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19世纪埃及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以来，其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便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然其神话研究却因体系庞杂、文献零散而发展相对缓慢。20世纪后期，女性主义神话学崛起，更多女性主义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古代创世神话，其中就包括对希腊罗马神话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埃及神话。本文将通过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聚焦于古埃及中王国和拉美西斯时期的两首赞美诗《尼罗河颂歌》，以埃及神话背景下的水崇拜为研究对象，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探究早期人类原始的生态思想和女性意识，以及其对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与精神危机和化解二元对立的启示和意义。

古代埃及是一个多神崇拜文明，其神话系统庞大复杂，关于埃及神话的材料零散、支离破碎，现今提到的“埃及神话”是从公元前3050年到公元1世纪、由不同来源的资料汇集而成的。根据崇拜中心的不同，埃及学家把神话分为若干个系统，最主要的有赫尔莫波利斯八元神系（Ogdoad of Hermopolis）、孟斐斯普塔赫神系（The Memphite Triad of Ptah）、底比斯阿蒙神系（The Theban Triad of Amun）以及赫里奥波利斯九柱神系（Ennead of Heliopolis）。其中，起源于“太阳城”赫里奥波利斯的九柱神崇拜在历史上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在埃及帝国时期一度影响了周边国家，远至地中海以北的希腊罗马，大多数埃及神话传说也以此为中心展开。

由于尼罗河上游的季节性降水循环，洪水每年都从埃塞俄比亚高原冲下，带着肥沃火山土的河水浸透了尼罗河三角洲的平原。一旦洪水退去，作物就可以种植在肥力恢复的土壤上，土壤中足够的水和养分可以让作物茁壮成长。这就是埃及农业的起源，古埃及文明也依附于尼罗河带来的水源与沃土而生，因此被希罗多德称为“尼罗河的馈赠”。在许多以神话为基础的赞美诗中，如被广泛认为是中王国第12王朝诗人赫蒂（Khety）创作的《赫蒂的尼罗河颂歌》（Khety's Hymn to the Nile）和新王国的《拉美西斯时期尼罗河颂歌》（Ramesside Hymn to the Nile）就描绘了尼罗河泛滥后万物生长、欣欣向荣的景象。埃及人对水的崇拜可以比肩太阳崇拜，他们认为水是世界的起源与终结，将其奉为创世神明，并将水的流转与生命的孕育和死亡并置。德国心理学家埃利希·诺伊曼（Erich Neumann）在他的专著《大母神：原型分析》（The Great Mother: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中提出，“大母神不仅给予生命，同时也给予死亡”。由于埃及神话中“水”这一女性的或母性的特质，许多与“水”相关的神祇都以女性或双性同体的形象出现，这反映出古埃及人的原始生态思想和女性意识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这固然存在本质主义的局限性，却蕴含了早期人类朦胧的自然观和性别观，这样的潜在基础为我们通过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进行阐释提供了依据。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女性主义神话学崛起，探讨以往神话研究中被忽略的女性问题，然而西方神话和民间文学研究多聚焦于希腊罗马、希伯来与阿拉伯世界，对人类文明最早起源地之一的埃及关注较少，仍未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本文将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尝试以上文提到的两首“尼罗河颂歌”中的水崇拜为切入点，结合创世神话中体现出来的原始生态思想和女性意识进行阐释，并且反思其对现世的价值和意义。

一、生态女性主义与神话

生态女性主义诞生的社会背景是20世纪的环境危机和人的精神危机——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对自然的掠取、不同种族之间的屠杀、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等。这个概念最早由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学者奥波尼（Eaubonne）提出，她率先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这一术语，呼吁女性领导一场生态革命以拯救地球，推动了一场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新型革命。在男性话语体系下，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可也加剧了水体污染、土地贫瘠、森林退化等环境问题。与此同时，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随着父权制的巩固变本加厉，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和命运并没有绝对掌控权，正如自然一样处在被支配地位。生态女性主义聚焦于女性与自然在父权制下同属的边缘化地位，以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二元对立——即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为批判的核心。因此，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的这一同构性决定了“生态”与“女性”将顺理成章地走向联合，共同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压迫。在解构男权—人类中心时，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对立双方的和解与共存，发挥女性文化中包容的特质来倡导多元化文明的存在，实现男性与女性、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共生。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发展中逐渐融入文学批评，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生态女性主义与各民族早期创世神话的关联，黑兹尔·亨德森（Hazel Henderson）就相信，“当今的生态女性主义正在恢复‘女神崇拜和母系社会的’较早的史前历史及其艺术的各种仪式。它将自然尊为一种秩序，人类对此无法了解的确切原因是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则引用了印度、埃及、苏美尔、亚述和巴比伦等创世神话，指出这些神话把女性、自然和水结合起来，并将三者都尊奉为神圣的创造之源。然而，随着父权制的发展，母神信仰逐渐衰落，以父神信仰为核心的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崛起，人定胜天的观念让人类有了征服母神与土地的欲望，早期创世神话主张的“和谐共生”被男权社会主张的“对抗征服”所取代，人类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种种危机在20世纪开始不断涌现：人类对自然资源涸泽而渔式的掠夺，“水危机”的加剧，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所有这些自杀式的行为都引起了女性主义神话学者的注意。在此背景下，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两性之间的和谐、人与环境合一的史前神话就成为人类自我认识与自我拯救的一种工具，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神话进行解读是对早期信仰的新书写，具有返璞归真、价值再发现的重要意义。

