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端午作为祛疫禳灾、驱恶辟邪的节日，其种种药俗包括其间人们采取的各种仪式性的行为与活动，目的都是为了去除毒气污秽的传染，在一切层面和从所有侧面确保个人、家庭和社区环境的净化，从而实现人们追求平安、和谐和健康的心愿。虽然对采药、制药、用药以及用“药”和“药气”辟邪、洗药浴、吃药膳、喝端午茶等端午药俗、药事是分别展开描述的，但它们彼此间的关联应是非常密切的，更宜于被视为是一组或一群具有整体性的文化事象。在端午的种种药俗中，既有通过入药的各种食物、饮料等来调理身心的内容，更有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的净化仪式来应对因自然节令变化所滋生之危险的内容。由于在此一“天时”关节点上的药俗、药事、养生和防疫活动等被认为效益最佳，所以我们说，端午节蕴含着民众对于天时和人事、自然和文化、身体和精神之融和、顺应和相互调适的探求。

近年来受韩国“江陵端午祭”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的刺激，中国也开始重视这个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近废弛的传统节日。2006年5月，端午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2008年起，端午节成为国家法定假日。2009年9月30日，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也获得成功，“屈原故里端午习俗”“西塞神舟会”“汨罗江畔端午习俗”“苏州端午习俗”都榜上有名。与此同时，近年来关于端午节的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也逐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端午节堪称是一个丰富的“文化丛”，其历史颇为悠久，地域和族群的多样性特点非常突出，相关的民俗事象和民俗活动所内涵的意义也极其深刻。但截止目前，有关端午节的研究虽已有很多成就和积累，却也存在传抄雷同、田野调查不足和学术视野狭窄等方面的问题。本文不揣浅陋，拟就端午节期间丰富多样的药俗事象作一综述性探讨，以期对端午节药俗中所蕴含的“宇宙药”民俗理念予以比较集中的阐发，希望能对涉及端午的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作出些微的补益。

一、“端午”的本义

端午节有很多别称，如“端阳节”“天中节”“浴兰节”“正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女儿节”“端五”“重午”“重五节”“午日”“夏节”等等。其中既有历史上的称谓延续至今的，又有不同地区和族群所使用的民俗语汇；既有依据历法、节令命名的，也有依据节日期间特定民俗事象的内容命名的。在上述诸多称谓中，以“端午”和“端阳”较为普遍。本文主要使用“端午”一词，但在叙述某些地方的相关药俗时，也会按照当地的用法使用“端阳”等称谓。端午的称谓虽多，但节期、节俗的基本内涵即本义，却大体上一致。从中国上古历法而言，夏历建寅，以孟春之月为岁首，五月即午月、仲夏之月；五月五日，亦即午月午日，故有“重午”、“重五”之名。晋周处《阳羡风土记》：“仲夏端五，方伯协极，烹騖用角黍，龟麟顺德。注云：端，始也，谓五月初五也。四仲为方伯，俗重五月五日，与夏至同。”可知端午即仲夏午日，五月第一个午日之意。后世因“午”、“五”通假，且干支纪日渐废，遂将节期确定在了五月五日。

中国早在战国时代便已有了视五月为“恶月”、“毒月”的观念。东汉应劭《风俗通》：“五月盖屋，令人头秃。”东汉王充《论衡·四讳》：“讳举正月、五月子。”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京俗，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槅，名曰恶五月。”又：“五月朔日、端阳日，俱不汲泉水，于预日争汲，遍满缸釜，谓避井毒也。”清富察郭崇《燕京岁时记》：“京师谚日：善正月，恶五月。”清顾禄《清嘉录》：“是月，俗又称为毒月，百事多禁忌。”故吴地因避讳恶月而有“修善月斋”之俗。清袁景澜撰《吴郡岁华纪丽》卷五有“修善月斋”条：“吴俗讳恶月为善月。”此种以五月为恶的观念源远流长，一直延续至今。近代北平、天津等地，皆俗信五月为毒月、恶月，为避“井毒”，忌讳在端午打井水，老百姓一般是提前一天汲水、蓄水。江西一些地方有谚语曰：“最怕端午节水，不怕七月半鬼。”今在湖北荆州也有五月为“凶月”的说法，在武当山下的伍家沟村，村民们认为端午这天，凶神会闯进门为祸，故在门前挂几串辣椒、大蒜和鸡蛋壳，以为驱赶。

端午是五月最重要的节日，故又称“五月节”。端午时近夏至，故又有“夏节”的叫法。夏历五月在古人的时间观念和季节感受中，正值春末夏初之际。古人相信，自端午起，就算正式入夏（夏至）了，白昼渐长，天气渐热；酷暑炎夏自然就会导致邪气横行、毒虫滋生，使得疫病极易流行。无怪乎琳琅满目的端午节民俗事象，均以避邪祛恶、养生保健为主流、为指向。根据“俗重五月五日，与夏至同”的说法，因夏至意味着太阳趋于“天中”极盛状态，故端午又有“天中节”之别称。《礼记·月令》：“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郑玄疏注：“争者，阳方盛，阴气起也。”这就是说，因端午—夏至时节阳气至盛，反倒意味着阴气将起，这也是五月被视为恶月的一种理由。有学者从《易经》“姤卦”之解引申到“夏至一阴生”，指出阴恶从五而生，五月五日双五相逢，最不吉利。黄石亦曾指出，太阳运行至午时方位，即在中天，阳气达极盛之点，故端午节的时刻应该精确到午月午日午时。应该说，这一解释较为符合端午的另一称谓即“端阳”的寓意。

后世各地之端午节民俗的许多细节，不仅强调“重午”，还对“午时”颇为执着。例如，在台湾有贴“午时联”之俗，又取“午时水”（端午正午打的井水）储存，认为用它泡茶、酿酒特别好；据信午时水最为纯净，久存也不会变质变味，并有治病、解热、去毒之奇效。在广东海丰，端午当天取艾草沾“午时水”喷洒居室，据说可驱邪灭蚊，但过了初五就不灵验了。山东等地民谣有“午时水饮一嘴，较好补药吃三年”的说法。在东北，五大连池的矿泉水被誉为“神泉”、“圣水”、“药泉”，每到农历端午，方圆几十里的人们争先恐后来这里饮用“零点水”，据说饮了“零点水”即可消灾祛病、益寿延年。此类珍视“午时水”的民俗事象和前述回避“井毒”之类的民俗事象，虽说是方向背反，其逻辑却是相同的。如果按照“污秽”和“力量”的人类学理论来分析，后者强调了与危险相伴随的“力量”，前者则突出了“污秽”所可能导致的危险。

既然在古人的生活“常识”中，五月五日，午上加午，端午之日亦即“恶日”，那么，伴随着这一观念的普遍化，自古就生成了许多特异的俗信。基于端午“恶日观”，自然也就形成了许多规避和超越的方法。《后汉书·礼仪志》：“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阳气萌作，恐物不茂。”“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风俗通义》佚文：“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避兵及鬼，令人不病瘟。”可知汉代时，端午便以“五彩丝”、“朱索”和“桃印”等作为避邪祛恶的厌胜之物。

总之，端午的本义是依据一年之中宇宙运行的自然节气，由于出现了恶气、邪气、毒气肆虐之危险的时间点（恶月、恶日、恶时），故需要大举避忌，大兴防疫。端午节的本质正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净化仪式”，亦即动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举措避恶、祛邪、除瘟，以避免人们的生活环境遭受“污染”。难怪在端午节的各种民俗事象中，尤以驱邪、避恶的诸多巫术和涉及各种“药物”的防疫实践为“基本元素”，其节俗的主要内涵无非就是古人的卫生防疫和养生保健。黄石和江绍原或视端午为“逐疫节”，或把龙舟竞渡理解为古人的一种“公共卫生事业”，应该说是抓住了端午的要害，若是从这一根本的原点出发去阐释端午的其他“衍生”或“周边”性的民俗事象，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依据古人信奉的“阴阳”、“五行”等神秘主义哲学，宇宙万物在滋生毒气、恶气、邪气、阴气、戾气、四时不正之气的同时，也必然会酝酿出生气、正气、阳气，在端午节民俗中则不妨将其归纳为“药气”。各种端午药俗正是基于阴阳元素在自然中的交替消长、斗争互动与均衡的原理，由民众发掘、利用或创造出来的药气来对抗毒气，从而达致宇宙和谐、养生保健的目的。基于上述端午节的本义，端午节最为基础、普遍和具有根本性的民俗活动，无疑便是丰富多彩的各种药俗。在端午节药俗中内涵着一种最为普遍的民俗知识：端午百草皆药，端午期间所采之药、所制之药最为灵验、最具药效。显然，在端午药俗中蕴涵着类似“宇宙药”那样的民俗理念。

