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这是一战（Great War）的第三个年头，也是葡萄牙第一共和国（Primeira República Portuguesa，1910-1926）这个新生政权的第七年。就在这一年的10月13日，葡萄牙中部一座名为法蒂玛（Fátima）的小镇传来大量目击报告，人们声称太阳在天空“舞蹈”，它变幻、移动，散射出奇异的光彩。这一切都与当地三个儿童所做的预言相吻合，据说一个自称为玛利亚的女人会在每月的十三日与他们相见，人们相信这个女人就是《新约圣经》中所描述的圣母玛利亚（Maria），而那些异象就是她显灵的证据，后人称此事件为“法蒂玛显灵”（Aparições de Fátima）。事件发生后，当地主教旋即展开调查，而后葡萄牙天主教会与教宗本人分别于1930年和1951年承认了这是一桩真实存在的“神迹”（Miracle），它的真实性也得到了独裁者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1970）领导的新国家政权（Estado Novo，1933-1974）的支持。一个世纪过去了，法蒂玛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天主教圣地之一。就在2023年的8月，这座人口不过一万的小镇作为世界青年节（World Youth Day）的会场之一接待了现任教宗方济各（Papa Francisco）以及成千上万的朝圣者。

法蒂玛事件如此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葡萄牙乃至整个天主教世界，但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一个科学进步、理性至上的年代，在一个刚刚完成革命的欧洲帝国腹地，一场中世纪式的奇迹如何在现代成为现实？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希望透过法蒂玛事件探讨二十世纪初葡萄牙的政治、宗教以及现代化等问题。

葡萄牙的天主教传统与圣母信仰

葡萄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据2021年统计数据，百分之八十点二的葡萄牙人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紧随其后的第二大宗教为新教，仅占百分之二点一三。从历史上看，自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便在这片土地流行起来，而后以西哥特人（Visigoths）为代表的诸日耳曼部族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其统治者也相继改信。公元711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入侵并几乎占领半岛全境，北部山区中残存的基督教势力开始长达七个多世纪的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718-1492），持久的冲突反复强化身份认同中的宗教元素，它凝聚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成为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葡萄牙王国即是如此。开国国王阿方索一世（Afonso Henriques，?-1185）自1139年称王伊始就寻求罗马教皇的支持；1147年，十字军直接参与了里斯本攻城战，而后以圣殿骑士团为代表的武装修会进驻葡萄牙，继续与穆斯林作战。哪怕在宗教改革时代，葡萄牙王国也是罗马天主教会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它资助耶稣会的海外传教事业，也设立宗教裁判所，今天，历史学者们普遍认为天主教信仰是葡萄牙走向海外扩张的驱动力之一，可见天主教在葡萄牙影响之深厚。

英国历史学家谟区查（Charles R. Boxer）在论及葡萄牙民族精神时提到过两个词，一个是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另一个就是塞巴斯蒂安主义（Sebastianism）。前者出自《旧约圣经》，弥赛亚（Moshiahch）是希伯来词语，后转译为希腊语的“基督”（Christos），是救世主的意思。弥赛亚主义概括来讲，就是相信未来将有一名救世主带领以色列人摆脱苦难。塞巴斯蒂安主义则始于葡萄牙民间一个广为流传的神话。塞巴斯蒂安（Sebastião，1554-1578）是若昂三世国王（João III，1502-1557）的孙子，阿维斯王朝（Dinastia de Avis，1385-1580）当时仅存的直系王位继承人。塞巴斯蒂安于1568年亲政，然后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于1574年与1578年两次远征北非，以应对奥斯曼帝国在北非日益增长的影响力。1578年8月4日，葡军在摩洛哥北部一个名为凯比尔（Alcácer-Quibir）的城镇附近惨败，塞巴斯蒂安失踪，直接导致王国后继无人。两年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II de España，1527-1598）趁势而入，篡夺了葡萄牙王位。自此，民间开始流传塞巴斯蒂安国王有朝一日将会回到葡萄牙并率领国家走向独立。因此塞巴斯蒂安主义更像是葡萄牙版的弥赛亚预言。

