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长宁区可乐路 17 号有一座上海天主教堂中少见的有拜占庭式穹顶的教堂，今人称之为“息焉堂”。该堂结合了哥特式尖拱券、罗马式钟楼，别致而精美（图 1）。它原本是息焉公墓为供教徒追祭亡人而建的，旧称圣母升天堂。公墓由马相伯、朱孔嘉、王宝仑、潘世义、何理中筹建于 1929 年；1967 年被毁，土地另用，留存教堂、钟楼和会所。上海市政府于 1994 年以“焉息堂”之名，将其列为优秀历史建筑（图 2）。2008 年，其归天主教上海教区，被修复成对信众开放的堂口，教堂始称“息焉堂”。2014 年 4 月 4 日，其以“息焉堂”之名，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1996 年，同济大学罗小未教授主编的《上海建筑指南》出版，书中记载：该教堂由邬达克（图 3）设计，1925 年建造，地址在上海市长宁区哈密路 1115 号 6 号门。政府、建筑界和媒体遂均沿用此说法。但与宗教相关的领域普遍坚称息焉堂由天主教徒建筑师潘世义（图 4）设计。

为还原真相，笔者从 2012 年起着手研究。在查考了档案、书报等文字材料，并结合关键人物访谈和实地考察后进行深入分析，笔者认为：息焉堂由潘世义设计并监造，而拉斯洛 · 邬达克（以下简称“邬达克”）为应邀挂名以请领营造执照者。

原有书证

建筑设计图纸上通常应有设计师的签名或笔迹，是较有力的直接书证。但息焉堂的设计图纸至今未被找到。1996 年，邬达克子女将他职业生涯中的 550 卷档案文件，捐给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of Victoria Libraries）。在这些档案中，涉及息焉堂的仅有该堂的内、外景速写图。并且，据与邬达克后人接洽的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干部谈会明描述，当时邬达克后人并不知道他设计过该堂。而潘世义所有的设计图纸，原本保存于上海市徐汇区康平路 215 号原潘家汽车间的被橱和铅皮长箱子里。1966 年 8 月 30 日，正值“文化大革命”，这些图纸被当时的徐汇区吉安房管所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大洋彼岸的馆藏资料

学界持邬达克说的间接书证之一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保存的邬达克特别收藏资料，包括一张图片、一本速写本和两份剪报。图片是息焉堂外景照片（以下简称“外景照片”）（图 5）。速写本中有息焉堂的外景、内景速写（以下简称“速写图”），右下角均有邬达克的签名（图 6）。剪报是《上海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业版》（Shanghai Sunday Times Industrial Section）1929 年和 1930 年各一份的《圣诞增刊 》（Supplement to Special XMAS ISSUE）（下文简称《圣诞增刊》），其中分别刊登了一张息焉堂的外景、内景速写图，内景图右下角有邬达克的签名，两张图旁均配有简要英文介绍（图 7）。

图7b 息焉堂内景图，载于 1930 年《上海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业版》的《圣诞增刊》

但笔者对这些书证有新的解读和研判。

第一，很显然，外景照片不是学界认为的初建成时的效果图，而是建成后拍摄的照片，该照片作为参展作品参加了 1935 年 11 月 15—24 日在上海南京路 166 号举办的“上海万国摄影艺术展览会”，并被用于展会海报（图 5）。

第二，2 张速写图和《圣诞增刊》内景图右下角的邬达克签名，不是设计师在设计草图上的签名，而是多年后整理旧文件时所添。这 3 张图中不仅有签名，还各有一句标识语：外景速写图中为“Proposed cemetry chapel in China”（中国的拟建墓地教堂）；内景速写图中为“Proposed chapel for a cemetry in China”（一个拟建的中国墓地教堂）；《圣诞增刊》内景图中为“Memorial chapel for a Cemetry”（公墓的追思教堂）（图 6，图 7）。1955 年，旅居美国的邬达克曾对自己的收藏和旧文件做过编目和整理，这 3 句标识语及签名很有可能添于此时。因为“墓地”的英式英语拼为“cemetery”，美式英语拼为“cemetry”，邬达克当年经手过的两份《圣诞增刊》出现过 3 次“墓地”，全是英式拼写，而标识语中的 3 个“墓地”都是美式拼写。《圣诞增刊》内准确地写作“罗别根路”或“罗别根 泾 西边”；而标 识句 中两次 出现“in China”（在中国），透露出是邬达克离开中国后的语境。《圣诞增刊》准确地称“Sieh Yih Cemetery Society”（息焉公墓）或“Sieh Yih Cemetery”（息焉墓地）；而标识句中的“for a cemetry”（一个墓地）是一种模糊泛指短语，似已时隔多年。

