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互联网上，从饭圈文化中兴起的“塌房”——偶像因**新闻而人设崩塌，如今已经没有多少痛惜色彩可言，甚至往往成了茶余饭后的戏谑谈资。然而，近期发生在法国一起“偶像塌房”事件，却无法让人轻松调侃，它不仅涉及被隐藏数十年的阴暗秘密，也暴露出体制性的弊端，并进而关涉到一场宏大慈善运动的前途。

2024年7月17日，法国皮埃尔神父基金会（Fondation Abbé Pierre）和慈善团体Emmaüs联合公布报告，承认这两个机构的创立者——已经于2007年去世的皮埃尔神父，在长达数十年间，存在猥亵和性侵女性的劣行。报告公布后，更多类似指控陆续浮上水面。这个常年以烟斗、贝雷帽、黑色披风、雪白胡子的形象示人，曾经在法国人心目中仁慈睿智、备受爱戴的全民偶像，在极短时间内跌落神坛。

这桩丑闻发生在皮埃尔神父身上，可谓名副其实的“塌房”：一方面，在此前的数十年间，皮埃尔神父创建的Emmaüs社区，当年以提供紧急栖身之所和互助合作为核心诉求，如今已经成为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富盛名的慈善运动之一，而他本人尽管已经去世多年，但仍然是无可替代的精神图腾，是这所大房子的“拱顶石”；另一方面，以皮埃尔神父命名的基金会，以“居者有其屋”为理想目标，多年来持之以恒地关注社会边缘人群的居住条件，每年发布的报告向来“报忧不报喜”，像牛虻一样紧紧叮住政府的住房政策，督促其不断改进。法国在社会住房领域中取得的成绩（尽管仍远不能满足需求），基金会功不可没。如今在丑闻的剧烈冲击下，这些事业面临着“大厦将倾”的困境。

皮埃尔神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不像此前#Metoo运动中的多数案例那样，作恶者尚在世时遭遇“现世报”，也不像“觉醒文化”将矛头指向真正意义的历史人物（例如贩奴时代的奴隶贩子）、热衷于“隔代鞭尸”，而是处于一个过渡状态：他已经成为故人、却又没有完全进入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该适用哪一种标准来评价其功过，似乎更加令人踌躇。

事功：近乎超凡入圣

皮埃尔神父原名马利·约瑟夫·亨利·格鲁埃（Marie Joseph Henry Grouès），1912年出生于里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自幼家境优渥，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热心于扶困济贫的公益事业。由于从小耳濡目染，格鲁埃立志于将自己奉献给宗教事业。1931年，他加入嘉布遣修会，并放弃了属于自己那一份的遗产，以恪守贫穷誓愿。八年之后，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退出了修会，转到格勒诺布尔担任堂区助理司铎。

二战爆发之后，格鲁埃以宗教身份为掩护，化名“皮埃尔”积极参与了地下抵抗运动，包括营救犹太家庭儿童、协助其他抵抗运动战士转移到瑞士等，“皮埃尔神父”这个化名也从此成了伴随他一生的符号。1944年，皮埃尔神父一度被捕，获释后辗转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加入戴高乐将军麾下军队，成为海军舰艇上的一名随军神父。

二战胜利之后，皮埃尔神父得到教会特别批准，投身政界，在战后的两届制宪议会与一届国民议会中，三度出任议员。起初他以无党籍议员身份，和持基督教民主主义立场的“人民共和运动”（MRP）保持合作，但随后因为政见分歧，二者分道扬镳。1951年议会选举中，皮埃尔神父代表来自中下层民众的“保卫民主与大众利益”运动再度参选，但未能当选。由此，他退出政界，重新回到了宗教与慈善事业中。