这两个故事描述的都是全能的人物如何把民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反映出在一个国家能力微弱的时代，人们只得寄希望于超自然力量以满足其对生命安全与个人福祉的需要。塞巴斯蒂安主义的不同点在于它将弥赛亚主义与葡萄牙本位意识结合，其中暗含拒斥外来统治者的政治能量，也许可以被视为民族主义的萌芽。在葡萄牙这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类似的神话层出不穷，法蒂玛事件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例。据既存一手材料与教会肯定的说法，1917年5月13日到10月13日期间，三个孩子见证了圣母玛利亚在法蒂玛的六次现身。它与弥赛亚预言或塞巴斯蒂安主义类似，只不过主角从救世主和国王换成了圣母玛利亚。

在《新约圣经》中，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为了解释耶稣的神性地位，基督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主流观点认为玛利亚的怀孕是圣灵力量在她身体上的显现，即所谓“圣灵感孕”。“三位一体”的教义中，圣灵是上帝三个位格中的一个，它与圣子耶稣和圣父本质上同为上帝。以处女之身诞下圣子的玛利亚因而没有染上原罪，并同时作为圣母与信徒受到崇拜，随着时间推移，圣母崇拜本身也自成体系。需要注意的是，神学家与民间对于玛利亚的定义与想象并不相同，即便对作为释经人的神学家来说，不同时期、不同宗派的观点也各不相同。玛利亚在最初几个世纪里的神学讨论中，更多是以人的一面被尊崇，如神学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所说“信徒玛利亚远胜于神母玛利亚”。但在基督教盛行于民间以后，玛利亚逐渐被神格化，对最普通的信徒来说，玛利亚可能就是一个神祇，而圣母流行的原因之一也恰恰在于她人性的那一面，作为女性与母亲，玛利亚对于同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和底层百姓来说可能更具亲和力。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孩子们看到的是作为母亲的玛利亚，因为在家庭领域中母亲的劳动和陪伴总是多于父亲。

最后，法蒂玛事件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显灵”。葡萄牙语中把圣母的显现称为“Aparição”，该名词源于拉丁语动词“apparere”，有出现、显现的意思，英语的“appear”即出自此词。我将该词译为显灵，以强调其中的超自然性。广义的显灵不只意味着鬼神将自己的形象展示出来，也包括各种使人感受到其存在的行为或现象，这在几乎所有的民间信仰中都可以看到。在天主教中，圣母的显现作为圣母信仰体系的一部分得到了教会的承认，不过也并非所有的显灵事件都能够被承认。如同一个官僚机构那样，教会将对目击报告层层审核，判断神迹的真伪，然后再将它们归纳、分类和记录在案。据统计，自公元40年起，有记录的两千多起目击报告中仅有十六起完全得到了梵蒂冈的承认，反直觉的是，其中的大多数发生于1830年到1933年之间，恰恰是宗教遭到从科学到政治全面挑战的时期。这些显灵多发生于乡村之中，正如被抛下的信仰一样，农村人口也被腾飞的工业时代甩在身后。

国家的命运也是如此。葡萄牙崛起于中世纪，并一度成为全球性的海洋帝国，那时也正是天主教最盛的时刻，来自殖民地的财富化作宏伟的教堂，传教士踏遍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时间来到二十世纪初，昔日强大的帝国只剩下入不敷出的非洲殖民地与几块亚洲的飞地，精英们将国运的衰弱归咎于君主与教会，他们热切地想要让葡萄牙改头换面。但法蒂玛发生的一切会让城市的精英们意识到，这片土地远比想象的要笨重，改变于大多数人而言更是一种奢侈的特权。

法蒂玛与葡萄牙第一共和国

法蒂玛是位于葡萄牙中部的一座小镇，距离首都里斯本一百二十多公里，与西部沿海城镇纳扎雷（Nazaré）相隔约三十公里，据2021年的统计数据，有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二人居住在这座城市。从地理上看，东西走向的埃尔山脉（Serra de Aire）横贯在法蒂玛通往南方的道路上，往西或往北要更平坦一些，1917年以及之前的人们只能通过山间的土路前往别的城镇。法蒂玛有着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天干燥，冬季多雨，来自海洋的水汽在山脉的阻挡下容易凝结成雾，因此秋冬总是更加潮湿。这样的气候适合耕作。