第三，两份《圣诞增刊》的英文简介均有息焉堂建筑师的记载，是邬达克说最有力的间接书证。但两个记载稍有不同，1929 年的《圣诞增刊》称“负责设计这幢建筑的建筑师是建筑学学士邬达克先生”；1930 年的《圣诞增刊》则称“由建筑学学士邬达克设计”。在 1929 年的《圣诞增刊》中，“负责”的建筑师有 2 种可能，一是某项工程设计团队的主要设计者；二是符合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有资格签字盖章的“负责人”。因未见息焉堂有建筑师团队的记载，笔者推断很可能是第二种情况。

第四，从效果图绘图风格来看，邬达克应该受到了当时纽约著名插画师休 · 费里斯（Hugh Ferriss，1889—1962 年）的影响，故其所绘效果图的建筑上空总有仿佛末日灾难般的暴风雨云。而两套外景、内景图里的外景中都没有暴风雨云，与邬达克的速写风格一致。另外，其中一套明确来自他的速写本。因此，这两套外景、内景图是速写图，而不是学界认为的建筑设计效果图。

综合上述四点，笔者认为此馆藏书证不能充分证明邬达克是息焉堂设计师。

《邬达克建筑师小传》

学界持邬达克说的另一份间接书证，是《建筑月刊》第一卷第五号（1933 年 3月）刊载的《邬达克建筑师小传》（下文简称《小传》），其所列“自 1925 年以至于今”的设计工程中，有“罗别根路西人公墓礼拜堂”。

然而，笔者发现，《小传》中“罗别根路西人公墓礼拜堂”11 个字有 2 处错误。息焉公墓由 5 位中国教徒创办，没有任何“西人”参与其中；公墓是私人产业，教堂只服务于墓地，不是对信众开放的教区堂口，与“西人”掌控的教会无关。“礼拜堂”是基督教指称宗教活动场所的名词。天主教称“某某（地名或该堂主保名）堂”或“圣堂”，甚至“某某（地名）大堂”“某某（地名）小堂”，规范的书面语言则将“地名＋该堂主保名”冠于“堂”字前，唯独不称“礼拜堂”。笔者猜测，《小传》系邬达克提供，由他人译为中文；而邬达克和译者对息焉公墓的了解有限，所以造成了误记或误译。译者可能只是随意用自己熟悉的基督教词汇翻译，而未认真核实。

一张合影

1930 年 8 月 2 日，息焉公墓为圣堂钟塔的 3 口大钟举行了盛大的祝圣典礼，共 95 人参加，留下息焉堂建造期间唯一一张合影（图 8）。邬达克当时在沪，如果他是设计师，公墓方一定会通知他出席，以他十分乐意接近社会上层（包括教会上层）的性格，也一定会出席。但合影中有潘世义，却没有邬达克。通过这有悖情理的事实，可以判断邬达克应与息焉堂建造无关。

发现新书证

1930 年 1 月初至 1931 年 10 月 17 日，因墓地前跨越新泾港小桥（图 9）的建设问题，上海市工务局（以下简称“工务局”）与息焉公墓有过多次信函往来。第一回合的函件中，工务局称邬达克为“承办工程师”。蹊跷的是，未见邬达克处理该事项的记录。直至 1930 年 1 月 6 日，邬达克回复工务局称“所造桥梁系业主委托，停止工程通知已转交业主”，由“业主来局接洽”。同年 3 月 20 日，工务局给息焉公墓的公函改由“新北门保安路何理中医生转交”。保安路是何理中的行医地址之一，何理中是公墓的主要创办人和业主，他交给谁办理呢？答案见同年 11 月 14 日一份署名为“息焉公墓管理委员会委员长马相伯”的建桥申请书，在“息焉公墓法大马路三十一号”呈递给工务局。法大马路是公馆马路的俗称，三十一号是潘世义开办的公正房地产信托社的经营地点。经笔迹核对，此申请书并非马相伯所写，而是由潘世义的账房先生沈祥云执笔。此后，工务局公文的送达地址均改为“法租界公馆马路三十一号”（图 10）。而此时邬达克注册建筑师事务所的地址是外滩 24 号横滨正金银行四楼 40 号。此后，息焉公墓与工务局多次信函往来都由马相伯具名，除了打印件，均由沈祥云执笔。即便是到工务局确认该局所拟桥梁建筑图样这类工程师职责范围内的事，邬达克亦未出面。而通常他的工作态度是会密切监督施工，以确保工程质量。