二、端午节药俗、药事

（一）端午药俗之一：采药

五月端午，踏青采药是最重要的习俗，采集百药也最能体现端午节的本义和实质。难怪有学者主张将端午节视为中国的“药草节”。端午作为一个“采药日”，其在中国节日体系中具有独特的特色和地位。《夏小正》：“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荆楚岁时记》：“是日竞渡，采杂药。”所谓“杂药”，即指各种药草。又“四民并蹋百草”，“今人有斗百草之戏也。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唐韩愕《岁华纪丽》：五月，“百药可蓄”；端午日，“结庐蓄药，斗百草”。宋吴自牧撰《梦粱录》：“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疫等用，藏之，果有灵验。”《辽史·礼志》：“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绵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可知端午采药是一种古俗，所谓“斗百草”当系成人采药时，孩童们以草茎或根杆互相比斗坚韧，其意义当与“踏百草”、“采百药”相通，它同时也应是辨识和鉴别草药的一种途径。

和采药古俗一起传承至今的，还有端午所采之药最为灵验的观念。当今中国各地民间，普遍认为端午所采草药最好、最为灵验有效，甚至说端午之前采药草太嫩，之后采则太老。又有指最好在当天太阳未出之前采药，认为采集到沾有露水的草药，药性才佳。在端午采药活动中，往往还会突出地强调“午时”。民俗知识对此的解释，大体上是指此时因阳气极盛，根茎皆可入药的草药生长亦极盛，故药性、药气最强，药效、药力自然也最佳。这种解释其实也颇有历史的渊源。明人高濂撰写《遵生八笺》，其中“四时调摄笺”引证了很多典籍文献，诸如《琐碎录》《广惠方》《千金方》《云笈七签》《养生论》《本草》《救民方》《万氏家抄》《礼仪志》《卫生方》《洛阳记》等，多有关于五月五日采药备用、合药灵验之偏方、土方的记述。其中有些较为容易理解，有些则荒诞不经、近乎巫术。例如《卫生方》：五日“取鸡肠草阴干，烧灰，治积年恶疮，极效；采无花果，阴干，治咽喉诸疾”；《本草》：“五日采苋菜加马齿苋为末，等分，产妇服之易产”；“五日取露草百种，阴干，烧为灰，以井水炼成膏，再用严醋和为饼子，腋下挟之，干即换去。五遍，能治腋下臭气，又能抽出一身中疮积毒气。挟完，即以小便洗腋下干净，最效”。《礼仪志》：“五月五日取冢上泥并砖石一块回家，以小瓶盛埋门外阶下，合家不患时疾。”

明清地方志对端午时的采药之俗有很多记载，不仅说明端午药俗的普及程度，也多少反映出各自不尽相同的地方特色。明弘治《太仓州志》：“午时收百草为药。”嘉靖《江阴县志》：“午正蓄采百草备毒。”嘉靖《尉氏县志》：“其日午时采百草为药，并贴符禁。”万历《贵州通志》：“午时采药一枝箭类蓄之，以治诸毒。”崇祯《嘉兴县志》：“五日为端阳节，祀先收药草（五日百草木叶皆灵，宜多采取备用）。”清顾禄《清嘉录》：“采百草之可疗疾者，留以供药饵，俗称草头方。”

清李光地等撰《御定月令辑要》引《桐庐县志》：“五月五日，医家咸于午时采药，相传此日天医星临空门也。”在浙江等地，旧时不少医家确曾相信在端午节这天，因“天医星”临空，故于午时采药最好。在湖北监利，人们于端午日“采百草”，相信端午前后的草药茎叶成熟，药性最好。端午百草为药，不少地方均相信端午采的草药有特效，民谚对此有很多形象的说法，例如，“端午节前都是草，到了端午便成药”；“五月五，是端午，背个竹篓入山谷；溪边百草香，最香是菖蒲”等等。广东海丰有一句歇后语：“五月初六艾——过时”，意思是说过了五月初五，艾草的药效就大打折扣了。端午所采草药最灵验的观念后来还逐渐扩展到越南、韩国和日本。在越南，人们认为端午正午时分寻采草药，其药效最好，这除了以东方医学的“阳气”说为根据外，又有诸仙在午时给药草施加了仙法的说法。在古代日本，端午时宫廷有骑马采药亦即“药狩”之俗（飞鸟时代），贵族们则互赠“药玉”（平安时代）这种“药玉”很像中国的香包，有的是用杜鹃花、苦楝子、橘子花、蓬、菖蒲五种植物包裹中间的麝香、沉香等香药袋而制成，再用五彩丝带编结出垂穗。在日本民间，有的地方还把端午这天称为“药日”，若下雨则叫“药雨”，是很吉祥的。

端午所采百药，以艾草和菖蒲最为常见。艾草的特点是含有挥发性的“药气”，故被认为可化浊驱秽、净化毒气。艾草自古有“医草”、“灸草”、“病草”之美称，有关它的早期文献都和驱邪及治病的风俗有关，其药理效用常被夸大，甚至有“岁多病，则病草先生，艾是也”（《师旷占》）的说法。民间视艾草为神草，将艾叶揉碎或制成艾条点燃可薰灼穴位，是为“艾灸百病”。《孟子·离娄上》：“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明刘文泰等撰《本草品汇精要》：“艾叶主灸百病”，并引《图经》曰：“初春布地生苗，茎类蒿而叶背白，甚香。灸百病尤胜。用之以苗短者为佳。”“三月三日，五月五日，取叶暴干，作煎勿令见风。”传为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撰《蕲艾传》：艾草“产于山阳，采以端午，治病灸疾，功非小补”。在湖北、浙江一些地方，民间流传有“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之类的谚语。

菖蒲是一种水生草本植物，有芳香“药气”挥发，被视为治邪灵物，《本草品汇精要》视之为“草部上品之上”。《本草经》：菖蒲，味辛温，“主风寒湿痹，咳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久服轻身，不忘，不迷惑，延年”。采集菖蒲的方法，古时也有讲究，高濂《遵生八笺》：“须在清净石上，水中生者，以南流水边者佳，北流者不佳。”《清嘉录》：端午时，“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妇女簪艾叶、榴花，号为端五景”。其中蜀葵，别名“一丈红”，又称“端午花”，其花、茎、叶、籽均可入药，有清凉解毒、通便散瘀之效，也是端午辟邪之物。

端午节百草为药以及端午药最为灵验的俗信，至今仍是中国各地民间最具有共享性的民俗知识之一。在辽宁省新宾县，满族妇女端午早晨出门采“百步草”，即在百步之内可采的青草，晒干后收存，日后家人若有小病，用它熬汤喝。或端午日出之前，采艾蒿放在屋檐上或插在门窗上，晒干后亦收存备用，若有人受风，用它煎熬汤水，以为洗治。在山东省胶东一带，老百姓多在端午早晨、太阳出来之前到村前寨后、田间地头采摘车前子、紫花地丁、艾蒿等，在院子晒干后悬挂起来，以备药用。云南省兰坪县的普米族亦有端午采药之俗，当地认为端午这天是“药神”下凡之日，他赋予地上所有植物以神力，故这天百草皆药，药性也比平时强很多倍。这天一大早，各家男女青年皆上山采药，老人们则在房前屋后采些艾蒿青枝插满每道屋门，当天的晚饭就用白天采来的药草炖肉。端午所采草药，或因有“药气”可以驱秽祛毒、净化空气；或因具备了清热、解毒、祛湿之类的药效而为民众所依重。这些以草本植物为主的端午草药，大多是老百姓熟知的，多属“凉药”，故适宜在炎热天候时发挥作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往往含有挥发性辛香成分，很容易被民众以嗅觉感知到其“药气”。

