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40年以降，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学习无疑有着对抗顽固派、启蒙民智、建构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性等目的。也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能更好地认识到中国近代比较文学为何在还未“学科化”之时就已经“早熟”地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从学理上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之间存在着直接而又复杂的联系。作为近代文化转型的核心问题和主要特征，中国比较文学发生期相关人物的成就与相关文献体现出由“贯天人”到“赅中西”的嬗变，并且经由此种嬗变，把“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和“近代文化转型”两个事件勾连在一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学人在近代文化转型的历程中，受到近代文化转型前期代表人物林纾、严复的影响，在“贯天人”到“赅中西”的嬗变道路上前进得更远。这种嬗变也体现出西方舶来的所谓“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思想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进程中的渗透与萌发，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学衡派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同时，这些思想的渗透与萌发也表现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时代与地域特征，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虽仍处于萌芽阶段，但多方面坚持不懈的探索，为下一阶段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与初兴夯实了基础。由“贯天人”到“赅中西”，“发生转型论”之启蒙性与完成度，对于今日走向世界文学的国际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方法论建构意义深远。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连串与列强战争的失败彻底改变了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形成了李鸿章所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如此，国内也日渐兴起了或自上而下、或民间自发的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学习西方的诸多举措与实践。从文化领域来看，有关的活动包括对西方书籍的翻译、对西方思想的介绍与宣传、对西方的研究成果发表出版等等。而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上述的文化实践活动或多或少地皆立足于某种启蒙与救亡意识。

换言之，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学习有着对抗文化顽固派、启蒙民智、建构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性等目的。也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能更好地认识到中国近代比较文学为何在还未“学科化”之时就已经“早熟”地有了一些研究成果。此正是本文全篇要围绕展开讨论的主题：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全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尝试辨析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与比较文学发生之关系，然后在文化转型大背景下爬梳归纳中国近代比较文学的特质，最后，在以上两个方面立论基础之上，尝试从代表人物及其论著来深度透视“发生转型论”。

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尝录明末大儒孙奇逢题壁文曰：“人生最系恋者过去，最冀望者未来，最悠忽者现在。夫过去已成逝水，勿容系也。未来茫茫如捕风，勿容冀也。”夏峰先生所语表面看来是对过去、未来、见在三者的思索劝勉世人把握当下。而联系身处明末天崩地解漩涡中心的孙奇逢无疑又是以“独此见在之顷，或穷或通，时行时至”的“当然之道，应尽之心”来调适明清鼎革之际身份的冲突与时代的巨变。

由明末的孙奇逢再到清末的谢若潮，后者也已经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文化转型的脉搏，谢若潮在《西学三通·叙》中写道：“昔之学在贯天人，今之学在赅中西，言政何以因时而制宜，言史何以溯源而竟流，言艺何以标新而竞胜？”代表了清末士人所理解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向西方近代学科体系的过渡。笔者此处引用以上两者，是想进一步拿来说明诚然“过去逝水勿容系”“未来捕风勿容冀”，近代文化转型与比较文学之发生也俱已为学术史上公案，却由于孙奇逢和谢若潮两人同样身处时代的转折点上，强烈的责任感要求每一位学人主动因应“昔之学”到“今之学”的激烈冲撞。

一、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与比较文学发生之关系

1840年以降，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泱泱“天朝上国”竟然被跟自己学习了一千年之久的学生打败，举国笼罩在愁云惨雾的氛围之中。痛定思痛，觉醒的第一要务就是急切地寻觅救国之道。仔细梳理，近代中国这段时期思想活跃沸腾的程度，其创造力和创新性庶几可以媲美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争鸣”。此时的中国，人心思变，各种改革主张、思潮流派轮番上场，错综复杂。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直至马克思主义的一声炮响，一系列向日本的“东学”和欧美的“西学”学习借鉴的过程也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也正是因为其复杂性和影响深远，对于近代中国转型问题的研究就有着许多课题和方向。譬如章清近著《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则从知识转型的视角来大致勾画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历史脉络，同时也致力于检讨哪些因素影响了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而赵林的《中西文化的精神分野：传统与更新》则从中西文化历史沿革的比较视野来看待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最蔚为壮观的文化转型；而张灏则主张“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至1920年初，前后大约25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因此，无论是知识转型、文化转型，抑或是思想转型，从何种视角进入这段历史的省思，端与研究者思考和聚焦的问题密切相关，不能一概而论。作为与近代中国现代化之需要相配合的文化革新，必要的一步是建构一种新的人文知识类型以取代此前的封建意识形态，这在文学研究上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身份转型：“新民”“新人”成为变革先锋。封建时代的文学研究大体是隶属于士大夫阶层，而近代教育体制下文学研究的主体则主要是接受了现代化教育尤其是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新民”“新人”。在近代中国制度变化的过渡阶段，本文所择选在比较文学发生期较有代表性的五人，从年资稍长的林纾、严复，包括后来的梁启超、王国维，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也是参加过县试的，他们大多具有从前清秀才、举子到大学教员的身份转变，或至少是游离于其他职业、依托报刊或出版机构发表成果的“文士/知识分子”。

其二，目的变换：从“贯天人”到“赅中西”的时代之变。古典时代主流的文论对“文学”的阐发总是与某种自然神性的本体论相联系，或说“与天地并生”（《文心雕龙·原道》），或成为某种“自然秩序”（礼、情）的代言人——儒家的诗教观念与汤显祖式的“至情论”都具有这样的内在结构。但是，既然近代中国需要的是启迪“大众”，并且文学要为塑造“新人”提供可能，它就需要褪去形而上学化的神性，转而成为解释“人”自身深度的知识——作为一门自足的学科将自身功能化，成为属“人”的知识。职是之故，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文学研究”自然就是试图完成这一任务的马前卒。可以说，中国近代比较文学研究在“前学科”时期，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近代人文知识的转型、重构。