二、《尼罗河颂歌》中的水崇拜

在两首《尼罗河颂歌》中，对水的崇拜以不同的形式和神祇的形象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分别是原初之水努恩Nun/瑙涅特（Naunet）、掌管天空和降雨的女神努特（Nut）、天狼星女神索普德特（Sopdet）和泛滥的尼罗河之神哈比（Hapi）。诗中水意象的流转可以构成生态系统中的水循环，与尼罗河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整个生命循环相对应，折射出古埃及人重视循环的生死观、原始的生态思想和女性意识。

（一）原初之水——创世

惊涛拍岸，

大地一片混乱，就像努恩一样。

——《拉美西斯时期尼罗河颂歌》

在《拉美西斯时期尼罗河颂歌》的第二诗节中，代表着世界起源的原初之水出现了。埃及人认为，创世之前的宇宙是一大片黑暗的、原始的、混乱的无限水域，各种元素尚未分离，没有天地，没有时间，也没有生死。在埃及，人们相信所有流入世界的水都来自这片水域，尼罗河也不例外。尼罗河每年泛滥时，洪水吞噬土地，埃及似乎又回到了原初之水的混乱状态。这一特性与母亲的子宫相对应——同为混沌的世界起源，一个孕育生命，一个孕育文明。孕育本是女性的特征，然而埃及神话中的原始水域是双性的，如诺伊曼所说的乌罗伯洛斯状态，未分化且具有元素性，同时包含着男性和女性两种因素，因此这片原初的水域在赫尔莫波利斯八元神系中被人格化为一对古老的神祇——男性的蛙首神“努恩”（Nun）和女性的蛇首神“瑙涅特”（Naunet）。蛙与蛇都是象征着多产和肥沃的丰饶形象，因此原初之水具有存在与再生的潜力——重获肥力的土地从洪水中浮现出来。正是在这片水域中，太阳神诞生了，宇宙间才有了光明，有了生命。

超越了生物学概念的“双性同体”（androgyny）在人文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指引女性主义走出二元论的怪圈，通过与男性合作而非对抗来实现真正的解放。作为创世物的水，它可以哺育万物，但同时也可以充满力量，其本质是有硬度的包容，兼有双性的特点。努恩与瑙涅特的并立符合这一平等的、生态的思维，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并非一方驱逐或奴役另一方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协商、互补的伙伴关系。埃及人在构想本民族的神话体系时，潜移默化地将这种思想投射其中，认识到男性可以具备“阴性”特质、女性也能具备“阳性”特质后，神话体系中不乏暴虐的、富有攻击性的女神形象，也不乏起到守护作用的男性神形象。故而在埃及创世神话中，男性与女性、力量与孕育能够合二为一，共同构建世界。追溯到起源问题，埃及人将水视为创世之源的原因与其地理因素息息相关。发源于尼罗河河谷与三角洲地区的古埃及文明被沙漠、戈壁、高原和海洋环绕，只有尼罗河沿岸的一小片绿洲适宜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下，水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在埃及不言而喻——它是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物质条件，甚至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大根源。古埃及历史上几次分裂的中间期都能与洪水的低水位联系到一起，当代生态批评学者也指出气候变化会引起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紧密相连。早在文明伊始时，人类就深刻意识到了自然在文明进程中的意义，将最具影响力的水奉为最古老的神来崇拜，始终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这种原始的生态思想是贯穿古埃及文明始终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二）降雨——流动的桥梁

