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史记》的《封禅书》和《孝武本纪》均记载了黄帝“郊雍上帝”的神话。作为中华九州之一的雍州得名在前。其得名源自雍地在西安，而秦都凤翔的雍城取名在后，故“雍”之地名本义首先应指西安。丁山曾引《国语·鲁语》说，远古祭祀主要分为禘、郊、祖、宗、报五种类型，其中焚巫求雨为郊。“郊”字在甲骨文中写作“烄”，“从火从交，象人交足坐于火上之形。焚人以祭神，乃是‘烄’字本义”。这样，黄帝“郊雍上帝”的神话就蕴含着，黄帝在西安黄帝都邑即杨官寨遗址祈雨池不时举行祈雨祭仪，当旱情严重时，甚至焚巫求雨的历史素地。黄帝“郊雍上帝”的神话和杨官寨遗址出土的祈雨池，均是杨官寨遗址系黄帝都邑的证据。

《史记》的《封禅书》和《孝武本纪》均转述了黄帝“郊雍上帝”或“祀雍上帝”的神话。由石兴邦先生任名誉主编，首先识别出西安杨官寨遗址(以下简称“杨址”)即黄帝都邑的《黄帝铸鼎郊雍考辨与赋象——西安古都史新探》一书，其书名就表达着黄帝“郊雍上帝”的记载证明杨址即黄帝都邑之意。本文将进一步探讨黄帝“郊雍上帝”神话的历史素地，以及它记录的杨址作为黄帝都邑的往事。

一、“雍”说

1．“雍”字初义。《广韵》谓“雍”为“雝”之隶变，罗振玉则推而广之，视“雍”字为古“灉”字的简变，并提出古“灉”字系对一种特殊地理景观的模拟，其“三滴水旁”模拟水景，整个字显示其地“外为环流，中斯为圜土矣”，且“古辟雍有囿，鸟之所止，故从隹”。由此出发，他解释古代“辟雍”即在这种妙曼地理景观中开辟出的学习环境。陈邦怀、陈梦家大体认同此说。何光岳则综而提出，“雍”字初义指“原始社会的园囿”，它“周围绕以水池，池中有高土丘，汇聚涉禽及短尾鸟等不善于飞翔的鸟类于此，然后在水池之外围以宫墙”；于是，远古“辟雍”就是“人工建造的‘禽囿’”。从记载了若干远古史实的纬书即有“辟雍”的记载看，以上对“雍”字初义的理解，应较准确可信。

2．雍地与黄帝族的关系。《尚书·禹贡》之九州含雍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尔雅·释地》则说，黄河之“河西曰雍州”。《尚书》研究专家刘起说，黑水指今甘肃河西走廊某一河水，故知雍州指黄河晋陕峡谷之西岸的地方，“州境包括今秦岭以北的陕西境和宁夏、甘肃、新疆全境和青海的一部分”。而《山海经·海内经》则记载着黄帝族就在“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比照《尚书·禹贡》的记载，可知《山海经·海内经》之记，实指当年的黄帝族就生活在雍州。这就迫使本文不能不深思雍地与黄帝族的关系问题。其一，《世本》记载，黄帝的臣子雍父发明了杵和臼等加工粮食的工具；注《世本》的宋衷，甚至说雍父即“黄帝字”，这至少显示着，黄帝族群里有一支以雍为名的氏族，他们发明了杵和臼等加工粮食的工具。何光岳的《炎黄源流史》则专设一章《雍国的来源和迁徙》，详细说明黄帝族群里的雍人及其后裔的迁徙历史。根据远古先民往往以居地地名为氏的习惯，由此可推知，黄帝族所在的雍州确有一个地方曾经名雍。果不其然，《晋太康地志》说，“雍州西北之位，阳所不及，阴气壅遏，故以为名”，可知雍地应即在“雍州西北之位”。杨东晨则直指，“今西安西北”一带古称雍；三国时期魏国置雍州，治所即设在今西安西北，至唐代西安才改称京兆府。这就意味着，作为黄帝族群里的氏族之一，雍人最早即生活在今西安西北一带的雍地，遂称雍人。其二，可能鉴于杨址即最早的黄帝都邑，且黄帝族与雍地关系密切，有论者还根据前述罗振玉对古“灉”字的解释提出，“灉”字实际是对杨址地理景观环境的模拟。由于黄帝时期只能出现一些简单的模拟性汉字，如考古学家苏秉琦谓“酉”字即对黄帝时期小口尖底瓶之模拟，故此假设论及复杂的“灉”字，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应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中国汉字构形原理显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通过某些汉字的构形而被保留下来，“灉”字的构形未必不是先民对作为黄帝都邑的杨址一带特殊地理景观环境的某种回忆式模拟，它启发我们加深对黄帝“郊雍上帝”的具体地点应在杨址祈雨池(见后述)的理解。