由此，作为使上述实践得以可能的中介性媒介，在西学影响下，语言革新是必然的。“白话文运动”在这一知识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被给予再高的重视都不为过。正如国内有学者借德国人艾尔斯特的比较文学“按照比较语言学的模式提出”之观点，认为“中国比较文学的萌发，也以中西语言比较为先声”。

1887年，黄遵宪首先在《日本国志》中比较了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的情况，认为中国语言的问题在于语言与文字不相合，即中国的文字太古、太难，已经脱离了日常语言，不便于大众的学习。而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则在后记中对中西语言做了第一次语言学意义上的比较，在对比了中西文的文字结构、句法后，马建忠认为西文学习可循序渐进，而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故而在明理达意上不如西文。此外，裘廷梁、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为“白话文”而摇旗呐喊，他们基本都立足于白话更易于学习、开启民智等实用性理由。质言之，近代人文知识转型的一个外在表征即是由“昔之学”的“贯天人”，到“今之学”的“赅中西”转换，以达致“政因时而制宜”“史溯源而竟流”“艺标新而竞胜”的时代之变，最终在清末民初这场全球民族的竞争中转败为胜。

再次，比较发生：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成为自觉的方法。在近代中国人文知识的转型中，尽管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还没有正式建立，但在西学影响下，文学研究向学科化的转变也影响了此时具有比较文学特性的各种具体实践。在近代之前的中外文学、文化比较研究往往散见于各种非文学文献材料或是依附于宗教性文字当中，且往往是无意识进行的。而在近代，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渐趋成为文学研究中自觉的方法。在与异国文学接触时，浸染中国传统文化的读书人进行的自发比较活动奏响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前奏曲。

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和魏源编辑的《海国图志》都有对外国文学的简短介绍，身在异国他乡的外交官郭嵩焘和陈季同也带给了我们关于外国文学更多的认识。1904年黄人在其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中最早将比较文学这一概念介绍到中国，并倡导“使服从之文学变为自由之文学，一国之文学变为世界之文学者”的文学观念，并在1908年所著的《小说小话》中标举“南海北海，此心同，此理同”这一旗帜鲜明的比较文学主张。

黄人以中西小说的比较来展开自己的文学理论：“小说为以理想整治事实之文字，虽东西国俗攸殊，而必有相合之点。”在黄人看来，“希腊神话、阿剌伯夜谈之不经，与吾国各种神怪小说，设想正同”的平行研究可比性正在于“盖因天演程度相等，无足异者”，并佐以大量东西方小说对读的实例来论证与阐述平行研究的主张。无怪乎黄人随后趁自己主编《普通百科新大词典》（1911）之机，能够对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进行了介绍，也藉此总结了自己的比较文学观，即所谓“比较的文典”之理念：“于同一系统二国以上文字之性质，就其用法，参互比较而得异同连合之故。谓之比较的文典。”

此外，徐念慈也借助西学、尤其是康德与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从审美角度论证了小说的功能，并分析了其艺术感染力何在。以上这些与比较文学相关的论述已经相当学理化。由此可见，在西学影响下的中国近代比较文学，固然在目的上具有强烈启蒙意识的功利性，但落在具体的研究中，作为具体知识门类的、日渐学科化的“文学研究”已然体现出自身的学术规范性。

总之，这一时期中国有许多学者以世界视野观照西方文学文化，在接受的过程中他们自觉地将本国文学与他国文学进行比较，并试图在比较中发现并辨析这些文学现象间的相异或相同，进而探讨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共同规律，以期取西方之所长，补中国之所短。

具体到中国比较文学史而言，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前后约八十年的时间是中国比较文学发轫起步的时期。鸦片战争让当时的中国打开了自己的大门，“开眼看世界”之后近代文化转型的一个间接影响就是这个时期的比较文学不再像古代那样对文学现象多为无意识的比附，而逐渐过渡到自觉地使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之方法进行研究的层面。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本文拟集中回应的一个问题即所谓“发生转型论”，具体而言就是中国近代比较文学研究在“前学科”时期，是如何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与重构的？甲午海战的惨败给国人以深刻震撼，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认识到仅仅是器物方面的学习并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于是把学习的目标转向了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西方小说中蕴含的政治观念所具有的启蒙价值被国人重视，一时间西学涌入，翻译成风，中国学界的面貌随之焕然一新。中国比较文学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萌芽并成长起来。林纾、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和鲁迅等中国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能被忽略的。

二、文化转型大背景下中国近代比较文学的特质

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背景下，根据上述我们对萌发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概说，可以为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启蒙性，其次是综合性，第三是对译介工作的重视。

（一）启蒙视阈下的中西小说比较

这一时期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以政治宣传、启蒙民众为主要目的，以中西小说为主要对象。在文学层面，一批学人逐渐意识到了小说之于社会变革的积极作用。由此，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介绍西方小说的刊物，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翻译热潮。在其时，作为翻译家、学者的严复深感开启民智之重要性，于是，严复在翻译西方书籍介绍西学的同时也推崇小说的社会作用；早在1897年，严复便在《国闻报》上登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长文，阐述小说在欧美和日本的社会变革发展中起了推动作用。

在这一方面，林纾的西方小说翻译为小说地位的变化做出了开时代风气之先的推动作用。郑振铎认为林译小说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增加了近现代中国人对于西方社会的认知和了解；其次是使知识分子进一步接触到西洋文学，知道西方“亦有可与我国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最后是提高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风气。

此外，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商务印书馆主人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夏曾佑的《小说原理》等文章都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价值。

综上，这一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大多带有功利性目的，被视作解决社会问题、改进国民性的一种手段，而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的地位也因其发挥的社会功用而得到极大提升。

（二）初具世界视野和跨学科特点的综合比较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初具世界视野和比较眼光，并以综合比较为特征。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尽管西学的影响使得大学堂开始建立，学科的门类化初见形态，但在文化转型的过渡阶段中国近代比较文学仍然体现出不同学科交叉、杂糅的特征。此时，比较的参与者来自社会各界，比较的话题包括作家、作品和文艺理论等多个方面，比较的过程中时常会涉及政治、历史、哲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或领域。

