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北方探险”是俄罗斯帝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最具雄心的一次探险活动。探险队横跨欧亚美三洲，取得三项主要成果：加强对西伯利亚的认识和开发，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从征服到统治的转折；发现日本，为扩大经略远东、建立太平洋基地准备了前提；发现阿拉斯加，为殖民美洲打下基础。贸易与征服、地图的绘制与保密、科学知识的生产、移民迁徙是大北方探险作用于俄帝国的四种主要进路，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俄国摆脱地缘政治和经济困境。通过探险，俄国巩固了欧亚大陆一体化，初步实现了太平洋世界一体化，在此基础上强化了陆海权复合帝国的特性。大北方探险是俄国利益和目标不断更新和叠加而对帝国地缘战略提出更高更新要求的产物，也正是探险造就的丰富遗产助力俄国建立起强大的帝国网络。

持续十年之久、多达九千人参加的俄国大北方探险(1733～1743年)，亦即第二次堪察加探险，是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最具雄心的一次探险活动。大北方探险拓展了帝国扩张的范围、加快了帝国成长的速度，俄国的帝国性在这次探险中展露无遗。国内学界对俄国“大北方探险”研究较少，且相对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研究普遍缺乏原始史料，对探险动因分析不足，对探险过程语焉不详，因而对探险的历史涵义认识不够全面。相关联的研究散见于俄国征服西伯利亚、太平洋毛皮贸易、俄国海洋战略、俄美与俄日早期关系史等领域，探险的成果被分离开来，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特征。造成这种研究现状的原因，一是时代的局限和传统史观的制约。将俄国探险和扩张性过分归结于沙皇和某些上层官僚的个人意志，对俄国所处的国内外困境缺乏足够分析，致使视野褊狭以及阐释偏颇。二是史料不易获取，对研究形成制约。“大北方探险”全程的绝对保密性致使流传的消息良莠不齐、真假参半，不易鉴别真伪，因为俄国要赶在英法之前经略太平洋，而且探险后发现“美洲毛皮利润实在太大”。在俄国1732～1743年的海军部文件中，它实际上被称为“第二次堪察加探险”。相关报道首先以笔记形式出现在国外报纸上，被冠以“西伯利亚—太平洋探险”，甚至是“西伯利亚探险”等，然后以文章和地图的形式出现于俄国内大众媒体中，信息零碎，多有不确之处。例如，1749年德·布丰提到1747年1月24日阿姆斯特丹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威廉·斯特勒发现堪察加半岛以外的北美岛屿，并指出距俄属地不远。其实，大北方探险队在1743年就已解散，被征服的俄属地堪察加距离被发现的美洲在当时的顺风条件下也要至少一个月航程。维图斯·白令在途中去世后，接替他的瓦克塞尔在1756年完成德语回忆录，但20世纪才被广泛翻译。在几乎一个世纪里，瓦克塞尔回忆录与斯特勒日记是这次探险的主要信息来源。苏联时期对俄帝国档案的严格管控更是加大了史料获取难度和已面世资料的混乱。三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国际话语权减弱，而历史学相较于其他学科更易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因此被称为“俄国人的奥德赛”的大北方探险被欧美学界“过滤”掉，俄国地理大发现的“重大贡献”淹没在历史漩涡中。在西方话语权主导下，晚于“大北方探险”20～30年才探险到达北太平洋的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维尔（法）与詹姆斯·库克（英）的“开创性”反而超越白令。

笔者认为，“大北方探险”研究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都应该得到重视。经过大北方探险，俄国跨越欧、亚、美三大洲，取得三项成果：加强了对西伯利亚的认识和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从征服到统治的转折；发现日本，为“打开”日本、建立太平洋基地准备了前提；发现阿拉斯加，为殖民美洲打下基础。通过超大规模的探险，正在崛起路上的俄帝国加深了欧亚大陆一体化、初步实现太平洋世界一体化，进而增强了贯通西东、从陆权到海权的一体化，之后俄国向着陆海权复合的大帝国加速迈进。探险的步调紧密契合着帝国崛起的逻辑，曾偏居东欧一隅的“二等强国”俄国在探险中透露的雄心与西欧强国开辟殖民地的野心如出一辙。而就欧美帝国的大国经验而言，控制海洋是帝国壮大的必然规律。因此，从帝国视角重新审视俄国“大北方探险”，能够把殖民帝国的诸多特性加以有机统合，为深刻认识俄罗斯历史提供参考。其次，帝国模式与历史连续性的强大力量相互交织，隐现于当下，因此有必要思考帝国问题，从帝国兴衰中汲取经验教训。

一  “大北方探险”的帝国筹谋

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俄罗斯逐步实现了从内陆国到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大跨越，探险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俄国历史上每一次探险活动都与帝国空间扩张有着紧密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俄帝国是探险的直接产物，探险驱动着俄帝国扩张。

俄国从16世纪下半叶起向东部开始小规模探险。随着国力增强、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需求，探险规模越来越大，耗时越来越长，承担的任务也越来越多。1733～1743年的“大北方探险”一直被俄国社会誉为“壮丽史诗”。通过大北方探险，俄帝国进行了一场蜕变，成为地跨欧亚美三大洲的陆海复合型帝国，证明“贫穷和不稳定的欧洲边缘第二世界国家”是能够与西欧强国并驾齐驱、相互抗衡的。

(一)世界地理未解之谜

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发现新世界的探险大浪潮过去一个世纪以后，亚洲太平洋地区在地理认识和制图上仍然很不确切。17世纪30～40年代，俄国势力已到达楚科奇半岛和鄂霍次克海。这时候的俄国还不知道亚太的具体情况，亚洲与美洲是否相连是滞留在俄国地图上的未解之谜，也是世界地理之谜。欧洲殖民者在瓜分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和南部土地后，并未继续向北向西部荒野挺进，因此北美洲太平洋沿岸长期无人涉足。

