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刺杀与王冠

莎士比亚以“恺撒”为名的戏剧只写了恺撒之死，就好像恺撒的整个生涯都概括在他的死亡事件之中。

阿兰·布鲁姆说，《裘力斯·恺撒》讲述的是人成为神的故事——他在他的死中成神。这个恺撒做完了人在世上所有可能的伟大事业：“他的出现永远终结了人类英雄的时代，他实现了英雄的野心必然企望的全部理想，他证明自己是全人类的最强者……一言以蔽之，他是自足的。”

这种“自足性”甚至在恺撒因为荒淫丑闻而得到的恶名之中，也有所反映：“恺撒是所有女人的男人，也是所有男人的女人。”他终结了罗马共和国繁荣的条件：外部的征伐和内部的派系斗争。于是，恺撒的出现使罗马人不需要再作为罗马人而存在。

所以，“恺撒必须死”。布鲁图斯如是说。但他希望杀死的是恺撒的灵魂，而实际上呢？恺撒消灭了罗马人的灵魂，罗马人杀死了恺撒的肉身。

莎士比亚似乎有意营造出这样一个北极星一样的恺撒形象。全剧对恺撒的恶行没有一句直接的和具体的描述，只在阴谋派的口中有一些抽象的说辞。然而，即使是阴谋派的领袖布鲁图斯，也爱着恺撒，兵败自杀时还喊着恺撒的名字，说他杀死自己的决心比杀恺撒时还要坚决和强烈。

莎士比亚不仅虚构了情节，还有意偏离了史书的记录，使恺撒的形象显得更为纯粹。例如，据普鲁塔克所记，遇刺时的恺撒奋力抵抗，好似困兽犹斗；而莎士比亚笔下的恺撒没有任何反抗，反倒像是化身为命运之神，判决一名叫做恺撒的人倒下——“那么倒下（fall）吧，恺撒！”——这句台词也是莎士比亚虚构出来的（朱生豪先生的译本作“那么没落吧，该撒！”）

有些评论家从中获得启发，竟至于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恺撒自己“计划”了这场谋杀：他预料到阴谋，并主动促成了这场刺杀。恺撒的伟大在戏剧中几乎带上了神秘的色彩。

从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看，哲学家才是最高的生活类型。有研究者指出，《恺撒》一剧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非同寻常地甚至独一无二地关注了古典时代的某些哲学”：布鲁图斯声称自己信奉斯多葛派，阴谋发起者卡修斯则自认为是伊比鸠鲁的信徒。还有另外一位，罗马人中最著名的哲学家，西塞罗——布鲁图斯恰恰拒绝邀请这位哲学家参与阴谋。

莎士比亚可能借助布鲁图斯和卡修斯揭示了某些哲学派别的问题，但只有西塞罗被呈现为典型的哲学家：这位罗马人在第一幕第一次被间接提到时，说的是希腊语，没有人听懂他说了什么。希腊在这里代表哲学。

在全剧中，只有恺撒的表现与西塞罗最为相似。

恺撒遇刺前夜，天现灾异，“一个可怕的晚上”。有人认为那是预兆，有人全然不信。莎士比亚让西塞罗说：那是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但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西塞罗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说占卜的技艺，曾经真实存在，但已经失传。

恺撒呢？面对妻子的噩梦和占卜官不吉利的占卜结果，他都给出了符合自己意图的解释。他甚至随口改编了妻子的梦，说给前来鼓动他出席元老院会议的第歇斯听。当第歇斯作出了吉利的解释后，恺撒就说，解释得很好，于是他便决意前往元老院。

恺撒对占卜的态度，正是西塞罗所描述的态度。唯一的不同是，西塞罗拒绝给出自己的解释——他描述，但不评价；而恺撒则实行而不描述。如果哲学家沉思神，那么恺撒则实行了神的作为。

恺撒集事功、神话、哲学于一身。但莎士比亚的复杂性在于，所有这些需要靠读者自己脑补才能拼凑出来的恺撒形象，不见于他笔下的恺撒本身。

恺撒的敌人说他征服了世界，但说这话的人（卡修斯）的意思，恰好是指恺撒独占了罗马。对恺撒唯命是从的安东尼说恺撒爱平民，可是从他举的证据——恺撒在遗嘱中把一部分财产赠给了罗马人——读者又正好能够得知，恺撒聚敛了大量的私人财富。

就恺撒的光辉形象来说，戏剧一开场就对他很不利。照史家的记载，开场的情节应该发生在某个节日，但莎士比亚笔下的两位保民官竟然不记得这是个节日，因此责备街上游行的平民怎么在工作日不去工作。