他（哈比）浇灌太阳神创造的土地，

赋予每一个小生灵生命，

甚至连远离水边的干渴山丘也能得到浸润——

他就是从天上降下的雨；

等待的大地爱他，他养育了新生的谷物，

工匠的手工艺品在埃及蓬勃发展。

——《赫蒂的尼罗河颂歌》

当水进入生态循环，最后会变为雨回归大地。《赫蒂的尼罗河颂歌》第一诗节就把泛滥的尼罗河与降雨进行类比，凸显了水的母性与神性意义。掌管降雨的是天空女神努特（Nut），人们相信原初之水漂浮在天空之上，是努特的身体支撑着那片水域才让世界不至于被洪水吞没。努特是埃及水崇拜最直接的化身——她是湿气女神泰芙努特（Tefnut）的孩子，名字由埃及语中的“水”（nw）演化而来，标志物是一个水罐。水罐是个典型的容器，与容器象征具有关联的元素包括乳房、子宫和水，努特女神作为神圣水罐，象征着慷慨的自然，既是天上之雨的女主人——作为天国的母牛，努特以她的乳汁哺育大地；也是地上之水的女主人——作为子宫，她是一个在分娩时被从内部“打破”而流出水来的水罐，女神哺育和滋养的能力即是深藏在底下的水——河流、湖泊和海洋，它们是生命的源泉。在远古时代，人们不论阶级均乞求降雨，便反映出“下雨”这一自然现象中暗含的生育力的决定意义，水哺育着万物，甚至决定了万物的生死。

然而除了母性和神性特质外，降雨作为流动的水，在埃及神话中连接了天上之水努恩和地上之水哈比，架起了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沟通的桥梁。具有包容性的水不仅是用于孕育和滋养的生命原始子宫，其流动性也赋予了降雨新的人文意义，原初之水与尼罗河水通过水循环联结起来，这是女性交流、关联与沟通性能的隐喻。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加德指出，生态系统里所有的水体都相通，“水也在空气里流淌，蒸腾自海洋湖泊、江川河溪，气化为云……冷却为雨雪倾泻而下”。天空女神通过降雨化作泛滥的洪水，与大地男神盖布（Geb）建立联系，带来了充沛的水源和沃土，孕育了人类和文明，女神与男神平等地维系着世界的运转，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表达中，埃及神话中的“天地”和“男女”被平等地赋予了亲近自然的意义，打破了传统的“女性天生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的刻板印象。所以女性被诺依曼认为是“最早的先知，是从深海中、从潺潺溪流中获得智慧的女神，因为‘水的语言是先知最初的声音’”，女性借助水这一媒介传达自己的力量、智慧和声音。将水与女神联系起来，体现了埃及人朴素的生态思想和对性别平等的认同。

（三）天狼星“偕日升”——繁荣

然而（星星）闪耀时他（哈比）涨起来了，大地欢欣鼓舞，

每个人的肚子都被喜悦填满，

万物的脊骨因笑声而颤抖，

牙齿闪着光，露出欢迎的微笑。

——《赫蒂的尼罗河颂歌》

在《赫蒂的尼罗河颂歌》的第三诗节，诗人提到了尼罗河泛滥前的预兆——（星星）闪耀。天狼星索普德特（Sopdet）是埃及人心目中最重要的恒星，它的出现与尼罗河每年规律性的泛滥息息相关，通常被认为是九柱神系中最重要的女神——伊西斯（Isis）的恒星显化形式。无论是在以希腊罗马为源头的西方社会，还是神话体系自成一脉的东方，天狼星（Sirius）都常以男性化形象出现；而在埃及，索普德特是一名强大的女神形象，便显得尤为特殊。自古王国第一王朝起，她就被称为带来新年和大洪水的繁荣女神——每年天狼星约有70天无法被观测到，然而在七月中旬的黎明时分，在尼罗河大洪水到来前，天狼星将于太阳初升前重新闪耀在天空中，也代表着古埃及新年的开始。这一现象被称为天狼星的“偕日升”（the heliacal rising of Sirius）。

因索普德特可以与伊西斯等同，有时也以伊西斯—索西斯（Isis­Sothis）的形态出现，尼罗河的泛滥也被视作伊西斯的眼泪。根据乌那斯金字塔铭文478号、532号和索尔特纸草第825号的记述，伊西斯是掌管王权、生命和魔法的丰饶女神，上下埃及之王欧西里斯（Osiris）的妻子。在战争之神赛特（Seth）篡位并杀死欧西里斯后，伊西斯在悲痛中不断寻找，终于找齐了欧西里斯的尸体，用魔法将其复活：