（二）端午药俗之二：制药、合药

既然端午百草皆药、遍地是药，端午是药草一年中药性最强的一天，那么，根据同样的理由，端午这天也最适宜于制药、合药。汉崔寔撰《四民月令》：“是月五日，可作酢，合止利黄连丸、霍乱丸，采葸耳，取蟾诸。”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二“舂百药”条引《四时纂要》：“端五日，采百药苗，以品数多为妙，不限分两，舂取自然汁，和石灰三五升，脱作饼子，曝干，治一切金疮，血立止。兼治小儿恶疮。”“合诸药”条引《琐碎录》：“五月上辰及端午日、腊日、除日前三日合药，可久不歇气味。”这是说其时所合之药的效力能够维持长久。又《帝京岁时纪胜》：“午日，和土粉晒干，擦小儿热疿。”明高濂《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引述或记载的一些偏方，强调在端午炮制才灵验，如“五月五日宜合紫金锭、保生锭子，治小儿疾。方在医书录。内府此日用雄黄研末，少加朱砂，收真蟾酥作杵，阴干。凡遇恶毒初起，以唾磨搽，微痛，立消”。

端午所制之药以菖蒲酒、雄黄酒较为普及。菖蒲酒最早见于班固《后汉书》：“孟陀，字伯良，以菖蒲酒一斛遗张让，即拜凉州刺史。”《荆楚岁时记》：“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唐殷尧藩诗句：“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明高濂《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端午日，以菖蒲生山涧中一寸九节者，或屑或切以浸酒。”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瘘，久服耳目聪明。”明清以降，雄黄酒逐渐流行起来，袁景澜撰《吴郡岁华纪丽》：“今吴俗，午日多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以饮，谓之雄黄酒。”《清嘉录》的记载略同。吴存楷《江乡夜物志》：“蒲酒，剉蒲根入火酒，和雄黄饮之，或以涂小儿额上。”可知菖蒲酒和雄黄酒，其实是相通的，有时就是一回事，而雄黄酒更被认为有消毒功效，毒蛇蚊虫皆畏避之。雄黄酒一般是将少许雄黄粉放入白酒或黄酒而成，有时还在其中浸泡切碎晒干的蒲根。在早先的菖蒲酒中添加少许雄黄，可能是受到道教的影响，朱砂与雄黄都是道家炼丹喜用之药物，被认为有辟邪之力。

端午制药之俗中较特异的当属采捕蟾蜍，刘晓峰指出，古人强调端午上午采捕蟾蜍最好，因为端午之午时，纯阳用事，为一年中“阳之极”的时辰。蟾蜍，俗称癞蛤蟆，和蜈蚣、蛇、蝎、蜥蜴并称“五毒”，为端午前后各种毒邪之气的具象化，也是民间端午各种辟邪驱瘟之举措所针对的对象。采捕五毒之一的蟾蜍为药，在笔者看来，乃是一种化“污秽”为“力量”的努力，唯其污秽，故有力量；或通俗一些说，便是基于“以毒攻毒”之民俗知识的信念才得以成立的俗信。

汉代已有五月捉蟾蜍之俗，汉刘安《淮南子》有“鼓造辟兵，寿尽五月之望”的说法，后世则主要是在端午时采捕蟾蜍为药。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三引《药性论》云：“端午取蝦蟆眉脂，以朱砂、麝香为丸，如麻子大，孩儿疳瘦者，空心一丸。”又“捕蟾蜍”条引《抱朴子·内篇》：“肉芝者，谓万岁蟾蜍……以五月五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宋唐慎微《证类本草》：“虾蟆，味辛寒，有毒，主邪气破症坚血痈肿阴疮。服之不患热病。疗阴蚀疽疠恶疮猘犬伤疮，能合玉……五月五日取阴干，东行者良。”万历《沁源县志》：端午“采百草，熬膏药，侵晨捉虾蟆，法师练咒有验”。明刘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岁五日，中侍例同太医院官，来捕虾蟆。”又：端午日，“太医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虾蟆，取蟾酥。其法：用针枣叶刺蟾眉间，浆射叶上，以蔽人目，不令伤也”。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虾蟆于端午日知人取之，必四远逃遁。”旧时北方俗谚有“癞蛤蟆躲不过五月五”、“蛤蟆蝌蚪躲端午”的说法，这些都和端午采蟾蜍为药的习俗有关，它与《五杂俎》中的说法，当属同一个知识谱系。

《清嘉录》：“药市收癞虾蟆，刺取其沫，谓之‘蟾酥’，为修合丹丸之用，率以万计。人家小儿女未痘者，以水蓄养癞虾蟆五个或七个，俟其吐沫，过午取水，煎汤浴之，令痘疮稀。”《吴郡岁华纪丽》：“今吴俗，亦于午日……又收蜈蚣蛇虺，皆以备攻毒之用。”所谓“蟾酥”，是指由蟾蜍分泌的体液所制成的专治皮肤病的药，今在江苏一些地方仍于端午日收蛤蟆，刺取其沫，制作中药蟾酥；杭州一带甚至在这天给小孩子吃蛤蟆，认为消火清凉，可使夏无疮疖。清朝曾有雍正皇帝恩赐大臣杨名时“端阳药锭一匣”的纪录，究竟此药为何物不详，但当属端午所采所制而储备待用者无疑。另有嘉庆十二年端午，皇帝赏赐安徽巡抚初彭龄药锭一匣（包括紫金锭、蟾酥锭、盐水锭等避暑药品），又嘉庆二十四年端午，皇帝赏赐闽浙总督董教增药锭一匣等史事，可知宫廷对端阳药的重视。在这种端阳药锭当中，一般就应包括有所谓的“蟾酥锭”。民间又有从蟾蜍制取“蛤蟆金”的偏方，亦即在端午早晨捉蟾蜍，往其肚中塞进墨块，等一两个月后取出，即为“蛤蟆金”，涂之有解毒疗痈、消肿镇痛之奇效。该偏方其实在古代就流传颇广，如嘉靖《广平府志》，“取虾蟆噙墨涂毒疮”；嘉靖《归德志》，“取虾蟆噙墨备涂肿毒”；同治《宜昌府志》，“捕蟾蜍以墨入腹中，俟干取出，涂肿毒有验”。在这些验方中，蕴含着端午采捕蟾蜍为药之民俗知识的逻辑：既然蟾蜍多生癞斑（很像人类皮肤病的症状）却浑然无事，故以其为药，它就应该对皮肤病有特效。这和文化人类学揭示的基于“相似律”的巫术当属同一类原理。