皮埃尔神父生平的最大事功之一，是创建了Emmaüs社区及运动，并将其推广到全法乃至国际范围。

在担任议员期间的1949年，皮埃尔神父在巴黎东郊的平民聚居市镇讷伊-普莱桑斯（Neuilly-Plaisance），将一栋破败住宅改造成工人和青年旅舍，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Emmaüs社区”。这一名字来源于圣经中的一个村庄，根据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复活之后，曾和两个门徒一同踏上前往Emmaüs之路，门徒此前对耶稣死而复生的神迹半信半疑，起初并没有认出他来，直到抵达这个村庄之后，耶稣掰开面包递给他们，二人才幡然醒悟。由此，“通往Emmaüs之路”成为“从困惑和怀疑到信仰和理解”的代名词。皮埃尔神父用这个典故作为慈善团体的名称，意在聚拢那些被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群，在这里重新振作对生活的信心。这个典故本身有显著的宗教色彩，但社区却是世俗性的，并不限于天主教徒。

在担任议员时，皮埃尔神父一直将履职津贴用于维持Emmaüs社区的运作，但竞选连任失败后，社区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一度陷入困境。在这种背景下，它被迫诉诸一种新的运作模式：即通过回收旧物品（拾荒或者捐赠），加以简单的维修整饬，再低价卖给有需要的人。这种“造血”机制让社区找到一条持久的存活方式，也让许多在社会上难以找到正规工作的人，通过并不复杂的劳作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在随后多年间，这种模式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其分支机构从巴黎东郊一直扩展到今天遍及全法的500多处。对于许多法国人来说，Emmaüs更像一个由雇员和义工共同操持、价格低廉的旧货市场，只不过有更多的人道情怀、更少的营利考量。

皮埃尔神父的事功之二，是对无家可归者持之以恒的关注。

二战之后的法国百废待兴，在战争结束近十年后，仍然缺少足够的住房和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许多人流离失所，甚至在寒冬也有可能被赶出家门、露宿街头。1954年2月1日，一直在为收容无家可归者奔走的皮埃尔神父，在听闻又一场悲剧后，通过广播电台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我的朋友们，请帮帮忙……一位女士今天凌晨三点被冻死在塞瓦斯托波尔大街的人行道上，手里还拿着前天被驱逐出家门的文件……”

此前在巴黎开设的多个紧急收容中心都已经满员，皮埃尔神父希望能尽快筹集到“5000条毯子、300个帐篷和200个取暖炉”，以此来紧急救助那些可怜人。他用宗教人士特有的悲悯情怀呼吁：“必须让法国所有城市、巴黎的各个区，都在夜晚的灯光下有这样的告示，它门后的居所里有被褥、有草席、有热汤，而且在‘纾困博爱中心’的名义之下写着，‘遭受苦难的你啊，不管是什么身份，进来吧，在这里睡觉、吃饭、重拾希望；在这里，我们爱你。’”

这一呼吁取得了超乎想象的巨大成功，不仅如愿获得了取暖设备，来自法国内外的善款还像潮水一样涌来，多达5亿法郎，媒体将其称之为“善心的起义”。在这种有利条件下，皮埃尔神父一方面建立了Emmaüs协会，将此前已有的各个Emmaüs社区联结起来，另一方面用这笔善款建造了最初的紧急住房项目，让无家可归者能有一个临时的栖身之所，以便等待建设社会住宅。

与此同时，得益于他从政期间的经验和声望，官民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在那次著名的“2月1日呼吁”之前，1月初已经发生过一起婴儿被冻死的惨剧，皮埃尔神父在《费加罗报》上发表公开信，邀请当时的住房部长前来参加婴儿的葬礼，而此前曾经反对建造应急住所的这位部长，在亲眼目睹底层悲惨状况之后大受震动，承诺将支持应急住所项目。而两年之后的1956年12月3日法律，则确立了所谓“冬季休战”（即暂停驱逐租户）的规则，从制度上防止出现“路有冻死骨”的悲剧，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1987年，皮埃尔神父和友人一道建立了“为弱势者提供住宅的皮埃尔神父基金会”，如其全名所示，这个基金会专门致力于帮助那些居住条件恶劣、或遭到驱逐的群体获得最低限度的体面住房，同时敦促媒体重视、并督促政府解决这一问题。为纪念“2月1日呼吁”，基金会从1990年代开始每年选在这一天发布“年度贫困住房报告”，2024年报告已经是这一系列中的第29份。