由上述新书证可知，邬达克只是应对政府部门的“承办工程师”，并未实际承办；真正承办者是潘世义。新书证中“承办工程师”与 1929 年《圣诞增刊》中“负责设计”的建筑师互相印证，其中应该别有隐情。

宗教相关领域的观点：潘世义是毫无疑

义的设计者和监造者

何理中的六弟何锐中参与了息焉公墓的筹建，后任公墓负责人；何理中的侄子何爱衡是公墓财务负责人；何理中的孙子何天伦后任公墓办公室主任兼管理员。他们分别在 1956 年、1962 年、1965 年 3 次申请要求公私合营，申请最终移交给了市民政局。为此，何锐中、何爱衡与何天伦数次整理档案、清点财产。何氏家族至今坚称息焉堂由潘世义设计，这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作为何氏家族的直系成员，家产由谁参与投资，由谁设计、监造应该不会记错；作为管理人员，对时隔不久、亲身经历的公墓史不应该、也不会遗忘；作为天主教徒，应守十诫，不可作假见证。何爱衡起先从报纸上看到邬达克设计说，只在亲友中笑传，并未理会。随着邬达克渐热，邬达克说逐渐流传，何天伦与潘世义的女儿潘葭开始向有关方面呼吁，希望纠正。潘葭向 1916 年出生的上海教区主教金鲁贤求证。金主教说：“这还要证明？我就是证人啊。我读书时就知道这堂是你父亲设计的。我的父母也葬在这公墓，这还会错？” 2015 年 11 月 2 日，息焉堂按例举行追思已亡瞻礼，潘葭遵俗带了潘世义的照片参加，堂中老人都认识这是造堂的潘先生。2008 年，何天伦汇编了《息焉公墓简介》，并想拍成录像片，未能如愿。

上海的天主教会、宗教管理部门、宗教学术界都毫无疑义地公认潘世义是该堂的设计者和监造者。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官网记载着息焉堂“由上海籍天主教徒潘世义教友按拜占庭风格设计”。“天主教上海教区”官网记载着“由教友建筑师潘世义设计”。研究天主教史的王成义在《上海土山湾艺术》中，为潘世义设专门章节，明确息焉堂由潘世义设计。

建筑设计层面的证据

设计能力

潘世义父亲潘克恭是天主教土山湾孤儿院培养的土木工程师。潘世义从徐汇公学毕业后，1908—1910 年，自费在法国的巴黎建筑专业学校（École Spéciale d’Architecture）学习了两年。1910 年，潘世义提前回国，没有毕业，亦未获毕业证书；但借父亲的人脉，回沪即投身建筑行业。1915 年 7 月，以徐文泂和许陶熊为介绍人，潘世义成为由詹天佑任会长的中华工程师学会会员，该会当时在全国仅有 265 名会员。1917 年 12 月 15 日，由凌云洲、潘克恭、周惠南等人发起，周惠南任会长的中华测绘公会成立，潘世义是登台演讲的嘉宾。而这时的邬达克正作为战俘被囚于苏俄，至 1918 年冬，邬达克才侥幸逃到上海，后于 1925 年开设“邬达克打样行”（Hudec L. E.，即邬达克建筑事务所），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展身手。

潘世义、邬达克在 1928 年均成为上海工务局首批登记的建筑师，此时潘世义已在工程处任职 17 年，负责发包公董局的建筑工程并进行监督，审批法租界内营造工程、发放营造执照，是重要的管理者。法国律师逖百克（A.Du Pac De Marsoulies）介绍他时，称他：“品端学粹，早蜚声社会，各界人士无不深知。

潘世义设计了大量的作品。据上海教区管理房产的张瑞麟神父统计，他设计建造了 17 座教堂。而笔者通过发掘和考证，已发现他可考的设计作品 32 处，且多处已被列入官方保护名单。

