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犹太人，我只需知道他们地位卑微，人口凋零，且被列国鄙视就足够了。——卡札尔国王这样自言自语道。”（犹大·哈列维《卡札尔人书：为一个被鄙视的宗教而举证辩护》第1卷第4节）

伴随着 80 年代的对外改革开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历史研究》 这本书成为知识人争相热议的话题，其中之文明话语被各方津津乐道着，朝野无不趋之若鹜。 然而，在这片文明自信的大合唱中，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或者说重大缺 陷却被遮蔽了。 

按汤因比对历史的理解，历史似乎只是定居性文明的历史，进入其历史视野的也仅仅是 那些死去的或者残存的所谓文明秩序，而历史上那些曾经活跃在定居性文明秩序边缘地带的游牧性力量似乎仅仅是野蛮的史前史。但历史的真相是，由摩西开启的一神教游牧秩序逐渐 瓦解和取代了多神教的定居性文明秩序，并借助英（其基础是孟德斯鸠所谓的来自日耳曼森林的部落秩序）、美（其基础是摩西开启的带有成文法典性格的一神教游牧秩序）海权的力量，逐渐扩展为新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的隐含意图正是为了肢解历史上定居性的大帝国及其文明秩序。

毫不奇怪的是，这种崭新的游牧性世界秩序很难与汤因比关于历史的理解和定 位相合拍，它奇迹般地从其历史框架中消失了。英国尤其是美国所开创的海权秩序似乎算不上什么高贵的文明秩序，如果不是所谓的“末人”（尼采的断言，同时也是汤因比-斯宾格勒 世界史框架的潜台词）的秩序的话。 中国人有理由对汤因比的这本书感恩戴德，甚至顶礼膜拜，因为它极大地满足了曾经是 中央之国、其后又遭到重创、如今又逐渐崛起的一个文明民族的虚荣心。对于这位来自老牌 殖民帝国的史学家而言，中国似乎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大一统文明秩序，因此可以极为方便 地嵌入其文明史的框架中，甚至扮演世界文明的拯救者的角色。他的历史观使他有理由作如此的期待，即世界的大一统和永久和平寄希望于中国。

汤因比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大一统的文明秩序经历过短暂的崩溃后，又奇迹般地得以重建，如今又美轮美奂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的确是个奇迹，如他所说。然而，这一奇迹的发生究竟是中华文明内部的某种宿命性力量的神秘作用使然，抑或更多得益于一种来自外部的海洋性国际秩序的人为塑造？关于这个问题，汤因比并无进行严肃的讨论。他被中华大一统秩序得以重建的文明表象所迷惑，进而迷惑了更多的人。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行政能力在如此辽阔的疆域里维持一个大一统的文明秩序而不坠，相比之下，西方的政治传统 则更滋滋于由希腊人开启的自由、独立的小共和国传统，不善于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联合，为此而长期处于裂散和软弱无力状态，因而没有能力承担起一统世界的重任。他似乎忘记了，对西方政治传统的这一认知或许仅仅适用于美国建国之前的西方政治史，但联邦制的发明在 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西方人曾经的政治侏儒症，并将其从所谓的小共和国不能扩张的政 治魔咒中解救出来，而且，当今之国际秩序正是此种联邦制在世界范围的运用。他也似乎忘 记了这一事实，即中华文明大一统秩序之所以奇迹般地获得重建，与以英美为首的海权联盟 对亚洲秩序的高瞻远瞩、尤其是对中华文明秩序客观上的战略保护密不可分，这或许才是汤因比所啧啧称奇的中华文明大一统秩序得以奇迹般重建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否则所谓的大 一统的中华文明秩序早已被肢解，并被逐一吸纳和整合进新的国际法主权秩序之中。

为了构建其美轮美奂的文明史大厦，而不使其有任何致命的罅隙和裂痕，他有理由选择遗忘新大陆上发生的西方政治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也有理由无视当年为了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英美海权联盟所达成的重要外交谅解。  然而，在对文明本身的一个至为关键的观察上，汤因比是清醒的，即历史上所有定居性文明秩序似乎必然要经历某种周期性兴亡的循环，因为所有的定居性文明都必将遭遇文明的腐化和溃败这一宿命。当这一宿命必然降临时，那个曾经的大一统文明秩序是否仍然能够有 幸得以重建而不被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法秩序逐一吸纳和整合，热衷于文明论调的人士从来不屑给予严肃思考，听天由命是文明论者最基本的品性。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汤因比也试图 提出文明的罪与罚的问题，意图打破文明周期律那个致命的诅咒。但在其关于历史就是定居 性文明史这一预设和框架中，这种关于文明的罪与罚的问题终究无法予以彻底的厘清和判定，也根本无从解决。但对文明的存续而言，这永远是一个致命的负担。汤因比及其文明叙事似乎象塞壬海妖的歌声，动听，魅惑，但人们似乎很少辨识和理会其中暗藏之杀机。 

