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节日的时间空间、仪式、内容和隐喻等伴随着社会发展变迁而不断调整变化。端午文化源于我国古代夏至节气和阴阳五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禳灾纳福、驱邪避凶等民间习俗，后来又叠加了纪念屈原、龙舟竞技等文化内容和表演仪式，逐渐成为水神信仰、龙图腾崇拜、农耕祭礼、祛毒禳灾以及纪念先贤等多功能复合的文化载体。相同节日在不同地域也呈现不同的文化表征，我国的端午文化在向东传入日本后，部分功能因为在当地没有再生的土壤而逐渐走向解体，也有部分功能与当地历史文化进行融合重构而逐渐形成新的文化。端午文化中的水神信仰和农耕祭礼经历千年后依然出现在京都“葵祭”的骑射中，禳灾纳福的文化元素则在日本上千年的传播过程中促成了端午节向男孩节的流变。

一、端午文化在日本历史上的传播

目前能查阅到的日本有关端午节最古老的文字记录出现在的《日本书纪》中。据记载，推古天皇在19年（611年）的五月五日，曾经在宫廷中举行了药猎（薬猟）。所谓的“药猎”就是宫里的人们穿上和平时狩猎一样的服装在山野中大规模地搜索草药的活动，有说是猎取鹿茸。如果将此活动看作日本端午节起源的话，这的确要比我国端午在汉代已经成为民俗学意义上的节日晚很多。另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的节日大多形成于日本的天武、持统年间，而只有端午节自推古朝开始，并有明确五月五日的记载，因此可以断定是受到中国大陆端午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推古天皇时期日本开始大量摄取中国的制度文化，其摄政王圣德太子因大量派遣遣隋使、遣唐使而创造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盛况。中国端午文化也顺理成章在这个时期传入日本。虽然有关我国端午的记载中并没有出现过“药猎”，但是五月五日与采药的密切关系毋庸置疑。如果将猎取鹿茸也看作采药的一种，其与我国端午习俗可谓异曲同工。随后菖蒲也出现在日本五月节的记载中。菖蒲当时被称为“续命缕”，据说奈良时代的五月五日众官员都会头戴菖蒲冠聚集到宫中的武德殿，接受天皇御赐的“药玉”，贵族社会中还流行起互赠药玉的风尚。天皇与贵族之间通过上献和下赐菖蒲和药玉，以达到祛病除灾健康长寿之目的，可以说具备了仪式和现实双重功效。

而有关我国端午来源是祭祀爱国诗人屈原的说法也曾见于日本的历史文献中。传在天平胜宝五年正月四日，日本博士中臣丸连张弓等就中国古代节日的起源曾经向孝连天皇提出了一份勘奏，勘奏对端午节的解释为：昔楚屈原为惠王以被放湘南，遂无所返征，则亥时而怀沙入汨罗江之水而没已。其灵化而为鬼神，为天下做旱涝疫气之灾。或梦想诲日，为天下做不祥之灾者，皆我灵气所成。欲消灾者，五月五日于汨罗江祭我灵者，即消灾矣。则风俗此日连楝叶之玉并茎，黏裹而投汨罗江水之中祭之，以此天下无灾。文中在对屈原的故事进行了日本式解读的基础上说明了中国端午节的来源与食粽子等的习俗，但没有涉及龙舟等内容。

