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鹏

 

 

 

 

 

    随着对宗教信仰、活动和制度对社会经济影响研究的深入，灵性资本一词开始浮现，被用于概括相关的现象。尽管研究者对于灵性资本的理解还未达成一个明确的共识，但这并不妨碍该领域研究成果的日益增多。本文所要思考的问题是：灵性资本到底是指什么？灵性资本在中国是如何表现的？中国转型期灵性资本的来源如何？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论文的第一节集中界定了灵性资本的内涵，并提出度量灵性资本的方法。第二节阐述了灵性资本在中国大陆的表现形式。第三节分析了中国大陆地区灵性资本投资的方式。第四节简要探讨了灵性资本在转型时期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第五节是结论和研究展望，思考了全球灵性资源的进入及其对中国灵性资本积累的影响。

    灵性资本（Spirituality Capital）一词是由灵性和资本两个词语组合而成，要对灵性资本进行合理界定，首先需要对这两个词语加以阐释。灵性是一个更为通俗的用语，虽然人们对该词汇既熟悉又新鲜，但却又很难准确地把握和描述它。通常灵性与人们对终极问题的思考相联系，包括：宇宙的源头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到底存不存在一种终极的力量（如，上帝、道等）或价值（如，真理、爱等）等。在心理学文献中威廉·詹姆斯（James，1902/1958）最早对灵性做出定义，“灵性是人类超越自身的过程。对于信仰上帝的人，灵性是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的体验。对于人道主义者来说，灵性是与他人相处的自我超越体验。对某些人，它可能是与自然或宇宙（无论怎样描述它们）的和谐或同一的体验。它引导我们进入一个王国，在那儿我们可以体验到与某种大于自身的事物的联合，并由此找到自己最大的安宁”。后人在本质上基本延续了这个定义，但是具体的描述各有不同，例如，Spero，Sermabeikian，Carrol（1994）将灵性定义为“个体与上帝的关系，或者是与任何能够给个体带来生命的意义感、目的感、使命感的终极力量的关系，这种关系会在个体身上产生可见的影响，例如利他主义、爱、饶恕等等果实”；Cervantes，Ramirez（1992）将灵性定义为“对生活的意义和使命的寻求，对宇宙中的和谐和完整的追求，对一位属性全然是爱的终极力量存在的信念”。

    通常认为，灵性与宗教所有区别。宗教是有关崇拜和归属某一组织的仪式、经文和方法，是在外部寻求和表现的。而灵性则是对内部存在的运作，它是有关具有个人意识、目的方向、实践普适价值、帮助他人和体验内在幸福的。最近的多项研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大约75%的美国人将他们自己描述为“religious”，而有超过90%（几乎包括了所有“religious”的人）将自己描述为“spiritual” （Marler和Hadaway，2002；Zinnbauer等，1997；Scott，2001）。

    邓普顿基金会在2003年组织研究者从不同理论和方法视角对灵性资本的主题进行了研究。在数量不多的灵性资本的研究文献中，对该词的理解也有较大差别，目前主要有三种定义。Danah Zohar 和Ian Marshall 将灵性资本用来作为一本书的名称。他们将灵性资本定义为“适宜于一个个体或文化的灵性知识和经验的数量”，而且他们将“灵性”一词看作是“意义、价值观和基本目的”（Zohar and Marshall,2004,P.27）。Metanexu研究所的定义被广泛采用，灵性资本是指“灵性和宗教实践、信仰、网络及制度的效果，对个体、团体和社会具有一个可度量的影响。”第三种进路将灵性资本扎根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

    在灵性资本作为近来的一种形式的资本，它主要通过三种明显的途径获得：（1）通过努力将个体概念的灵性知识带给组织水平（Zohar 和Marshall,2004）；（2）通过作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子系统的宗教资本获得（Iannaccone），以及（3）通过应用Bourdier形式的文化资本（Verter）。上述三种路径各自赋予了灵性资本一个差异的概念化。