这一时期，欧洲制图学家仍把亚洲画成被一条宽度不一、通称为安尼恩的海峡同美洲隔开，未提到亚洲和美洲之间有其他任何陆地。而美洲则被画成一个远离亚洲大陆而与日本接近的大岛屿，或者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北方大陆”虾夷（蝦夷）的出现，更加增添了亚太地区地理认知上的混乱。1705年维岑的第二版《西伯利亚全景图》中，蝦夷被画在阿穆尔河河口、千岛群岛和日本岛以北。纪尧姆·莱尔在虾夷问题上甚至几次改变观点。在1706年《鞑靼地图》中，他将原属萨哈林的地方绘成虾夷，画作亚洲的一部分，东面向美洲延伸。1720年他提出虾夷是日本的一个半岛，这块“日本—虾夷”离加利福尼亚不超过5°。流放至西伯利亚的瑞典军官弗·伊·斯特拉伦贝格（1715～1719年）、游历西伯利亚的德国人徳·格·梅塞尔施密特（1722年）、德国制图学家伊·鲍·戈曼（1723年）、到过日本的荷兰人肯普费尔（1727年）都曾把堪察加画成虾夷。梅塞尔施密特于1719年12月至1721年5月逗留托博尔斯克时还与俄国地图学家谢·乌·列梅佐夫见过面。

这片尚未探查的亚太区域，为欧洲各国提供了诱惑力极强的“研究场所”和“冒险之地”，同时也为正在向东扩张、急于寻找出海口的俄国提供了探险的借端与饰词。一个世纪前的西欧各国在国内统一、完成独立后纷纷追逐自己的“使命”——所谓的“文明对野蛮的胜利”，随意攻占新世界，无疑给“追赶西方”、想尽快融入欧洲的俄国提供了模板。亚太区域的“被发现”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俄国抢占领地的帝国思维和进入异域谋求财富的帝国野心。

(二)新生帝国的地缘困境

地缘与探险有着天然关联。18世纪初的俄国面临着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困境，这是“大北方探险”的强大动因。地缘政治困境包含陆地与海洋两个层面。俄国领土在17世纪中叶已经濒临太平洋：1697年俄国攻占连接亚速海与黑海的关卡亚速夫；1698年俄中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东段边界；1721年俄国与战败的瑞典签订《尼什塔特和约》，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1724年俄国与土耳其签订《君士坦丁堡条约》，获得里海西岸和南岸。此时的俄国，已经是横卧欧亚大陆腹地的帝国，从西延伸到东的欧亚平原在带来地理优势的同时，也给俄国造成困境。

管理和保卫广袤领土是帝国的一个古老问题。欧亚大陆正好处于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俄国是这个心脏地带上最大的国家。他认为，处于这个心脏地带之上的国家，一旦拥有理想出海口，结合其自身的丰富资源和便捷交通，足以获得相对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巨大的地缘优势。但这种国家也存在弱点——无坚可守，也就是说，俄国在这条“一览无余”的大通道上缺少抵御外来入侵的自然障碍和阻隔。“当俄国以自己的步伐向前时，其后方没有能抵挡欧洲敌人的比利牛斯山。”海洋上，俄国同样面临着出海口分散、易受他国牵制的难题。俄国虽然获得波罗的海与亚速夫，但无法直接面对大洋，离大洋的距离依旧遥远。更为致命的是，分散的出海口使俄国很难集中海军力量。俄军在平时不能互相呼应，战时易于遭封锁，海上力量容易被孤立。如果俄国“不努力占领”整个心脏地带，将边界推至心脏地带边缘的山川或海洋，那么它将无法有效组织防御。因此，俄帝国需要对西伯利亚“努力占领”，即加强对此地的开发与统治，并争取获得“理想”的——直接面临大洋——的优良出海口。

俄国的地缘经济困境在于，因缺乏同西欧国家的商业竞争力，俄国只能开疆拓土、占领拥有资源的周边地区来获得市场和原料产地。就发展经济而言，国土扩张是比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更有效的手段。18世纪初，当西欧国家通过产业、政治和科技三大革命浪潮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时候，俄国还处于封建经济时期，全俄资本主义市场远未形成,俄帝国沦为欧洲“无足轻重的国家”。西边的政治经济空间同时被压缩的情况下，俄国只能向东边寻找资源，将远东周边变为市场和原料产地，这是最简单便捷、最可靠的方式。但因缺乏科学认识，西伯利亚所蕴藏的重金属等资源尚未被开发，毛皮资源因不加节制地滥杀滥捕野兽而趋于枯竭，高质量毛皮更是消失殆尽，毛皮贸易衰落的俄国只能向着更远的东方去寻找财富。此时的彼得大帝已了解到东方的日本“遍地金银”，1701年日本漂流民传兵卫的到来坚定了他寻找日本的信心。传兵卫不仅证实俄国以前获知的“太阳初升之国金银满地”的消息，更加刺激了俄国征服日本以开采贵金属代替日益缺少的毛皮的欲望。鉴于对日本地理位置的认识，俄国向东方探险以获取太平洋出海口的意义在于，进行对外贸易并打通国际贸易路线，为俄帝国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或荷兰人“染指北太平洋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已经走遍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因此，抢在对手到来之前直接获取原材料和市场是迫切的帝国之需。