随着日本律令国家的建设，五月五日节也发展成为非常重要的“国家祭礼”。平安时期（794—1192年）以武德殿为中心，从4月28日的“驹牵”到5月5日、6日的敬献菖蒲，以及骑射、跑马、杂艺和奏乐等一系列的活动，非常隆重。其中与马相关的仪式非常多，4月28日开始举办“驹牵”仪式，然后是各地的马匹展示、跑马和骑射比赛，热闹而隆重，天皇会亲临现场，各种表演仪式会持续到5月6日才结束。虽然我国唐朝的五月有“班马政”，地方官员五月节有进贡马匹等相关记载，但不过是诸多仪式中的一个，并没有像日本这样成为核心仪式。同时，与我国五月对马匹进行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的班马政相比，日本五月节中的与马相关的仪式则更具表演性。从以上文献记载看，中国的端午文化首先在日本的宫廷开始流行，随后逐渐扩展到民间。或许是因为马匹的珍贵，与马相关的五月节仪式表演没有出现在民间端午相关的历史记载中。平安时代隆重的端午仪式一直持续到10世纪后半期因村上天皇的国忌而终止。随后端午仪式开始逐渐分解，菖蒲祛毒除瘟的习俗逐渐传入民间，而赛马和骑射等宫廷习俗则在神社中被保留下来，即每年5月京都贺茂神社的骑射表演，直到今天依然是京都著名“葵祭”的重要表演项目。

端午文化在日本民间的繁荣是在中世纪的武士社会，菖蒲因为与日语的“尚武”同音而得到武士青睐，因此带动了端午文化在民间的普及。菖蒲的利用也越来越广泛，不只是佩戴和悬挂，还出现了用菖蒲盖屋顶、做菖蒲枕、泡菖蒲浴和捣碎了做菖蒲酒等。配合武士的征战，镰仓时代（1192—1333年）开始出现“端午斗石”，即民间的孩子们在河滩上打“石子”仗，日语称作“石合戦”或“印地打ち”，镰仓时代成书的《平家物语》和《吾妻镜》中都有相关的描述。这种游戏使用真正的石块，且愈演愈烈，每年都会出现伤亡，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8年）的宽永9年被德川家光下令制止。虽被官方制止，但直到今天个别地方仍保留这一习俗。尚武、斗石，在武士执掌日本政治的中世纪，端午节的男性特征开始出现。

江户时代，端午节和1月7日的人日、3月3日的上元节、7月7日的七夕和9月9日的重阳一起被确定为国家法定的“五大节日”。江户幕府非常重视端午节，将军每年都会盛装出席，各地大名也都会向德川家献上时令礼物。石子仗被禁止后，以菖蒲代剑的游戏开始盛行，菖蒲因为与“尚武”同音而备受武士阶层青睐。这与我国原来的“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的端午习俗已经发生了严重偏移。在江户幕府长达260多年的统治中，彰显武士特征的社会习俗得到充分发展，男人属性也进一步加强，并直接促成了端午节转变为男孩节。在端午祈福和尚武的双重作用下，人们开始在家里装饰武士铠甲、头盔和刀剑以及武士人偶来祝福男孩子健康成长。武士家庭非常注重家族延续，象征子嗣绵延的“柏饼”开始成为端午的时令食物。为了祈求家族神对自家人的庇护，武士阶层开始在端午节期间挂起家徽旗，而商人家庭则挂起后来成为男孩节重要象征的鲤鱼旗。歌川广重的浮世绘上巨大的鲤鱼旗，成为江户时代端午节代表性的风情。菖蒲—尚武、柏饼的子孙绵延以及鲤鱼旗对男孩的祝福，这些端午节文化的载体因为谐音或是寓意上契合了武士的价值观而受到推崇，进一步促进了端午文化在日本武士社会的繁荣。菖蒲、柏饼、鲤鱼旗则成为日本端午新的载体沿用至今。

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大量引进西方制度文化开始采用西历，端午节等“五大节日”也随之被取消，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开始成为社会新宠。二战后，日本借原来端午旧俗将公历5月5日定为国民节日，但节日命名为“儿童节（又称为男孩节）”而非“端午节”。现在每年公历5月5日，虽然民间也还有菖蒲祛毒等风俗，但随处可看到各地飘扬五颜六色的鲤鱼旗，端午节在日本已经彻底演变为“儿童节”。