陈元靓撰《岁时广记》引述众多文献，收录了宋代及前朝各代的“端午药”，其中既有基于药食同源之原理，不难为人接受者，也包括不少稀奇古怪的偏方和验方，诸如“掘韭泥”“炼草灰”“制艾熊”“膏桃人”“烧葵子”“粉葛根”“调苋菜”“晒枣糕”“百草头”“艾叶酒”“取木耳”“服龙芮”“乾麕舌”“挂商陆”“荐汉术”“收蜀葵”“晒白矾”“丸青蒿”“种独蒜”“食小蒜”“汁葫荽”“灰苦芙”“啖蓰蓉”“相念药”“相爱药”“能饮药”“不忘药”“急中药”“丁根药”“金疮药”“神水”等等。其“百草头”系引《岁时襍记》：“都人以菖蒲、生姜、杏、梅、李、紫苏，皆切如丝，入盐曝干，谓之百草头。”其“相念药”条系引《投荒录》：“有在番禺逢端午，闻街中喧然卖相念药声，讶笑召之，乃蛮媼荷揭山中异草，鬻于富妇人为媚男药，用此日采取如神。”其“神水”系引《金门岁节》：“端午日午时，有雨，则急斫竹一杆，竹节中必有神水，沥取獭肝为丸，治心腹积聚等病。”可知端午的“午时”尤其重要，受到此种观念的影响，古代《本草》类药学著述，多有于端午日收药，或于午时合药的要求。基于“天时”的神圣性，端午合药有朝向神秘主义发展的倾向，这就超出了药物实践的领域。高濂曾对此解释道：“五月五日午时，修合药饵者，以天罡此时正塞鬼户。《斗柄诀》以月月尝加戌，五月每日戌时天罡指午，亥时指未，自未轮转。五日午时，正指艮宫，为鬼户也。故用此时合药甚效，又为天中之节。”这种说法颇有神秘色彩，但其强调“天时”特殊，应配合天时采药、合药的思想，确乎反映了一种“宇宙药”式的理念。不过，在近现代的各地民间，端午时对于草药的加工，一般都很简单，诸如把采来的艾蒿晒干，捆成束把存放或搓成艾绳，以后当蚊香用；或将草药切碎入酒、用来熬洗澡水之类。

（三）端午药俗之三：用药

１、以“药”或“药气”避邪

端午之辟邪驱瘟的多种举措，归纳起来，无非是神（符）、药两解。既有把神符焚化、服其灰为药的情形，也有将草药或其他药材作为镇物用来厌胜的情形，更有以药入符，使两者结合的情形。在借助超自然之神力辟邪或借助药力、药气来驱瘟祛毒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论及端午节药俗时，必须注意到此类神、药两解之方法的普遍性。例如顾禄《清嘉录》：“男女佩带辟瘟丹，或焚于室中，益以苍术、白芷、大黄、芸香之属，皆以辟疫祛毒。”就是典型的神（符）、药两解，符和药相得益彰的例子。除了悬挂天师、钟馗像、龙舟竞渡、系五彩丝线和各种驱除五毒的举措之外，端午药俗的主要内容之一，首先便是用“药”和“药气”克制邪毒之气。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有“鹊巢灸病”条：“端午日午时，焚鹊巢灸病者，疾立愈。”《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岁时杂记》：“京师人自五月初一日，家家以团粽、蜀葵、桃柳枝、杏子、林禽、柰子，焚香或作香印祭天。”又卷二十二“焚故药”条引《岁时杂记》：“端五日午时聚先所蓄时药，悉当庭焚之，辟疫气。”

端午以药和药气为辟邪祛毒之镇物的做法，更为普遍的是将艾草、菖蒲、大蒜等悬挂门首或插在门窗上。其中菖蒲、艾蒿被相信具有“巫术和药用的双重价值”。宋周密《武林旧事》，“又以大金瓶数十，徧插葵、榴、栀子花，环绕殿阁”，“而市人门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纸钱……虽贫者亦然”。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又钉艾人于门上。”明何乔远撰《闽书》：端午“有则采楝木叶插之，谓可禁蚊，有则采桃叶插之，谓可辟疫，有则采葛藤悬户外，谓可禁蛇”。《燕京岁时记》：“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于门旁，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清嘉录》：“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又：“五日午时烧蚊烟，能令夏夜无蚊蚋之忧。”吴存楷《江乡节物诗》：“网蒜，午日择蒜本之不分瓣者，结线网系之以为饰。”《清嘉录》里也提到，找独头蒜，用线网装好给小孩佩带，是为“独囊蒜”或“独囊网蒜”。和艾草、菖蒲一样，葱蒜之类亦属于有挥发性芳香气味或辛辣味道的“荤菜”，故有“药气”和“药力”。由于艾、菖蒲和大蒜经常组合出现，故吴越荆楚等地又称其为“端午三友”。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各地民谣对端午的青草辟邪之药俗有很多表述：“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端午佳节，菖蒲插屋”；“端午佳节，菖蒲插壁”；“端阳不插艾，死哒变个怪”；“端午不戴艾，死去变妖怪”；“门前插把艾，驱邪避瘟灾”等等。以青绿的药草所散发的芳香清新的“药气”驱除毒虫，净化空气，防范瘟疫疾病，很符合“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的古意。山西省解州地方，端午节男女戴艾叶，称为“去疾”；陕西省同官地方，端午以蒲艾、纸牛贴门，称为“镇病”。山东各地普遍在门口插艾蒿，但胶东部分地区还加插桃枝，临沂地区或在大门上插柏枝；有的地方，端午时甚至在室内或院子燃烧艾草，让它散发更多的药气。在闽西客家地区，端午在门上插菖蒲和桃枝，台湾则是插艾、菖蒲和榕树枝，并认为“插榕较勇龙，插艾较勇健”，此外还要用到大蒜、桃枝、柳枝及“火香仙人掌”等。湖南、浙江等地，有采葛藤挂于门上的情形，据说葛藤是锁鬼的铁链子，可驱鬼辟邪。端午插青所用之菖蒲为“天中五瑞”（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和山丹）之首，因叶状似剑，又称“蒲剑”，俗信可斩杀五毒，故人们把艾草和菖蒲的组合叫做“艾旗蒲剑”。在日本，菖蒲除了形状像剑，还因其日语发言与“尚武”相谐，故既用于避邪，又成为男孩勇武的象征。

五瑞说亦见于福建泉州，但内容有点变化，那里的人们在门楣上插的五瑞为榕枝、艾叶、菖蒲、柳枝和大蒜头。在苏州，人们把艾、榕、菖蒲等用红纸绑扎成“蒲龙”，与蒲叶一起悬挂门上。广西壮族地区，除了门插艾草或枫叶，还会在院内煮醋液、烧柚子皮，用蒸发或燃烧引发的药气来清爽空气。在浙江省兰溪一带，端午节的午时，家家要点燃“药头烟”祛除秽气。在湖北西塞的端午龙舟会上，龙舟和菩萨游街所到之处，各家均设香案、摆供品、放鞭炮、撒米茶；曾出过不祥之事的人家则焚烧用稻草和艾草做的“烟包”，希望龙船能将邪恶秽气带走。越南人过端午，把艾草编成当年生肖的形状，挂在门口避邪驱魔；据信艾草的药气给当年生肖注入力量，可免受邪气及瘟疫病毒的侵害。总之，以药和药气辟邪就是要杜绝以五毒为代表的毒气，它们作为“位置不当”的污染，绝对不可让其侵蚀人们的身体和生活环境。

端午辟邪时以“药”或“入药”之物为装饰的情形也很普遍，如用菖蒲根簪饰发髻等。《岁时广记》有“插艾花”、“佩楝叶”等条，“或以香药为花”，“棟树处处有之，俗人五月五日，皆取叶佩之，云辟恶。其根以苦酒磨涂疥，甚良；煮汁作糜食之，去蚘虫”。宋王曾《端午帖子》：“明朝知是天中节，旋刻菖蒲要辟邪。”再有，就是缝制、馈赠和佩戴“药囊”香包以却病健身。端午香包之俗由来甚古，在南北各地都很普及。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过端午，以“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等为饰物；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杭州端午之时，赐后妃诸臣以“翠叶、五色葵榴、金丝翠扇、真珠百索、钗符、经筒、香囊、软香龙涎佩带”。《清嘉录》：“制绣囊绝小，类荷包之形，中盛雄黄，谓之雄黄荷包。彩绒裹铜钱，为五色符，谓之裹绒铜钱。皆系襟带间以辟邪。”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制绣袋绝小，贮雄黄，系之衣上，可辟邪秽。”《帝京岁时纪胜》：“幼女剪彩叠福，用软帛缉缝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住硃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庐、樱桃、桑椹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清光绪七年刻本《翼城县志》：“儿女各系五丝，簪虎，又以五色袖锦制为蛇、蝎、蜈蚣诸毒虫，缀之线上，其下坠以符牌、雄黄囊。”1927年刻本《东莞县志》：“（五月五日）邑人多纫小香囊，曰‘午时袋’。”