可见，在上海建筑界，潘世义比邬达克资格更“老”；1929 年前，潘世义在法租界建筑界中的地位更显要。他的作品数量丰富，质量上乘，具备设计息焉堂的能力。

神学构思

天主教认为，建造教堂应该有整体的神学构思，并通过建筑呈现出来。国学和神学功底俱佳的马相伯对息焉堂的神学构思作过阐述：以“圣母升天”为主保，“盖因厄娃第一人，而人皆有死；因其第二，而神形得再生复活之福音”。天主教认为，圣母的灵魂、肉身一同荣召升天，得到再生、复活和救赎。天主教堂需配备的神父上祭台前换祭衣、做准备工作的空间，称为“祭衣室”，一般建在祭台间之侧或之后。息焉堂祭台间之侧和之后都有建祭衣室的地皮，却将祭衣室建于祭台间地下，且十分低矮，像是墓室；祭衣室有阶梯，室顶有洞，通向祭台间（图 11，图 12）。被誉为耶稣第二的神父在做弥撒时，通过打开的洞口盖板走上祭台间。这情景能形象演绎、再现堵住墓穴的石块被挪开，耶稣走出墓穴复活、升天的情景。这样安排祭衣室的空间，据笔者所知，海内外仅此一例，这种设计更能呈现圣母同耶稣一样，灵魂、肉身一同复活、升天的神学构思。

该堂祭台间上方的半球形穹顶有 9 扇朝东、南的窄窗，祭台间正中有站在地球上的圣母像。其神学构思来自当年的《圣母圣咏》：“天主立圣母于九品天神之上，以为天地之母皇及世人之主保。”天主教认为天使有不同品级，最高九品。天主赐圣母九品之上的高位，立她为天地之母皇，又赐她帮世人转求天主之恩的权柄。该设计巧妙地呈现了这一神学构思：圣母立于世人所住的地球，做人的主保；阳光透过窗射入教堂，形成 9 道光束；这光束习称“耶稣光”，营造出神秘且神圣的氛围，使信徒联想到天门开启，九品天使簇拥着圣母。与礼者可于此获得极佳的宗教体验。

邬达克是基督教徒，且不懂天主教。1929 年《圣诞增刊》的草图和配文，应该是由他起草，或由他授意并审定的。但是，短短的配文犯了 3 个常识性错误。第一，介绍墓地景观时说：“周围的建筑与主要特征保持和谐：有礼堂、户外的一些祭台和一些圣体龛。”“通往小教堂的有趣景观，被圣母怜子像或一些圣体龛分割成几部分。”祭台（altar）和圣体龛（tabernacle）均用复数，圣体龛出现 2 次，都是复数，应非误植。祭台专供神父做弥撒；圣体龛是一个不大的柜子，供奉在天主教堂内高贵、显眼、装饰雅致、适宜祈祷的地方，是教堂内最神圣的部分（图 13）。虽然天主教有圣体圣事，基督教有圣餐礼，都会让信众领受祝圣过的饼和酒，但神学依据不同，做法和所需设施也不同。天主教持变体论，祝圣过的饼和酒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血，需要用圣体龛供奉祝圣过的饼——耶稣的圣体。《天主教法典》第 938 条规定：圣体应经常地供奉在教堂或圣堂的唯一圣体龛内。而基督教持纪念说，祝圣过的饼和酒只代表耶稣的身体和血，不需要圣体龛。从《圣诞增刊》的配文中景观被分割成几部分的描述，结合《上海息焉公墓全图》（图 14）分析，邬达克可能将墓区中的祭亭（图 15）和公追思台（图 16）误认为祭台及圣体龛。当年照片显示：两者均无祭台，更不可能有圣体龛。第二，邬达克似乎不熟悉圣体龛的英文单词“tabernacle”，而是使用了拉丁文“tabernaculum”来表达。第三，“The Pieta”一词特指圣母怜子像（图 17），该像被世界各地天主教会普遍仿制使用，基督教却完全不用。“P”应该大写，邬达克用了小写，成了“The pieta”。另外，邬达克介绍了息焉公墓的布局、景观和钟楼，重点介绍了教堂的穹顶，但对祭衣室建于祭台间地下的创举却只字未提。这种无视，或许是因为他不知这一创举的内涵和意义。再者，天主教认为圣诞节是庆祝“生”的，不能强调“死”。他却连续 2 年在《圣诞增刊》上发表息焉堂的照片，似不妥当。

总之，笔者认为只有天主教徒建筑师才能理解该堂以圣母升天为主保的神学构思，并创造性地、巧妙地用情景和光影效果来呈现。根据前述常识性错误和不妥举动，笔者推断邬达克不懂天主教，也无法理解并呈现该堂神学构思，更不可能巧思创新。