    究竟如何界定和理解灵性资本呢？重要地是依据资本的内涵来理解。按照菲歇尔（1999，第9页）的定义，“资本，就资本价值的意义讲，只不过是将来收入的折现，或者说是将来收入的资本化。”这就意味着，灵性资本，无论其表现形式是什么，在本质上都是为了获得将来的一连串的收入（包括货币的及心理的收益）。因此，我们将灵性资本理解为：为了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持续收益，个体从宗教和其他信仰中接受的有关人生意义、目的、使命和价值观的认知。具体来说，个体为了使有限的生命实现收益最大化，必须确立一系列有关人生意义、目的和使命的认知，这些认知是个体进一步选择的基础，也直接决定了选择的质量、机会和范围。这些认知并不能够从科学实验中得出，主要来自于宗教和其他的信仰。

    当然，上述的灵性资本概念要受到多方面的严格检验。从经济学来说，灵性资本的概念要成立，至少需要具有四个方面的性质：（1）可以度量，可以比较；（2）该资本即可以增值也可以贬值；（3）具有非负的经济支付；（4）与传统的人力资本有明确的区别。那么，让我们具体分析灵性资本的定义能否达到这些要求。也就是说，要使得灵性资本的概念进入主流经济学的阵地，必须使它能够度量和比较。

    在灵性资本的度量上，可以从四个层面分别进行，每个方面都可以赋予0-7的不同分值，[1]用以反映灵性资本存量的差异。第一个层面是对人生意义认知的度量，如果将“人生没有任何意义”定义为0，“在任何情况下人生都非常有意义”定义为7，则可以比较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别。当赋值为0时，就意味着是一个认为人生根本没有意义的人，这会极大地限制自己的选择，贬低自己生命的价值，典型的是一些厌世的自杀者。相反，一个赋值为7的人，则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会努力地生存，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第二个层面是对人生目的认知的度量。如果将“我对自己的人生目的一无所知”定义为0，将“我的人生目的非常明确”定义为7，则可以进行比较。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那些人们目的更为明确的人通常要更为成功。第三个层面是对使命感认知的度量。如果将“我的人生没有任何使命”定义为0，将“我的人生具有非常重要的使命”定义为7，则可以进行比较。使命感赋值的差异最终会表现在个体的努力程度上，凭着使命感努力做事的人与随意生活的人在经济结果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异。第四个层面是对价值观认知的度量。虽然价值观包含了家庭观念、仁慈观、劳动观、信任观、财富观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从灵性资本的角度出发，仅仅测度价值观念的开放和包容性。如果在主要价值观上的包容性极低可以定义为0，则包容性很高可以定义为7。

    依据上述的度量方法，灵性资本的相对比较就成为可能，而且对于灵性资本的增值和贬值状况也可以得到描述。从其内容来看，灵性资本在内容上与传统的人力资本（反映为教育水平、保健水平和技能培训等）有着本质的差别。

    灵性资本的概念在中国很少用，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就不存在着灵性资本。毕竟，一个没有灵性资本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存在的。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要逐步确定人生的意义、目的、使命和价值观。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要思考这些问题并给出自己的答案。那么，究竟中国人的灵性资本状况如何呢？除了许多定性研究外，一些调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更为具体的定量描述。在此，我们应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部分数据加以分析。

    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设置了一个问题，“你经常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吗？”，可以用于近似地考察中国人对于人生意义的认知状况。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中，我们选取了1990年和2007年两年的调查结论。结果令人惊讶地发现，在1990年中国人对于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的思考要远多于2007年的水平。具体来说，在1990年，中国人“经常”和“有时”思考人生意义和目的问题的比例是78.5%，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下降到60.4%（见表1）。虽然可以从多方面探讨为何出现这一状况，但这可以近似地反映中国人的灵性资本在人生意义这一层面上是下降了。然而我们再与美国的调查数据相比较，美国2006年“经常”和“有时”思考人生意义和目的问题的比例为76.6%（见表2），也高于中国2007年的水平。

 

 

    表1  对人生意义和目的的思考   （1990年，2007年，中国）

 

 