(三)前期的帝国探险活动

1598～1613年，俄国“大动乱”迫使对外探险中断。历经王朝更迭、走出“大动乱”的俄国，专制君主制得到重建与强化，恢复国力后延续探险步伐向东拓荒，鄂霍茨克海、尚塔尔群岛、阿穆尔河流域（黑龙江）、堪察加半岛渐次被发现。以堪察加为大本营和跳板，俄国开始大肆向周围探险，试图查明美洲和寻找日本。进入18世纪，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使俄国政治制度跨入与欧洲相似的新型发展阶段，探险规模随之增大。

大北方探险之前，俄国的东方探险大体经过两个阶段，即1727年以前分散的小规模探险与1727～1729年的第一次堪察加探险，后者是俄国历史上首次较大规模的探险，直接引发了“第二次堪察加探险”即“大北方探险”的施行。1727年前的一系列探险时间短、距离近，却为第一次堪察加探险积累了丰厚基础：搜集到大量当地资料并绘制出地图、开辟出众多陆路与水路，到达堪察加后，俄国人实测到往日本方向延伸的千岛群岛。1702年雅库茨克接到命令，“吸纳外国人入俄国籍，打探通往日本之路，弄明武装力量特征、商品多样性和对俄国商品是否有需求，并尝试在朝廷高官——侍奉于沙皇寝殿的内廷侍臣——到达之前，与之建立贸易”。1706年玛·纳谢德金前往“库里尔地区”（即“堪察加南部的岬角处”）。他与遥望过千岛群岛的彼·彼·阿特拉索夫一样，确认“从千岛堡寨和这片陆地界限以外的那个地方起，无法采取任何交通方式到达，附近没有树木，没地方抛锚”。1711年，哥萨克十人长弗·萨沃斯基亚诺夫奉命去“探访日本国，与之贸易”，“尽量造一些船，尽可能千方百计弄清海峡外面的土地和人，让他们加入我国国籍，征收亚萨克税”，并“绘成地图”。亚萨克税源于蒙古征服时期俄国人的纳贡，16～17世纪起指代俄国人向西伯利亚土著所收的实物税。18世纪的欧洲殖民趋势下，亚萨克税成为俄帝国在新世界最初权益确立的标志。伊·彼·科济列夫斯基把获救的日本漂流民带进探险队作为翻译，到达千岛第一、二大岛占守岛和幌筵岛，向岛民征税并使之归顺俄国。他编纂的《堪察加角和海岛图绘》与《日本国记述》，于1726年呈报给白令，为下一阶段的堪察加探险发挥了指引作用。1716年7月12日，彼得在下达给亚·安·叶尔钦的圣谕中指示，“对堪察加角附近岛屿细致考察，寻找金银铜等矿产、颜料和珍珠”。1719年，因自然条件极度恶劣、粮食等物资运输困难，探险队无法继续，令野心勃勃的彼得一世大失所望。尽管没有达到去日本“做买卖”的目的，但探险使得鄂霍次克海与堪察加之间的“海路”通畅了，新路线为地测专家伊·安·叶夫列伊诺夫和弗·弗·卢任的探险作了准备。1719年1月2日，彼得一世命两位专家“描绘当地情况，如美洲是否与亚洲相邻，同时寻找日本。对此必须非常细心完成，东西南北所有一切都要完整画到地图上”。遗憾的是，他们遇到风暴后只完成“部分任务”：登岸千岛群岛最南岛国后岛——“几乎快抵达北海道”。叶夫列伊诺夫于1722年5月向喀山的彼得一世递交调查报告和地图，“他十分满意他们的尽心竭力，并给予最高肯定”。

第一次堪察加探险（1727～1729年）与第二次堪察加探险尽管都实施在彼得去世之后，但首次堪察加探险的指令却是由他亲自签署。1724年冬天，重病的彼得一世与海军元帅阿普拉克辛伯爵交谈时，透露出“皇帝的遗愿”——“我很想找到一条穿过北冰洋到达中国和印度的通道，或许，我们会比多次尝试通过美洲海岸的荷兰和英国要成功。”所以，根据政府官方说法，探险目的是明确亚洲与美洲海岸之间去往日本、中国和印度方向的航海路线。12月23日，彼得一世将手写指令交给伯爵。1725年1月6日，彼得一世签署新探险令，建议“从四个方位调查堪察加附近的这片陆地……它似乎是美洲的一部分”。同年2月5日，叶卡捷琳娜一世开始执行探险令。但彼得的去世让指挥官白令没有得到更详细说明，应该使用哪种地图——维岑的还是戈曼的。白令后来依照维岑地图，并参照《堪察加角和海岛图绘》向堪察加以北前进。

1728年，白令在横跨西伯利亚到达堪察加后首次自西向东通过一个海峡（白令海峡），发现拉特马诺夫岛。从白令海峡向东望去，大海汪洋一片，白令确信美洲和亚洲之间确实是被水隔开的，因此，他没能发现近在咫尺的美洲。1730年3月28日，探险队回到圣彼得堡，各级指挥官都获得升职及奖励。首份探险成果的出版物、1730年4月的《圣彼得堡公报》提到，探险队到达北纬67°19′，“当时他发现东北边那里一定有路可走，只要北国结的冰不妨碍通航，完全可以走水路到堪察加再到日本、汉国（中国——作者注）和印度岛”。探险队在堪察加半岛向东行驶200多公里，测绘海岸线3 500公里，绘制出从托博尔斯克到鄂霍次克陆路图、从鄂霍次克到堪察加半岛的水路图，同时绘制出从太平洋沿岸到北冰洋的海图。有了地图做向导，后面的探险队就能沿着第一次的路线，所经过的大片领土将更加牢固地被俄帝国控制。

