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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天主教堂建筑形态的历史演变
发布时间: 2024/5/10日    【字体:
作者:孙启微
关键词:  中国化 天主教堂建筑  
 

北京十字寺遗址,位于房山周口店车厂村,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唯一的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寺院遗址。寺院始建于晋代,原是佛寺。唐贞观十二年重修,改为景教寺院,早期名称为崇圣院。目前,寺院遗址尚存础基与两块石碑,一为辽碑“三盆山崇圣院碑记”,一为元碑“敕赐十字寺碑记”。

 

从基督宗教传入中国之初,教堂建筑就不断进行中国化尝试,具体而言,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化”风格的教堂建筑。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最早是在唐朝,主要是景教(基督宗教的聂斯托利派)。当时的景教教堂称为“景寺”,分布很广,有所谓“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说。然而这些景寺建筑的具体形态现在已经不可具考,只能根据一些遗迹推测。

 

例如,建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的长安“大秦寺”(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立于此寺),位于西安周至县城东南的终南山北麓,由于屡遭兵火,现在唯有一座古塔留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中国丝绸之路保护项目”;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将其列入“世界建筑遗产名录”。

 

大秦寺塔(又称“镇仙宝塔”)建于唐建中二年(781),现遗存有景教泥塑和古代叙利亚外文刻字多处,这些都是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也说明这座古塔一直是作为景教建筑而存在。但是,从建筑形制而言,大秦寺塔为七层八棱楼阁式空心砖塔,四面错落有券门,二层以上有木楼梯可通顶层,与唐代的佛教古塔是相同的。由此也可以推测,唐代的景寺建筑与佛教寺院建筑相仿,属于“中国式”风格的教堂建筑。

 

 

景教在唐末逐渐式微。到了元朝,随着天主教的传入,景教和天主教被称为“也里可温教”,教堂统称为“十字寺”。当时的教堂建筑有的是改建于佛教寺院,有的则是采用佛教寺院的样式。

 

例如,北京房山十字寺遗址,是目前国内现存唯一较完整的元代景教寺院遗址,殿宇虽已毁坏,但其遗物与础基等尚存,另有辽代“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和元代“敕赐十字寺碑记”石碑各一通。按照碑文的记载,十字寺初建为佛教寺院,此后改为景教寺院。碑记提到了元末修缮该寺,并由元顺帝敕赐“十字寺”的过程。这座景教寺院改建于佛教寺院,从大殿地基等遗存可见,其布局也与佛教寺院一样。

 

此外,元代《大兴国寺记》也有关于十字寺的记载。《大兴国寺记》载于《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条下,为儒学教授梁相撰于大德五年(1301),详细记载了镇江府副达鲁花赤(元代职官名,意为“镇守官”)马薛里吉思在镇江及杭州诸地修建的7座也里可温(景教)寺院的历史。这些寺院除了有景教寺名之外,还使用佛寺的名称,《至顺镇江志》也将其全部归入“僧寺”,而没有独立称“十字寺”;描述时采用佛教语言,如描述教堂大殿为“佛殿”,称教堂为“道场”。尽管没有具体的建筑形式的描述,但是后来有的直接改为佛寺,可以推测与佛教寺院的建筑是差不多的。

 

 

明代的天主教堂建筑,常常借用“传统民居”形式,大多为改建原有建筑,往往形成四合院。

 

例如,山西新绛天主教堂就是艾儒略在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由明代王府建筑改建;利玛窦所建的韶州教堂也是如此。据明朝万历年间韶州同知刘承范的《利玛传》记载:“以本年九月九日建八方高阁一座,上悬木天楼,刻七星……阁凡三层,上祀天主母,中祀天主,他无祀焉。”这是当地民居的通用风格。利玛窦在肇庆所建的教堂(仙花寺)也是如此,据《利玛窦全集》第一卷记载,仙花寺初建成时是“五间平房,左右各两间,中间为大厅,作为圣厅之用。大厅中前方设有祭台,祭台上方,悬挂着圣母抱耶稣画像。”上海敬一堂创建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当时的意大利传教士得徐光启孙女之助,购买了一座民居,然后改建为教堂。(《敬一堂志(1644-1701)》)因为是民居改建,因此教堂是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飞檐鸱吻、匾额楹联、画栋雕梁。

 

 

近代的中国式天主教堂建筑,主要是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形成一批“中西合璧”的天主教堂,成为天主教中国化的建筑表征。

 

例如,很多近代贵州的天主教堂,主体建筑采用中西合璧建筑形制,在建筑材料与工艺上也有明显表现:如砖木混合结构、木柱支撑梁架,以青石为柱础,清水砖砌墙、石灰抹面,雕刻卷草纹饰等。始建于清嘉庆三年(1798)、重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的贵阳北天主教堂就是典型代表:教堂前部为徽派马头墙式牌坊,中部为西方哥特式建筑,后部为中国塔楼式钟楼,不同风格的建筑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展示了和谐统一的空间美。而教堂正面的牌坊,采用中国传统方法绘制的彩画多达40余幅,色彩以蓝色、黄色、红色为基调,色调偏于暖色,凸显了中国化特色。

 

很多四川近代天主教堂也是如此,采用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形制,以及中国的营造法式、材料,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始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崇州元通天主堂就是川西庭院式木结构建筑,主立面为中国牌坊样式,上有精美的浮雕;单檐歇山式屋顶、抬梁结构,为当地常见的木作构造,无论是外观风格还是内部装饰上,都体现了中国化的特色。

 

 

2020年代,刚恒毅提出天主教艺术本土化,并邀请格里森来中国设计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古典复兴”风格的教堂建筑,强调建筑形式的相互适应,注重使用中国建筑形式来表达中国精神以及美学观念。当时出现了很多中国化的天主教堂建筑,大多采用中国传统建筑样式,正立面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横向三段式构图或西方古典建筑竖三段式构图,塔楼具西式教堂的特征,细部装饰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符号。

 

例如,建于1930年的天主教河南总学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平面采用回字型,正门坐北朝南,位于中轴线上,主楼南北对称、东西对称,院落是封闭的,内有回廊连接,围合起来的建筑主体既满足修道院的功能要求,又是中国四合院形制空间的继承与发展;主体建筑南北对称,东西两山墙用中国传统的马头墙做法,采用龙纹、植物纹装饰的勾头、滴水、瓦当等中国传统建筑构件;一楼用水泥柱,二楼用木柱,水泥柱上有水泥做成的雀替,木柱则漆上朱红漆,上有木制的雀替,水泥柱与建筑墙体的青砖、灰瓦连成一体,木柱的朱红与额枋的朱红相映相照,与青瓦一起给整个建筑带来强烈的中国化色彩。

 

不同的时期中国化天主教堂建筑的呈现形式有所不同。回顾这些历史,对于当前的天主教堂建筑中国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宗教》2023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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