我们以上文所提及的夏曾佑的《小说原理》（1903）为例，该五千字之文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相呼应。《小说原理》将小说与画、史、经书、科学著作的文体特点与社会作用相比较，认为小说用详尽的笔法写“已知之理”，由此在娱乐性的社会功能上优于史、经、科学书。同时，尽管画比起小说更为“不费心思”，但“世间有不能画之事，而无不能言之事”，故而小说比起画能带来更广的阅读体验。正是通过跨越不同艺术、学科门类的比较方法论证“小说”在文艺心理学上的优越性，夏曾佑的这篇研究很好地体现出了后来被称为“科际整合”的研究范式。

这种综合性的比较，说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自起步开始就拥有开阔的视野和与其他学科积极互动的跨学科传统。王国维也是这方面代表性的学者，他的红楼梦研究既包含了哲学知识，也有心理学、美学、伦理学的内容。当然，除了王国维、鲁迅等人有专文、专著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其余的研究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比较文学意识，散见于各类报刊、书籍之中。

（三）强调文学社会功用的翻译探索

这一时期翻译领域的繁荣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翻译西洋文学是学者们对于文学的社会功用进行探索的起点。翻译蔚然成风，诞生了以严复、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翻译家。同时，在文学方面的翻译名家有林纾、马君武、苏曼殊、吴梼、伍光建和周桂笙等等，他们在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等不同文学翻译领域卓有建树，为中西文学比较开辟了新局面。

大量翻译作品的问世，使得中国学者接触西方文学文化更加容易，为中西文学比较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这些翻译作品中，小说占据了主流。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文化变异以及翻译家们在译本中有意或无意作出的文学比较，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对建立在翻译基础上的翻译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一时期被深深地打上了翻译文学的烙印。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樽本照雄等人所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东海觉我的《丁未年（1907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等著作通过统计书目，向我们展现了这一时期小说翻译数量和种类的丰富程度；此外，《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以及《小说林》四大小说杂志也广泛收录外国翻译作品。

除了具体的翻译实践，一些翻译家、思想家还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创新。精通西学的学者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1894）中对当时学界在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译者应精通译入语和译出语，反复推敲斟酌以忠实地表达原文的本意。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译书》（1897）中强调了译介西方书籍的必要性，强调重视译本的选择、译例的共识和译才的培养。严复在《天演论》的例言（1898）中明确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鲁迅在《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肯定了《天演论》的译学价值。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也对这一翻译标准作出了评论：“译事之难久矣；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然兼之实难。语其体要，则惟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

由以上三个方面的特征来看，林纾和严复两位翻译家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期和近代文化的转型期都发生了别具一格且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换言之，“严林”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和近代文化转型阶段“起风云”的代表性人物。

三、译才并世：“严林”与“发生转型论”

促使严林译书背后的真正原因是“风云气”。“维新四公子”之一、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的陈三立在1893年作《高观亭春望》，诗曰：“脚底花明江汉春，楼船去尽水鳞鳞。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该诗创作的次年，1894年即爆发了甲午战争，1895年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升任湖南巡抚，陈三立协同父亲一起在湘推行新政，办报、兴学、开矿、造船等举措使得湖南大开维新风气，及至到了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父子均遭革职。所以说陈三立在1893年所感受到的“风云气”，必然既流露出诗人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清末列强环伺的氛围中终将不免遭遇“甲午风云”的预感，还包含了诗人面对风云变幻的时局，却最终不免空怀抱负、壮志难酬的家国悲愤，“袖手何妨闲处看”。

值得一提的是主政湖南期间，新学代表人物梁启超在1897年即被陈三立父子延聘为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后来也提到陈三立曾将上文诗句赠与自己。同在1897年，梁启超发出了“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的号召。还是在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天津《国闻报》上连载发表，举国轰动，严复俨然已是维新运动的精神导师。1899年，由林纾主笔的中国第一部翻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在上海刊印，严复的诗“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即说明了林译在当时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强调小说与“新民”、改良社会的关系。伴随着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终于迎来了波澜壮阔的近代文化转型之大潮。应该说，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凭栏感受到“风云气”的维新公子陈三立，在遭变法失败后“竟作神州袖手人”，“起风云”的时代使命是交给了梁启超、严复、林纾等近代文化转型之中的风云人物来完成的。

（一）林纾的翻译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人。自1897年起，林纾开始与别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从第一部翻译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算起，林纾与人合作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大致有一百八十余种，字数达到一千万字以上。他是真正通过译著使外国小说在中国大放光彩的翻译家，这些小说极大地丰富了当时国人对于西方的认知。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于个人兴趣，其二在于家国情怀。就个人兴趣而言，林纾始终对自己译介的小说倾注了极大的感情。钱钟书曾这样谈道：“他和他翻译的东西关系亲密，甚至感情冲动得暂停那只落纸如飞的笔，腾出工夫来擦眼泪。”就家国情怀而言，林纾希望能够借助西洋文学中所承载的西方文化思想来为学界助力，以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有朝一日迎来学界的革新和民族的复兴。在《不如归》的译序中，他曾自言：“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

就翻译特点来看，林纾对于西洋小说的翻译颇为“任性”。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一文对林纾译文的评述，钱钟书在文中提出了关于翻译的“化”“讹”“媒”“诱”等极具创见的观点。“媒”和“诱”指出了翻译的功能性，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是引诱读者爱好外国文学的中间人。由此，钱钟书肯定林译所起到的“媒”的作用：“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同时，钱钟书也指出“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林纾的翻译非但没有让这些小说失去原有的光彩，反而为它们增添了一种林氏翻译的独特味道，吸引读者对西洋文学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也让原著的生命在中国得到延续。