然后，戏剧的情节提示读者，这是为恺撒击败庞培的儿子们而举行的庆祝。布鲁姆说，为内战的胜利者庆祝凯旋，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更重要的情节是，两位保民官要扯掉系在恺撒塑像上的彩带，结果，戏剧的发展告诉我们，他们被杀死了。

在史家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述中，这个情节是在一次拉丁节日发生的，保民官要扯掉的是恺撒像头上的白色绦带，因为这样的绦带只有王政时期的王才能使用。为此，恺撒将两位保民官革了职。

总之结果都一样，他们都“不再说话”了。

所以，戏剧的开场其实是两场杀戮：一场针对武装的政敌，一场针对异议人士。反恺撒的势力，在肉体上和言辞上，都沉默了。以这样的开场，莎士比亚实际上解释了阴谋的条件：公开的反对已不可能（剧中也间接提到了公开反对恺撒的加图之死，也像剧中的主人公一样兵败自杀）。

有些解释者认为，莎士比亚刻画了一个最有美德因而最有统治资格的恺撒，证据之一是，在刺杀之前，恺撒严词拒绝为一个流放的决定求情。据说，这表明恺撒最严格地践行着共和美德，即法律面前的平等。解释者从中得出结论：共和的悖论是，按照它的原则，就必定导致一个最有美德的人的统治。

但这完全是个异想天开的解释。恺撒的拒绝要表达的是，恺撒决定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更改的。要点是，那是他恺撒的决定。他说他是北极星。马基雅维利后来在给僭主的教导中就说，不要朝令夕改，以免显得意志不坚定，被人轻视。

求情的戏份和恺撒的回答，不是表示他实际有权这样做，而只是不乐意这样做吗？在他终于拗不过妻子，打算不出席元老院会议时，要人带给元老院的那番话，用在求情的戏份也是颇为恰当的：“对他们说我今天不来了；不是不能来，更不是不敢来，我只是不高兴来”（之所以说“来”，是因为这番话是要捎话的人在元老院说的）。

那么恺撒本人如何呢？恺撒已经拥有了王权的实质，但缺少王冠。事功已经完成，野心已无对象，只剩下这顶王冠？这个弥漫在戏剧中的背景容易让读者的焦点集中在恺撒本人对王冠的态度上。莎士比亚没有给读者留下确凿的证据，有的尽是各种暗示。

据说，恺撒自己也曾表示，他要的不是王冠，而是一个拒绝王冠的机会。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惺惺作态。但这类诛心之论并非重点。重点是，剧中的恺撒显得自信、勇敢、无所畏惧，甚至有些鲁莽，以至于他的妻子说，他的自信汩没了他的智慧。

可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恺撒，在整出戏剧里，却没有自主地做成任何一件事情。

安东尼当着民众的面三次献冠，恺撒三次拒绝。后来，恺撒晕倒了。晕倒前，他看见人群因为他拒绝王冠而欢欣，醒来后郁郁不乐地离开了。第一次出场的结局是“郁郁不乐”。

第二次出场，恺撒打算在天亮后出席元老院会议。妻子做噩梦，占卜不吉利，天现灾异，恺撒还是决定要去，终究还是被妻子阻拦了。是阴谋分子第歇斯替他解了围。第歇斯证明他对预兆作吉利解释的证据是，“元老院已经决定要在今天替伟大的恺撒加冕”。恺撒听后便终于决定：“把我的袍子给我，我要去。”

第三次出场，恺撒表现了自己坚定的意志，不为求情所动。但他在被刺杀时，没有料到连他深深信任的布鲁图斯也参与了阴谋。

所以，在一条神化恺撒的线索旁边，并存着另一条气氛完全不同的线索——恺撒在其中处处受牵制，处处依赖于他人，还有对人的失察。

这样的恺撒更像是在接受某种命运，而不像有些解释认为的那样，在策划命运。“伟大的恺撒”并不存身于恺撒的肉身。他曾经存在，但已经离开他的肉身而去了。他存在于对他的各种爱恨或者恐惧之中。

整部《裘力斯·凯撒》戏剧的奥妙之处在于，恺撒没有得到王冠（无论他是否真的想得到王冠），但死后却成了王冠本身（欧洲历史上那些皇帝们承袭的都是恺撒之名）。恺撒实现了比他所能追求的最高目标还要高的目标：如果说他追求王冠，得到王冠，他还是处在王冠之下；当他本身成了王冠之时，他就在皇帝们的头顶。

这件神奇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不认为它是恺撒的计划，因为莎士比亚戏剧中这位自称有病在身的恺撒，没有表现出自足的能力。我将在后续的文章中解释我的理由。

2布鲁图斯的理由

评论家们说，阅读莎士比亚的《恺撒》，会引起党派纷争。布鲁图斯和恺撒，谁是真正的“罗马的灵魂”？共和罗马的支持者与帝制罗马的支持者，都能在莎士比亚的笔下找到足够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立场。但问题是，布鲁图斯在这部剧中代表共和的罗马吗？