一百年前，这座小镇的多数人口正是依靠农业过活。根据杰弗里·本内特（Jeffrey S. Bennett）的研究，在1917年，作为行政区划的法蒂玛堂区由法蒂玛镇及其周边二十个村落构成，总计约两千五百人。当地人口主要散布在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如小麦、玉米、橄榄）和畜牧业的小型聚落中，以小农形态为主，几乎看不到机械化农具。根据经济史学者佩雷拉的一份研究显示，1911年葡萄牙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总数（约五百九十六万）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七，农村人口更是占比约百分之八十，仅百分之二十的城镇人口中又有一半以上生活在里斯本与波尔图，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而根据伊冯·斯托尔兹（Yvonne Stolz）等学者的另一项报告指出，在1910年代葡萄牙的生活水平仅为西欧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绝大多数人仍过着传统的生活，海外流入的财富也未曾进入农民的腰包。

帝国在相继失去对亚洲贸易的垄断地位与经营三个世纪之久的巴西后，财政收入几乎完全依赖以农业为主的本土，这使得葡萄牙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越来越依附于传统盟友英国。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葡萄牙精英们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开始尝试各种改革方案，试图通过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追赶其他欧洲列强的脚步。1910年，在保守派与进步派近一个世纪的较量后，一场由共和党人领导的军人哗变结束了布拉干萨王朝（Dinastia de Bragança，1640-1910）近三百年的统治。在市民的欢呼声中，第一共和国（Primeira República Portuguesa，1910-1926）诞生。这个新生政权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保守派展开清算，教会则首当其冲。

让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法蒂玛。前文提到了“法蒂玛堂区”这一说法，其中“堂区”（Freguesia）是葡萄牙现代行政区划概念，它源自教会为管理教众而设立的基层单位，一般一个堂区以一座教堂为中心，并配有相应的神职人员。中世纪以来，教会一直承担着在今天看来是政府所应负责的部分职能，例如救济、医疗乃至教育等。而在君主制倒台的近代，教会及其代表的传统价值观被视为国家衰弱的症结之一。从1890年代起，共和党人就积极炮制神职人员丑闻，频频引发对于教会的暴力抗议。共和国建立第二年，即1911年，临时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出台了《政教分离法》（Lei da Separação do Estado das Igrejas），推进国家政权的世俗化，施行包括取缔天主教结社、教会财产充公、限制宗教仪式等各类严酷举措。

比起城市反教权运动的轰轰烈烈，在法蒂玛这样的内陆农业地区，教会本身的存在都略显单薄。根据1920年的一项人口普查报告，法蒂玛堂区仅有一名常驻牧师负责照管当地两千多人的精神世界，其中仅有百分之十三的男性和百分之八的女性识字，而同时期全国（七岁以上国民）平均识字率为百分之三十四。比起城镇人口，法蒂玛的民众可能很难被动员起来反对教会，即便如此，第一共和国时期仍有上千名包括教士在内的保守派人士遭到逮捕或驱逐，雅各宾式的恐怖氛围笼罩在葡萄牙上空。

从1910年建立到1926年被军人推翻，葡萄牙第一共和国十六年的短暂生命中有过七届议会、八位总统。同许多国家一样，在制度转型的初期，葡萄牙各政党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缺乏建设性的对话和磋商，难以组建起稳定的执政团体。建立于1876年的葡萄牙共和党在领导革命成功后迅速分裂成三个政党，与此同时保皇派谋求复辟，发动了几次不大成功的起义。及至1914年，在葡萄牙还苦于国内的政治分歧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没有立即参战的葡萄牙再次陷入争执。

其中脱胎于前共和党的民主党与演进党倾向于参战，但包括军方和保守派在内的反对声音始终阻碍着葡萄牙直接加入战局。最终，是英国将这个虚弱的国家推向战争。1915年末，在无限制潜艇战导致英国运力不足的背景下，伦敦方面要求葡萄牙扣留所有同盟国船只并交予英国处置，作为回应，德国在1916年3月9日正式对葡宣战。后据葡萄牙军事历史档案馆（Arquivo Histórico Militar）统计，至少有六千两百三十二名葡萄牙人在欧洲与非洲战场阵亡，这场战争也使国家债台高筑，为葡萄牙最后也是最有权势的一位独裁者——萨拉查的崛起埋下伏笔。这位独裁者也将在我们的故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是1917年的葡萄牙人尚不能预见的。