    表2  你经常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吗  （2006年，美国）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关于生命的意义的调查，中国1990年的调查数据表明，同意“生命的意义在于试图从生活中取得最好的东西”的占57.7%，不同意“生活没意义”的则高达83.2%。这说明，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对于生命意义持肯定态度的，这意味着中国的灵性资本比较高。

     表3 生命的意义是在于（1990，中国）

 

    接下来，我们继续观察中国人的目的感和使命感，在回答“上帝在你生命中有多重要”时，中国人1990年的认知上持“完全不重要”的占76.7%，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34.1%（见表4）。与此相比，美国在2006年的调查中，认为上帝在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占55.3%（见表5）。

 

    表4  上帝在你生命中有多重要（1990年，2007年，中国）

 

     表5  上帝在生命中的重要程度（2006年，美国）

    对于灵性资本的价值观层面的分析，可采取的指标很多，限于篇幅，我们只集中选取“您认为在家里培养孩子学习下列哪些品质更重要”这一问题。因为，对于儿童品德的培养取向，通常反映了成人自身对价值观的选择和评价。从中可以粗略观察到中国人在品质选择上差异较大，从最高的90.2%（勤奋）到最低的2.4%（虔诚的宗教信仰），相比之下，美国人的选择更为平均（见表6）。

 

      表6  孩子在家里应培养的重要品质

    通常而言，灵性资本的投资无非通过四种渠道：家庭投资、个体自我投资、政府投资、组织投资。在转型期的中国，灵性资本的投资主体分别为家庭、政府、组织和个体。家庭的投资集中在儿童期，通过向子女言传身教家长自认为正确的认知理念，以期望子女在未来能够获得持续的收益。政府的投资主要通过学校进行，即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投资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组织（包括企业、军队、非营利性组织）则通过组织文化的宣传和灌输以获得有助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灵性资本。个体投资往往是随着个体的成长，通过学习和模仿和参加社会活动，逐步积累自己的灵性资本。

    从灵性资本的资源上来看，中国人所具有的灵性资源相对单一，并且这些资源大多有正式组织所控制，家庭和个体所拥有的灵性资源比较少。作为灵性资源重要提供者的宗教组织在中国的活动相对不足。事实上，“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在1990年，认为自己是个“宗教信仰者”的只有4.7%，到2007年上升为21.3%；在1990年认为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为41.6%，但到 2007年下降为17.5%（见表7）。

    当问及宗教在生命中的重要性时，中国人给出的回答是“非常重要”的只有5%，一点都不重要的却占34.7%。作为对照，美国给出“非常重要”答案的为47%，给出一点都不重要的只有8.7%(见表8)。调查还显示，在具体的宗教归属上，1990年信仰佛教、伊斯兰教、新教、天主教其他教会的合计为3.2%。到2007年具有明确宗教归属的为10.9%。这表明，作为灵性资本的供给者，宗教组织在中国的作用还比较有限，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宗教组织在供给灵性资本的地位已得到稳步提升。

 

     表7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吗（1990，中国）

 

     表8  宗教在生命中的重要性

 

    那么，既然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宣称不信仰宗教，宗教组织在供给灵性资源上作用有限，调查却表明在转型期他们的灵性资本并不低。他们的灵性资本究竟是从哪儿获得的呢？我们可以尝试从另外一个调查中找到部分答案。在2000年的一项对珠江三角洲地区价值观调查中显示，珠江三角洲人的信仰中选择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合计只有15.2%，而选择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为33.6%，选择什么都不信的则高达36.4%，选择儒家学说、道家学说的也只有3.8%。这似乎显示，至少在转型初期，中国人的灵性资源主要是来自于党的意识形态，在严格的宗教管制下（表现为宗教信仰数量的低下），政府的灵性投资产生了很强的“挤出效应”，造成了“无信仰”人群的剧增。

 

    表9 珠江三角洲人的信仰状况（2000年）

    资料来源：张书琛（2002，第138）。

     四、灵性资本在转型期的作用
 
    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粗略的结论，即在转型期，中国灵性资源在供给方式上逐步增多，在灵性资本的积累上也稳步提高。那么，灵性资本的积累对于中国转型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呢？