建筑风格

同济大学郑时龄院士曾对邬达克的建筑风格作过归纳：“1918 年，邬达克来到上海……这些作品均为复古样式，但邬达克个人的某些风格，如喜爱用面砖饰面，已开始形成。”这一归纳是准确的。邬达克 1931 年前建成及在建作品中，用深色面砖的有 13 处，是他当年很多作品，特别是公共建筑外墙的主要取向。而息焉堂外墙使用拉毛的黄色水泥砂浆粉饰，这是潘世义很喜欢使用的、在当时很流行的外墙做法。再者，邬达克的无争议作品中，极少有用拜占庭式穹顶的。但潘世义却常用，如 1929 年初建成的东南大戏院（图 18）、1920 年左右建成的大七灶天主堂（图 19），甚至 1921 年为何理中设计的住宅兼私人教堂也有个类似穹顶（图 20）。而且，息焉堂的建筑元素在潘世义设计的其他教堂中都能找到。比较两人设计的建筑风格，笔者认为息焉堂更有可能出自潘世义之手。

建设方人员和经费等方面的证据

息焉公墓主要发起人是何理中，他筹建息焉公有 2 个动因。

首先是收葬教友的非教徒亲友。他的家族于道光年间移居上海，父亲和妻子去世后，因不是信徒，无法入葬教友公墓。他对于与父亲、妻子生前同室，身后却不能同穴深为自责：“为人后者何忍！”其实，这是普遍存在于新教徒家庭的困境，息焉公墓即“专为教友之亲友营葬便利而设”。

其次是为马相伯安排身后事。何理中经马相伯劝进教，终生师事之。马相伯曾是耶稣会神父，一度还俗；重回教会后，教会不再承认他的神职身份，不让他与神父们同住，将他安置在土山湾孤儿院，派神父为他做弥撒。按此情形，也不会让他身后入葬教士公墓。而此时，他已 90 岁左右。后来，他故于越南谅山，1952 年经陈毅市长过问，果然归葬息焉公墓。

5 位发起人中，马相伯负责出面与各方交涉，题字、撰写碑记。何理中、朱孔嘉、王宝仑出资。潘世义只是一位建筑师，既没有马相伯那样的社会名望，又未出资，却身居发起人之列。笔者认为，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是设计和监造墓地建筑群的设计师。

建设经费支绌

息焉公墓初创时“经费万分支绌”。新泾港小桥是墓地通往市区的唯一通道。为了修建该小桥，从 1930 年 1 月初至 1931 年 10 月 17 日，公墓方与工务局讨价还价，使公墓承担的造桥费用从 7 000 元降到 4 300 元。为了少付这 2 700 元，何理中多次让马相伯出面交涉，又不惜付出启用教堂的祝圣典礼当日不通桥的代价。为筹集启动资金，何理中的兄弟们还预购了一批墓穴。

何理中独自承担了墓地建筑群的 3 万银元建筑费。按当时纪念建筑和园艺建筑设计费占总造价的 10% 计算，息焉公墓建筑群的设计费仅 3 000 银元。

当时，邬达克并不富裕。他父亲 1920年去世，留下 12 万美元的债务由他偿还。他赤手空拳到沪，辛苦赚钱，做一次演讲收 25 美分，1927 年才还清了 7 万贷款。从宗教信仰角度看，邬达克是基督教信徒。基督教又称“抗罗宗”，意为对抗罗马公教。由于两教具有互斥性，邬达克不可能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出于对天主教的宗教感情去义务设计一座天主教堂。

据说邬达克曾免费设计了上海第一所为女性提供西式课程的高等教育机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其情况与息焉公墓有所不同。该学院倡办人陆伯鸿是邬达克努力结交的著名实业家，邬达克通过几次与陆伯鸿一起参加宗教慈善活动而彼此熟识。1928 年，陆伯鸿主管的闸北电厂，就请了当时工业设计经验尚不丰富的邬达克设计。但息焉公墓与陆伯鸿无关。在教内，陆伯鸿的地位远高于何理中。从情理上看，后者会为前者倡导的活动尽义务，前者不会请第三者为后者义务设计。

因此，将潘世义列为发起人，并请其提供义务设计，恐怕是当时的最佳选择。况且，潘世义与何理中关系密切——潘家人的病都由何理中诊治；他最终也由何理中宣告身故；何家所有房产，包括安仁街 60 号住宅、复兴中路 587 弄住宅房、小闸镇住宅房等，均由潘世义设计、监造。