从彼得一世的诸多命令来看，探查美洲是否与亚洲相连的命令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公开掩饰，实际、秘密目的在于为俄帝国探查并开辟出一条殖民通道和扩张路线，搞清楚“有多少地方能够进行开发”。沿着通道，俄国可以勘察、开掘矿藏并收集情报，这是“开发合法贸易”的关键。当时俄国因“北方大战”急需大量军费，探险队甚至被要求“在朝廷高管到来前与之建立贸易”，这也间接证明日本“金银岛”描绘确实给俄国带来重要影响。可见，探险被赋予“远征”的帝国使命，探险队俨然一支支远征队，接下来的“大北方探险”自然也有理由被称为俄国的“大北伐”。

二  “大北方探险”的帝国实施

第一次堪察加探险未能到达美洲，但客观上还是给俄帝国带来部分政治利益。1729年，安娜女皇继续帝国事业，着手扩大俄国的远东空间，加快准备第二次探险。1733年，海军部作出详细指示，内容为：（1）在北冰洋探险：a、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鄂毕河；b、从鄂毕河到叶尼塞河；c、从叶尼塞河到勒拿河；d、从勒拿河到到堪察加半岛。七支分队中的第一支队直接隶属海军部。（2）在太平洋探险：a、从堪察加半岛到达美洲海岸，如果可能的话探索它们；b、找到通往日本的路，探索千岛群岛；c、探索从鄂霍次克到阿穆尔河的鄂霍次克海海岸与尚塔尔群岛。（3）描述和研究西伯利亚的自然与人民，甚至包括被科学院学术分队新发现的国家。（4）描述贝加尔湖以东河流，找到能绕过雅库茨克、通往“堪察加海”（鄂霍次克海）的最短途径。海军部明确指出探险的三块区域：北冰洋、太平洋、西伯利亚，这三处紧密相连构成俄帝国的边缘新月型地带，将欧亚大陆地区严密环绕并保护起来。海军部对第二次探险的最高旨意是“向欧洲展示俄国实力和先进”，所以探险的计划非常详细，任务范围庞大。依照指示，大北方探险队在穿越西伯利亚后的方向是从堪察加往南呈扇形扩展到亚洲东北和太平洋方向。正是在这次超大规模的探险中，俄帝国巩固和加深了对西伯利亚的统辖，找到“虚幻的岛屿”日本，并首次到达美洲土地。

（一）再次横跨欧亚：统辖西伯利亚

作为探险第一站的西伯利亚早在16世纪末已被俄国收入囊中，其人口主体在18世纪初期是征服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俄国迅速扩张令西伯利亚人口持续短缺。流放制度不仅使沙皇把难以管束的臣民逐出俄国欧洲部分，还令他们成为在西伯利亚战略要地的移民和苦役犯。因此，俄国罪犯、战俘和政治犯被大量投放于此。1730～1740年间，两万多人因各种反国家罪行被放逐到东西伯利亚，而政府对西伯利亚管理松散，迫切需要加强对边疆的管理。

得益于第一次探险，俄国对西伯利亚有了科学新知。在大北方探险中，海军部给白令下达诸多命令，几乎每一条都与西伯利亚有关，其中一项主要任务是勘查所有流入贝加尔湖的河流并绘制地图，并沿三条主要河流即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向北到达北冰洋，再沿北极海岸航行。西伯利亚既承担着地理、交通的职能，还承担着帝国的政治管控和殖民职能。经过几个月的舟车劳顿，探险队翻过乌拉尔山脉，于1734年年初抵达托博尔斯克要塞，之后探险队将呈扇形跨越西伯利亚。德·沃夫岑于1734年指挥单桅帆船“托博尔”号沿鄂毕河向北航行。

白令于1734年10月到达雅库茨克要塞。陆路上，“俄国农民每年都被要求行走两至三千里路程，把粮食运到雅库茨克，他们一次离家就要长达二三年之久”。游牧的雅库特人也未能幸免，被要求“在春天把几百匹装备齐全的马送到雅库茨克并派专人看守”。“那些人只能表示服从，保持沉默”。这客观上使俄国政府加强了对俄国农民和土著居民的人身控制。针对因工作繁重而逃走的雇佣者，探险队“沿勒拿河每隔二十俄里竖起一个绞刑架” 。残酷的惩罚实际上是帝国“仁慈的证据”，俄国的流放制度剥夺了罪犯的法律权利，西伯利亚土地上的“公民权死亡”或“政治死亡”成为惯例，探险队无疑“拯救”了死亡的公民。通过强制性和惩罚性劳动，俄国把帝国秩序借由探险反复施行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与被奴役的劳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令与安娜夫妇居高临下的“老爷和夫人”形象成为帝国皇权的象征，凸显出他们是来自欧洲的“人上人”，甚至高于西伯利亚当地的统治集团。

除了溯北探险，白令还派队伍向东直达鄂霍次克，他需要“开辟一条新的、更好的路线通往鄂霍茨克”，每三俄里要修建暖房，在沼泽上铺路，以改善行进条件。探险队肩负着彰显俄国在当地实际存在的使命，并让未来探险队经过时更加容易，因此他们把修建出的官道标记在地图上作为帝国的一部分。雅库茨克和鄂霍次克之间的官道一直是通往太平洋的主要路线，直到19世纪50年代俄国从中国抢占黑龙江（阿穆尔河）以北地区。18世纪西伯利亚基础设施建设是殖民的显著特点。探险队到来之前，鄂霍次克只是一个荒芜的边陲小镇。白令将它扩建成港口，以便开展常规商业活动。他安排更多人在此定居，引进并蓄养牲畜，建立学校、教堂、兵营和船坞，设立天文台以便绘制地图，开办矿山和造船厂。基础设施能使该地实现自给自足，将高昂的运输成本降下来。以此为基础，联结莫斯科与雅库茨克的西伯利亚大驿道于18世纪60年代筹建。随着探险队带动起来的“繁忙”，遥远的东西伯利亚愈加服膺圣彼得堡的权力。跟随探险队的步伐，东西伯利亚人开始“享受帝国赋予的权力”。