3. “周秦文化斗争”背景下的“雍”称巨变。周人迁至关中后，对作为黄帝故土的雍州之“雍”称，很是在意。《诗经》中的周诗，在褒义上使用“雍”字的情形不少。已有论者根据《诗经·周颂·潜》诗开头一句“猗与漆沮”所显示的地理特征，认为该诗为周人在今杨址所在荆山一带(漆、沮两河流域)祭祀周族远古先祖黄帝的作品。而《诗经》中紧接着《潜》诗的《雍》诗，开头一句是“有来雍雍，至止肃肃”，不排除其中的“雍”字表现着自认黄帝后裔的周人在模糊记忆中，对作为“雍”字对应者的杨址即黄帝都邑加以致敬的内涵。《〈诗〉小序》谓《雍》诗主旨是“禘大祖”，这个特称“大祖”，可指黄帝。《论语·八佾》记载，“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从鲁国当政的“三家”作为周公裔传也都自认是黄帝后裔来看，《论语·八佾》的这段记载，表现出孔子对《雍》诗十分看重，不仅证明《雍》诗确应是祭祀黄帝的作品，故“三家”用以结束祭祖典礼以显隆重，而且也反映出，《雍》诗确是周人祭祖诗中追祭最远祖宗的一首诗，而这位最远祖宗非黄帝莫属。以上种种均呈现出周人对模糊记忆中的黄帝都邑所在之雍地的崇敬，以及周人对自己作为黄帝后裔的一种自夸。

秦人近祖即西周初年的“商奄之民”，因参加了反周的叛乱，被成王和周公强令合族从海岸西迁至今甘肃甘谷县西南，后为周人养马，艰辛备尝，故秦人对周文化深存仇恨逆悖心理，建国后的掌权者更甚，“周秦文化斗争”节目遂一一呈现。其中包括窜改京畿地区重要地名，像如今秦岭原名华山，秦人改称“秦岭”，借以突显秦文化。秦人从其第五个都邑迁出后，还故意逆悖周人独占雍地西安的优越感，把第六个都邑即今关中凤翔县一带命名为“雍”，在此立都290余年，期间还把凤翔一带之山水命名为“雍山”“雍水”，借以强占“雍”称。

秦人对关中京畿地名的修改，一方面确实强化了秦人的文化实力，有利于他们以关中为基地建国立业；另一方面也给后人理解研究关中相关时段历史、地理造成了不小障碍，包括后人往往把雍地西安与雍地凤翔相混淆。西汉初期继承秦制，所以汉初之人也会随着秦文化起舞，包括误解黄帝“郊雍上帝”的地点，一方面把祭天的“血池”设在凤翔，另一方面则是汉武帝等皆须仿照黄帝，亲至雍地凤翔祭天。处此时段的司马迁，看来也把黄帝乃至晚周王室“郊雍上帝”的地点，理解为雍地凤翔了，《史记》相关记载即如此。其中《封禅书》还说：“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这段话表明，司马迁一方面确有此误解，并认为原因是凤翔一带由于“积高”而成为天神喜欢光顾之地；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司马迁不相信黄帝“郊雍上帝”之类传说是史实。在这种倾向影响下，古今文人错置雍地西安与雍地凤翔者比比皆是；不相信黄帝“郊雍上帝”之类传说是史实者，也代不乏人。连顾颉刚和刘起师生也用“秦都于雍”解释《尚书·禹贡》之雍州得名之源。其错明显，因为连刘自己都说，《禹贡》“其写成所据资料不晚于春秋时期”；“据当今考古学者研究，认为‘九州实为黄河长江流域公元前第三千年间龙山时期即已形成，后历三代变迁仍继续存在的一种人文地理区系’”。关于其作者，“现在可知唯一比较接近真实的，则是辛树帜先生和邵望平先生所说的西周史官”，而秦国定国都于雍城，是已至春秋时期的公元前677年，显然，作为中华九州之一的雍州得名在前，秦都取名“雍”之事在后，不可能出现雍州得名源自秦都为雍之事。何光岳也以凤翔一带的雍山雍水作为黄帝族中雍人得名源头。提出“雍(灉)”字即对杨址景观地理之模拟的论调者，也不顾己说，认为埋葬大鸿的雍地就在凤翔一带，均属倒果为因。