各地香包的别称很多，因其内常装填若干药物，又称药囊、香袋、容臭、佩帷、荷包等，除了装饰功用，还被用来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等。香包多为精工绣制之锦袋，或用五色丝线缠绕，或用彩色碎布缝缀，其内药物一般有白芷、细辛、川芎、芩草、排草、山奈、甘松、蒿本、苍术、菖蒲、牛黄、辛夷、艾草等有芳香“药气”的草药，有时还加入冰片、樟脑、麝香、沉香、丁香、雄黄、朱砂等香料药末；甚或内装茶叶、米、驱邪灵符或铜钱。江南各地视绣制香囊为一项重要的女红，每逢端午前夕，闺女媳妇们都极尽巧思为之。香包因内装药材而香气浓郁，有醒神辟虫等作用。福建长汀客家人一般用花布做香包，形状有菱形、铜钱形、公鸡形等，内装雄黄、麝香、艾叶等以醒脑提神。陕西关中过端午时，用色布彩线缝制各式香包，形状有粽子、老虎、五毒、葫芦、蝴蝶、燕子、金瓜、寿桃、梅花等，并坠有各色丝线缨穗，内装雄黄、艾叶及药材配成的香料。陕西兴平一带以绫帛缝小角黍，下面再缝上一个小人偶，称为“耍娃娃”。较著名的还有甘肃省的庆阳香包，每年端午家家都会制作，并有相互馈赠香包之俗，当地农村称“耍活子”。庆阳香包的种类很多，有十二属相、粽子、瓜果、花卉等。在甘肃省正宁县，民间还有一套可使香包生香的中草药配方，包括雄黄、艾叶末、冰片、藿香、苍术等，一般是将其洒在香包外面，既可辟邪，又可驱虫。

最后，是涂抹或点洒雄黄酒以为辟邪。《帝京岁时纪胜》：“午前细切蒲根，伴以雄黄，曝而浸酒。饮余则涂抹儿童面颊耳鼻，并挥洒床帐间，以避毒虫。”《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晒之，用涂小儿额及鼻耳间，以避毒物。”同治十一年刻本《河曲县志》：“端午，饮雄黄酒，用涂小儿额及两手、足心……谓可祛病延年。”同治《直隶澧州志》：“端午……捶雄黄泛酒饮，或涂小儿两耳，曰‘开聋’。”光绪七年刻本《翼城县志》：“涂雄黄于婴提顖诸处，以辟邪。”近代以来，各地均在端午时以雄黄酒涂抹儿童面颊、耳鼻或“画额”即在额头写“王”字，旨在驱除邪魅；或将雄黄酒喷洒房屋内外角落、墙壁床帐边缘以避毒虫和瘟疫。还有人家用丝绵裹雄黄，投入井中以祛水中之毒。在广西宾阳等地，人们买来雄黄、朱砂、柏子、桃仁、蒲片、艾叶等浸入白酒，端午这天用菖蒲、艾蓬之类蘸洒墙壁角落、门窗、床下，并用此酒涂小儿耳鼻、肚脐，以驱毒虫瘴气。

2、药浴

端午日以兰汤洗浴或以采来的青草等烧水洗澡，乃是起源颇古的习俗。此种以沐浴来驱邪、避瘟、禳病的传统，在中国各地乃至东亚各国，至今仍以各种变通的形态而存活着。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按大戴礼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但据说当时之兰非今日之兰花，而是菊科之佩兰，有香气。屈原《九歌·云中君》的“浴兰汤兮沐芳”，说得正是用它煎水沐浴。韩鄂《岁华纪丽》：端午时节为“角黍之秋，浴兰之月。”《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琐碎录》：“五月五日午时，取井花水沐浴，一年疫气不侵。俗采艾柳桃蒲，揉水以浴。”又引《岁时杂记》云：“京师人以桃柳心之类，燂汤以浴，皆浴兰之遗风也。”谢肇淛《五杂俎》：“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拂而浴之。”嘉靖《仙游县志》：“至午时采百草为汤，浴体以去百病。”《帝京岁时纪胜》：“端阳日，蒲艾曝干存贮，生子用以沐浴，兼洗冻疮。”可知古代采兰沐浴之俗到后世逐渐发生变化，慢慢地人们一般就用在端午所采药草如艾叶、菖蒲、野菊、金银花等浸泡或煎水沐浴。在朝鲜，这天妇女切菖蒲根簪在头发上作装饰，并用菖蒲水洗头。韩国的江陵端午祭按照传统，这天要吃“艾子糕”，喝薏仁汁，妇女用菖蒲汤洗头发或饮用菖蒲水（图４），甚或用菖蒲露化妆，称为“菖蒲妆”。在以端午为男孩节的日本，全国普遍有泡“菖蒲汤”洗澡的习俗，孩子们还玩“打菖蒲”的游戏。有男孩的家庭这天竖鲤鱼旗，把菖蒲插在屋檐下或放入水中洗澡。

1943年铅印本《民国新修大埔县志》:“旧俗于是日刈取各种药草,正午时汲水之,谓之‘午时水’｡家人浴之,谓可医病强身｡”福建省长汀一带过“五月节”,端午前一天,乡民们到城里售卖“药把”,常见的有艾叶､菖蒲､蚊惊子､大毛风､桃枝､金银花藤等,多是解毒､清热､祛风､除燥的草药;城里人买了或插在门楣两旁避恶,或用来煎熬“药把水”,在端午中午沐浴｡湖南等地民间有“洗了端午澡,一年身上好”的说法,端午用自采或购买的草药熬水洗澡,即为“洗端午澡”｡在永州江华､江永､祁阳､宁远等地,用于洗端午澡的植物主要有艾叶､鱼腥草､菖蒲、紫苏、扛板归、大蒜、海金沙、金银花、茶叶、千里光、野燕麦、苦参、蒲公英和车前草等，多是些清热解毒、杀菌祛风的草药。湖南道县端午时要“洗风药”，这天下午全家大小洗草药澡。乡民一般是从四月最后一天起上山采药，除供自家“洗风药”，还大量上市出售，形成“草药集”。这些草药大都是供人们药浴所用，药性多有清热、祛风之效，如金银花藤、灯笼草、大枫艾、猪笼草、油茶叶等。大人通常是在清水中加几瓢药汤冲凉，小孩则用澡盆洗，在药汤中泡一泡。有孩子的家庭会多备些草药，切短晒干后储存，以便以后给孩子多洗几次。广西有些地方常用柏叶、大风根、艾草、菖蒲、桃叶等煮成药水洗浴，人们普遍相信不分男女老少，洗了端午药浴可除暑邪之气并防治痱子、疖疮等。四川会理等地也有端午以鲜药草熬水洗药浴之俗，从五月初一起，乡民纷纷上山采挖沙参、泡参、玉竹、仙茅、透骨草、牛蒡根、牛口刺等，运到县城供洗药浴的人购买。在云南省普洱地区的端午药市上，约有30科45种药用植物分别被用于药浴、药膳和药饮，其中药浴所用亦多为清热、解毒、祛风的草药。在海南岛，除了赛龙舟、吃粽子、挂菖蒲和艾草外，当地过端午还要“洗龙水”和洗草药澡。洗草药澡是指用大锅熬艾草水洗身；洗龙水则指海水浴。人们相信端午用海水擦眼可去眼疾，用海水洗身可除皮肤病。在澄迈县，每逢端午都在盈滨半岛举办“龙水节”，岛内各地乡亲纷纷来此“洗龙水”。在江苏省南京一带，旧时端午，合家大小用放入雄黄、小钱的清水洗眼，谓之“破火眼”，认为可除一年眼病。