至此，我们回顾了葡萄牙帝国在二十世纪初所遭遇的重重困境，但它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短短几年里，法蒂玛的居民和其他葡萄牙人一样见证了如此之多的巨变，君主被推翻，教会被镇压，但应许的繁荣与和平却并未到来。如果说城市的精英们兴奋地在现代化的愿景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那么生活在城市之外的农业人口就是被迫卷入一场陌生的游戏，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后者缺乏应对的资源、经验和想象力，而比起大众的生存境遇，里斯本的官僚们更在乎的是如何保住自身的政治地位。于是在1917年，《政教分离法》颁布后的第六年，一个古老的形象回应了那些未被理睬的焦虑——人们说圣母玛利亚在法蒂玛显灵了。

法蒂玛事件始末

1917年5月13日，在法蒂玛西南部一个叫Cova da Iria的牧场里，十岁的女孩露西亚（Lucia Santos，1907-2005）和她的堂弟弗朗西斯科（Francisco Marto，1908-1919）、堂妹加辛塔（Jacinta de Jesus Marto，1910-1920）见识到了奇异的一幕。几道闪电掠过天空，只见一个硕大的光球落在栎树（azinheira）上，光球中站着一位如太阳般散发光芒、身着白衣的女人。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

女人：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

露西亚：你来自哪里？

女人：我来自天堂。

露西亚：你找我做什么？

女人：我希望你连续六个月在同一时间的十三号当天来到这里。这之后，我就会告诉你我是谁以及我想要什么。以后我还会再来一次，那就是第七次……请你每天诵读《玫瑰经》，为了世界和平，也为了停止战争。

以上的文字记录了圣母第一次显灵的情景，全部出自露西亚本人的回忆。今天，教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期间整理和出版的一系列资料，以及露西亚在1935年到1941年间写作的回忆录是了解法蒂玛事件的主要文献。此外，摄影技术与新闻媒体还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图像资料。但总体而言，由于事件的突发性以及当地的低识字率，文字记录可以说相当匮乏，而后萨拉查政权积极肯定了法蒂玛显灵的真实性，因此与之相关的内容也遭到审查，进一步限制了材料的留存。对法蒂玛事件的研究在1974年葡萄牙实现民主转型之后才活跃起来。

在继续法蒂玛的故事前，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作为记忆的“法蒂玛显灵”具有一种公共性。媒体、教会、国家、学术界以及露西亚本人都留下了他们对于这一事件的描述和看法，它和历史上所有被记录的“事件”一样曾经被也将继续被现实的多重力量塑造。本文对该事件的概述主要参考了露西亚的回忆录和美国学者杰弗里·本内特的专著《当太阳起舞》（When the Sun Danced）。

现在让我们回到1917年5月13日。据弗朗西斯科和加辛塔的父母说，两个孩子在吃晚饭的时候把这个奇遇告诉了他们。可能他们的叙述过于绘声绘色，父亲竟认为这件事可能是真的，第二天消息就传遍了村子。露西亚则守口如瓶，她的父母从别人口中得知这件事后一致认为是小孩子的胡言乱语，尤其是母亲，对露西亚的“谎言”大为光火。

露西亚的母亲玛利亚（Maria Ferreira Rosa，1869-？）是当地少数能够识字的女性，而露西亚一家也算得上是阿尔茹实特雷尔村（Aljustrel）——这个法蒂玛最普通不过的一个小村庄中较富裕的家庭。露西亚的父亲安东（António Santos）从桑托斯家族继承了很大一片土地，但仍以农活和买卖农产品为生。而安东与他的姐姐都与同样富裕的费雷拉罗萨家族——也就是玛利亚的娘家结为姻亲，进一步整合了两个家族的财富。安东姐姐的前夫曾在莫桑比克大赚一笔，但回国后没几年就去世了，因而留下不少财产。

和许多乡绅一样，露西亚的父母也很虔诚。母亲玛利亚会在夜晚向她的孩子们讲述《圣经》中的故事，也对村里的年轻人开设一些与天主教教义相关的课程。露西亚的家庭也以乐善好施闻名，经常收留和接济穷人。因此只有十岁的露西亚从小耳濡目染，对于宗教故事已经十分熟稔，玛利亚还要求露西亚背诵玫瑰经，所以前文对话中出现的宗教元素都是露西亚早已知道的知识。从中可以看出玛利亚是一名相当体面且严格的母亲，作为六个孩子（五位女孩，一位男孩）中最小的一个，玛利亚的童年既得到了严厉的管教也有家人的照料，但桑托斯家还没有富裕到能够供每一个孩子去上学，尤其是女儿。

