的探索 童年的幻想——凉山彝族民间神话一瞥》，李子贤的《大凉山美姑县彝族神话与宗教民俗》，林忠亮的《试析羌族的古老神话》，李明的《羌族神话纵横谈》，李璞的《羌族神话与审美观念》，徐晓光，徐冰的《古羌神话与日本神话传说的比较》，佟锦华的《简析藏族神话》，李燕的《试论藏族神话中的自然历史观》等等。

总体来说，由于这一时期“巴蜀神话”或“古蜀神话”的概念刚刚确立，相对来说，单纯的神话理论研究成果并不算多，很多相关研究都包含在“巴蜀文化”研究的大框架里了。

但是，在神话作品的搜集整理方面，这一时期的成果就相当可观了。这种搜集整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研究，它主要体现在古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含校译、校注、释文、整理重述等）和民间口传故事的搜集整理两大类。

在古代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袁珂先生于197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古神话选释》；198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山海经校注》，同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神话选译百题》；1984年在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神话传说》；1985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山海经校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与周明合作）；1998年在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民族神话辞典》；1991年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山海经全译》；1997年在重庆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神话传奇》（与苟世祥合作）；1999年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上古神话》（与贾雯鹤合作）。这些著作基本上都属于古代文献中神话资料的搜集整理成果，其中相当部分涉及巴蜀神话。尤其是《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一书专门列有“古蜀编”一章，它将散见于各类典籍中的古蜀神话资料遴选汇集并加以编排，形成较为系统的古蜀神话文献资料集，极大地方便了学界对古蜀神话的研究。

此外，刘琳先生于1984年在巴蜀书社出版了《华阳国志校注》，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古蜀神话资料的搜集和研究。

在民间口传神话的搜集整理方面，《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的编辑出版是这一时期古蜀神话搜集整理成果尤为突出者。

1984年，被称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书，共计省卷本90卷、县卷本4000多卷）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正式启动，前后历时20余年。在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省政协主席冯元蔚等老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立即开展起来，古蜀神话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包含其中。当时，以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今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为主体的高校、科研机构、群众团体在各地进行采风、调查，搜集到不少神话故事。据统计，从1984年至1992年，四川全省先后参与民间文学普查的人员就达17500人，有160个县（区）铅印了资料集，26个县（区）出了油印资料集，21个地、市、州出版了铅印资料集，总计收录到民间故事16万余篇，其中就包含不少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被精选以后，先后收录到不同的故事集中，如谷德明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陶阳、钟秀主编的《中国神话》，陶立璠、李耀宗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传说选》，侯光、何祥录编的《四川神话选》，孟燕、归秀文、林忠亮编的《羌族民间故事选》等等。

总而言之，从改革开放到世纪末这段期间，国内的神话研究从少数学者的个体研究逐渐朝群体研究的趋势发展。就四川而言，在袁珂先生的带领下，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文化团体中涌现出不少对神话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也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使四川成为中国神话研究（包括古蜀神话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四、新世纪以来的古蜀神话研究

新世纪到来后的二十余年，中国神话学研究突破了单一的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式而呈现出多元的研究趋势，各高校、科研院所及基层文化机构的神话研究者不断涌现，各种研究成果也大量出版或发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神话研究新局面。特别是随着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和深入，神话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源头，受到学术界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多学科的研究格局逐渐形成。

就古蜀地区而言，世纪初茂县营盘山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等相继发掘和出土文物的大量出现，引发学术界对长江上游古蜀文明的高度重视。在这个大背景下，古蜀神话作为古蜀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一大批学术成果随之产生。

论文方面，这一时期涉及古蜀神话研究的主要有：黄剑华《古代蜀人的通天神树》，李诚《古蜀神话传说与中华文明建构》，苏宁《试论三星堆神仙体系》，贾雯鹤《圣山：成都的神话溯源——〈山海经〉与神话研究之二》，罗建新《古蜀神话中的民族精神》，程熙《从神话考古看古蜀的历史文化内涵》，谢晋洋、胡美会《巴蜀神话的影响及研究价值》，王炎《大禹神话的现代解读》，叶舒宪《三星堆与西南玉石之路——夏桀伐岷山与巴蜀神话历史》，易代娟《杜宇神话研究》，李沙《杜宇、鳖灵神话传说探析》，梁娟《从古蜀神话看古蜀人的原始信仰》，甘成英、毛晓红《巴蜀古代神话传说构筑李白瑰丽的浪漫诗境》，蔡从琴《杜宇神话的解构与阐释》，杨阳《从巴蜀神话看三星堆文化中鸟图腾崇拜》，邓经武《中国文化源头中的巴蜀神话》，李叶《蜀王神话的文化内涵探究》，何丹《杜宇神话的真相探究》，黄剑华《大禹的传说与西羌文化》，何中华《巴蜀神话的地理属性——以茅盾“北中南”神话地理分类来看》，王春宇《蜀地蚕神研究》，黄怡《探究巴蜀神话中的劳动内容及其价值意义》等等。

著作方面，这一时期四川本土学者涉及古蜀神话研究的主要有：黄剑华《古蜀的辉煌——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巴蜀书社，2002）、《古蜀金沙——金沙遗址与古蜀文明探析》（巴蜀书社，2003），周明《山海经集释》（巴蜀书社，2019）、《路史笺注》（巴蜀书社，2022），贾雯鹤《神话的文化解读》（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山海经〉专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李祥林《神话·民俗·性别·美学——中国文化的多面考察与深层识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女娲神话及信仰的考察和研究》（巴蜀书社，2018），刘勤《神圣与世俗之间——中国厕神信仰源流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等等。

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对古蜀神话的研究。它清晰地表明，四川的神话研究传统仍在被传承。

2019年4月，继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成立之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神话研究的专门机构——神话研究院。神话研究院成立后，按照建院方案确立了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巴蜀神话研究”就是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建院三年多来，《神话研究集刊》在每一集都专门开设了“巴蜀神话研究”专栏，集中刊发有关巴蜀神话研究的稿件。迄今为止，已刊发黄剑华《古蜀时代的神话传说和史实探讨》，李祥林《西蜀‘漏天’神话意象及其文化解读》，李殿元、蒲林德《阆中华胥神话传说简论》，周明《〈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四川卷〉概述》，李诚《神话与历史——略论杜宇》，徐学书《从古史传说看蚕丛氏蜀人与古蜀国和冉駹古国的关系》，谢天开《大禹神话与蚕桑文化探析》、宋峰《族群叙事理论视野下的巴蜀古代民族与神话》，陈云《大禹信仰及其祭祀活动源流》等二十余篇与古蜀神话相关的研究论文。

2021年，神话研究院与四川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拟在“十四五”期间推出一套“巴蜀神话研究丛书”。目前，相关组稿工作已经完成，第一批图书黄剑华著《古蜀神话研究》、李诚著《古蜀神话传说试论》、周明编《巴蜀神话文献辑纂》将在2023年初正式出版。以后，神话研究院每年都将推出四至五本巴蜀神话研究专著，使整套丛书的总规模达到20余种。

总而言之，作为中国神话的有机组成部分，古蜀神话以其独特的发展历史、独特的民族构成、独特的语言风格，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值得我们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以增进我们对古蜀文明更深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神话研究院

原文载于《文史杂志》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