端午这天的露水或特意汲取的“午时水”也富有灵验的“药力”。康熙十三年湖南营田《李氏族谱》：“端午日晨，田夫赤足于草中行，尽沾露水，谓踏草露水，以祛泥中湿热之气，去夏秋痈痛之苦。”台湾有端午“浴苦草”之俗，即用苦草、菖蒲、艾蕊等烧水给孩子洗澡，以去百病；或以午时水为洗澡水，或在端午日采刺蒺藜等草药枝蔓煮汤沐浴，认为可消风治病。午时水取来后一般要晒一晒，然后放进榕枝、艾草、香茅等，全家用此“净水”擦洗身体，有“身体洁净”之象征意义和治疗疾病的功能。在著名的鹿港护安宫，要由神喻确定取水年份和地点，取来的午时水还要“绕境”，并被赠予路旁搭坛祭拜的乡民。东北的满族有去郊外踏露水之俗，用这天的露水洗脸、洗头、洗眼，俗谓可不生疮疖，不得眼病。在湖北竹溪、房县等地，端午这天一早采药以沾到露水为吉，人们相信用端午露水洗脸、擦眼可防红眼病，擦洗颈部和四肢则防止四肢麻木和疼痛。在广东从化，端午正午以符水洗手眼后将其泼洒于道，称为“送灾难”。台湾谚语，“洗午时水，无肥亦嫷（漂亮）”，“午时水洗目睭，明到若乌秋”；湖北谚语“端午洗个露水脸，一年到头不害眼”，说的都是类似的祈愿。山东省胶东民间有一种“拉露水”习俗，端午这天，很多人早起在太阳出来前到春草茂盛处，用毛巾拉草叶上的露水擦脸，尤其要擦擦眼睛、耳朵，据说这样孩子就耳聪目明，一年不害眼病；用露水擦洗脸面和胳膊，一年之中身体健康；甚至牲口吃了端午草，也不生杂病。山东省海阳、莱阳一带，端午清晨，乡间老太会穿新衣，趁太阳未出上山“拉露水”。有的人还将拉了露水的毛巾带回家给老人擦洗，据说一年不长疮。在乳山，端午前一天，姑娘媳妇采集月季花、艾蒿心、桃树心、柳条皮、腊条皮等具有消炎止痒药效的草药，洗净后清水浸泡，露天放在院中干净空阔处，经一夜雨露滋润，第二天清早捞出花草，则水色浅蓝并有芳香，全家人用此水洗脸、洗胳膊，认为可驱毒邪并防蚊虫叮咬。

端午药浴传统，在当今中国各地仍以各种方式被国人继承，例如在2011年端午节时，在广州地铁一号线烈士陵园站，有人免费派发所谓的“艾礼包”，里面装有新鲜的艾叶以及“六神艾叶沐浴露”、“六神艾叶香皂”等，呼吁人们在端午节这天，“洗个艾叶澡，夏天肌肤好！”；再比如，名为“田婆婆洗灸堂”的企业，也正是利用端午洗药澡这一习俗来经营的。

３、“入药”的端午食俗、药酒、药膳、端午茶

端午吃入药食物的历史很悠久，前已述及，宋代时就有一种端午食品“百草头”，是将杏、梅、菖蒲、生姜、李子、紫苏等切成细丝，用盐或糖、蜂蜜浸泡后食用，可谓既是良药，又是美食。当今各地端午的节日饮食，很多也都和“药”有关。如山东一些地方吃艾叶煮鸡蛋，端午一大早，将新鲜艾草放在锅里煮鸡蛋，蛋皮变成微绿，带着微微的艾草香。在闽西长汀一带，把鸡蛋、鸭蛋和“药把”同煮，孩子吃了“药把蛋”就不生痱子、不生癣。在苏州乡间，端午吃水煮大蒜，把它看作是一种良药。云南省梁河的阿昌族，这天要采摘一二十种野菜混合炒着吃，俗称“八宝菜”，认为吃了会减少疾病。毛南族端午要吃一种糍粑，其内加入当地一些草药，故有香味，老人们说吃了不生病；除用端午采来的草药在锅里煮水给孩子洗澡外，大户人家这天还吃“蛇餐”，即买来扁头风、过山风之类毒蛇用草药煨炖，据说这天吃了蛇肉、蛇汤，不患风湿和各类皮肤病。近年来，还有人在互联网上介绍端午用艾草做“食疗”，如“母鸡艾叶汤”、“艾叶甜汤”、“艾叶饼”、“艾叶粥”等。

端午节服食或饮用某些特定“药物”的情形，首先以饮药酒辟邪最为普遍。宋人梅尧臣《端午晚得菖蒲》：“薄暮得菖蒲，犹胜竟日无。我焉能免俗，三揖向尊壶。”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古人岁时之事，行于今者独端午为多。”“初五日午时，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棕子，吃加蒜过水面，赏榴花，佩艾叶，合诸药，画治病符。”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安陆县志》：“采菖蒲及雄黄渗酒，家大小俱饮，仍邀集宾好。”在闽西长汀，端午时每家都用米酒调一点雄黄，制成雄黄酒，全家老少都象征性地稍饮一点。苏州一带过端午要“吃五黄”（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雄黄酒），雄黄酒即其中之一。当地又有“晒雄黄酒”之俗，五月初一至初五，每天在太阳下晒一晒，然后端午时饮用。全国各地谚语有“雄黄烧酒过端午”、“喝了雄黄酒，百病都远走”、“五月端午喝雄黄，四季不生疱和疮”、“端午节，雄黄泡酒五毒灭”等很多说法，可知此俗信在民间根深蒂固。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所述白娘子故事，后在方培成的《雷峰塔》中增衍出“端阳”、“求草”等桥段，白娘子在端午时喝雄黄酒现出原形、吓煞许仙的情节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次，吃“药粽”。粽子是端午节令食品，其中蕴涵着很多象征意义，例如周处《阳羡风土记》所谓“盖取阴阳包裹未散之象”的宇宙观意义。吃粽子也涉及到“药食同源”的原理。例如，在粽子里添加中药材益智仁，称为“益智粽”。依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所记制作粽子的方法，除包裹禽肉、板栗、红枣、赤豆之外，还添加各种果实、草药，做成各种形状。《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端五因古人筒米而以菰叶裹粘米，名曰角黍，相遗，俗作粽。或加之以枣、或以糖。近年又加松、栗、胡桃、姜、桂、麝香之类。近代多烧艾灰淋汁煮之，其色如金。”在这些粽子里，既内含着阴阳之类的生活哲学，又寄托着通过药物养生保健的期许。实际上，连同包粽子的苇叶、竹叶、荷叶之类，都有清热解暑之效，而粽子味甘性平，也是益气健脾、开胃消食之良“药”。嘉靖《归州志》：“采药叶包糯米为角黍，致馈亲朋。”据说阿昌族的端午粽子有不少种类，其中有一种素粽子，据说用它在家堂祭祀过神灵之后，当家人腹泻时把它烧焦吃，即可治愈。

第三，端午“药膳”。在四川省会理等地，端午要吃药膳，俗称“吃药根根儿”。县城周边乡民从五月初起，就去山上采挖多种宜于炖食的草药，供县城过端阳节吃药膳的市民购买。当地民间有“冬病夏治”之说，人们相信入夏湿热，需在端阳时以鲜药炖肉为食，这样一年都会身体康健。这种药膳以火腿、骨头汤、肉皮和牛蒡根、牛口刺、沙参等草药炖制而成，有滋补之效。晚饭吃了药膳，再合家出游以助消化，民间称为“游百病”，取“端阳一游，百病不生”之意。云南省宁洱县（原普洱县）、普洱市（原思茅市）及其周边村寨，有在端午期间“食根”的地方性饮食文化传统。端午食根之俗源于当地民众对药根膳食的喜爱，人们对植物的可食之根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其中融汇了当地汉、傣、拉祜、哈尼等诸多民族的相关知识。根据一项民族植物学的调查，思、普地区的端午食根药膳所涉及的植物种类，合计有38种，它们分属22科32属。当地的民间医生认为，端午前后正是滇南一年中水土更替、转折的时节，人最容易生病，因此，需要吃一些药物以驱逐沉积一年的浊气，同时，补益正气以便抵抗节气变化所可能带来的疾患。端午当天思茅集市上的新鲜草药摊点，大都是适宜于用来炖鸡、猪蹄做药膳的，如麦冬、天冬、牛膝、大蓟（俗称棘刺根）、牛蒡、茴香、商陆（俗称大麻菜）等。滇西北的摩梭人有端午“喝药汤”（亦是一种药膳）之俗，从农历五月初四起，各家采菖蒲、车前草、薄荷、青蒿、马蹄草、臭参等新鲜药草，将其切碎，与腊肉、鲜肉或鱼肉、鸡肉一起炖成药汤。端午早晨先祭祀诸神祖先，接着全家一起喝药汤、药酒，认为端午喝了药肉汤，有病治病，无病可防。