桑托斯家的日子在进入1910年代后变得越来越难过。尤其是1916年，村里新上任的神父更加保守以至于认为跳舞是一种罪过，于是限制了村子里的娱乐活动，这引起村民对于教会的不满。露西亚的父亲也因生意上的失败而变得消沉，桑托斯家的经济情况急转直下。在1916年底，生活的变故摧垮了母亲玛利亚的身体，她生了一场大病，而露西亚唯一的哥哥也极有可能被征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露西亚回忆当时母亲曾抱怨革命是城里有钱人发明的一场骗局，他们破坏了教堂还禁止人们去祷告，而现在他们又要让她的儿子去打仗送死。“上帝救救我们！”玛利亚不止一次在孩子们面前哭喊道。

但母亲不相信露西亚“编”出的故事，村子里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露西亚为了吸引关注而撒的谎，但露西亚不曾松口。5月27日，当地的神父与露西亚有过一些交谈，在桑托斯一家看来，事情也差不多该到此为止了，直到一个月后。

6月13日，将近五十个来自其他村子的外地人亲自来见证露西亚与圣母的交谈。即便除了露西亚以外无人看见圣母现身，在目睹露西亚异常自然的对话后，在场的人大多相信圣母真的显灵了。在这次显灵后，露西亚要求母亲送她上学，理由是圣母希望她学会阅读。面对女儿过分的要求，不愿失去任何劳力的玛利亚请神父去揭穿露西亚的故事。在又一次的盘问无果后，神父改变了策略，他恐吓露西亚说这可能是魔鬼设下的圈套。

尽管露西亚非常害怕，但在7月13日当天，她还是决定前往那棵栎树。等到那里时，露西亚发现有近两千人围在栎树周围，他们慕名而来，树前甚至搭起一个简易的圣坛，摆满了鲜花。他们大多数是农民，也有一小部分衣着光鲜的绅士。这次交谈结束后，面对蜂拥而至的人群，露西亚宣布圣母已经为她揭示了一个秘密，但不准她声张，所谓的“秘密”在后来衍生出各种阴谋论，流传甚广。法蒂玛有圣母显灵的消息在这些见证者的口口相传下也传遍全国，媒体开始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其中天主教报刊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而亲共和派媒体认为这是教会势力别有用心的阴谋。

接踵而至的朝圣者、记者和神职人员扰乱了桑托斯家的日常生活，露西亚的家人们不堪忍受，父亲安东请求地方当局介入，希望让这场闹剧彻底结束。当时行政上管辖阿尔茹实特雷尔村的是奥伦（Ourém）的市政厅，时任市行政官亚图尔（Artur de Oliveira Santos）是反教权的坚定支持者，他要求三个孩子说出所谓的“秘密”并再也不去牧场与圣母“会面”。

8月13日当局将露西亚送到管理法蒂玛堂区的司铎面前，让她承认自己在说谎，但露西亚再次拒绝，于是亚图尔限制了露西亚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约六千人不安地等待着迟迟未到的露西亚，直到有人得到消息，露西亚被市行政官“绑架”了，愤怒的人群一度发生了骚动。十岁的露西亚则在8月15日当天被关进监狱，不过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共和派媒体将亚图尔塑造为反迷信、反教权的英雄，而当地的村民因政府的粗暴干预更多地转而支持露西亚。

9月13日，据《新闻日报》（Diário de Noticias）称，约两万人参与了第五次显灵。在二十年后的一次采访中，露西亚透露在第五次显灵时，圣母答应她将在10月13日向所有人展示奇迹。前所未有的规模将露西亚和桑托斯一家推向风口浪尖，里斯本宗主教区也终于决定介入调查。愈演愈烈的风波将这个家庭原先的生活连根拔起，玛利亚的健康状况一落千丈，医生说她可能时日无多了。