二、从龙到马——水神信仰与农耕祭礼在日本的传播及流变

关于端午的来源，虽然民间流传有纪念屈原、伍子胥或曹娥等各种说法，但是专家学者经过多方考证，将端午的来源推向龙图腾、禳灾驱邪和农耕礼仪等民间信仰。闻一多在《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等书中提出了“端午是龙的节日”，起源于吴越民族的图腾祭，而赛龙舟则是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如果端午是龙的节日，而龙是传统信仰中的水神，端午自然也就是祭水神的节日。而另外一位研究者刘晓峰在“端午节与水神的关系——保存在日本典籍中一则有关端午节的重要史料”一文中利用日本史料的有关记载，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我国端午节与水神信仰之间的关系。他引述日本古代的岁时专著《年中行事抄》中的《十节记》云：5月5日荃缠，昔高辛氏子乘船渡海，急逢暴风，5月5日没海中，其灵成水神，令漂失船，或人5月5日以五色丝荃缠投海中，荃缠变化成五色蛟龙，海神惶隐，敢不成害，后世相传……据考证，这里出现的“高辛氏”是我国殷商时期商人的先祖，也是《山海经》中出现的时间之神。时间神之子5月5日遇海难化为水神，五色线缠绕粽子投海来祭奠以保平安。这则记事不仅佐证了我国端午来源于祭奠水神，也说明了我国殷商时期开始认识到阴阳五行的神秘力量，将其作为禳灾驱邪的“神器”。

“水神信仰是一种根植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自然崇拜，它与农耕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联系，对古代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夏季正值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时机，风调雨顺成为农作物丰收的重要保障。龙作为我国传说中的水神，心情愉悦就可以带来丰沛降水保障农作物的茁长生长，心情不悦就不施甘霖造成干旱，“暴怒”则可能形成水涝灾害。中国自古以来就把龙作为水神、雨神及农业生产的保护神，端午仪式自然就与水神、龙图腾紧密联系在一起，端午龙舟是典型代表。水神在不同区域也以雷神、虹神的形象出现。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今都有“木鼓”信仰，来源之一据说就是以鼓声模仿雷声以引来雨水滋养农田，在那里鼓神、雷神和水神是相通的，都是丰收之神。因此，祭水神悦水神，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农耕祭礼应该是端午节重要的文化来源之一。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祭神悦神的宗教性逐渐减弱，炎炎夏日民众聚集狂欢的社会属性增强。端午作为农耕祭礼的宗教性在日本今天京都贺茂神社的“葵祭”仪式中仍可见其痕迹，不同的是仪式的主体不再是龙，而是与龙有着密切联系的马。

京都的“葵祭”是每年5月15日上贺茂神社和下鸭神社共同举办的古代大型祭礼。作为祭礼正式开始的前礼，会在5月3日举办“流镝马”即骑射活动。就是身着古代装束的旗手在飞驰的骏马上一边呼喊“イン、ヨー”（阴阳），一边将箭射向靶心，以此来祈祷五谷丰登。这个古老的仪式据说起源于公元567年的钦明天皇年间。据《山城国风土记》记载：钦明天皇（509—571）年间，全国上下被风水所害，百姓生活困苦，占卜师认为是贺茂神社的神灵作祟，于是选取四月吉日，举行“马系铃、人蒙着猪头疾驰”的仪式，于是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天下太平。据说这即是贺茂神社骑射和“葵祭”的由来，飞驰的骏马是象征性的迎神，而猪头是供奉神灵的牺牲。平安时代随着国家律令制度的建设，这项祭礼成为国司督办的国家祭礼。贺茂神社有两个，一个是上贺茂神社，供奉的是“贺茂别雷神”，另外一个是下鸭神社，供奉的是其母“玉依媛命”和祖父“贺茂建角身命”两位主祭神。两个神社在平安时代享有崇高地位，仅次于天皇祖先神社的伊势神宫，应该与这里供奉的是掌管农业生产的雷神有关。贺茂神社的“马系铃、人蒙着猪头疾驰”的记载早于公元611年《日本书纪》中的药猎，时间也并非五月五日，但是诸多相似点却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在文化上的关联。“……做天羽衣裳，手捧燃火之钵，纵马疾驰，并于深山寻贤木树札，垂彩色丝线，植葵枫之蔓，虔诚迎之”，彩色丝线是象征阴阳五行的五色线，葵枫之蔓则与端午的蒲艾相通。