基于以上关于文明的种种问题意识，笔者准备以“迦南的负担”为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深入讨论体现在旧约历史叙事中的“文明的负担”问题。为此，对相关问题的探究将置于一 神教的游牧秩序与多神教的定居性文明秩序这一世界史的根本结构和框架之中进行，并借助这一世界史的范式在古希伯来历史上所呈现的无与伦比的张力及其悲剧性的收尾（文明秩序在耶路撒冷的两次崩溃），探讨定居性文明秩序的限度及其罪与罚的问题。

这项研究的时段自旧约中所描述的上帝创世开始，以耶路撒冷的陷落终，即主要体现在圣经旧约中的那些历史篇章。当所罗门王建立的第一神殿最终被巴比伦帝国摧毁，以耶路撒 冷为首都的大卫王朝所建立起来的美轮美奂的民族性文明秩序彻底崩溃，犹太权贵被掳至巴比伦帝国，由此开始了犹太历史上漫长的“俘囚期”的客居生活。正是在此民族性的艰困时 期，他们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随之开始认真反思其王朝的历史、文明的历史及其民族的使命，并逐步整理和编订其民族志，也就是旧约。

在这一民族灾难和大变局的刺激下，由摩西所开创的西奈山游牧秩序和理想重新受到顾念和体认，普世性的世界史视野在经过漫长的定居性文明秩序的蒙蔽之后又重新进入他们的意识之中。但这一反思是折中性的，为了保持其历史 的连续性，或者说为崩溃了的大卫王朝的合法性进行解释性辩护，迦南以上帝应许之地的形 式在摩西成文宪法的序言中被意味深长地保留了下来。这一反思同样具有某种前瞻性，即为了与作为上帝选民的古希伯来人的世界史使命（这一世界史的视野是在民族大溃败的危难之 际由编修犹太国史即旧约的精英人物打开的）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末世目标相呼应，“流着 奶与蜜”的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在摩西成文宪法的序言中始终占据了一个显著的位置。这大大增加了理解迦南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历史上对于迦南的理解也存在着极大的争议。现实中的迦南地处西亚地区各大帝国的结合部，是欧亚非三大洲商贸交通的主要通道和 走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地域在历史上轮番遭受各个帝国强权的争 夺和控制，古埃及帝国、古亚述帝国、古巴比伦帝国、古波斯帝国、古希腊帝国、古罗马帝 国等都曾在这个上帝给予犹太人的应许之地上演逐鹿之战。对以色列人而言，这并非幸事，上帝的这一应许之地使其置身于极为恶劣的地缘环境中，这是一个奇特的应许。

为了应对这 一恶劣的地缘挑战，自扫罗开始，延续至士师阶段的古以色列神权政体即以上帝为王的部落 联盟秩序（与美国建国前的邦联时代相仿）不得不进行剧烈的变革和调整，即开始建立王权， 并借助大卫王朝的力量唤起一种上帝的选民们十分陌生的民族意识，最终建立了一种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定居性文明秩序。而且种种证据表明，大卫王朝呈现出一种埃及化的特征，摩西的出埃及最终以再度埃及化而告终，这是一种可耻的反动和复辟，摩西的事业遭到背叛。

不得不说，这一改制在短时间里取得了世俗层面的极大成功。但其代价是，古希伯来人开始失去上帝选民的例外性特征，上帝的选民开始变得和周边民族一个样子，文明所固有的负担 使得这一王朝式的文明秩序频频遭受内部纷争的撕裂，权贵横行无忌，社会等级森严，贫富差距拉大，阶级压迫严重。尽管如此，由摩西奠定的古以色列游牧秩序并没有消亡，而是强固地潜藏下来，并由那些属于旷野的非武装的先知们得以传承和守护。在王政时期，先知所代表的由摩西创建的游牧秩序与大卫王朝从周边大帝国移植的定居性文明秩序始终存在不 可调和的紧张和斗争，但以色列的王朝政治和文明秩序并不能解决这个两元困境，这一困境 直到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和罗马帝国将其整个民族完全摧毁才得以止息。

伴随着耶路撒冷 神殿和王宫这些定居性文明秩序的象征和符号被罗马帝国毁之一炬，犹太人开始了长达二千 年的大流散时期，摩西成文律法序言中的应许地迦南作为一种强大的民族遗产（不得不说， 这是大卫王朝难以泯灭的功劳）使得迦南问题继续留存并悬置了下来，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 决。直到二千年后以色列国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得以重建，古希伯来秩序中那种游牧和定居的紧张似乎才最终获得化解。值得肯定的是，在现代以色列国的重建中，迦南地这一希伯来约法传统中的古老应许无疑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这一新的迦南地会不会不再是大卫王朝所建立的那种美轮美奂的定居性文明秩序，而是朴素的自由民主共和国呢？

阿提卡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