此外，法国另一个著名的慈善项目“爱心餐厅”（Restos du Cœur），也曾得到皮埃尔神父的有力支援。

1986年，“爱心餐厅”当时的主理人、喜剧演员克鲁什（Coluche）首次拜访皮埃尔神父，并把“爱心餐厅”此前的结余款项交给后者。按照当时心力交瘁的克鲁什的想法，这是他的“托付后事”之举，打算就此结束项目。但皮埃尔神父力劝克鲁什不要当逃兵，最终说服后者重振勇气、继续献身于这场对抗贫困的战斗。如今，“爱心餐厅”已经发展成为法国最大的慈善项目之一，2022-2023年度共发放超过1.7亿份免费餐食，受惠者达到130万人。

2007年1月22日，皮埃尔神父因支气管炎引发肺部感染而去世，享寿94岁。四天之后，法国政府在巴黎圣母院为皮埃尔神父举行国葬，巴黎大主教主持仪式，时任总统希拉克、多位政府高官、各大宗教代表出席，民众如潮水般前往各地Emmaüs机构表达哀思，此情此景可谓极尽哀荣。

皮埃尔神父的漫长一生中，经历过天主教神父、二战抵抗运动战士、国民议会议员、慈善家等多重身份。他开创的Emmaüs运动不仅遍及法国，而且还走向世界，为他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被视为“善的化身”。在他生前，皮埃尔神父就已经是各类人气榜单的常客。2005年，法国电视二台举办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国人”评选，皮埃尔神父超过了居里夫人、雨果、莫里哀、拿破仑等一系列声名赫赫的人物，排名高居第三，仅次于第五共和“国父”戴高乐将军和著名科学家巴斯德。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评选举行之时，皮埃尔神父是前二十名中唯一的在世者（榜单上第二位在世者，是排名第21位的足球巨星齐达内）。从这个意义上说，皮埃尔神父生前就已经达到了几乎超凡入圣的程度。

丑闻：命运馈赠的对价

然而，正如作家茨威格那句著名的谶语所言——“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

2023年6月，皮埃尔神父基金会收到一份当事人举报，称神父生前曾对她有过不当行为，而且事发时她还没有成年。基金会委托一个致力于性别平权和反对性别暴力的咨询机构Egaé进行调查。在经过五个月的调查后，Emmaüs和基金会于2024年7月17日联合发布了相关报告。

对公众来说，这份报告仿佛一声平地惊雷，它披露称，皮埃尔神父在1970年代末到2005年（亦即去世前两年）之间的长达20多年时间里，曾有过多次针对女性的不当言论和举止，甚至性侵犯行为，有七名女性作证称，曾在和皮埃尔神父独处的时候被他触碰胸部或强吻。受害者既包括慈善机构的雇员和志愿者，也包括皮埃尔神父生活圈子里的年轻女性。

报告发布之后，基金会专门为此开设了举报机制，承诺在“高度保密”的条件下由Egaé收集更多相关证言。由此，更多证据开始浮上水面。

在这份报告公布之后，几位曾经与天主教会性侵害独立调查委员会（Ciase）有过合作关系的研究人员透露称，在此前该委员会接获的指控中，有三份指向了皮埃尔神父，但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Emmaus，都没有立即对此作出回应。

8月末，皮埃尔神父曾经担任圣职的格勒诺布尔教区对外披露称，在该教区的档案中发现一份举报信，信中称在1980年的一次会议之后，皮埃尔神父对一位比利时女性有过“不当举动”。