终于，时间来到了10月13日，那是一个雨天。三个孩子在父母的陪同下前往赴约地，早在前一天他们的家就被朝圣者挤得水泄不通，而在现场，据说人数已经超过了七万人，他们热切地注视着露西亚，口中念诵经文。据后来的采访，露西亚表示她们曾收到恐吓，威胁者声称要使用炸弹袭击现场。等到雨渐渐停止，露西亚让人群放下雨伞，并宣告圣母的降临。与历次相同，没有人能够看见圣母的真身，降临与离去都依赖露西亚宣布。她对人群说，圣母已经告诉她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士兵们很快就会回家，她还告诫所有人祈求上帝的赦免。紧接着，据目击者称，露西亚突然对人群大喊了一句：“快看太阳！”

里斯本最大的报社《世纪报》（O Seculo）对当时的情景做了如下描述：

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下——他们的态度令人回想起圣经时代，满怀敬畏，赤着头，凝视着蔚蓝的天空——太阳在颤动，并突然地位移，前所未有地超出了所有宇宙定律——按照乡下人那经典的说法，太阳“起舞”了……

后来有科学家尝试用集体幻觉或气象景观来解释当时的“太阳奇迹”（Milagre do Sol），但无论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法蒂玛显灵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轰动。主张世俗化的共和派政府对此深感不安，便依托报业指责法蒂玛事件为教会的阴谋。10月23日，一群反教权人士砍掉了那棵栎树并在城市中供人展览，这激起国内强烈的批评，论战一触即发。就在精英们唇枪舌剑之际，普通人似乎找到了新的慰藉，自10月13日后前往法蒂玛的人络绎不绝，他们沉默地带着各自的郁结来寻求救赎。而对于被镇压多年的反对派来说，法蒂玛事件就像一个出口，使人们公开表达对传统信仰的支持，它也使执政党在舆论上陷于不利地位。

1917年12月5日，一场由极右派政治家西多尼奥（Sidónio Pais，1872-1918）领导的政变爆发，媒体把这一事件比作“雅各宾派遇上了热月政变”，西多尼奥则被塑造为蒙受圣母祝福的“弥赛亚”。民族主义与天主教传统的结合将塑造葡萄牙未来半个多世纪的国家面貌，法蒂玛事件将是这场新浪潮的一面战旗。

教会与国家的反应

法蒂玛事件发生后一代人的时间里，葡萄牙的政治与文化转向全面保守。作为1910年革命成果的民主体制最终在1926年军人政变中被破坏殆尽，文化上崇尚传统天主教价值观、政治上反对议会民主的右派开始掌权。而彻底结束葡萄牙动荡时代的萨拉查正是在二十年代末登上历史舞台，并于1932年到1968年期间担任葡萄牙总理，实行独裁统治，在意识形态上接近法西斯主义，1933年到1974年的葡萄牙政权也被称为“新国家”（Estado Novo）。而恰恰就是在这一时期，曾被共和派口诛笔伐的法蒂玛事件分别为教会与国家所承认乃至推崇，但其中的过程究竟如何？

首先来看教会方面。上文提到早在消息刚刚传播的时候，法蒂玛堂区就已经对露西亚展开了调查，出于政府当时采取的反教权措施，处于基层的司铎抱持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甚至与地方当局合作。但随着“太阳奇迹”在全国范围内的轰动，以及国内政治态势的转变，教会越来越主动地利用起这股在民间兴起的圣母信仰。对于国内的反对势力来说，法蒂玛俨然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象征着对反教权运动及共和派政府的不满，共和派自然也明白这一点。1920年，加辛塔继弗朗西斯科后也染疫去世，法蒂玛堂区决意在5月13日举行一场纪念游行活动，为此，当地市政府部署警力，阻断交通，破坏了这场游行。同年新上任的莱里亚教区主教席尔瓦（José Alves Correia da Silva，1872-1957）是使法蒂玛圣母信仰“转正”的关键人物。