另一方面，钱钟书也提及了林纾小说中的问题，这就涉及“化”“讹”的说法：“化”是翻译的最高境界，不显生硬又保留风味；然而这一境界毕竟颇难企及，故而翻译过程中总会有些不贴合原文的地方，那就是“讹”。在此，钱钟书特地提及了西方谚语“翻译者即叛逆者”的说法，并以林纾所译的狄更斯小说《滑稽外史》（今译为《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一幕为例子。

钱钟书发现林译在翻译“时装店里女店员领班那格听到顾客称其为‘老妪’时发怒的场景”，其描写比狄更斯的原文表述更为幽默、惹人发笑。“那段‘似带讴歌’的顺口溜是林纾对原文的加工改造……为迭更斯的幽默加油加酱”。这当然也符合上文对林纾翻译“生动有趣”的赞誉，但钱钟书也指出这种“讹”的翻译违背了原文的人物形象，损害了文意——“假如她有腔无调地‘讴歌’起来，那显然是在做戏……就制造不成紧张局面了”。

钱钟书的点评不仅指出了林纾翻译的过程中的疏忽和纰漏，同时也引导我们进入比较文学译介学中一个重要问题——“创造性叛逆”。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曾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创造性叛逆”在埃斯卡皮那里意味着在文本翻译过程中为了适应译语的文化语境而发生的“变异”，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知其原意却刻意改写，以便其更易于被他国之审美习惯接受。而根据近年相关研究的进展，国内部分翻译研究的学者可能夸大了埃斯卡皮的这一概念，因为后者实际上并不承认“创造性叛逆”具有意义的增值性。就此角度而言，以“创作性偏离”来对译埃斯卡皮的翻译思想有其合理性。因为如果过于强调“创造性叛逆”，容易导致翻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文学翻译的初衷，让学者的翻译研究逐渐“叛逆”成为一种甚至作者和译者都无法理解的陌生的他者。实际上，引起各方热议的“创造性叛逆”正说明了翻译研究的复杂性与跨界性。这样的“创造性叛逆”究竟是翻译还是创作？

这种“创造性叛逆”在林纾的笔下体现得相当典型。林译小说中出现的误译、漏译、删改和增补，部分是他无意为之，而更多的情况下是他主动对原小说进行润色和改写，以达到他自己所预期的效果，由此，这种改写尽管对原文的表达有所偏离，但也使之更好地为其时的中国读者接受。当然，这些局限和不足也与林纾本人不懂外文有关，他翻译小说时往往先请通外语的学者用中文将原著的意思口述出来，他再进行加工笔录，且其翻译速度极快，如此一来，译本对原著的忠实性不免要打折扣。

此外，林纾在翻译活动中也对中外文学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诗集《闽中新乐府》的序言中，林纾从中西教育比较的角度肯定了西方歌诀的优点；在部分译著的序文中，林纾从内容、主题、结构、描写技巧等多个方面对中外作品作了比较，大部分属于无实际影响关系的平行研究。比如，林纾将《孝女耐儿传》与《石头记》进行对比，将《孝女耐儿传》与《史记》《北史》中的内容进行比较。林纾推崇西方小说对于下层社会的描写，渴望通过小说揭露黑暗现实，这与林纾对中国小说的认识以及当时的社会语境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小说共有的诗情画意的浪漫情调和偏重表达上层社会的基本主题是无法发挥救国救民的作用的，而狄更斯“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现实主义精神则恰恰能引发民众的思考，将文学的政治功用发挥到极致。林纾还曾在《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等翻译作品的例言或序言中提到“开场”“伏脉”“接笋”“结穴”等古文“义法”，从中西小说手法比较的视域对狄更斯小说技巧予以高度肯定。

总而言之，林纾的翻译展现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最初接触时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为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提供了经典案例。林译小说中的先进文学观念影响了一代学者，也初步体现了文学比较的自觉意识，虽尚未形成成熟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但为比较文学学科的起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严复的翻译

严复（1854—1921），字几道，曾用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为复，福建侯官县人。严复1871年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1879年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严复曾任职北洋水师学堂，后又担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清朝学部名词馆总纂等等。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创办了《国闻报》，介绍了西方的、尤以英国方面为主的社会科学理论，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同时也为变革时期的中国吹来了自然科学之风。在严复的译著中，最广为认知的是他对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进化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严复译为《天演论》）的翻译。

严复在译介理论和翻译实践方面成果丰硕，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严复首次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严格意义上译介理论的发端”。在《天演论·例言》中，严复开篇就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直接指出翻译的三大难点就是准确、通畅与典雅，并且翻译的文字光准确不行，还必须要晓畅通顺，只有两者兼顾才能让读者明晰地把握译文的意思。严复继续说明，其时的西学译著能符合这一标准的并不多，原因就在于译者并没有对原文的意思了然于胸，故而在翻译中就难免牵强附会。不仅如此，在“例言”中，严复还谈及了他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现在看来仍然很有参考价值。在翻译中，他深刻感受到了汉字与西方字母文字在句法结构上的不同：英文句子或长或短又常套用从句，想要词意通达地翻译为汉语句子颇有难度。尤其面对一些艰深著作，译者不仅要理解原文之意，还要在表达句式上下功夫——“前后引衬，以显起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

严复的翻译观念中也有一些值得再斟酌、讨论的地方，而这些被诟病之处恰恰又表现出其思想内在的复杂性。首先是严复的译文有一种“功利性”：其目的是旨在富国强民，那么所有的译文内容都需要为这一目的让步。所以，这种以“意译”为主的方式是否如实、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有时候是值得疑虑的；一方面，为求文辞典雅，他会刻意对原文进行增删，另一方面，严复又往往习惯通过自己领会的关于原本的主旨思路去转换词句，这样，有时候和他领会之意不太符合的词句反而会被他有意识地避开。正如严复自己在“例言”中所说，具体的翻译工作总是与其时的特殊背景有关，他也承认自己的一些方式也许不能为后来者照搬。