不！布鲁图斯并不代表罗马的共和灵魂。

恺撒清楚地知道，根据布鲁图斯的本性，他不可能参加刺杀他恺撒的阴谋。的确，恺撒遇刺时发现布鲁图斯也参与其中，很意外，惊呼：“布鲁图斯，你也在内吗？”但这个意外并不表示恺撒看布鲁图斯看走了眼，而是意味着，布鲁图斯或者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做出与其本性相违背的事情。

布鲁图斯的同党，尤其是鼓动他参加阴谋的凯歇斯，在这一点上会赞同恺撒，否则，他就不会使用伪造信件的方式来欺骗布鲁图斯，诱使他入伙。他反复示意布鲁图斯，说他凯歇斯要帮助布鲁图斯看见另一个自己。共和的布鲁图斯是凯歇斯诱使布鲁图斯承担起的“另一个自己”。实际上，那是另一个“布鲁图斯”，是另一个人，一个违背了恺撒所认识到的布鲁图斯之本性的人。

看起来，布鲁图斯是刺杀恺撒行动的灵魂。用刺杀行动的成员之一开斯加的话讲，“在我们似乎是罪恶的事情，有了他便可以变成光明正大的义举”。不妨说，刺杀行动的发起者以及其他的参与者为刺杀行动提供动机，布鲁图斯则为刺杀提供正当理由。

然而，布鲁图斯在剧中和刺杀行动的关系，只能用魂不守舍来形容。他在决定参与刺杀后表现得毅然决然：不要发誓，只有“为了不正当的理由，恐怕不能见信于人”的人才要不得不用誓言来替自己圆谎，“我们堂堂正正的义举和我们不可压抑的精神”，“做一个真正的罗马人”，这本身就是充足的理由。可是党徒们一走，鲍西亚追问布鲁图斯有什么秘密瞒着她，彻夜不眠的布鲁图斯却仍然“郁郁不乐”，“充满着烦扰”。

整部《恺撒》剧最为怪异的地方之一在于，共和精神凝结成一次刺杀行动——布鲁图斯把这次行动理解为反抗暴政，因而刺杀意味着典型的共和主义行动，即诛杀暴君；但行动的执行者们却没有一个担负着这一精神——凯歇斯们自认为自己有所欠缺、因而需要一个这样的灵魂来领导自己，而那个被推为领导的人物却为刺杀行动而受尽了内心的煎熬。他因为要做一件理智上似乎正当却违背自己本性的事情而心绪不宁，在温柔的妻子追问详情时，不是露出“凶狠的眼光”，就是“暴躁地”顿足，最后索性“怒气冲冲”地挥手打发鲍西亚。

布鲁图斯始终没有真正地进入刺杀事业。在刺杀行动中，共和的灵魂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身体，执行刺杀行动的身体们没有真正属于刺杀的灵魂。

在杀死恺撒之后，市民要求一个解释。布鲁图斯为此发表了一番演说。演说的核心是“做一个罗马人”的含义。他向市民们发出拷问：“你们宁愿让恺撒活在世上，大家作奴隶而死呢，还是让恺撒死去，大家作自由人而生？”真正的罗马人是自由人。

这当然是一篇共和演说词。杀死恺撒的理由在于恺撒的存在危及共和、危及罗马的自由。但是，布鲁图斯反复申述，他也爱恺撒。他想用这个附加的说明，表示自己的行为并非出于自私的动机。他“并不是不爱恺撒，可是我更爱罗马”。

但是，假如恺撒被树立为共和罗马的对立面，布鲁图斯究竟出于什么理由，还爱着这位恺撒呢？布鲁图斯怎么可能同时热爱恺撒和罗马，如果前者是对罗马施行奴役的灵魂，而后者就是与奴役对立的自由？

第二幕第一场，在刺杀恺撒的前夜，布鲁图斯有一段有关决心参与刺杀行动的内心独白。在那里，莎翁告诉读者，布鲁图斯真正的理由。朱生豪先生的经典版本是这样译的：

只有叫他死这一个办法；我自己

It must be by his death: and, for my part

对他并没有私怨，

I know no personal cause to spurn at him,

只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他将要戴上王冠；

But for the general. He would be crown’d:—

那会不会改变他的性格是一个问题；

How that might change his nature, there’s the question:

蝮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的，

It is the bright day that brings forth the adder;

所以步行的人必须刻刻提防。让他戴上王冠？

And that craves wary walking. Crown him? —

不！那等于我们把一个毒刺给了他，

And then, I grant, we put a sting in him,

使他可以随意加害于人。……

That at his will he may do danger with.

