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氏在《法哲学》一书第十二章“法律的宗教哲学”中，就基督教对法律于国家的认识做了一个简单而精干的介绍。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一个很特殊的宗教，从法律发展上看，它对于法律至今仍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基督教是欧美文化的一大精神支柱。欧美人有这样的认识，人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人的精神高贵而管束着肉体，上帝因而掌握了世俗人的精神世界，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对欧美人有着特殊的文化、情感意义。因此，宗教对于法哲学而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门槛。

      拉氏认为，“宗教是超越价值的行为，是对非价值的超越，因而也是对价值和现实这一对立体的超越，它是对价值和现实的合二为一，是对所有实然存在的辩护证明，是一种直觉的神义论”（P96）。在宗教的认识中，“非价值可以表现为空洞，而且从最绝对的宗教哲学的立场‘在上帝面前’出发，价值哲学所突出强调的充满价值之物也可能是空洞的”（P96）。

      在历史视野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法律认识，其一是“法律和国家在宗教的终极的、实质的意义上是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的”（P96）；其二是“法律和国家是完全背离上帝的、完全空洞的、完全无意义的”（P96）。这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登山宝训中，耶稣说过，“谁立我做你们的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基督教强调过，“把凯撒的归凯撒，把上帝的归上帝”。事实上，基督教一致强调，“你们不要为了这件内衣而争吵，连外衣也给他们吧！给要打你耳光的人是献你的面颊！”在这里，基督教认为的是，“正义和非正义都非常清楚地理解对方”（P97），“法律的特点就必须通过非法来确定，法律作为最好情况下的相对的善，于非法的善在一起共同的罪恶领域中不可化解地纠缠在一起了”（P97）。法律因而是空洞的。“法律所保护的或者非法所损害的都是同样的空洞”（P97）。在基督教的视野中，“所有价值的最极端的非价值就是不反抗恶！”

      历史上，基督教教义对法律的解读不同。列夫·托尔斯泰“将其深化为反本质性”（P97），“所有外向性都只作为内向性而外向辐射扩散才是意义深远的”（P98），在“相对主义的本质意义上”（P97），法律是神的旨意，“教会具有一个不是由人类肆意制定的，而是由上帝自己制定的法律规则。世界上存在神定法，它不仅具有尘世的、暂时的有效性，而且具有天界的、绝对的有效性”（P98）。宗教改革则是“将所有个体置于上帝直接关系中”（P98），“路德公式并不意味着矛盾的克服，而恰恰相反，是要对矛盾的不可克服性进行最精辟的阐明”（P99），“法律和国家之具有暂时意义，它们最终还是空洞的”（P99）。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讨论，从本质上讲，宗教认可法律依然是空洞的。

       对于拉氏而言，“只是在整个世俗生活都是空洞的实话，对于一个不包括世界的立场上来讲，‘在上帝面前’，法律和国家才是空洞的”（P99），因而就价值哲学于涉及价值的法哲学而言，“进行内部价值的判断，而且了解世俗生活的局限性”（P99）。在相对意义上，就凯撒所掌控的世俗空间来讲讨论法律于国家，这才是世俗生活的意义。

      在笔者看来，基督法律教义从精神生活的层面进一步揭示了法律的不足，在人类面临灾难与死亡的时候，人是如此的脆弱而无助。对于精神层面的宗教而言，无论出世、入世，无论禁欲与否，世俗生活均是没有意义的空洞。也因此，法律有着天然的缺陷，并非万能。

      拉氏所言之宗教，或者说宗教本身而言，以及宗教对于法律的启示而言，人是离不开精神生活的，人是需要精神层面的抚慰的，人需要由先知或者长老在精神生活的彼岸引导—光芒就在不远的彼岸。

《法哲学》，G·拉德布鲁赫著，王朴翻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3月版。

                                           （本文转载自：法律博客 渐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