需要注意的是，天主教会有着一套等级分明的科层制组织架构，教宗在梵蒂冈通过教廷管理全世界的天主教事务，地方教会也有一定的自治权，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跨区域组织，其制度十分复杂。今天的葡萄牙设有里斯本、布拉加（Braga）、埃武拉（Évora）三个教省（província eclesiástica），每个教省包括一个总教区（Arquidiocese）和受总教区节制的数个教区（Dioceses）。在葡萄牙，其中本应为总教区的里斯本在历史上被升格为等级更高的宗主教区（Patriarcado）。每个教区又下辖数量不等的堂区（Paróquia），是以一座教堂为中心的基层单位。在教会的体制中，法蒂玛即是一个堂区，它所属的教区即是莱里亚教区（Dioecesis Leiriensis），负责莱里亚的席尔瓦主教属于高级神职人员，其影响力与资源比负责堂区的司铎要大得多，这位曾在反教权运动中惨遭迫害的主教决心要捍卫法蒂玛。

席尔瓦于1921年在法蒂玛购买土地，修建为朝圣者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并在1922年创办了一份名为《法蒂玛之声》（Voz da Fátima）的月刊，将其作为主要的舆论阵地和信息平台。他还将露西亚送往波尔图附近的一座修道院，让她隐姓埋名生活了十数年，席尔瓦自述是为了保护她，无论目的如何，此举的确保证教会控制了当事人以及对整个法蒂玛事件的话语权。但席尔瓦一系列高调的举措引起了共和派的不满。

1922年3月，一群不明人士在夜间用炸弹袭击了法蒂玛的圣母礼拜堂。这引起两个月后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以此为契机，席尔瓦正式向教廷申请对法蒂玛事件的承认。共和派的阻挠没能阻止越来越多的人前往法蒂玛朝圣，和两年前相比形势已完全不同。

在1917年发动政变的西多尼奥提供了一个与议会制民主截然不同的愿景，相当一部分精英在看到1910年革命以来的乱象后认为民主体制是腐败且不稳定的，因此有必要将权力收回，打造一个更加有道德、有纪律的优绩主义政府，这部分精英往往在价值观上更保守，更信任传统的天主教伦理。就整个社会而言，葡萄牙在一战中令人失望的表现引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它与法蒂玛事件后复兴的信仰热潮取代了早已退却的革命热情。1918年7月11日，右翼组织“努诺·阿尔瓦雷什·佩雷拉民族圣战运动”（Cruzada Nacional D. Nuno Álvares Pereira，简称CNAP）成立。该组织以历史上的英雄佩雷拉（1360-1431）命名，他曾在1383年到1385年抵抗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保卫了葡萄牙王国的独立，此外，佩雷拉还虔诚地信仰圣母玛利亚。该形象恰好同时迎合民族主义情绪与法蒂玛事件后流行起来的圣母信仰。CNAP主要由君主派和保守共和派人士组成，他们在维护天主教传统上有强烈共识，并在政治上反对民主制，萨拉查即为该组织的支持者之一。

CNAP成员参与了1926年5月28日的政变，并在1928年与法蒂玛当地教会合作，开展了一场“兼具宗教与爱国主义”的游行。同年，军人总统凯尔莫纳将军（Oscar Carmona，1869-1951）亲临法蒂玛参与圣母显灵的纪念活动。可以说，法蒂玛已经成为这个新生军事独裁政权的精神图腾，此时距离露西亚第一次见证圣母显灵不过十一年而已。1930年10月13日，法蒂玛圣母信仰正式被教会承认，翌年的5月13日，有近一百万人参加法蒂玛的庆典，葡萄牙级别最高的枢机主教塞雷热拉（Manuel Gonçalves Cerejeira）也亲临现场。而后，作为凯尔莫纳将军的继任者，同时也是塞雷热拉在科英布拉大学的挚友与同学，萨拉查继承了右翼独裁体制和亲天主教倾向。

萨拉查本人1889年出生于维塞乌的乡下，家里有一定的地产，但并不富有。他曾在神学院接受教育，于1910年赴科英布拉大学学习法律，最终于1918年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专攻经济政策领域。1928年，萨拉查在卡尔莫纳的邀请下担任财政部长，有效地化解了一战造成的债务危机，以稳健的形象在政坛中脱颖而出，同时因长期掌握财政大权而积累了可观的政治资本。1932年萨拉查担任总理，成为葡萄牙的实际掌权者。