贺茂神社的骑射所展示的迎接雷神的仪式与我国云贵川一带的雷公信仰有高度的相似性。著名历史学者罗香林在《古代越族文化考》中对古越族的雷神信仰有过描述，他说六月二十四日为川滇蛮夷种人的火把节，又称为“星回节”，他们会在晚上举行游行，狂欢达旦。因为六月二十四日为雷公诞生日，农家都会举行祭祀。火把节也就是雷公纪念，而其举火游行亦与象征与雷电的光有关。他还提到古代越族和苗裔多视铜鼓为迎神驱鬼祈雨之法物，因为鼓声轰轰如雷，因此视铜鼓为雷神象征，具有威力。举火游行与贺茂神社的“手捧燃火之钵”高度相似，“马系铃人蒙着猪头而疾驰”中的“铃”有学者认为与古越地区迎神驱鬼祈雨之法物的铜鼓相通。

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来说，雷与农作物的生长、四季的周而复始密切相关。春雷响后万物复苏，春夏秋冬开始四季轮回。《说文解字》云:“霆，雷余声也，铃铃，所以挺出万物。”《易•说卦传》:“动万物者，莫疾乎雷。”雷电的活跃期是雨水的丰沛期，也是农作物快速成长的时期，而进入秋季后，天气转凉，雷电减少，农作物也开始衰败。因此雷神被认为主宰了万物的生长，是农作物的保护神。古人不了解雷电和雨水的关系，误以为雨水是雷电带来的，雷主宰雨水。而雨水是农作物生长的命脉，要想风调雨顺就必须得到雷神的保佑，因此对雷神极为敬畏、崇拜。

雷神和龙水神又是相通的。雷神最早也是以龙的形象出现的。《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淮南子•地形训》也有记载：“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雷神的形象应该是远古时代的人们根据对自然界中对雷的观察想象而成。雷出现时伴随着巨大轰隆声及出现的闪电让人们将其与龙联系在一起，鼓腹而熙应该是人们根据雷发出的巨大声响而赋予的行为特征，也被认为是古越人擂鼓迎雷神的由来。可见，在古人的认识中雷和龙实为一体并可以相互转化。雷和龙都是能够左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法力无边的水神，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必须崇拜的天神。“在中国历史上，龙崇拜得以长期延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以农牧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崇拜。数千年来，中国以农立国，作为主宰雨水之神的龙备受尊崇。”龙在不同地域还可以化为“雷神”“雨水神”“虹神”，接受人们的崇拜和供奉。因此，每年五月的夏季来临之际，利用各种仪式迎接水神、取悦水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成为农耕民族重要的农耕礼仪。另据考证，早在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左右）伴随着我国吴越地区稻米种植技术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吴越人祭龙祈雨、水神信仰也一同流传到日本。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作为海神出现的“鳄（wani）”，就承袭自吴越移民以鳄鱼为原型的龙水神信仰。因此，“稻作文化的东传，不会仅仅是生产方式的传播，与这一生产方式产生的相关习俗和信仰，也一定一同被古越移民带到日本。以水稻农耕为经济基础的日本弥生时代文化应该会含有很多来自中国百越地区的文化因子。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古越雷神信仰传播到日本是完全可能的。”