这段独白的其余部分对比了布鲁图斯迄今为止所认识到的恺撒个人和他所理解的一般人性。就恺撒这个人，他说，“讲到恺撒这个人，说一句公平话，我还不曾知道他什么时候曾经信任他的感情的支配甚于他的理智”；而就一般的人性，他指出，卑贱的地位促使人看着卑贱而往上爬，但爬到顶峰之后他就“不再回顾那梯子”，“瞧不起从前所恃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段”。换言之，人们在登临权力的顶峰之后，往往会变坏。

就恺撒个人来说，布鲁图斯不能判定获得更大的权力（“戴上王冠”）之后，他是否真的会变坏；但就人性的一般规律来说，更大的权力会让人变化。因此，布鲁图斯根据人性的通则而非根据恺撒这个个案，得出了结论：反对恺撒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现在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而是“他在现在的地位之上，要是再扩大了他的权力，一定会引起这样那样的后患”。“这样那样的后患”在上述引文中被说成是“随意加害于人”。

我这里把译文对应的原文也引在这里。因为根据这段独白所展示的推理，我们有理由质疑译文的正确性。布鲁图斯对恺撒个人确实没有私怨，但他在这里说的“I know no personal cause to spurn at him, But for the general.”跟私怨没有关系。他说的是，他在恺撒这个具体的个人身上没有看出他会变坏的因由（这是我所理解的“personal cause”的意思），但是出于一般的、通常的或普遍的“规律”（for the general），他有理由“弃绝”恺撒。

有评论家指出，布鲁图斯的这段推理没有说服力。怎么可能对一个人只是可能犯下、但尚未犯下的罪责而惩罚这个人呢？如果戴上王冠就必定会改变人的性格，那么布鲁图斯不是成了一个决定论者了吗？自由何在呢？如此等等。

这样的评论没有抓住戏剧的要害。内心独白展示人物的真实性格。相比于推理的逻辑性，性格更多地体现在推理的风格之中。只要我们把这段独白同他在市民面前的那篇演讲做一个对比，我们就能理解，从共和罗马的自由出发，杀死恺撒的行动拥有充分的理由。

在演说中，布鲁图斯丝毫没有提到恺撒称帝之后可能有带来的“风险”，而是诉诸于恺撒的存在使自由的罗马人变成了化外之人、变成奴隶这一事实状态。这个恺撒在戴上王冠之前已经是“最伟大的恺撒”，包括恺撒自己也都举止像个君王了，更不用提戏剧一开场那两场在“背景”中对政敌的杀戮。王冠只是把事实变成法权的最后一道手续。

可是在布鲁图斯的内心独白中，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他对共和、对自由、对他在广场上所说的更爱的那个罗马，只字未提。他在那里思考的是个人和一般的人，是性格和人性。没有政治，没有公法，没有罗马。

布鲁图斯在内心独白中的推理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打算作为自己行动依据的是一般规律，这使他超脱了个人爱恨；第二，这个一般规律服务的目的是要防止“加害他人”。这是一种克服个人动机而服从普遍法则的性格，也是一种善待邻人、防止伤害的品性。这样的布鲁图斯当然也是“高贵的”，但显然不是共和美德意义上的那种“高贵”。

促使布鲁图斯与诛杀暴君的共和美德发生关联的，是他身上仍然强烈的对于名誉的欲望，是那些真真假假呼吁他起来领导拯救罗马事业的信件。他从自身的道德原则那里，并没有获得行动的动机和动力。因为他的道德原则是非政治的。这也使他对名誉的欲望成了空洞、没有内容的欲望。名誉或荣誉作为异教政治的原则，在布鲁图斯身上仅仅是残留的外观。政治的内容已经瓦解。

当布鲁图斯在剧中以一种在美德方面众望所归的形象出现时，莎翁仿佛在暗示，在罗马，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丧失了对于罗马的理解。爱着恺撒同时也被恺撒所爱的布鲁图斯，其实不过是恺撒统治的产物。他的美德是与僭主统治能够兼容的那种新型的、非政治的美德。共和的孤魂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借助僭政所能产出的最好的人格类型，实施了一次弑父一般的报复行动。

刺杀恺撒：一次没有主体的行动。“布鲁图斯”在历史上第二次出现的时候，竟然是这样一出玄幻剧。

所以，不要哀叹莎士比亚的布鲁图斯。共和在这位布鲁图斯之前已经死去。不是布鲁图斯的失败代表了共和的失败，而是试图践行共和政治的布鲁图斯本人代表了共和的消逝。那个驱逐王政时期最后一位王的布鲁图斯，和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是两个不相类属的布鲁图斯，无法合二为一：前者代表共和肇始，后者代表共和终结。

政治宪法学第855期

宪言闲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