就在萨拉查上台的第二年，葡萄牙通过了新宪法，该宪法与1911年相比更加保守。在第三章谈到“家庭”的第十四条指出，“国家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预防道德的腐败”；第九章“教育、指导与国民文化”中指出国家提供的教育应该基于“该国的传统原则和基督教的教义与伦理”；第十章“国家与天主教会之关系”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保障了宗教自由和结社的权利。可以看到，萨拉查政权在文化上推崇天主教传统价值观，在政治上延续议会共和制架构以及政教分离的原则，通过调和各方利益实行独裁。凭借灵活的政治手腕，萨拉查结束了1910年革命以来的不稳定局面。

一些学者认为法蒂玛圣母信仰是萨拉查政权重要的意识形态支柱，甚至得出“没有法蒂玛显灵就没有萨拉查政权”的结论。显示萨拉查与法蒂玛有直接联系的证据并不多，但当时的舆论倾向于把萨拉查塑造为一个塞巴斯蒂安式的救世主，并把他与法蒂玛显灵联系起来。1939年5月13日，萨拉查政权的官方报纸《早报》（Diario da Manha）中的一篇报道认为，如果法蒂玛显灵没有“重新点燃葡萄牙人的灵魂”，“萨拉查的建设性运动”将不可能发生。1945年，早已成年的露西亚也在写给塞雷热拉的信中说萨拉查是“上帝选中的人”。同年，枢机主教塞雷热拉则在写给萨拉查的信中也这么写道：“你与（法蒂玛的奇迹）紧密相连：当圣母玛利亚正在准备我们的救赎时，你已在上帝的计划中。”1946年，在萨拉查的授意下，里斯本的帝国广场（Praça do Império）上举行了一场法蒂玛圣母的纪念活动，以感激圣母玛利亚的赐福使葡萄牙免于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害。

萨拉查执政时期还出现了一系列将宗教与政治诉求紧密结合的右翼团体，最具代表性的有成立于1933年的葡萄牙天主教行动（Ação Católica Portuguesa），以及成立于1934年的法蒂玛圣母十字军联盟（Pia União dos Cruzados de Nossa Senhora de Fátima），两个团体都将法蒂玛圣母视为精神图腾，并致力于在国内传播天主教，打压共产主义。法蒂玛成为包括这些团体在内的右翼力量集会与活动的舞台。1967年5月13日，国家权力的代表萨拉查与上帝的代言人教宗保罗六世（Papa Paulo VI）在法蒂玛会面，三个孩子的闹剧最终在半个世纪后成为整个天主教世界都瞩目的神迹，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尾声：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2023年8月5日，时任教宗方济各来到法蒂玛市，这里是天主教世界青年节的会场之一，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和任何政要见面。1974年葡萄牙民主转型后，法蒂玛褪去了政治色彩。如今，宏伟的教堂与广场矗立在小镇边缘，可见百年前那场颇具神秘色彩的事件深刻而持久地改变了当地的景观。而在另一侧，轿车、广告牌与麦当劳所构成的画面阻断了那种神秘。尽管设计者努力从视觉上调和教堂与一座现代城镇之间的不协调感，一股莫名的张力始终在两种空间中存在、升腾。作为历史与神话的法蒂玛事件就像一道撕裂现代化想象的豁口，透露出自启蒙运动乃至工业革命以来另一个较少被提及的叙事，那就是“古今之变”中未变的部分，它关于传统，关于信仰，关于城市化以及工业化所尚未抵达的腹地。

哪怕是对于像葡萄牙这样一个掌握广阔殖民地的欧洲帝国来说，它最核心的领土也远未如它所宣称的那样均匀散布着现代文明的灯火。在山野之间，在乡村，乃至城市的边缘和底部，前现代的观念和生产关系坚韧地盘亘着，它与工业文明犬牙交错，甚至在某些地区淹没了它。然而，这些与“科学”“进步”相悖的地方、人或事，并未得到现代社会的青睐，它们中的大多数会被渐渐遗忘。所幸法蒂玛的故事允许我们以另一种视角看待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在主流记忆中那曾是现代化高歌猛进的年代，但在现实里保守、传统与迷信也许才是大部分地区的常态，阻碍现代化的壁垒比想象的还要坚固。

比起原因，法蒂玛事件更像是现代化停滞的后果，进步派精英们未能抓住时机推进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和制度化，从而遭到保守力量的反扑，使葡萄牙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沦为欧洲最欠发达的国家之一。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起在葡萄牙历史上无数次曾发生过的显灵事件，1910年的革命反倒是更像一个偶然了。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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