9月6日，Egaé公布了更有爆炸性的第二份报告。这一次，又有17份新证言出现：其中出现最多的非礼举动是触摸胸部，但也包括带有性意味的言辞、强吻，甚至还有强迫为其手淫或口交（法律上可以定义为强奸）等，时间跨度也进一步延伸：最早为1951年，亦即皮埃尔神父担任议员期间，受害者是其议会助理；最晚一桩为2006年，当时年过九旬的神父住院治疗，受害者是医院护士（据其透露其他护士也遭受过类似袭胸骚扰）。事发地不局限于法国，也包括美国、瑞士、比利时、加拿大、摩洛哥等国。

和人数及时间跨度相比，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次报告中出现了不止一例未成年受害者，年龄最小的事发时只有八九岁，是被她的继父（其本身就是娈童者）介绍给皮埃尔神父的。据受害者称，她和皮埃尔神父至少发生过两次“性接触”，包括触摸胸部、舌吻等。这些信息令人不难推想，皮埃尔神父不仅面对年轻女性难以自持，而且有娈童倾向，甚至是某个娈童网络中的一员。如果说此前曝光的种种不堪事实已经让人“三观尽碎”的话，这一娈童情节，则对皮埃尔神父的形象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取消”：是一剂解药吗？

据《十字架报》统计，在此前民间崇敬热潮的推动下，全法大约有六百个地点以皮埃尔神父命名。但在丑闻曝光之后，许多地方在震惊之余，开始采取措施来“划清界限”。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7月的第一份报告公布后，位于诺曼底小镇埃斯特维尔（Esteville）的皮埃尔神父纪念馆（也是其下葬地点）迅速宣布临时关闭，在9月的报告公布后，基金会和Emmaüs的联合声明宣布，将在年底永久关闭该纪念馆。在同一份声明中，基金会表示已经启动了更名措施，Emmaüs也准备在logo中把“创始人皮埃尔神父”的字样去掉。

各地也纷纷采取了类似行动：巴黎市政府表示准备对13区一个以皮埃尔神父命名的花园予以更名；里昂和格勒诺布尔市政府也对相关广场和街道进行了改名；南锡拆除了纪念他当年在此设立议员办公室的纪念牌匾；图卢兹的Emmaüs社团宣布，将从当地所有分支机构取下皮埃尔神父的画像；小城Norges-la-Ville拆除了当地此前竖立的雕像……

如果说基金会和各地的此类措施，尚属其各自的权责范围内事项的话，类似行动进入到文化领域，则激起了更多争议。

已经于2023年在院线上映的一部传记片《皮埃尔神父：战斗的一生》（L'Abbé Pierre - Une vie de combats，一译《斗争人生》），原本计划今年7月在Canal+的流媒体平台播出，但丑闻爆出之后，影片的赞美基调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于是被电视台紧急撤下，但这也引发了另一种担心——这是“取消文化”的又一个例证吗？

所谓“取消文化”，按照词典网站Dictionary.com的定义， 指的是当公众人物或者机构因为言行引发争议，或者被认为具有冒犯性，公众会予以抵制（让它取消）。这种行为此前主要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以群体羞辱（group shaming）的形式出现。但现在已经不限于网络，而频频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联想到近年来主要发生在美国的一系列争议，电影被下架无疑最能触动文化人的敏感神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中所涉及的“传记片”，恰恰成为解套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传记片不同于其他作品形式，它天然地负有全面反映传主生平的道义责任，即便着力强调某一个侧面，也不能以其他侧面完全被遮蔽为前提。当由于信息不足导致传记片叙述偏颇，这构成了类似民事关系中的“重大误解”，这种误解的严重程度，足以导致已经作出的合意行为无效。无论是传记片的主创团队，还是此前购买了版权的频道方，都是这种“重大误解”的受害者。作为最为明显的例证，是电影导演和主创团队表态并不反对下架决定，相反对皮埃尔神父劣行的受害者表示支持，并认为自己也因此成为“附带受害者”。