诸多因素可以证明，端午节在隋唐时期正式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受到古越稻米耕种技术的影响，已经开始有了雷神、龙水神的信仰。贺茂神社的“马系铃、人蒙着猪头疾驰”的祭祀雷神，祈祷五谷丰登的农耕祭礼与我国古代端午的祭祀龙水神高度相似性，应该是受到我国古代端午文化的影响。这是一条不同于隋唐时期日本大量摄取中国制度文化时的官方的传播路径，这条路径所传播的端午文化，因为还没有经历春秋战国以及汉唐的改造和重构，更接近古代端午的本源。而隋唐时期端午节正式传入日本后，古老的农耕祭礼的端午文化和隋唐端午节再次进行了时空上的融合和重构。这一点从日本早期的文献所记载的“药猎”中也可以得到验证。《日本书纪》所记载的推古天皇在五月五日所举行的“药猎”，据说其真正目的并不是猎取鹿茸等中草药，更多是要保护农作物免受践踏。因为已经进入农耕社会的日本当时并没有骑马狩猎的习惯，从当时私猎只限于替国家掌管土地的“国司”和“郡司”来看，狩猎的真实目的并非获取猎物，而是保护农作物不受野生动物践踏。因此，推古天皇所举办的“药猎”，也具有驱赶鹿群保护农作物之目的。五月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时期，鹿和野猪成为农作物生长的最大威胁，驱逐猎取鹿和野猪成为保护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因此“药猎”成为保护农作物丰收的一种仪式。鹿是日本列岛最常见的野生动物之一，也是日本古代传说中的灵兽。据说鹿血可以让秧苗快速生长，因此鹿可以作为举办农耕祭礼的牺牲。也有说鹿角割后可以多次再生，是传说中的水神，可以带来农作物的丰收。各种不同的传说验证了端午骑射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再次将节日的本源推向了原始的农耕祭礼。

同时，相对于中国具象化的龙，日本的雷神和水神受到日本神道信仰的影响，成为“会其义，不见其形”的存在，马则在其中充当了雷神、龙水神的使者或是连接神界和俗世的重要媒介。贺茂神社迎接雷神的仪式中飞驰的骏马成为仪式的核心所在，后来的骑射、赛马都体现出了马在迎神悦神的农耕礼仪中的重要作用。平安时代成为日本国家祭礼的五月节中，马无疑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从4月28日的“驹牵”到5月6日骑射结束，围绕马的仪式活动名目繁多且持续时间长，与中国唐朝5月的班马政相比，也更具表演性和仪式感。骏马展现出的是作为农耕国家的实力，也希望通过膘肥体壮的骏马带来五谷丰登和国泰民安。国家祭礼中的骑射，因为10世纪五月祭礼的被废而终止，却在神社的仪式中一直被保留到今天。

此外，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马与龙经常相提并论，所谓“天上为龙，地上为马”，龙作为雨水之神的神性也自然迁移到马身上。在日本，马是神的坐骑，古代日本神社因此利用白马的毛色来占卜稻米收成并祈愿五谷丰登，这种古老而神圣的仪式在今天日本的个别神社中依然存在。日本三重县北部桑名市的“多度大社”每年5月4、5日会举行“跳马神事”。所谓“跳马神事”就是16、17岁的年轻男子头戴斗笠身穿华服骑着白马一跃而上2.5米高的悬崖，来占卜当年的稻米收成，其渊源据说就是1500年前的“白马传说”。1400年后的今天，作为“葵祭”正式开始前的仪式，下鸭神社依然每年都会在5月3日（公历）举办骑射活动，当射手们身穿传统服饰，头插蜀葵，在飞驰的骏马上一边呼喊“イン、ヨー”（阴阳）一边集中精力射出三支箭的时候，依稀可以体会到人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期盼。