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史记》的《封禅书》和《孝武本纪》转述的黄帝“郊雍上帝”，因其事发生在秦置雍都之前很久，故其具体地点，肯定不在雍地凤翔，而在较早的雍地西安。

二、“郊”说

与今人把“郊”字首先理解为“郊区”不同，“郊”字最早指一种祭天仪式，董仲舒所谓“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说的就是此义。由于后来郊礼均在郊区实施，如《史记·封禅书》就说，《周官》规定“祀天于南郊”，故才逐渐形成后人把“郊”字仅理解为在郊区祭天乃至就指郊区的情况。《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麾下有官员认为，天子“祀上帝于郊，故曰郊”，显然是倒果为因，不足为凭。

丁山曾引《国语·鲁语》说，远古祭祀主要分为禘、郊、祖、宗、报五类，此外还分禋祀、实柴、血祭等祭仪，“大概是按照神的性质不同而举行各种不同的仪式”。其中“焚巫求雨为‘郊’”，“郊”字在甲骨文中写作“烄”，“从火从交，象人交足坐于火上之形。焚人以祭神，乃是‘烄’字本义”。此即“古代人焚女巫以求雨的祭典”，直至殷商时期，甲骨文中还有大批关于“焚那种跤脚的巫”以实施郊仪的记载。现在看，丁论立基于对“郊”(“烄”)字初义的考古，可信。“郊”义后扩且变，本文不论。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丁山认为这个神话与涿鹿大战相关，并特别说明它表现了“焚女巫以求雨”的远古求雨祭仪，显示了郊祭的情形。拙文《西安杨官寨遗址中心广场蓄水池即祈雨池解读——兼议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为黄帝族“副都邑”》，从丁先生这一思路出发，对此神话再作解读，认为黄帝此次郊祭即在都邑祈雨池旁举行；《山海经·大荒北经》所留神话，记载的是黄帝伐蚩尤前夕，在杨址祈雨池旁举行的一次祭仪，其主持者即黄帝本人，仪式兼具战争动员和求雨祭仪意图。现在看，由于这一仪式焚死“天女曰魃”，再现了“烄”事原型，应是在杨址祈雨池旁举行的郊仪当中最惨烈者之一(笔者获准参观杨址祈雨池时，曾看到祈雨池附近土坡似出土有小孩陶葬。其是否“女魃”遗痕，有待完整考古报告公布和研究深入)。由此可以设想，黄帝“郊雍上帝”只能在杨址实施，因为，迄今在全国考古发现的黄帝时期祈雨池，仅限杨址和河南灵宝遗址，而灵宝西坡不属雍地。杨址祈雨池，即黄帝“郊雍上帝”的物证。它也佐证了杨址即黄帝都邑。以前，杨址及其祈雨池未出土，古今学界对作为黄帝都邑重要礼仪构筑物的祈雨池一直不知晓，迄今也无人专论杨址和灵宝西坡遗址祈雨池作为黄帝都邑及副都邑重要礼仪构筑物的文化内涵。现在杨址和河南灵宝遗址祈雨池已经出土，当然应予补认补论。

三、黄帝“郊雍上帝”与“神权古国”祭天礼仪的区别

厘清“雍”字和“郊”字初义后，黄帝“郊雍上帝”神话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就不说自明了。它表明祈雨是远古身处黄土高坡的黄帝族的合族大事，当雍地农业旱情相当严重时，先民还会在杨址祈雨池以女巫献祭上天求雨。其中的“上帝”，本义指天神，因为五六千年前的黄帝族先民们尚不知兴修水利，遇到旱情，只好祈求天神降雨解旱。