其次，与其行文在内容方面的功利性相对应的却是语言上的古典性，这确实是严复翻译思想中颇为特殊的一点。严复十分看重译文的“雅”，在《天演论》的翻译中，严复还认为古文言的词句才能更体现出这种“雅”；他认为汉之前的古文言更能表达精深之意，近世的利俗文字反而难以求得文字通达。严复的这种译法显然受到了桐城派文风影响，后者行文即尤为注重晓畅达意的同时保持文辞的典雅，在“例言”中严复也特意提及了其宗法桐城派的友人吴汝纶。但是，这种追求雅译的路子就与近代中国日渐兴起的“启蒙大众”的呼声相矛盾了。严复翻译的目标读者更多还是小圈子里的知识分子，甚至连梁启超在阅读严复翻译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现多译为《国富论》）时都抱怨这些译文非饱读古书之人不能解。所以，只有把握到其翻译理论中的内在复杂性，即“功利目的—古典表达”双重导向，才可以说明，为何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作为领时代风气之先的严复会表现出保守的姿态，对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持否定的态度。

除了在翻译理论与实践当中的成就，严复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思考也对比较文学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这里也同样体现其思想的复杂性，既有对旧学精华的留恋，又有富国强邦的现实考量。具体而言，一是严复具有汇通中西的眼光。严复在年少时受过较为系统的旧学教育，他一生都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思想精华的坚守。同时，严复留学英国、翻译西文的经历也让他能进入到西方思想的深处。东西文化在严复这里并没有以一种强烈对立的方式表现，而是能够互为促进。国内也有学者注意到，在《天演论》的翻译中，严复新用的一些名词、说法可从中国古籍中找到出处。这就说明严复认识到东方的词句同样也能够传达西方的思想。严复相信中西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共性、能够互释的，如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对严复思想的解读：“研究近代西方思想实际上反而会使中国古代思想显得更清楚明白……西方的归纳和演绎的逻辑范畴使《易传》和司马迁《史记》中的某些难以理解的段落变得一清二楚了。”严复为中国学人展现了一种立足于中国传统、汇通四海之学的思路，如此较为温和的思想改良之法也深得此后“学衡派”文人的赞赏。

二是严复的思想也体现了跨学科的视野。如上文所述，其治学并非是纯粹学术性的，而是与近代中国文化圈迫切的救亡背景有着密切联系，为此，严复不拘泥于某单一学科的知识。严复真正关注的不是社会、人文甚至自然科学的学科之分，重要的是它是不是能助益于国富民强的思想理论。严复总是挂在嘴边的文明“进化”，实则是把生物学的物种演化转接到社会科学领域，并借西方“圣人”之口将之理论化。从今天回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早已广受批判且不再有市场；但此种观念在遭受民族危机的近代中国却无疑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甚至此后胡适将之运用到文学史写作中，客观上说明它也迎合了当时新派文人中普遍存在的欲大破大立的思想倾向。

此外，1895年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时正值清朝甲午战败一年之后，这篇文章花了诸多笔墨分析、比较了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试图找到中国衰而西方盛之原因。同年发表的《原强》是同样的目的，文中严复援引达尔文、斯宾塞的观点，同时借中国典籍、历史典故以为比喻，又谈到了西方自然科学的治学方法，内容所涉学科可谓眼花缭乱，但严复的这些论述都是旨在一个主题，那就是如何让中国富强。另外，严复还翻译有一本文学理论著作《美术通诠》，近年《美术通诠》英文底本的发现也引发了学界对此书严译本的关注。有学人指出，此书“以‘美术’译‘literature’，其实是严复文学观的一种表达：文学是一种美的艺术”，并且“将中国文论中的‘修辞立诚’与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美学相沟通……参与了现代中国纯文学观念的塑造”。

综上，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思想变革的过程中，严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时期，“新民”“新人”“新小说”成为时髦，而推动此种文化转型的文人学者就相应成为“新文人”，林纾、严复身上体现出“旧文人”向“新文人”转型的典型性过渡特征。由“贯天人”到“赅中西”，转型期的特征在“严林”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对于林纾而言，“贯天人”仍然是本位，“赅中西”是误入的歧途并与“贯天人”体现为一对激烈的矛盾；而对于严复而言，这样的矛盾尽管仍然存在并且在严复的晚年甚至还有所反复，但已经张扬为“物竞、天择”的时代呐喊，作为维新精神导师的严复也风云际会地成为“贯天人”到“赅中西”转型期承前启后的枢纽型、代表性人物，启发与直接影响了以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人”。

四、爰生自觉：“梁王鲁”与“发生转型论”

作为承前启后枢纽型人物之严复，以其著名的“严译”对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新文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重要影响。1897年，梁启超在回复严复的信中说道：“幼陵先生：二月间读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乃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不仅仅是梁启超，当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的鲁迅，用自己三个月的津贴，“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除了严复对此二人的影响，严复与王国维两人思想之间的关系也是发人深思的。应该说严、王两人的关系是以遭遇西学时的立场分歧而体现出来的。严复是引进英美哲学经验论的第一人，王国维是引进大陆哲学唯理论的第一人。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席卷中国的时候，王国维却清醒地认识到“顾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学，其所最好者也”。直指严复引介的并不是纯粹的哲学，其在引进英国哲学时是用实用眼光去寻求真理的，把英国哲学仅仅当作了求富强的工具，其他一概视而不见；即使看见了，也会硬把它们塞进求富强这个套路中去，这也就是在上文所提及的严复的“功利性”。尤其是王国维“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之论断可谓振聋发聩，实为日后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两条道路冲突分裂的先声。

梁启超《东归感怀》曰“极目中原幕色深，蹉跎负尽百年心”，而从严复往后看，“梁王鲁”三人的思想路径是有亲缘性的。他们都和近邻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复杂感情，并且三人皆以启蒙新民为自己治学为文的根本目的，又分别以自己独一无二的学术成就和人格力量在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心”的领军学者。