三、从龙到鲤鱼——禳灾祛毒和阴阳相斗的重合与演绎

现在每年的5月5日是日本的男孩节，似乎已经完全不见了当年端午的痕迹。但是抽丝剥茧可以发现悬挂鲤鱼旗的日本男孩节，依然是中国端午文化元素在日本发展演变的结果。

禳灾祛毒是端午节重要的功能之一。5月5日俗称“大毒日”，需要举办仪式以驱邪避险保平安。同时在医疗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炎热暑期也需要借助艾草、菖蒲等具有中药功效的植物来祛毒健身。因此，端午节的禳灾祛毒既有基于阴阳五行观念的悬挂五色线、五色线缠手臂、缠粽子等仪式性活动，也有挂艾草、菖蒲或是利用艾草、菖蒲洗浴等功能性活动。因为日本夏季高温多湿的气候特征，端午节的禳灾祛毒的文化功能传到日本后，深受日本人的推崇并逐渐演变出不一样的仪式和功能。此外，我国古代端午文化中还有一种“斗”的文化要素，即古人认为在阴阳人转换、新旧更替的特殊时刻，通过模拟天地阴阳相争进行游戏活动，可以促进阴阳之交万物繁衍，达到人畜与稼禾兴旺。闺中少女的“斗百草”、龙舟比赛等正是模拟此巫术法则衍生出来的游戏。这种以“斗”为核心的民俗文化，传到日本后与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相结合，从“斗石”“菖蒲代剑”等游戏直接促成端午节向男孩节的转变。

端午节在日本民间的广泛传播是进入武士社会后。在武士执掌日本政治大权的封建社会，各个武士团之间争权夺势纷争不断，菖蒲因与“尚武”同音而备受重视，端午节也被称为“尚武节”。平安时代宫廷内表演的骑射和赛马成为武士们喜欢的“实战赛扬”，民间流行的“打石仗”也愈演愈烈。在争斗、勇猛、不畏伤亡被赋予了极高价值的社会背景下，男子与端午的结合就成为必然。“打石仗”在日本个别地方被称为“成男戒”，即长到15岁的男孩要证明自己长大成为男人而进行的勇敢者游戏。古俗、端午斗的文化和武士社会的背景融合，直接促进端午节向男孩节的转变。江户时代“打石仗”因为屡有伤亡被禁止，代之“以蒲为剑”的端午游戏，但男孩在端午节期间舞枪弄棒逐渐成为一种风俗。据文献记载，江户时代中后期的端午节，行商们就会大街小巷叫卖各种刀剑武器，而父母和亲朋也会买来送给男孩子作端午礼物，以祝福男孩子健康成长并武艺高强，摆放武士盔甲和人偶都是出于此目的。

端午节向男孩节转变的重要标志则是鲤鱼旗的出现，武士的家徽旗是促使鲤鱼旗出现的直接动因。江户时代，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的实行让武士阶层的家族意识增强，为了家业的传承，男孩子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英勇善战、传承家风成为男孩子培养的目标。每到端午，除了摆放武士人偶和盔甲外，也开始在家门口挂起家徽旗。关于悬挂家徽旗的原因，日本学者直江广治认为竖旗是日本祭祀的象征，是天上下来神的依托，旗子加上了家族标志，是为了召唤家族神的到来，让家族神庇佑男孩健康成长。而在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下，非武士家庭则没有资格悬挂家徽旗。但是伴随着工商业发展而崛起的富裕的町人（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和主张则挂起鲤鱼旗。鲤鱼旗作为町人阶层价值主张符号应运而生。

