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鹏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资本通常通过两种形式进行：来自外国私营公司的投资和来自外国政府的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者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地区开发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援助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提供贷款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古今中外，借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在1983年，墨西哥宣布无法偿还国外商业银行的贷款并由此引发了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的债务危机，于是，有债务在身的国家纷纷要求延期偿还贷款或者干脆免除债务，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了许多宗教团体和慈善组织的同情和认可。

　
 　也许是由于在大部分宗教教义中都强调了对穷人和弱者的同情、仁慈和博爱，宗教团体成为了推动债务减免的中坚力量。慈善团体“福音两千”（Jubilee 2000 Movement）的主要目标是号召发达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减免世界上52个贫穷国家的债务，这些国家主要位于非洲。2001年，“福音两千”更名为“债务减免”（Drop the Debt），致力于游说发达国家减免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无论是在2005年倡导减免非洲国家债务的“LIVE 8”（世界巨星扶贫义演）中，还是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上、八国首脑高峰会议(G8峰会)上，都可以看到宗教团体与政治领导、演艺明星、慈善家同台呼吁的图景。

 　从结果来看，这些宗教团体和慈善组织的呼吁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们不仅说服了发达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豁免债务，而且连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减免债务。成百上千亿美元的债务被免除或减轻，这在显示宗教团体的“爱心”的同时，似乎也意味着那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借此摆脱“坏运气”。然而，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却为宗教团体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这些研究者发现，20多年来的债务减免和大量发放让步性贷款不但没有起到促进债务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反而令人惊奇地导致了高负债国的增多。美国学者威廉·伊斯特利的研究表明，债务减免和新债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关系：在1989年至1997年期间，41个债台高筑而又高度贫困的国家被减免债务总计达330亿美元，而这些国家新增的债务量则有410亿美元。获得最大债务减免量的国家，新增债务量也是最高的。

 　为什么债务减免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呢？研究者认为，这是“政府不负责任”所导致的。存在严重贫困问题的国家会获得更多的援助，但这些国家几乎没有被激励来减轻贫困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穷人成为政府从援助者手中获得援助的“人质”，越不负责任的政府越容易获得条件优惠的贷款。之后，不负责任的借贷者政府通常实施非常短视的政策，他们更愿意牺牲未来增长而偏好当前消费。

    这样看来，宗教组织推动发展的努力仅依靠热情和善良是不够的，还需要更为深刻地洞见人们的行为动机，改变促进发展的思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论社会事务的关怀》中有这样一段话，“经济上不太发达的国家或那些仍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国家，应在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利用自身的人文财富，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段话，这就意味着仅仅给穷国金钱财富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激发这些国家自身的人文财富，这可能才是创造金钱财富的不竭源泉。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2009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