（一）梁启超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为比较文学学科所作出的贡献最重要的可归于两项：在翻译方面，他大量译介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积极介绍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流派进入中国；在研究方法上，梁启超具有广阔的学术视域，虽然他的大部分翻译和创作主要是为其政治理念服务的，但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中西文化及文学比较，比较研究是他进行学术实践的常用方法之一。

若具体谈及梁启超在这一时期比较文学方面的学术成就，首先体现在对“小说”的提倡：他极为看重小说这一文体的作用，在梁启超看来，小说作为政宣和启蒙的有效工具，能够承载新的政治理念来推动社会变革，而梁启超的这些文字往往是在比较视野中得以成立的。同时，梁启超这种对政治小说功能性的重视无疑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界的学术工作与“启蒙、救亡”之类的社会功利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正是梁启超倡议“小说界革命”的两篇气势雄健之文。

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他一再强调翻译政治小说的重要性：“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并且梁启超特别指出政治小说对外部社会的促进作用：“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因此，梁启超要“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希望“爱国之士，或庶览焉”。其文中的理论出发点是小说文体的社会功能性，进而阐发政治小说在当下之作用并以国外的情况辅以论证。此种关于“小说文体”的思考在数年后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更完整地予以表述，梁启超上来就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借佛教禅宗术语，提出小说“熏、浸、刺、提”四种对读者的影响作用，进而分析并阐发小说与国民文化的关系；小说的写作、流传、阅读就不单单是纯文艺领域的事，而是与社会变革、与启蒙救亡之大任相关联。小说在梁启超口中近乎成了转变社会风气所必须的灵丹妙药，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鲜明体现了那一时代文人知识分子急于凭借自己的知识才学变革旧社会的迫切愿望。

其次，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发展过程中，梁启超的贡献举足轻重。早在1897年，梁启超便发出了“译书为强国第一义”的号召，但彼时他还没将文学类书籍视为翻译的重要内容。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在其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出“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的办学方针。在翻译实践方面，梁启超对卢梭、培根、笛卡尔、达尔文和亚当·斯密等西方学者的理论思想都进行了系统的翻译介绍，并译介了日本东海散士、儒勒·凡尔纳、佛琳玛利安（即Nicolas Camille Flammarion，1842-1925，今译弗拉马里翁，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等人的小说。

梁启超以其发表的《论译书》《译印政治小说序》等文章，探讨翻译文学对于救亡图存的重要性，认为必须发展翻译事业、培养翻译人才和统一翻译术语。梁启超还是我国翻译西方诗歌的先驱，是我国译介拜伦的第一人；他对佛经翻译也颇有研究，写过《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等重要文章。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梁启超认为“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梁启超认为虽无法证实佛教教理和后世很多中国文学作品之间存在直接影响的链条，但佛教实际上在传入中国之后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沉淀在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后世诗人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知不觉间便会受其影响。有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中国近代第一篇讨论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学风俗、情趣影响的著作。

再次，梁启超在诗学比较上也有所建树。梁启超是我国最早提出浪漫主义概念的学者，对中国浪漫派和写实派的划分实自梁启超始。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使用“理想派”和“写实派”两个西方文论术语来区分小说流派；在《欧洲心影录》中，他再次对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浪漫派”和“自然派”作了专门讨论；而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第九节中，进一步将自己的认识发展为“三百篇可以说代表诸夏民族平实的性质，凡涉及空想的一切没有。我们文学含有浪漫性的自楚辞始”。对于西方浪漫派的重视与借鉴在鲁迅那里有进一步的发展。

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根据其授课讲义整理成《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该文是梁启超在比较诗学方向研究的代表作，在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点评的时候，梁启超虽大多时候仍未脱离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模式，但有时也会涉及西方文论术语。梁启超先是将表情法按照表现方式分为“迸进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蕴藉的表情法”等多种，后又按不同的文学派别对表情法进行分类。在梁启超看来，“迸进的表情法”在中国文学史中实属罕见，“向来写情感的，多半是以含蓄蕴藉为原则，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榄的那点回甘味儿，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他举出文学中不同门类的多个例子，表明中国文学中虽偶有情感的迸发，但仍远少于西洋文学。除此之外，梁启超将中西文学中的情感表达方式进行对比，将屈原《招魂》与歌德《浮士德》、卢玉川《月蚀诗》与希腊神话相提并论，涉及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思路。

此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中，他专列一节《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之比较》，正面指出先秦学派较之当时西欧的学术研究所存在的优点和缺陷；他认为唯有比较才能真正发现“己之所短”和“彼之所长”，进而“采择补正”，以实现救亡图存的使命。

总之，梁启超积极引进西方学说，开启学界新风，并以独到新颖的眼光进行中西文学文化比较，其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性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对于今天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方法论建构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二）王国维与《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中国近现代一位享有世界盛誉的学术大师，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之一。王国维学贯中西，研究内容遍及文学、历史和哲学等领域。其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引入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将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论或经典作品进行单向或双向的阐发，开创了崭新的中国文学批评模式。文学评论家吴文祺对于王国维的研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以西洋文学原理来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率先援引西方文学理论来批评中国文学作品的学者，王国维大量学术著作都有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子，他的许多文艺观念也正是在中西文学的观照比较中受到启发而得出的。由此，历来为中国文人所轻视的小说戏曲却极大地吸引了王国维，他摆脱传统偏见，在自己的研究中为小说和戏曲正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红楼梦评论》的比较文学研究色彩最为浓厚，是开中国比较文学史上“阐发研究”之先河的作品。他抛弃了索隐、考据等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创造性地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重新解读《红楼梦》的题旨并发掘其在美学、伦理学方面的重要价值。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表于《教育世界》，这是一篇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开山之作。文中王国维认为中国历史上多数文学作品并没能发挥使人从欲望中解脱的重要功能，无法直接回答人欲问题。而《红楼梦》的特殊正是在此。王国维指出《红楼梦》开篇即提出人欲这一问题。借女娲补天神话，小说阐明主人公贾宝玉之来历：传说女娲炼石补天时剩下一块石头未用，“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艾，日夜悲哀”。王国维借以说明人生之欲望早已先于人的存在，人生不过是发现人生之欲、并在其中或挣扎或沉沦或寻求解脱的过程；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真正衡量解脱的标准在于是否还存有生活之欲。故而在《红楼梦》中“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所以，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前者仍往往是求偿生活之欲而不得因此自杀或出家，而后者或如宝玉存于观他人之苦痛，或如惜春、紫鹃亲历人生之苦痛，皆为一种不带欲念的彻底解脱。贾宝玉冷眼体察世情，他的解脱之道，带有一种近乎超脱世俗的宗教式的彻悟，达到了洗涤心灵的作用，这与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说”相类似。故而道出《红楼梦》何以以宝玉为中心线索人物而非他人，且此设定提升了《红楼梦》的立意深度和美学价值：“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