关于鲤鱼旗的来源，日本民俗学家认为一是取意中国鲤鱼跨龙门的传说，认为鲤鱼是“出世の鱼”；二是鲤鱼多子，繁殖能力强，祈求多子多孙的含义。这种解释不容置疑，但鲤鱼与男孩、与龙与水，进而与端午之间的文脉联系才是鲤鱼旗被选择的关键。鲤鱼在中国极具象征意义，古代神话故事或是传统年画中的鱼基本都是鲤鱼，且经常与男孩子绑定。“当阴阳五行思想普及到民间以后，刚者为阳，柔者为阴，动者为阳，静者为阴，孤阳不生，孤阴不长，阴阳和万物生的观念深入到民间之中。有阴必有阳，和植物搭配的动物即为阳，鱼因为常与莲花组合，遂成为男性的表征，这在南北朝的民歌中已成为定式，在民间的各种艺术图案中，鱼也经常作为男性的象征”。中国传统年画上经常是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骑着大鲤鱼，小男孩的旁边盛开着莲花，莲和连同音，寓意“连年有余”，骑和吉谐音，寓意“吉庆有余”。男孩子和鲤鱼在一起还有另外的解读：“如果联系神话故事中半人半鱼的形象，我们就可以明白年画中的娃娃和鱼实在是一个完整形象，鲤鱼在潜意识中是男孩性器官的夸张表现，突出男性特征，从而体现出中国人多子的观念”。因此，鲤鱼旗巧妙利用了中国传统中鲤鱼的象征意义来契合当时日本端午祝福男孩的特征。

鲤鱼与龙、与端午之间也存在着奇妙关系。鲤鱼生活在水中，符合端午扶阴抑阳之古俗。鲤鱼通过自身努力跨跃龙门后成为龙，龙则隐性地代表了端午，因此鲤鱼作为男孩的象征，童年之龙在端午出现实属时宜之举。而且，同样寄希望男孩飞黄腾达，町人没有选择日本本土的“出世鱼”而选择了鲤鱼，正是因为鲤鱼与龙、与端午的特殊关系。这一点还可以从鲤鱼旗的构成中找到佐证。今天的鲤鱼旗一般是黑红蓝三条鱼构成，分别代表了爸爸、妈妈和孩子，而挂在这三条鱼最上面的则是由红、白、黄、蓝、黑构成的五色旗，这与中国端午节用五色线缠手臂、五色线缠粽子等异曲同工，都是利用阴阳五行说来驱邪避险保平安。鲤鱼旗顶部还有一个圆形小风车，称作“矢车”，由射向四面八方的八支箭构成，寓意可以射中四面八方来的邪魔从而保护男孩健康平安。因此，鲤鱼旗既是希望男孩子可以像鲤鱼一样健康、勇敢，将来出人头地，也兼具驱邪避险保平安的寓意，并没有脱离端午最初的驱邪禳灾之本意。鲤鱼旗从江户中后期出现一直流传至今，历经几百年经久不衰，而武士家庭的家徽旗早已伴随着明治维新后身份制度的取消和武士特权的消失而销声匿迹。

民俗文化的仪式和载体会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历史文化的不同而转变。作为农耕礼仪和禳灾纳福仪式的端午文化，在中国与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相结合发展出吃粽子赛龙舟，而传到日本后从一开始的骑射赛马，到平安的石子仗，再到蒲剑和挂旌旗摆武士头盔，最后演变为挂鲤鱼旗的男孩节，其主旨是一直传承并贯穿中国传统端午的祈福祛灾的祥和诉求，但在武士阶层崛起后却逐步强化“尚武”的精神内核，在日本男权和武士当道的历史背景下最终演变为男孩节，完成了从中国端午到日本男孩节的蜕变。

结 语

端午节文化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历法和节气的基础上形成的智慧结晶，使用我国古代历法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深受我国节日文化影响都有端午习俗。发源于中国的端午节日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断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融合、碰撞，演变出不同的仪式和形态。水神信仰与农耕祭礼在日本的传播及流变，促成了日本端午文化由龙向马的符号转变。禳灾祛毒和阴阳相斗的端午文化与日本的武士文化相遇后，演绎出了悬挂鲤鱼旗的男孩节。虽然形态千变万化，但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它们依然会以某种媒介与我国的端午文化文脉相连。研究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演变，不仅可以加深对我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同时可以进一步挖掘东亚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共性，对加强文化交流并促进共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民间文化论坛》2023年第6期

民间文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