此外，这种传记片属性也把它和其他类似争议作出了区隔，例如饱受强奸指控的著名导演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其作品一直受到抵制，也因此引发了“被取消”的争议。但这涉及受争议者本人的作品，而非“关于”他本人的作品。退一步说，如果关于他的传记片致力于为其辩白，或者明知有争议而刻意保持沉默，或许也会成为抵制的目标，但这和在认知层面受到蒙蔽，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如果脱离了传记片的语境，有些做法便不无可商榷之处。例如9月24日西南部小城Lescar将矗立在当地的一尊“皮埃尔神父雕像”拆除。但事实上，这次拆除和Norges-la-Ville的情况相当不同。后者涉及的是一尊相当具象、写实的人物塑像，而前者的主体实际上是一栋抽象版的Emmaüs应急房屋，同时象征着皮埃尔神父标志性的黑色斗篷，顶端再用抽象的金属线条勾勒出神父的头部轮廓。远远看去，可以说它是一个人像，也可以说是一栋附带装饰的房屋。

从设计角度来说，这座雕像的思路可谓独具匠心。但在当下背景中要拆除它，则颇有“恨乌及屋”的意味，它用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方式提出了真正困难的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区分皮埃尔神父个人和他所开创的事业？在否定他个人的同时，如何能够让本质上与个人品性无关的事业得以存续？或者回到开头的问题，如何在偶像“塌房”的同时，让他打造的、庇护了如此之多人的大厦免于坍塌？

同样，无论是否符合严格意义的“取消文化”，在当下“去皮埃尔神父化”的义愤浪潮中，类似问题不免会被一再提出。尤其是当“皮埃尔神父基金会”更名之后，是否还能保持既有的道义感召力？是否能一如既往地凝聚人心？每年发表的贫困住房报告是否还能得到官民各界的认真对待？一个创始人身败名裂的Emmaüs社区，是否还能重振边缘人群对生活的信心？如果这一事业宣告失败，政府和社会有什么替代机制予以止损？

早在2020年7月，当“取消”和“警醒”在美国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时，《哈珀斯》（Harper's）发表了多位知识分子联署的《关于正义与公开辩论的公开信》，其中提到“取消文化”的一个弊端，是“倾向于将复杂的政策问题消解在令人目眩的道德确定性中”，而今天围绕皮埃尔神父的争议虽然尚未走到完全“取消”这一步，却也为类似的风险提供了一个注脚。

失败：“对信任的三重破坏”

相比皮埃尔神父在身后是否面临“取消”的隐忧，一个更加现实、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在长达数十年时间里，他的劣行已经多次被发现，却从未被严正曝光？

一个名为“为我们的教会而行动”（Agir pour notre Église）的信众团体，在《十字架报》上发文沉痛地指责称，这一丑闻是“对信任的三重破坏”——皮埃尔神父的行为、Emmaüs团体的沉默以及天主教会的沉默。

在7月17日Egaé的第一份报告公布当天，代表法国天主教会的主教会议便在X上作出反应称，“皮埃尔神父在我国乃至全球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他唤醒了人们对关怀贫困者责任的意识，并更新了我们社会对最贫困群体的看法。然而，这种地位并不能免除必要的真相调查工作。”这种四平八稳的表态，并不能掩盖教会自身的失败。因为到了9月底，面对第二份报告引发的汹汹舆情，法国主教会议解封了一批关于皮埃尔神父的档案，其中有一封时任巴黎助理大主教韦伊洛（Veuillot）于1964年3月13日写给加拿大蒙特利尔主教的信，信中严厉地批评皮埃尔神父“丧失自我控制能力”，尤其是在出书获得成功以及面对年轻女性时更是如此，甚至定性为“严重的精神疾病”。

韦伊洛还注意到，只要有人负责监护着皮埃尔神父，这些“事故”就不会发生，但同时也承认，后者不断地试图“逃避监管和照护”。他给出的折衷指示是，一方面尽可能密切地监管这位神父，“不要让他消失在视野中”，另一方面又不能导致后者在心理上崩溃，“从政治上说是不可能背弃他的”。

据称，这是教会高层第一次明确地在内部提到皮埃尔主教的行为不端，这表明至少从1964年起，教会就意识到了皮埃尔神父的所作所为严重背离了神职人员的操守，甚至可能酿成一场丑闻，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事后证明，这种努力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远远没有能够起到“防火墙”的作用。