除了与《红楼梦》中的角色进行对比，王国维还将贾宝玉与诞生于大陆另一端但几乎是同时代的作品《法斯德》（今译为《浮士德》）中的法斯德博士进行比较，讨论二者解脱之道的异同。在《浮士德》中，自身的情欲和超脱情欲的崇高之间的矛盾时时困扰着浮士德，他与少女玛甘泪、美人海伦的情感纠葛，在名利场中的来回游走，都催发他不断觉醒进而走向解脱；而贾宝玉生于官宦之家，亲眼目睹官场、商场中利欲熏心的众生相，又在与众少女的交往中，感受到命运的残酷性与自身的无力感，最后转向渴求生命的解脱。其次，王国维在探讨贾宝玉和浮士德探索超越与解脱之路的相似性之上进而指出二者的差异，虽然在精神追求和心灵解脱上二者殊途同归，但所经历的痛苦却大有不同：“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红楼梦》之悲哀正由于其缘起于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之事，是人人之遭遇，是无法躲避的不幸，由此被视为“悲剧之悲剧”。王国维从比较文学视角出发，将《红楼梦》与《浮士德》中的人物形象与美学精神进行平行对比，体现了其自觉的比较意识。

在谈及《红楼梦》在美学上的价值时，受到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影响，他提出了三种悲剧说。王国维借叔本华之口阐述了悲剧的三种类型：一为恶人肇祸，二是盲目的命运，而第三种是“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叔本华将诗歌视作美术的顶点，将悲剧又置于诗歌的顶点，在悲剧之中特别看重第三种，它揭露的并非一人一时一地的悲哀，而是整体人生的悲哀本质。由此，第三种悲剧的感人程度远胜于前二者。而《红楼梦》正是第三种悲剧，是“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在王国维看来，“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而《红楼梦》之精神却恰恰“大背于吾国人之性质”。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的论说也引发了后世对于中国是否存在悲剧的讨论。

在论述中，他也并未对叔本华之理论照单全收，而是反复地推敲并就某些问题提出质疑。在解析《红楼梦》时，他所用的理论并非叔本华一家之言，也融进了中国哲学观念。总之，《红楼梦评论》首次援引西方文论系统地阐释中国文学，开“阐发研究”风气之先，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比较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三）鲁迅与《摩罗诗力说》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纵观鲁迅的学术生涯，他积极倡导西学，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国，以期“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赴日留学正处于日本明治时代的晚期，彼时日本西学昌盛，鲁迅借此接触了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思想，受到了西方哲学（特别是尼采的“超人学说”）以及西方浪漫派的影响。西方浪漫主义精神中的自由平等的信念、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深深地吸引着鲁迅。由此，鲁迅成为第一个把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及其作家介绍到中国并借其反抗精神参与到当时政治文化思想斗争中去的爱国学者。

在鲁迅早期的创作中，其文言文创作是相当值得关注的。鲁迅曾师从章太炎，其古文笔法得魏晋之风，雅致简古又内蕴非凡之气势；这些早期文言文作品既富有深远的文学价值，也较为清楚地阐明了鲁迅其时的思想观点，其中多有以比较之法评析中西方的思想理论与文学作品。具体来说，收录在《坟》里的几篇长论文，包括《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都是文言文，《集外集拾遗补编》中的《破恶声论》也是。《人之历史》借德国生物学家黑格尔（今通译海克尔）的种族发生学理论概述了进化论学说的主要观点，鲁迅借黑格尔之口比较了中国女娲造人的故事和西方《创世记》中上帝七日造人的说法，认为它们都属于借神话来代替科学，随后综述了西方物种/生物学的一些重要学者，以科学分析法诠释了进化论观点；《破恶声论》和《文化偏至论》则主要阐明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观点。文学译文与文学写作方面，《域外小说集》是用文言文翻译的，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也是文言文。除此以外，鲁迅的文言文作品还有《给淑姿的信序》，是鲁迅在1932年用骈文的文体写成的。研究著作方面，《中国小说史略》（1923）、《汉文学史纲要》（1926），都是整本用文言文写的研究著作。

在这些作品中，1908年8月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一文很能体现此时鲁迅的思想。鲁迅强调中国“生存两间，角逐列国”的出路是“首在立人，人立之后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进而明确呼吁“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所谓“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其中“掊”为多音字，读作póu或pǒu，根据《辞海》的解释，前一读音意思是“用手扒土”或“聚敛”；后者意思是“破，剖”或“抨击”。

这里应是取pǒu音之意，即扬弃对物质文明的一昧追求，从而对应下一句“张扬扩大”（人们）对道德良知的渴望；听凭（尊重）个人的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而排斥（把每个不一样的人）变为无差异的、无意识的大多数。鲁迅意识到，当时中国唯有发扬个性，追求精神文明才可富国图强。

《摩罗诗力说》一文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鲁迅的文艺思想与美学观点，成为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开端的标志性研究之一。在此文中，鲁迅将梵语中的Mara（魔鬼）一词翻译成汉语“摩罗”，“摩罗诗派”也就是“恶魔诗派”。在鲁迅看来，浪漫派诗人所具有的反抗激情和不为世俗所容的特点正和印度的“摩罗”以及欧洲的“撒旦”一样，因此以“摩罗诗派”指代之。那么，这篇开辟比较文学新天地的著作如何体现出鲁迅自己的比较文学观和比较文学方法呢？