第四，端午茶。浙江省松阳县有一种“端午茶”，它是根据当地水土，融汇中医养生原理，以草药为基础发明的一种饮料药。民间认为其疗效可避邪解毒、防治中暑、祛湿散风、清热消炎、解渴提神、祛积消食等，又有“百病茶”、“万能茶”之称。松阳端午茶的主要药材有山苍柴、石昌蒲、小叶溶、银花藤、山当归、野丹参等，并无固定配方，任凭采药者结合各自家庭的口味、体征和经验制作。一般是将草药晾干，剁成１～２厘米的小段，在锅里略经炒制，或切后直接晒干即可。饮用时开水冲泡即可。又在台湾、福建和广东等地民间，盛行在端午节正午泡饮“午时茶”（或“艾叶茶”）。宁化客家人过端午，各家都会储备一些“家茶”（即青草药），供以后日常煎用；同时还储备一种“藤茶饼”，是用鲜草药焖煮捣烂，拍压成饼形，据说可治中暑、风热感冒、咽喉肿痛、失音、便赤、风火牙痛等。

（四）端午药俗之四：祭药王

有些地方过端午，还有祭祀“药王”的民俗。祭药王是因为有民众相信端午采药治病、驱瘟除疫的方法，是药王传授的。但各地所祭药王往往各有出处。湖南省株洲炎帝陵附近地方的端午药师祭，是以发明医药的炎帝神农氏为“药王”，端午这天举行采百药活动，就是为了纪念和祭祀他。苗族传说的药王，则是他们信奉的祖先蚩尤。壮族的药王节亦称药师节，传说是药王发现药草，为人治病，向民众传授种药、采药、治病的知识。壮族地区较大的村子往往都有药王庙，每年端午祭祀时也进行采药活动。在桂北一带，传说端午这天是药王的生日，故百草皆入药，此日之药特别灵。由于有药王的加持，药才灵验，这可以说是药物获得超自然神力的另一个途径。

三、端午药市：吸纳“药气”

随着端午节药俗的普及，对草药及各种药材的需求自然也不断扩大，从而促成了端午药市的形成。药市在中国的起源很早，宋吴自牧《梦粱录》：南宋“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家家买桃、柳、葵、榴、蒲叶伏道，又并市茭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自隔宿及五更，沿门唱卖声满街不绝”。元费著撰《岁华纪丽谱》：“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设厅，医人鬻艾，道人卖符，竹索、彩缕、长命辟灾之物，筒饭角黍，莫不咸在。”《清嘉录》：“端阳药市酒肆馈遗主顾，则各以其所有雄黄、芷术、酒糟等品。”吴存楷《江乡节物诗》：“桃结，午日午时取桃叶，左手绾结簪之，谓可辟邪，亦有沿街叫卖者。”清末以来，南方各地城市的药铺常在端午日施药，经营药材的商人也利用这天疏通客户关系。在广西宾阳，旧时每逢端午，街上就有一包包药料出售，其中有雄黄、柏子、桃仁、蒲片、艾叶等，客户买来浸酒，或用菖蒲艾蓬等蘸洒居室内外，很是方便。在不方便出门采药的城市，郊区乡民进城兜售捆扎成把的“端午药”以便市民购买，很多地方出现了以端午为期、以药草和药材为主要交易商品的集市或墟日，亦即端午药市。广西壮乡村寨有端午“赶药市”的传统民俗，人们赶药市除了买药、看药，还识药、闻药，大家普遍相信，五月初五的草药成长茂盛，药力大，疗效好，这天去药市可饱吸百药之气，一年之中就能少生或不生疾病。

规模颇大的靖西药市可能起源于明末清初，当地民间传说，古时有位老壮医采集各种草药，跟一条在每年五月初五喷射毒气、散布瘟疾的蛇精作斗争并取胜后，药市遂逐渐形成。靖西药市的形成与当地盛产田七、蛤蚧等名贵药材以及县城所在地新靖镇原本就是各种土特产品的集散地等因素密切相关。节前几天，靖西县内及周边那坡、德保、大新，甚至云南富宁的草医药农或一般乡民，就预先把野生药材运到县城或附近圩镇；端午当天，县城街头巷尾会摆满草药摊位。赶药市的人多过一般圩日，中午高潮时有数万人之多，既有专程来买药、卖药、看药，交流草药知识或寻找各类偏方，也有只为“吸药气”而来的。端午药市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涉及地方草药之民俗知识体系得以形成的机制。药市上很多偏方多以药酒形式出现，当地食疗食补最有名的正是蛤蚧酒。药市传承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古老、简单的传统：人们在这天求医问药，素不相识者也互相传授各自懂得的一方一药，或交换各自的药材种苗；这天药价很便宜，若出售不完，贵重的挑回家或互相赠送，常见的就丢弃路旁。药市上的草药品种很多，既有较贵重的何首乌、山药、田七、蛤蚧等，又有常见的金银花、薏苡仁、鱼腥草、大风藤等。靖西端午药市上的药用植物还明显地反映出当地壮医的用药特色，即以调气、解毒、补虚、清热类药物较为常见，如葫芦茶、排香草、田基黄、地黄莲、紫草根、江南卷柏等。此外，较多有毒植物也是该药市一大特点，如开口箭、络石藤、金不换、刺芋等，壮医认为一切病因皆由“毒邪”所致，治病就得以毒攻毒。靖西药市上的鲜药很多都有祛风除湿、活血通络之功效，当地民众喜用生药、鲜药，常把鲜药捣烂外敷或以水煎服。再有就是有些可做药浴之用，如香椿、臭椿、柠檬香茅、杠板归、苍耳等。2010年的靖西端午药市于6月16日至20日举行，为期五天，当地政府提出“挖掘端午药市之潜，打造南疆养生之都，展示壮乡魅力之城”的口号，举办了各种活动，包括名医义诊、端午药市长街展销、旧州古街百家壮药膳养生宴、靖西“通灵壮药谷”授匾仪式等。靖西当地的端午药俗颇为发达，赶药市、挂药枝药袋、冼药浴、吃药膳等，这些以驱邪养生为目的的习俗正是端午药市得以发展存续的民间基础。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县城也有“端阳药市”。隆林端阳药市亦大约起源于明末清初，当地民间说端午这天，“凡草皆是药，就怕采不着”。因相信这天采的草药效力好，故多采来备用。药市上的草药种类很丰富，且各有民俗称谓，如“四块瓦”、“毛金刚”、“矮佗佗”等专治跌打损伤的药。很多人购买舒筋藤、红丝线、豆芽草、苦艾、千里香等，回家煮水给孩子泡澡，以壮筋骨、除毒气；购买土党参、土人参、灵芝、黄精等理气滋补药的，一般是回家炖鸡或泡酒用，以助年高体弱者延年益寿。即便不买药，人们这天也习惯到药市走一走。

湖南省永州市各县镇也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端午药市”。当地民间亦有端午期间“百草为药”的说法，认为这天采的药最有药效，故市民多在端午药市购买草药备用。除了购买它用于洗端午澡和辟邪外，当地人还做一种防暑药茶，如夏枯草、淡竹叶、金银花、鱼腥草、菊花、葛藤、薄荷、麦冬、车前子和矮地茶等植物，均可用水煎出药茶。这些野生草药可清热解毒、生津止渴、降火清肺、滋阴润燥，具有防暑作用。另在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及周边瑶族地区，端午药市与瑶族传统的药浴习俗密切相关，当地人为防治风湿和皮肤病，端午节要采购鲜药熬水洗澡，故药市上的草药以祛风除湿、清热解毒之类为主。