同样，在第二份报告公布后，教宗方济各9月中旬也表态称，皮埃尔神父做过很多善举，却也是一个“可怕的罪人”，他同时承认，“至少”从2007年皮埃尔神父去世之后，教廷“确定地”知道这些劣行。然而，为什么在随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教会仍然保持沉默，方济各却不置一词。

体制性的失败不仅专属于教会，Emmaüs社团也难辞其咎。正如两份报告所揭露的，目前发声的受害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Emmaüs的雇员或义工，而且这可能是冰山一角，真正的受害人数可能远多于此，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Emmaüs领导层不可能不知情，但为了维护缔造者的形象，社团内部选择了息事宁人。从一个细节就不难发现端倪：据媒体透露，在2023年6月接到举报后，Emmaüs管理层隔了三个月才和举报者正式接触，隔了八个月才委托Egaé进行调查。

结语：在神性与兽性之间

在一个神性退隐、众声喧哗的现代世界里，“道德楷模”似乎越来越成了一个面目可疑、甚至显得可笑的标签。然而，人性中对道义的深切渴求，却是玩世不恭的外表所无法消除的。在政治和社会议题日益极化的今天，能够超越分歧、凝聚共识的“圣人”，无疑弥足珍贵。如果有这样的潜在人选，公众和传媒也往往更加愿意赋予“情感投资”。然而，一旦这样的“圣人”遭遇“塌房”，暴露出不堪的、甚至病态的一面，对社会道义资源的伤害，也往往更加深切。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在皮埃尔神父“圣人”般的外表下，压抑着一个饥渴、苦闷甚至有些变态的灵魂。一个距离上帝如此之近、如此具有神性的人，却又具有如此兽性的一面，不仅让人长叹，也让人反思“人之所以为人”的境遇。

在2005年出版的口述著作《我的上帝啊……为什么？》（Mon Dieu… pourquoi ?）当中，皮埃尔神父曾经暗示过在性方面曾有过逾界举动：“我曾偶尔屈服于欲望的力量，但从未有过固定关系，因为我没有让性欲扎下根来。而这原本会让我与一位女性建立长久的关系……因此，我体验过性欲、及其极为罕见的满足经历。”

这段《忏悔录》式的语焉不详，或许是他在盛名之下、临近生命终点时所流露出的最明显心迹了。但在当时，或许信众和读者还会赞叹这位睿智老人活得通透，可以坦然面对年少时的荒唐，而除了遭受侵犯的当事人，恐怕没有人能想象到，这五十多年间隐藏着这样阴暗的秘密——甚至就在袒露完这些心迹之后，他还在病床上面对女护士“偶尔屈服于欲望的力量”。

得益于此前公众和媒体的“造神”，尤其在信众眼中，皮埃尔神父甚至就是神意的化身。一名向Egaé作证的受害者就这样坦言，“我本来是很习惯保护自己的，但那一次却是上帝啊。当上帝对你那么做的时候，你又能怎么办呢？”

而心理学家Jean-Guilhem Xerri针对这起丑闻指出，所谓“偶像”，是一个“完善的、未能达成的自我理想图景”，是人为了一个不完善的自我而创造出来的形象，对偶像的崇拜，则是填充“自恋式空虚”的过程，而既然人都是不完善的存在，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便是——“我们都是潜在的偶像崇拜者”。

皮埃尔神父的丑闻，凸显出一种巨大的张力：一方面是他在公共领域中开创的、迄今难以被人替代的巨大事功；另一方面是在私人领域中难以想象的不堪。要把这二者分割开来区别对待，从理论上说并不困难，而困难的是如何在涌动的社会情绪中，厘清二者之间那条变动不居的边界。借用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句式来说，皮埃尔神父所开创事业的命运，或许将向我们展现，人类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谨慎选择来除恶扬善，维持不坠，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神话、偶像和激情来决定他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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