（二）经略远东的一环：发现日本

获取理想的出海口不仅有助于军事行动，还能极大促进贸易发展，完全符合俄帝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但其殖民脚步被清政府遏止在黑龙江流域。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迫使俄国只能向更远方寻找殖民空间，日本随即成为中国之后俄国经略远东的下一个目标和抓手。

早在1732年5月，俄罗斯参政院下令“建造船只，探索美洲和堪察加之间的新疆土、从堪察加海角起延伸至日本的岛屿，以及独立的尚塔尔群岛”，“在已发现的疆土中则重点关注怎么做买卖以及哪儿不受管制、不征税”，“与外国人交往时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告诉他们通往堪察加海岸的路线，使他们在当地人烟稀少的地方没法占据所需港湾”。可以看出，在对日政策选择上，俄国贯彻彼得一世试图与之建立经济互惠关系的传统，这个任务必须同保证帝国安全相联系。安娜女皇特别要求组建一支分队专门执行日本探航。经过五年准备，“大天使米哈伊尔”号、“希望”号、“神圣加甫里尔”号建成。1739年，“大列茨克”号加入，四艘船于3月21日出发。三个月后，什潘贝格与瓦尔顿几乎同时“发现”日本。

6月16日，在本州岛东北岸（现在的岩手县）附近，什潘贝格指挥的“大天使米哈伊尔”号双桅帆船上的船员（约北纬39°）“首次见到日本大陆”。

6月17日，为了解海水深度和海岸地质，艾尔特驾驶的单桅帆船“大列茨克”号行驶到距离日本陆地大约两俄里靠岸。

6月18日，“大天使米哈伊尔”号与“希望”号在北纬38°52′处抛锚，水手们“看到四处住所，附近很明显种着谷物”。

6月21日傍晚，俄船在北纬38°15′处遇到日本渔民。渔民用烟叶与俄国人交换了面包和扑克牌梅花A。

6月22日早，“大天使米哈伊尔”号在田代岛海湾抛锚。上午，船队获赠渔民的14条海鳊和海鲽，为此水手们答谢5个银币和印有俄语字母的头巾。之后，俄船被许多日本船只包围，大家争相拿出各种商品。什潘贝格写道，“日本人很愿意与我们做买卖，换取呢子、珠串等，他们用平行四边形或四方形金币付钱，重量是俄国金币的7/10，纯金的。半夜五点时，日本人乘小渔船带来鲽鱼和我们在欧洲和亚洲都未曾见过的各种鱼类，还有稻米、腌黄瓜、又大又新鲜的四季萝卜和其他蔬菜、烟叶、纸张等。这些我们都十分需要。”

正是在这一天，仙台藩官员千叶勘七郎带领的四人队伍造访俄船。什潘贝格提到来人是显贵政要，“所穿长袍双肩处和下摆处都绣着刺实植物……到船舱时，他们对每个人深鞠躬握手、跪坐，我们用伏特加和美食招待这位大人”。什潘贝格拿出地图和地球仪，“他们说，他们的大陆叫江户，而不叫日本”。俄国地图上的已有地理名词北海道、津轻海峡、佐渡岛和能登半岛得到逐一验证。日本官员接着试图让俄国人明白，必须离开日本水域，否则会引祸上身，因为“武器和弹药已被派发到仙台藩各哨所。当地船只禁止出海，各藩未经幕府允许不能贸然对外来往”。

从已经公开的俄国外交档案来看，什潘贝格当时是严格按照海军部1733年2月28日的命令行动的。命令规定，针对此种情况，“当处于日本岛和其所属岛屿的海岸边时，不要过多打扰或者抱什么希望，这样对方就无法编造谎言拦截，也不会召集他们的船只发起攻击。但是，对方会以各种托词要求遣退我们，只要关于他们的真实的、证据充分的信息不被探听到。这也是我们要避免的”。当日本代表团离开后，79艘日本船只包围俄船，每艘船上有8～10个日本人，双方交易后各自离开。

1739年俄国终于发现日本，这既是俄日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俄帝国战略中“东方政策”的大事件。探险使俄国人不仅证实了之前对日本的认识，更亲身体验到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等日本国情，为帝国制定更有效的对日政策提供了实地参考。俄国人登岛不仅弄清了从堪察加经千岛群岛到达日本的大致海路距离，而且与日本人首次进行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日本商品的多样性证实其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反映出日本对外封闭政策的部分缘由。因此，俄国制定出与日本和平友好的通商政策，期望以先期贸易促进后期征服，这正是早期帝国扩张的一种手段。

什潘贝格在回程途中仔细考察了南千岛，他在1739年11月19日给海军部报告中有详细记载，“7月3日到达北纬44°24′与日本毗邻的岛屿，我们给它们取名，一个叫费咕隆岛(Фигурный)，另一个叫三姐妹岛（Трёх Сестр），第三个叫齐德隆岛（Цыдронной）”。44°24′这个纬度与国后岛北部相符合，埃尔特在回忆录里也有记录，“这一天‘大列茨克’号于国后岛掉队”。费咕隆岛因其蜿蜒曲折的海岸线而得名，为色丹岛特有。三姐妹岛和齐德隆岛呈现的则是齿舞群岛的形状。