临时失去执业资格

国民政府的建筑管理制度，包括建筑师、技师的资格认定，是从无到有，经过建立、试错和修订，逐步完善起来的。

1927 年 11 月 14 日，上海率先施行《上海特别市建筑师工程师登记章程》。到 1928 年 2 月 27 日，“经审查完竣准予正式登记者共 121 名”，潘世义名列其中。1929 年 6 月 28 日，国民政府公布《技师登记法》，规定了技师的申请资格。因过分强调学历，很多人失去了执业资格，包括潘世义——他两次以建筑图样设计书及计算书等充作“著作”申请，仍未通过。

国民政府意识到这不利于国家建设，于 1930 年 7 月 25 日公布并施行《农工矿技副登记条例》，降低了执业资格门槛。1931 年 12 月 31 日，潘世义获准登记为技副，重获执业资格。

在失去执业资格期间，潘世义可能不止一次请人挂名请领营造执照。1931 年 6 月 19 日《申报》一则招标启事让有意承建中国公学科学馆的承建商向公馆马路 31 号中国公学建筑委员会领取说明书和图样，这个地址正是潘世义公正房地产信托社的经营地点。根据设计师招揽承建厂商、供给详图、发给领款凭单的行规，该科学馆应由潘世义设计，但档案显示由大方建筑公司设计。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大方公司借潘世义公正房地产信托社的社址代为招标；二是潘世义请大方公司挂名。第一种可能性较小，因为没有必要——大方公司在约 600 m 外的四川路 112 号有营业部；而且，建筑公司比房地产信托社更正规，更易获得承建商信任。第二种可能性较大，因潘世义有请人挂名的需求，且与大方公司有人脉渊源——大方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是刘既漂和李宗侃，两人均曾留学法国，李既漂与潘世义还是校友。

再看息焉堂：1929 年 6 月息焉公墓获准设立并开始筹建，当月 28 日，潘世义失去职业资格；1931 年 8 月 29 日，该堂建成启用，同年 12 月 31 日，潘世义重获职业资格。由此推断，潘世义很可能找人挂名领取了息焉堂的营造执照。

请何人挂名

邬达克出生于奥匈帝国。他在沪期间国籍不定：先假冒苏俄人，后无国籍；1920 年获捷克斯洛伐克国籍；因排斥当时的捷政权，1928 年起申请匈牙利公民身份，但直到 1940 年仍未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奥匈帝国是敌对国。奥匈帝国战败，邬达克的家乡划归捷克斯洛伐克；中国则宣布废除中奥间的不平等条约，奥匈帝国及后来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民均不再享受治外法权。

这些境况使邬达克与列强侨民相比，缺少强势“法律”的保护。如果中国客户与他发生争议，会审公廨或中国法庭不会偏袒庇护他。再者，他这时因诸多优秀作品声誉正隆，找他挂名，不易被上海工务局怀疑、追究。

总之，邬达克应当是潘世义眼中最合适的挂名人选。

邬达克对自己的得意之作，往往在国内外专业和大众报刊上广为宣传。但是，尽管他很喜欢息焉堂，却只将其刊登于一份发行量不大、以在沪外国侨民为主要受众的英文报纸专业副刊的增刊上，未产生什么社会影响，以至于以收藏报刊见长的徐家汇藏书楼也只收藏了 2 份《圣诞增刊》中的一份。当然，既挂过名，该堂出现于他的建筑作品目录中亦在情理之中。

余论

因潘世义和邬达克两人“齐心隐瞒”，加上时局动荡，当年档案已不完整，如今在没有直接书证的情况下，要挖掘真相，并非易事。笔者数度放弃，又数度重整旗鼓，不畏“小题大做”之嫌，用蛛丝马迹式的证据和逻辑辨析，力图揭示历史，还原真相。因篇幅所限，本文聚焦于设计师疑案，对潘世义的研究另文再述。本研究也只是对此疑案的初步解析，期待学界共同发掘材料，深化研究。

致谢：十多年来，笔者多次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相关研究团队就本疑案进行深入探讨，获益良多；此文还得到潘葭、何天伦、杨磊、谈会明、沈士伟、蒋煌纪、兰晓鹏、李艳军、朱忆明等人的帮助，特此一并致谢。

《建筑遗产》2023年第4期，图省

建筑遗产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