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对整个明帝国的影响，不仅见于对世俗政治秩序的规划与维系，也同样表现在他的天道思想和神明崇祀上。在他的御制文（心法九章）中，有两篇文章——《甘露论》和《鬼神有无论》——系统地揭示出他的天人感应思想和宗教观，为我们理解他在超自然领域中的各种言行措施，提供了最好的理论背景，值得详加描述。

《甘露论》作于洪武八年。这一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太祖在圜丘祭祀上帝。在检查坛场的道路时，太祖从一棵松树下走过，忽然看见松枝上挂满了像明珠一样的露水。本来他以为是晨露未消，但随即了解到：“此必天垂甘露矣。”“采而啖之，入口甘如饴糖。诚然天恩下坠，未审祯兆何因而何人矣!”太祖因召随行诸臣，审问缘故。好不容易等到逢迎的机会，儒臣们纷纷赋诗歌咏。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的洪武皇帝，对臣下缺乏忧患意识感到不满。他马上想到“近日以来，鸡鸣半夜，乖逆之气不数日见”。种种异象，皆“上帝之所恶，惟恐不答。心惊昼夜，如履薄冰，岂敢以甘露之降祯祥以为必然者也”。他还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不敢以祯祥为必然：虽然舜因为得凤凰来仪而天下安，孔子却获麟而绝笔；元末天下将亡，却见河水清，正至年间还降下甘露。

前面提到，天人感应的理论基本上认为天道和人事两个领域彼此对应，自然的灾祥皆有一定的人事与之对应。但对明太祖来说，天道其实并不容易测度：“静思祯祥妖孽，可不令人日夜忧惶？所以忧惶者，正为鬼神之机，人莫可测。”为了趋吉避凶，太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宁愿相信恶兆的警告，而不轻易接受祯祥的麻痹：“若以祯而非我之兆，或福渐臻；若以妖之为害，必逼其身，肯日新其已，其祸消矣！前代忠君硕士，若有妖魅之作，必致君宵衣旰食，以回天意；若见祯祥之见，急奏恐兆他人，非天恩于己也。特以警省，务在四海咸安。”

洪武的这段结论，让我们清楚地看出天道如何与治道结合在一起。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也会看到他如何不断要求百官奏报灾异而不要锦上添花地歌颂祥瑞。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创业垂统的旷世雄主，太祖在取法天道、礼事神明上表现出的戒慎恐惧，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个敬神事天的恭谨形象之后，我们看到的，实际是一个对帝国的安危、政事的良窳、天命的维系和人民的福祉念兹在兹，须臾不敢忘的踏在土地上的统治者。

如果祯祥妖孽都不能获得正确无误的解读，那么鬼神更是幽渺不可测了。但洪武不同意儒臣不信鬼神的看法。他不但相信鬼神确实存在，还从人事出发，建立了一套独特有效的鬼神观。

事情的缘起是，有臣下上奏：“野有暮持火者数百，候之倏然而灭。”又听说井里有人汲水，但“验之无迹，俄而呻吟于风雨，间日悲号于星月。有时似人，白昼诚有”。有人投石头下去试探，人形忽现忽隐。出现时像人形，隐藏时则“寂然杳然”。这个奇怪的物体有时祟人以祸，有时又佑人以福，一般人都认为是鬼神。

皇帝看到奏折，询问左右。左右用理学家气之升降、聚散加以解释，洪武不满意地批评道：“尔所言者，将及性理而未为是，乃知肤耳。其鬼神之事，未尝无，甚显而甚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而如是。”洪武认为左右用理学家气之升降聚散来解释鬼神，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古代圣王立祀典祭拜鬼神，就说明鬼神确实存在，只不过有的现形，有的隐身。对于现身、隐形的缘故，洪武也有一番说辞，认为和人是否得其死、得其时有关。“壮而夭”和“屈而灭”都是不得其死，这些人“因人事而未尽，故显”；得其死而人事尽者，则隐。

接下来，洪武从人事的角度，对鬼神的出现作了详尽的阐释。在上古尧舜之时，人民生有家、死有墓，野无鏖战，所以没有游鬼。但汉以后，野有遗恨：

自秦汉以来，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争月夺，杀人蔽野。鳏寡孤独于世，致有生者死者，各无所依。生无所依者，惟仰君而已。死无所依，惟冤是恨。以至于今，死者既多，故有隐而有现。

对这个从人事失序的角度阐明鬼神出没的论点，文章结尾又作了一次扼要的叙述：

卿云无鬼神，将无畏于天地，不血食于祖宗，是何人哉？今鬼神忽显忽寂，所在某人见之，非福即祸，将不远矣！其于千态万状，呻吟悲号，可不信有之哉？

太祖的意思，其实蕴含在字里行间：如果不相信鬼神能施加祸福，人民很可能就不会畏天法祖，人间秩序的维持也将受到威胁。将鬼神和人事等量齐观的主张，在洪武的言论中不断出现。洪武二年正月，他告诉中书和礼官说：“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在某些场合，两者的联系更紧密。洪武二十年正月，皇帝下诏修阙里孔子庙宇。在表彰了孔子阐述先王之道的功绩后，他进一步说明修建阙里的目的：“而阙里又启圣降神之地，庙宇废而不修，将何以妥神灵。”从文意判断，此处的神灵不管指的是孔子还是其他神明，其意涵已不是简单的圣贤崇祀，而有了宗教的内容。人事、治道的重要源头，和幽明的鬼神，在洪武的诠释下，有了不同寻常的接轨。

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的圣殿可以成为降神之地，更古远的三代圣王，自然也可和神明同日而语。嘉靖十四年（1535）八月，皇帝认为“西海水神，祭于道侧，非礼”，因此命大学士费宏在北闸口设祠祭之。费宏称赞皇帝“无时不敬，与尧舜同”，皇帝谦虚了一下后说：“但敬者，圣学始终之要。”靠着“敬”字，祀神和圣学、尧舜都有了关系。

除了和圣贤交通，鬼神也和更切身的政事发生关系。洪武元年十月，太祖打算举行籍田礼，为了强调这次仪式的重要，他举了几个理由：“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务农乎。”作为俗世生活基础的耕种，其目的不仅是国家、财用，还包括让鬼神常享。太祖对幽明世界主宰的重视，不言而喻。

鬼神由于和人事、治道有密切的纠葛，而且对后者产生重大的影响，必须得到恭谨的对待。洪武元年正月大祀南郊之前，皇帝特别对百官进行了一次精神讲话：

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监甚迩；鬼神虽隐，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

诚、敬是理学家修身的基本功夫，太祖却将之转化成动天地、感鬼神的不二法门。相应地，诚敬不足，也将带来可怕的后果：“见前代帝王，当祭祀时，诚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随而改。”每想到这一点，他就“心中惕然”。

为了表达对神明的崇敬，洪武二年三月，皇帝命令翰林学士朱升等撰写了一篇斋戒文。在文章中，他一再强调祭祀天地、社稷、宗庙、山川等天地百神的目的，是替天下生灵祈福，是“祷祈福祉，以佑民生”，而不敢为自己求取恩惠。接着，他说明斋戒的目的，是要表达诚意，而“诚之至与不至，神之格与不格，皆系于此”。为了期盼神明降临，他自己每次斋戒时，“不敢有一毫懈怠”。原来斋戒的时间是大祀七天，中祀五日，太祖怕时间太长，人心容易倦怠，所以改成祭前三天斋戒：“务致专精，庶几可以感格神明矣！”

本文选编自《琐言赘语：明清以来的文化、城市与启蒙》，题目为编者所加

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