7月4～6日，为描绘海湾与河流，军需官阿·卡尔图诺夫、海员玛·彼得罗夫和四个划手、两个阿伊努翻译登岸上岛，大尉扎·德罗沃谢科夫采集植物，试金师斯·卡捷波尔则“寻找金属和矿物”。什潘贝格写道，“这个地方周围都相当平坦，也有人存在，有森林、清流、野兽、鱼和许多浆果。如果有命令的话，那么就希望能把陛下那上帝一般的仁爱和福祉播洒到这片大大小小的岛屿，从43°跨到46°的区域。至于从46°到最后一个岛的区域，毫无悬念，很快便能受到福泽。”从43°跨到46°正好是从齿舞群岛到择捉岛的区域，包括齿舞群岛、色丹岛、国后岛、择捉岛四岛，也是俄日领土争端中的“北方四岛”。“希望陛下把仁爱和福祉”洒到“从43°跨到46°的区域”，说明这一片土地还未有人占领，俄国可以去抢先占领。“至于从46°到最后一个岛，毫无悬念，很快便能受到福泽”意味着择捉岛以北的岛屿俄国已然胜券在握，比43°至46°区域内的岛屿更加容易占领。因为俄国在自北往南的沿途探险中对北部与中部千岛征收实物税并已将当地人纳入俄国国籍，相当于已经宣誓主权、据为己有。这个探险报告体现出俄国对46°以南和以北两部分岛屿的不同认知，直接影响到俄国的岛屿对策。前者需要播洒福祉才能得到，而后者是“毫无悬念”，这深远作用于一个世纪之后《俄日下田条约》（1855年）中的岛屿划分条款：择捉岛以北属俄国，择捉岛以南属日本。以此为原点，伴随俄日关系走向而产生延续至今的俄日岛屿争端，俄帝国边疆的管辖始终绕不开这个“死结”。从地理认知、地缘考量演变为帝国外交难题，探险不可不说是事件的肇始。

（三）殖民美洲的开端：发现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位于美洲西北端，隔白令海峡与亚洲东北端的堪察加半岛遥相对望。阿拉斯加是探险队在太平洋上发现的另一片“自由空间”，是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没有涉足过的新大陆，而俄帝国“抢先”成为世界最后一个地理之谜的解惑者。阿拉斯加几乎是最后一块被欧洲绘入地图的地方，探险队让这份“荣耀”最终归属俄国。之后，俄国加紧对美洲渗透，建立“罗斯殖民地”。阿拉斯加随之成为俄属美洲基地。

1739年秋，白令指挥“圣彼得”号，副指挥官是瓦克塞尔上尉，船长是索夫农·西罗托夫。船员包括著名博物学家与外科医生斯特勒、法国地理学家约瑟夫·尼古拉斯·德利尔。斯特勒的技术和知识“能够定位并辨别金属和矿物”，德利尔的北太平洋海图导航到美洲。他的海图显示，有些大岛“尚未被任何欧洲强国主张为领土”。船上储备大约六个月食品、十四门加农炮、若干炮弹和火药。另一艘“圣保罗”号由阿列克谢·奇里科夫指挥。两队同时从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出发，几乎同时发现美洲。

1741年6月20日，两艘船走散。“圣彼得”号朝东北航行，6月底，斯特勒根据动植物和洋流判断，“附近是有陆地的”。

7月16日，能见度极佳。58°14′附近，探险队看到一座巨大山峰，遂命名为“圣埃利亚斯山”。发现“伟大土地”美洲是大北方探险的巅峰，是帝国探险事业的顶点。这个高光时刻让彼得大帝终于梦想成真。

7月20日，西罗托夫在温厄姆岛上发现一个木制夏季棚屋，里面有木篮、铲子和用于打制器具的石头。他将礼物留给土著人，包括布匹、铁壶、刀、玻璃珠、铁制烟管和烟叶。这么做一是以物易物，二是向土著人示好。依据欧洲人与土著人早期接触的经验来看，铁制品如铁壶和小刀之类的礼物都极其珍贵。为了主张对新大陆的主权，精确的地图以及新土地上的研究资料是比发现本身更有用的“政治武器”，于是白令派斯特勒上岸。斯特勒的佣人列皮奥欣打下一只冠蓝鸦，“仅凭这只鸟就足以证明，我们真的是在美洲”。

8月2日，船队行至科迪亚克岛西南方的圣史蒂芬岛，发现大量海兽，有港海豹、海狗、海獭等。这片生机盎然的“动物乐园”在帝国贪欲下迅速变成了“皮毛王国”。

9月5日，探险队在返回途中第一次遇见美洲印第安人，双方互换礼物。涌浪开始出现时，登陆的俄国人想返回“圣彼得”号,但九个美洲人挽住堪察加翻译的胳膊不让走。瓦克塞尔下令朝天开枪，美洲人“吓坏了，松开手趴在地上，好像被雷电击中”。这是俄国人首次向美洲土著人展示火药威力，预示着俄国将使用武力征服阿拉斯加。

1742年8月26日，探险队回到堪察加，翌年被解散。

探险队探明道路，殖民者接踵而来。美洲阿拉斯加的发现，不仅开辟出一条通向新大陆的航线，而且引来一群贪婪的侵略者，将帝国链条一路拉伸到美洲。“梦想中的财富躺在那里等待掠夺”，商人、猎人纷至沓来，大肆掠夺皮毛、石油、黄金、鲑鱼、鲸油等资源，残酷迫害印第安人。在美洲廉价获取的海兽皮，到堪察加卖价为20卢布，俄中边贸中则高达100卢布。对资源的贪欲将俄帝国的触角牵引到美洲太平洋，为统治美洲打下了经济和政治基础。