黄帝“郊雍上帝”在文化上并非无源之水，它应源自内蒙古中南部至宁夏一带人面岩画中已呈现出的“拜日文化”。今仍留在那里的人面岩画，其中许多表达的就是黄帝族先辈对太阳天神的祭拜，如桌子山岩画就以崇拜太阳神而著名。其中有的岩画刻画了先民双手合十向天上太阳跪拜的场面，有的岩画则描画了似人脸的太阳神光芒四射的形象，芒线成为这些人面岩画最显著的构图特征。它们默示，在该地的黄帝族先辈即“拜日”者。后来其后裔面对气候恶化，沿清水河、泾河和北洛河等河谷南迁至黄土高原时，一方面会继承乃祖拜日祭天的信仰，另一方面又会针对黄土高坡不时干旱缺雨的实际，以拜日祭天仪式为基础，新发明了在祈雨池旁的郊祭求雨仪式。这种求雨的郊祭仪式，与原有的拜日祭天仪式的最大不同，是面对干旱少雨，面临饥饿威胁，先民们除了被动拜祭天神之外，还向“老天爷”提出了赐雨要求；而且当旱情严重时，为表达对天神的诚心和急切，先民们甚至不惜献祭女巫，逼求上帝赐雨解困。这个差异，显示出黄帝族在迈进文明阶段之初，就改变了原来只会被动向天膜拜的传统，开始展现人的能动性，迅速把纯粹祭天的仪式纳入为生计服务的轨道。

李伯谦曾提出，中华文明诞生时，存在着“王权古国”模式与“神权古国”模式之间持续的较量：以辽西红山文化为代表，“神权古国”里的原始宗教权力高于王权，视虔诚敬神为第一要务，居民生活质量则颇低，而以黄帝族群为代表的“王权古国”正好相反。对中华人面岩画传播的研究也显示，与黄帝族先辈在内蒙古至宁夏一带留存的人面岩画一样，红山文化区的人面岩画，也显示出该区先民曾不断举行纯粹拜日祭天的仪式，那里至今留存着的许多似人面的太阳神就是证明。问题在于，既有的考古发现也显示出，红山文化区的先民似乎一直未能把被动的拜日祭天仪式提升到为生计服务的层面，因为，该文化区迄今未出土为生计服务的祭仪遗痕，包括郊祭遗物。

红山文化区与杨址大体同时。其坛、庙、冢一体化祭天仪式的遗存，集中在今辽西喀左县境内大凌河北岸的东山嘴祭祀中心。有论者说，东山嘴遗址“几座先后出现的圆形祭坛分布于遗址的南侧，一座方形祭坛位于遗址的北侧”，是“具有郊祭性质的史前大型公共祭祀中心遗址。这项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表明我国古代以祭祀天地为核心内容的郊社之礼，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率先出现在北方的辽海地区”。现在从郊祭初义看，上述论断起码是对郊祭初义的一种误解。因为，作为红山文化礼仪中心，东山嘴虽设有三层圆坛而显示其为祭天之所，但却暴露出其祭仪仍沿袭被动祭天的传统，并未在其中加进求雨等生计内容，并非初义上的郊祭。而红山文化区除畜牧业外，当时也属北方粟黍作物地区，干旱缺雨也必然困扰着红山先民。但是，出土情况显示，红山文化区的治理者对困扰着先民的干旱缺雨却并无大的反应。当然，红山文化区并非黄土高坡，故其治理者即使关心缺水干旱问题，也并非一定要修建适用于黄土高原的祈雨池，而是可以采用其他形式。但人们迄今并未在红山文化区发现针对农业缺水干旱问题的任何遗存。这正是“神权古国”模式与黄帝族“王权古国”模式的一大区别，难怪红山文化主人蚩尤与黄帝之间会发生涿鹿大战，因为，两者各自代表着中华文明起源期社会治理的不同模式，当彼此间的文化矛盾随着气候恶化而激化时，大战必然发生。

《神话研究集刊》第九集，巴蜀书社202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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