首先，文中对于拜伦以及拜伦对其他欧洲浪漫派诗人影响的论述，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范例。拜伦是英国著名的浪漫派诗人，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歌颂平等，为独立自由而斗争，渴望冲破压抑个体发展的种种束缚，这在他笔下“拜伦式英雄”的形象中体现的十分明显。鲁迅对拜伦的精神十分钦佩，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迨有裴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拜伦的诗中充满反抗的声音，在鲁迅看来这是击碎旧道德、旧传统的时代最强音。拜伦作品中所表达出的高昂革命斗志和反抗激情影响了当时欧洲的一批浪漫派诗人，其中有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斯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等人。浪漫派的主体精神散入欧洲各地，召唤着一位又一位“精神界之战士”与当时的封建势力抗争。

其次，鲁迅从中西方的思想文化模式方面展开比较，对学界所固有的“厚古薄今”“厚此薄彼”的观念和道家消极的处世原则展开批判。在他看来，西方的哲学家们始终直面生活的斗争，将美好愿景寄托在未来。中国哲人却与西士不同，对尧舜禹时代心驰神往，而对现世的污浊避而不谈。在鲁迅看来，这种手段让群众头脑愚昧，心灵松弛，而诗人存在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于触动人的心灵。在中国传统的儒家诗教观念中，诗人的“异声”或“新声”永远被束缚在“诗言志”“思无邪”以及“文以载道”的框架之下。即使是中国浪漫派文学的第一位代表诗人——屈原，也是如此。

再次，鲁迅在文章中进而提出文学艺术的本质和功能问题。从纯文学的观点来说，文学是无用之用，它的目的是非功利的，其最为重要的功用在于从精神上拯救人，涵养人之神思，“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除此之外，文学还有教化作用，能够揭示人生的本质和事实真理；文学教育又不同于一般教育，能够催发人们自觉上进的精神。鲁迅极力反对根据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诗歌，也反对将文学与道德联系起来；他指出，正因为在西方同样存在文学理应为旧宗教、旧道德服务等见解，当拜伦、雪莱等诗人站起来反抗传统时，所谓爱好“和平”的人便竭力攻击他们，并称之以“撒旦”。拜伦等诗人的诗性/诗力恰恰就是那充满生命力的反抗精神。由此，鲁迅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借对异国文学的评论，赞扬摩罗派诗人的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以此来热切呼唤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觉醒，以文学的新声洗涤旧社会的腐朽与罪恶。

《摩罗诗力说》对比较文学方法的自觉运用标志着鲁迅比较文学观的成熟，文中认为“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这就是说，若要弘扬祖国之真正精神，需认识自己，也了解他者，经过周详的比较才能产生自觉。这句话深刻地凸显出鲁迅所具有的自觉的比较意识和世界文学的理念。由此，《摩罗诗力说》为后世比较文学学者树立了典范，推动中国比较文学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言以蔽之，“梁王鲁”三人之中，鲁迅将“贯天人”到“赅中西”的转变贯彻得最为坚决与彻底。如果我们将林纾、严复、梁启超、王国维、鲁迅五人在直面“比较文学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也即本文的核心问题“发生转型论”时代挑战——的应对之道予以简单化线性处理的话，不难感受到这批“百年心”的文化巨人们以滚烫的赤子之心，作苦痛的灵魂拷问，于古今中外间不停地摸索探求、前仆后继的种种努力和艰辛。

余论

近代中国比较文学呈现出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因为这一时期西学的大量涌入，对中国传统的文学理念造成极大冲击；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背景下的文人知识分子无不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一时代洪流。严复和林纾曾同在京师大学堂出任译书局正副总办，纵观二人生平，林纾在戊戌年间自然有其愿意接受改良的一面，然而旧文人心态也让他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保守一方的代表而受到钱玄同、鲁迅、蔡元培等人的严厉批驳。而严复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通过对西学（尤其是英国自然、社会科学理论）的翻译与引介而因缘际会地成为领时代风气的人物；但也因为时局的变化以及与旧学隔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让严复也渐渐无法跟上文化革新尤其是其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踏步跃进前行的步伐。

仔细爬梳“梁王鲁”三人在近代文化转型的历程中比较文学的成就，不难发现三人既受到近代文化转型前期代表人物林纾、严复的影响，又在这场由“贯天人”到“赅中西”的嬗变道路上前进得更远。无论是梁启超的“新小说”，还是王国维的“阐发研究”，抑或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都以其深刻的比较文学创见引领着我国比较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近代文化的转型。

总体而言，“梁王鲁”三人与“发生转型论”的密切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梁王鲁”三人在“贯天人”到“赅中西”的转变中表现得更为执着，“首在审己，亦必知人”，对于“赅中西”的认识也更为理性化与体系化，所谓“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此正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之间关系的具体体现与主要特征。另一个方面，与“严林”身上所体现出来转型期的鲜明矛盾与挣扎不同，“梁王鲁”三人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也更为直接，梁启超和鲁迅自不必说，两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当中旗手领军型的人物，即便“老实到像火腿一般”看起来相对保守的王国维，也同新文化运动当中另外一面的学衡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

也正是从上述的文人学者那里，我们看到了西方舶来的所谓“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思想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进程中的渗透与萌发，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学衡派”的产生都埋下了伏笔；同时，这些思想的渗透与萌发也表现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期四个方面的时代与地域特征：外部压迫的反应、民族救亡的热情、社会变革的要求、西方弊病的反思。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虽仍处于萌芽阶段，但就是这样多方面坚持不懈地探索，为下一阶段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与初兴夯实了基础。而更进一步观察与检视此种由“贯天人”到“赅中西”“发生转型论”之启蒙性与完成度，对于今日走向世界文学的国际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方法论建构必然意义深远。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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