强大的伊西斯，她保护着她的兄弟，不知疲倦地寻找他，她在地上徘徊恸哭，一刻不曾停息地找到了他。她用她的羽毛形成荫凉，用她的翅膀制造气息，她为她的兄弟欢呼，她与兄弟结合，把没有气力的兄弟从迟钝中唤起，接受了他的种子，孕育了子嗣……

——阿蒙摩斯石碑上的《奥西里斯大颂歌》

女性的身体是哺育或再生的容器，女神在死亡与再生方面担当着综合性的精神角色，但女性鲜少被形容为“强大”。在《奥西里斯大颂歌》中，则凸显了伊西斯坚忍不拔、强有力的一面，而埃及人对女性这样的特质同样予以尊重和称颂。伊西斯为欧西里斯的死亡而哭泣，这些液体把再生的力量注入了无生命的土壤，使其恢复肥力；这些水进入了欧西里斯的尸体，让他得以复活，使得女神与生命、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欧西里斯是掌管万物生长的农作物之神，他的复活也意味着植物重新焕发生机、农业的繁荣和生命循环的生生不息。女性力量促进了农业和文明的发展，在神话中男性与女性、生命与繁荣、文明与自然再次体现出和谐共生的特性。在拉美西姆的天花板上，也出现了伊西斯—索西斯的相关铭文：

新年伊始，像伊西斯—索西斯那样在星空中闪耀，愿她为你预见许多节日新年和洪水。

——拉美西姆天花板铭文

这一铭文展示了天狼星偕日升与大洪水之间的密切联系，也解释了为什么索普德特被埃及人认作是代表丰饶和繁荣的女神，她预示着尼罗河的泛滥和土壤肥力的恢复，与伊西斯的结合更直接地体现出女神坚韧强大的一面，埃及人选择一位女神作为天狼星的化身便有了朴素的女性主义意识。

（四）尼罗河的泛滥——向死而生

埃及人按照尼罗河的活动将一年分为三个季节——泛滥季、生长季和收获季。每年7月，尼罗河迎来了长达4个月的泛滥季，人们也迎来了最盛大的节日：

……恐惧；

因为他（哈比）就像一头狮子跃出！

埃及被唤醒了，

它的嗜睡消失了！

所有的生灵都在庆祝

当他绿化了尼罗河两岸，

当他浇灌出丰饶

在老人和年轻人之间。

——《拉美西斯时期尼罗河颂歌》

泛滥的尼罗河之神哈比（Hapi）常常被描绘为一个蓝绿色皮肤的双性神，他有着男性的胡须和女性的腹部及乳房，手捧莲花和莎草。他双性同体的特征与原初之水对应，暗含了洪水的双重作用——既有男性摧毁一切的破坏力，又有女性多产丰饶的孕育功能。决堤的洪水摧毁大地上的一切，重新使土地变得肥沃，农作物、亚麻和莎草才能够生长，两首赞美诗中都描绘了洪水过后繁荣欢腾的景象：“他掌管了两土地，填满仓库，堆满粮仓，把他的礼物送给穷人” “先有粮食，后有繁荣” “所有的土地都生出食物，罐子里装满了奶油”……人们歌颂哈比，因为在危险的大洪水后，等待他们的是又一个生命的轮回，本诗节末句中提到的“年轻人”和“老人”便是这个轮回的始与终，万物都遵循生长—繁荣—毁灭—再生的季节性流转，而他们歌颂的是洪水带来新生的力量。

遵循天上之水和地上之水对应的原则，擅长观星的埃及人将尼罗河摧毁一切又孕育一切的季节性流转与每天的日升月落联系了起来。《努特书》（Book of Nut）中描绘道，白天太阳神拉沿着天空中的原初之水航行；到了晚上，太阳被群星之母努特吞噬；黎明时分，努特又重新生下它。同样地，她也会吞下月亮和星星，在黄昏时再生下它们。这种对天体死而复生的美好幻想促成了埃及人的轮回观和生死观，母神不仅孕育、指引着生命，还把她所养育的一切带回象征起源的子宫——即死亡，这一特征符合诺伊曼的美善母神（给予生命）和恐怖母神（掌管死亡）的分类。自此，自然成了母神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神话中的水是母神和自然的象征，不仅施与和保护生命，也攫取和收回生命，人死后回归自然，也意味着回到母神的怀抱。