三 “大北方探险”的帝国涵义

探险与帝国扩张有着密切的辩证关系，俄国“大北方探险”是二者关系的极致缩影。“大北方探险”极大拓展了帝国的地理范围，缩短了新旧世界的政治距离，使俄国成为地跨亚欧美三洲的世界性大帝国。从此，俄国沿着“大北方探险”开拓的帝国之路加速前进，成为与欧美强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有力竞争者。“大北方探险”显示出帝国扩张的几乎所有要素，这可看作探险作用于帝国的主要进路。

首先，贸易与征服的交织运用是帝国扩张的惯用手段。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贸易与征服始终相伴相生，互为手段和目的，征服与致富的诱惑维持着帝国的运转。从荷兰最先建立起“账目与武力”的帝国起，欧洲普遍认识到，保证和平贸易是与被征服对象保持有利可图的利益关系的良好办法。以物易物是早期贸易形态，适用于与夷人、狄人、陌生邻人的交往中，探险队是除边民以外以物易物交易的先行者群体。对西伯利亚土著、日本人、美洲印第安人均是以贸易先行，企图辅以怀柔、归化而行征服之实。“他们绝没想到，一个万里之遥的帝国会对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提出政治主张”。对还不甚了解的蛮荒和异域之地，贸易是武力不能明显奏效时使用的更加灵活、机动的“帝国诡计”。

其次，地图的绘制与保密是帝国为尽快锁定目标、保证国家安全的必需手段。地图是探险的先导，通过探险绘制的具备更准确信息、浸染更多地缘考量的地图是帝国的秘密武器。地图拥有国会率先描绘出一个地方，取一个欧洲名字来宣示主权。掌握着通往富饶新大陆的最精确的安全航图的国家必定统辖这片大陆。大北方探险队共编制62幅地图，通往日本的千岛群岛岛链首次被俄国描绘在地图上，这是当时其他国家难以到达且几乎未开发的地区的唯一正确图像，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俄国政府视为机密。

第三，探险中的知识生产帮助帝国提升权力威望，科学代替宗教被逐渐运用到探险中。“大北方探险”总共有数千名不同专业的人参加主要和辅助工作，超过550人直接从事科学研究，被称为“移动的微型科学院”。探险收集到民族志、水文、天文、地质、气候、动植物等包罗万象的资料，这在任何古代文献中都是找不到的。未知自然通过探险队的文字和图像记载、动植物命名等方法被塑造成帝国资源。探险队将无序的自然资源纳入到有序的帝国轨道中，借由科学来驾驭“空白之地”以提高帝国声誉。被斯特勒佣人打下的蓝冠鸦被命名为“斯特勒蓝鸦”，被发现的海牛被命名为“斯特勒海牛”，以纪念其首次被发现并被记录，以彰显俄帝国的发现之功和划定的主权范围。

第四，探险队带动的移民潮创造帝国在新大陆的社会基础，人口增加基础上的帝国管辖更有效能。探险队在近乎空城的鄂霍次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修筑各式建筑物，有商店、仓库、军营、澡堂、教堂、学校、邮局、监狱等，把边疆不毛之地建成热闹、宜居的城市。至1762年，35万名男性农民在此定居，1811年超过60万。西伯利亚开始形成一个地方文明社会。“边缘之地”的勃兴有利于帝国对边疆的管控，因为探险队“在一个广阔的新世界和一个甚至更大的边疆地区”为俄帝国宣示主权。

“大北方探险”通过贸易与征服、地图的绘制与保密、科学知识的生产、移民迁徙四种主要进路作用于俄帝国，对帝国政治施加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俄国摆脱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困境，增加了殖民竞赛筹码，在国际竞争中凸显优势。可以说，探险队是以考察为掩护的殖民先遣队，探险队完成基本的治理任务是为俄国进一步的殖民活动作准备。

（一）增强欧亚大陆一体化

乌拉尔山脉不仅是欧洲与亚洲的地理界线，也是俄帝国表征性极强的政治界限。探险队需要翻越乌拉尔山脉，横穿整个西伯利亚大陆。西伯利亚面积为1 550万平方千米，是欧洲大陆的1.5倍，但在16世纪以前从未作为独立政治体存在，更没有独立身份。伊凡四世治下西伯利亚成为俄国“没有屋顶的大监狱”，帝国政府“把社会和政治混乱统统关进大陆监狱”，清除旧世界（欧俄）不受欢迎之人的同时，自然要在新世界（亚俄）建立帝国权威。探险即是彰显帝国权威的一种特殊方式，既顺应帝国管理需要，又达到了客观效果。

随着道路慢慢增多，路况逐渐改善，西伯利亚与欧俄部分之间缩短的不仅是地理距离，更是政治距离。到18世纪末，沙皇信使从圣彼得堡出发，在四个半月内骑行一万公里到达鄂霍次克，骑行三个月到达雅库茨克，骑行两个半月到达涅尔琴斯克。这就证明，冬宫指令在五个月内能到达西伯利亚各级官员手中。可以说，9 000人规模的探险队来到西伯利亚相当于最具颠覆性的一次大迁徙，预示着帝国将加强对该地区的管理。探险使俄帝国权威扩及西伯利亚，使帝国在兼并新民族时仍维持差异和等级制度。作为一个宏大的政治实体，俄帝国在奉行领土扩张主义时，以探险这个途径将异域的人们统合起来，强迫式吸纳他们进入帝国政体，维持与欧洲大陆不同的差异性和等级关系。探险队到达的地方，差异性和等级关系被明确化，帝国更容易“自觉”维持所征服和所合并领土的多样性。在从征服西伯利亚到统治的过程中，探险帮助帝国管束不同人群，“和谐”地将民众整合于维持着差异的政体之中，这种差异政治理念及其实践是帝国克服遥远的地理障碍、维系长期存续的要领之一。与欧俄部分存在差异的西伯利亚进入俄帝国政体后，造就了统治空间内部欧亚大陆的一体化和同质化，为帝国机制的高速运行培育了丰厚沃土。