云南省保山的“端阳花街”也非常著名，据说它起源于清咸丰十年（1861）。当时一场兵乱死了不少人，正值端阳，气候炎热，城里百姓遂四处采集野花野草煎煮药汤，周边乡民也持花药入城销售，防止了疫病爆发。从此，保山城里就形成了端阳药市，民间称为“药街”或“花街”。民国时期的街期为一天，以官庙街为花市、老县街为药市。后因“赶药街”不吉，遂改称“赶花街”。保山一带瘴气较重，暑季多发“热病”。端阳前后，人容易“外热内虚”，故民间饮食多以清凉、去热、补虚为主，如用马鞭稍、车前草等清凉草药煮成汤锅药，喝了清凉消炎；或用猪蹄、排骨煮茴香根及沙参等草药，食后可温补。九里光、鸡血藤、蛮草、香菜等药草，则被用来煮水给孩子洗“药澡”。现在街期延长到4～5天，成为保山境内以鲜花、药材为大宗的物资交流盛会。在云南省大理的喜洲、周城，人们从一年一度的端午药市上，甚至可以备齐全年所需的草药。

端午这天，在四川省成都的早市上，常有商贩出售捆扎好的“端阳药”。在德昌，端阳节采买“端阳药”的气氛也很浓郁，这天，县城里以街为市，到处都是清新的草药摊位，前来卖药、买药和交流草药知识的除了汉族，还有彝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民众。德昌人常趁端阳节到药市寻找应验的草方，或买些草药回家给孩子熬汤洗澡。在川南的长宁县，人们说“端午见青都是药”；当地的民俗是这天家家大门挂“艾狗”，窗户悬菖蒲，衣服佩香包，并用青草叶熬水洗澡；端午清晨，城里街道两边会摆满苦蒿、灯笼花、薄荷叶、接骨丹叶等药草，供市民前来“买青”。

四、结语：“端阳药”就是“宇宙药”

由于各种端午药俗所依据的是阴阳五行、岁时天候之类的古代宇宙论，因此，“端午药”或“端阳药”的神异灵验，其实就是基于一种“宇宙药”的逻辑。也就是说，本文描述的种种端午药俗，均可以在“宇宙药”的概念之下予以解释。所谓“宇宙药”，主要是指这些药物的神异和灵验基本上是由某种宇宙理论所支持的，它们被认为浓缩或凝聚了天地宇宙的精华与能量，它们之所以能够治病防疫，是因为其背后蕴藏着宇宙自然的规则。

林林总总的端午药俗中内含着中国非常普及的一种民俗观念，亦即端午（几近夏至）之日及“午时”之时间的神圣性、特异性和危险性，其在宇宙自然的运行中，处于“天地相遇”、“阴阳会遇”、“阳复阴升”（《御定月令辑要》卷十），亦即“阴阳争，死生分”的节点，故阳气渐至极盛，达到端点，阳中至阳，天气日趋炎热，百毒俱生，恶暑之气和阴气开始萌动、泛滥，所谓“阳气上极，阴气始宾，敬之也”（班固《白虎通德论》）。《岁时广记》卷二十一“趁天中”条引《提要录》：“五月五日乃符天数也，午时为天中节。”正如《岁华纪丽》所云，“当阳极阴生之际，是养神保寿之辰”，“当阴阳纷争之时，是斋戒养恬之日”。这一时间的神圣节点，也正是汲取着天地日月之精华的各种草药茂密生长，其所积蓄的“药气”、“药力”和宇宙自然之正气、阳气旺盛之时。所以，用“药气”抗拒毒邪之气的污染，维持宇宙自然及人体的均衡和谐，便构成了端午药俗及其特别重视午日午时的根本逻辑。如果没有“药气”和“毒气”去抗衡，“宇宙力量的失衡”就将导致疾病泛滥，从而使生活世界趋于崩溃。各种形态的“端午药”及其相关的病因说和药理学依据，与其说它们是“科学”的，不如说在其背后存在着既涉及“天时”、又内含着神秘数字的宇宙论式的解释，例如，五月五日、五行、五彩丝线、五毒等。在安排天地万物之规则的意义上，包含神秘数字作为其自立完成之足够证据的宇宙论有助于建构或恢复秩序。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端午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宇宙药”。“认为采集药草只有在特定的时节，举行特定的仪式才能发挥疗效”的文化在世界上很多，这和即便是巫医也有可能对药草的特性、毒性等有一定程度的正确认识并不矛盾。在中国，也并非只有“端午药”是在特定的时间或时辰采集、炮制、服用而获得神力奇效的，实际上和自然节令的变化相伴随的类似现象还有不少，例如，也有在春分赶药市、清明采药、重阳防疫、入冬滋补之类的案例，对此尚需要研究者将中国民众生活方式的整体，在其与宇宙自然运行的相互关联之中予以把握和理解，相信“宇宙药”这一概念在上述学术性尝试中是很有解释力的。由于端午所采、所制、所用之“百药”和它们所要克服的“百病”和“百毒”之间，并不能够完全建立起逐一对应、对症下药之药理学意义上的清晰关系，因此，说它们是万能的“宇宙药”也就不难理解了。

恶月百毒俱出之时，正是采药灭毒的最佳良机。端午药俗内含着万物相生相克的逻辑，浸透着以毒攻毒、变毒为药以及神、药两解的民俗智慧。虽然本文对采药、制药、用药以及用“药”和“药气”辟邪、洗药浴、吃药膳、喝端午茶等等端午药俗、药事是分别展开描述的，但它们彼此间的关联应是非常密切的，更宜于被视为是一组或一群具有整体性的文化事象。中国各地的端午节习俗千差万别、千变万化，在有的地方成了诗人节，突出地水祭屈原（或其他人），而有的地方则强调吃粽子，但无论如何，端午药俗乃是其最为普遍的基础，堪称是端午节“文化丛”的“核心元素”，换言之，是药俗更多地体现着端午节的本质和普遍意义。端午作为祛疫禳灾、驱恶辟邪的节日，其种种药俗包括其间人们采取的各种仪式性的行为与活动，目的都是为了去除毒气污秽的传染，在一切层面和从所有侧面确保个人、家庭和社区环境的净化，从而实现人们追求平安、和谐和健康的心愿。在端午的种种药俗中，既有通过入药的各种食物、饮料等来调理身心的内容，更有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的净化仪式来应对因自然节令变化所滋生之危险的内容。由于在此一“天时”关节点上的药俗、药事、养生和防疫活动等被认为效益最佳，所以我们说，端午节蕴含着民众对于天时和人事、自然和文化、身体和精神之融和、顺应和相互调适的探求。

把端午药理解为“宇宙药”，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各种相关草药的药用价值，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否认端午药俗中可能内含着的“科学”合理性。毫无疑问，端午药也和其他中药一样，都有着长期的药物实践作基础，也都具有经验或体验科学的属性。但与此同时，端午药和其他中药一样，始终都是“文化中的科学”，亦即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而积累起了独自的经验合理性。端午药和其他中药并不具备以试验室的分析化学或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药理学依据，其作为“科学”依然得以成立的理由，主要是相关的经验性事实在特定的文化逻辑或知识体系内得到了说明乃至于有力的支持。在很多描述和阐释端午药俗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医学唯物主义”倾向，亦即对端午药俗事象使用现代药物学、药理学的观点去予以正当化，例如，将悬挂具有“药气”的艾草之类说成是通过药物进行空气消毒，把清毒解热的药效说成是消炎等等。笔者赞成对“端午药”作各种药理学和民族植物学之类的科学新“发现”，也赞成在现代社会把端午节的某些活动延展成为在民众中普及草药和相关的保健防疫知识，甚至促成其朝公共卫生运动的方向实现某种转型，但作为学者，从端午的本义出发，经过对端午药俗、药事的种种翔实分析，得出了端午药就是“宇宙药”的结论，此种民俗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也是值得我们努力去追求的。

《节日研究》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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