不仅神与人类的生命循环如此，整个世界与文明也不例外：

 我要摧毁我所创造的一切，这个世界将会重返水域（努恩）和洪水，就如最初的状态。

——《亡灵书》咒语175

在埃及人的设想里，万事万物皆有其边界，死亡就是生命的边界。神的生命也会终结，届时在一切的边界、时间的尽头，世界将重新回归到被努恩之水淹没的状态。但是死亡并不是结束，正如在毁灭一切的原初之水中并非完全看不到前景，因为这片创造一切又毁灭一切的原始水域内部流动着再生的力量，正如尼罗河水不断泛滥又退潮，带来沃土，孕育生命又摧毁生命；努特吞噬日月星辰，又将它们重新生下；人从母亲的子宫里降生，死后又回归自然母亲的怀抱，生与死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循环。埃及人通过生命的流转总结出自然运作的规律——生老病死乃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但是在他们眼里死是另一种形式的生，人死后只是像夜晚的太阳神一样去了杜阿特继续生活，而无论在哪个世界的生活都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他们珍爱生命，也重视死亡。这种向死而生的精神是一种朴素的死亡哲学观念，即在迈向死亡的过程中感受强烈的生的渴望，以此激发生命的活力。埃及人通过正视死亡来感受生命的美好、认识自我、了解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这一重视生命循环的文化被后来父神信仰下的线性生命轨迹观所取代，与之对应的是母神文明与早期生态思想的衰落。

女神、水、自然与生死观的对应，印证了美国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斯普雷纳克（Spretnak）的观点：女神有少女、母亲与智慧的老妇人这种类似于三位一体的角色，这些形象对应着自然界的诞生、成熟与死亡的规律，这类创造性与更新性的特征与自然界的关系非常接近。尼罗河的泛滥不仅与女神创造—毁灭的职能紧密相连，还是水与整个自然的象征，它的存在联结了女性、自然与水，创世神话中折射出的人类早期朴素的生态女性意识便由此体现。这与加德在《水，女人，能源：生态女性主义路径》（Women, Water, Energy: An Ecofeminist Approach）中的论述不谋而合：她从创世神话的角度展开，将女性与水的联系投射到生与死、创造与毁灭的对应上，“其存有的理念认为，生命乃是可更新而循环不绝的，顺应创造—保存—毁灭的季节性轮转”。水如同一条有生命的纽带，具有循环往复、融通四方的生命力，将世间万物联结在一起，这种力量被赋予了消解二元论的象征意义——生命与死亡、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种族文化与宗教信仰，都通过水相互融通。“水”在古埃及被赋予了这样的人文内涵，这种重视生命循环的文化看到了女性、自然与水之间的联系，然而这种思想却在父权制和父神信仰的崛起中逐渐湮灭，生态女性主义学者重提创世神话就有了借古讽今的现实意义。

三、结语

上古时期人们探索世界，往往把自然力量、大地和女神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结体现出的是早期人类对女性力量和自然馈赠的赞美和向往，也是远古人民最基本的美好愿望。回溯到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们借《尼罗河颂歌》来表达对女性、水和自然莫大的敬畏之心。埃及人将尼罗河的泛滥和女神信仰结合，他们相信无论是破坏力还是丰产力，都是女神的馈赠，是自然的馈赠。他们重视女神传统，珍惜河流的馈赠，遵循自然法则，无不体现了人类早期淳朴的自然观。

然而作为人类早期文明成就的一部分，埃及神话中体现的生态思想和女性意识在现代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却并未走出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局限，即看重女性与自然之间天然的联系这一本质主义问题。这种观点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反对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相对立的二元论，将女性与自然合二为一，没能完全地解构父权制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压迫。现代的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的是女性与自然同样遭到父权—人类中心主义的压迫这一后天关联，因此创世神话中这种蒙昧的状态虽然有其进步作用，却并非现代文明需要回归的状态，而是要经过不断的思想解放和文明进步之后，重新认识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积极意义；女性的作用也并非单纯强调其生殖、生产的隐喻价值，在现代社会还应表现为创造性与建设性等力量。因此，对神话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不应止步于此，女神所代表的史前文明反映的源头是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史前社会形态，女性是社会的核心和中坚力量，埃及神话中拥有强大领导能力的女战士哈托尔（Hathor）与掌管正义的真理女神玛阿特（Maat）等女神形象尚未被深入挖掘，她们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希腊罗马神话和以此为源头的西方文明，故而对埃及神话中女神的阐释仍有待进一步探究。对于面临精神危机的现代人而言，创世神话中的文化属性能够在生态女性主义的阐释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达到开化思想、化解二元对立、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就是它对于现世的意义。

《神话研究集刊》第九集，巴蜀书社202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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