（二）促进太平洋世界一体化

如果说17世纪是大西洋欧洲的海洋强国时代，那么18世纪则是太平洋欧洲的海洋强国时代，同时也是帆船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最后一个世纪。18世纪的世界首次成为一个整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北方探险联通了亚太与美太。探险队于1739年发现亚洲的日本，两年之后的1741年发现美洲的阿拉斯加，解开了困扰彼得大帝的地理之谜——亚洲与美洲是否相连。亚洲与美洲虽然在地理上并不相连，但在俄帝国内部却存在政治上的相连，它们所依托的地缘区域就是亚太与美太之间的太平洋海域。在俄国出售阿拉斯加之前，北太平洋可以称为帝国“内海”，俄国通过探险抢先获得的帝国优势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发挥。

“发现日本”为俄帝国建立长久而稳定的太平洋基地打下基础。在未来的日本基地上，俄国既可以与日本做贸易，也可以建立帝国的海军基地。首先，与日本通商有助于巩固俄罗斯对帝国东部边疆的管辖。只要当地贸易量增长起来，东部地区就可以少一些对西部的依赖，不再大量耗费国家财政收入。这与统辖西伯利亚完全一样。其次，在太平洋建立军事基地，俄国不仅拥有了直接面向太平洋的出海口，还扩大了帝国霸权，有助于与西方争夺太平洋制海权。发现日本之后，俄国不间断地继续派出多个探险队南下探险。由于日本“孤立主义”政策和俄国频繁应对欧洲战争，俄日关系一直进展缓慢。尽管如此，1775～1778年与1778～1779年安季平的两次探险让俄帝国基本完成了整个千岛群岛岛链的实地调查，与日本领土只剩下一步之遥。在安季平地图上，第22岛已命名为“松前岛”（北海道）。

俄国向阿拉斯加内陆的推进催生出具有殖民特色的垄断公司——俄美公司于1799年成立。公司将企业与政府责任合为一体，总部设在首都圣彼得堡，标志着俄国在美洲的扩张正式纳入帝国扩张计划。它以阿拉斯加为基地，向西可达日本海和中国黑龙江流域，向南直达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因此，阿拉斯加成为环太平洋毛皮贸易中心。1777～1779年，詹姆斯·库克探险队到达北纬70°，再度激发西欧与新生美国的贸易热忱，英法美探险船接踵而来。毛皮贸易、殖民扩张与国际霸权相结合，北太平洋被拉入西方势力主导下的贸易体系。与18世纪以前亚洲两个主要国家中国和日本牢牢控制东亚贸易相比，从此时起，欧洲国家由外围角色逐渐转变为未来太平洋贸易体系的直接参与者和主导者，欧亚贸易体系演变为跨欧亚美三洲的太平洋贸易体系，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的一部分。黑龙江流域、千岛群岛、松前岛、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等地区成为俄帝国努力获取的目标。1812年俄国建立“罗斯”殖民地，凭借探险获得的优先权在太平洋贸易中发挥出巨大作用，使帝国在这一区域显示出庞大优势。虽然俄美公司在68年后因经营不善而解体、阿拉斯加被出售，但俄帝国在18～19世纪之交扶摇直上的国际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三）深化陆权与海权一体化

探险促进帝国权力的变迁与转移。俄帝国深化了由陆权到海权的一体化，向着陆海权复合的帝国继续迈进。寻找出海口始终是俄帝国的既定目标，“大北方探险”在向东寻找出海口、连通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帝国崛起之路上作出重大贡献。波罗的海是俄国获取的第一个出海口，是俄国从海路进入大西洋的通道，标志着俄国从内陆国家开始走向海陆帝国；日本与阿拉斯加是俄国向东进入太平洋的通道，俄国成为从大西洋联通至太平洋的世界性帝国。

在殖民争霸的国际格局大背景下，探险将“被遗忘”的“边远之地”拉回到帝国视野，塑造成帝国的“边缘之地”，帝国权威伴随空间扩大得到拓展。探险不断将俄帝国边界向东方扩展，政治权威与领土之间相机而动的位移被探险发挥到极致，地缘威力得到激活和释放。自彼得一世启动俄罗斯帝国，源于伊凡四世外向型的隐秘帝国意识开始觉醒，其孕育的帝国主张推动俄国走上崛起之路。19世纪上半期亚历山大一世治下的俄帝国国际地位达到顶峰。回看俄国历史，作为探险“高潮”和“超规格”的“大北方探险”，是俄国利益和目标不断更新和叠加而对帝国地缘战略提出更高更新要求的产物。当新思想和新知识的热浪席卷欧洲大陆的同时，欧洲边缘的俄国遗憾错过时代变革。正是“大北方探险”造就的丰厚遗产，助力俄帝国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大北方探险”成功撬动既有的世界地缘板块，重组俄帝国的社会政治空间，重塑了俄帝国的权力结构，帝国边缘自此向区域性和世界性的国际体系转化。探险与帝国的历史逻辑即在于此。“大北方探险”发掘的势力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俄国建立起庞大的帝国网络，帝国权力从陆地到海洋两个纬度浸透至欧洲、亚洲、美洲，构建起一个世界性帝国。可以说，大北方探险是俄帝国参与欧洲列强争夺世界性权力的结果，探险也同时促进俄帝国体制的自我完善和帝国力量的积累。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3期

历史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