    在福格尔（2003）看来，灵性资源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但又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灵性资源并非只局限在宗教领域，而是涵盖了所有的非物质资源。这种资源在人们医治精神创伤的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时常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私下进行转移，而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来进行。懂得人生的目的、了解人生的机遇、有集体感、有很强的家庭观和劳动观、有自信心等等都是拥有灵性资源的表现。虽然大多数美国，尤其是那些40岁以上的美国人都从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找到了一些灵性资源，但在应付现代生活的挑战以及各种困难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的行为准则和生活理念可以激发人们向上并引导人们走向成功。目前已经出现了各种准宗教组织和准宗教运动，比如世俗人文主义、公民宗教和各种世俗哲学等等，学者们正在对它们的性质和内容进行广泛的探讨。

    从中国转型期的过程来看，灵性资本同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这一点也同样被长期忽略了。简单而言，灵性资本至少在四个方面推动了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首先，灵性资本赋予了中国人生活和发展的意义，改变了人们未来的预期效用。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灵性资本的积累几乎停顿。人们首要地是解决吃饱饭的问题，对于生活的意义仅停留在低层次上。当人生的意义并不明了时，人们对于未来预期效用的评价是很低的。只有随着灵性资本的积累，人们才会对未来充满希望，提高自己的预期效用（如图1示）。改革开放首先是实现了思想的大解放，明确了生产、生活的意义，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

                   图1  灵性资本与人生效用

 

    其次，灵性资本扩展了人们选择的范围，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在经济学中，通常假设个体拥有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所有可选择的范围内配置自己的资源，以实现收益最大化。然而，灵性资本的差异表明，个体因人生目的认知上的差异，所面对的选择范围是不同的。选择范围的差异本身就限制了个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见图2）。例如，中国人在转型初期，所能选择的范围非常狭窄，除了进入工农兵的行列外，几乎很少有将资源配置在“学”、“商”中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一些地区（如温州）的人们明确了人生目的，并随之扩展了选择的范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图2  灵性资本改变了选择的范围

 

    再次，灵性资本提供了工作的使命和动力，改变了人们的成本收益计算。当个体从灵性中获得做事情的使命感后，他通常会改变成本收益比较的方式，提高对收益的预期。例如，当一些企业家将经营看作是自己的使命时，就不仅仅为了薪酬来工作，而是为了更高水平的精神收益。

    最后，灵性资本为合作提供了道德基础，有利于创新行为的发生。在所有的合作中，价值观的认同都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一个资源所有者通常会依据他人的价值观状况来决定是否合作，同时，创新也意味着对现有价值观体系的突破。灵性资本的积累有助于人们价值观的扩展，从而为大范围的合作行为和创新行为提供了可能。

  

    五、灵性资本的流动和配置

 

    福格尔（2003）提出了灵性资产与物质资产的重大区别，那就是大多数灵性资产的转移和发展都是通过个人努力而不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此外，一些最重要的灵性资产资产，比如目的感、自信心、纪律性、认识机会的能力、求知欲等等，都是在年少时形成的。为此，他认为，政府不能够像对待货币收入那样通过立法来转移美德。可以进一步商榷的是，在宗教本身也是一个市场的时代，灵性资源的再分配似乎也离不开市场运行，至少需要一些物质或非物质的收益来激励人们去自愿从事。毕竟，即使自愿者也希望从自己的奉献中获得认可和回报（更多是精神性的）。

 

    我们不仅看到了宗教组织在资源生产、配置和管理上的重大作用，也认识到了宗教市场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说：人类历史上灵性资源的分配从来都不是平等的，恰恰是各灵性资源提供者（如教会）之间的竞争才改变了灵性资源的分配状况，并影响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当然，这些猜想能否证实还需要对灵性资源（资本）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

    直观地来看，灵性资本不仅受到政府的有目的的分配，同时也开始经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流动和配置。从转型期中国的情况来看，灵性资本的流动和获取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随着宗教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本土灵性资源会得到更高效的利用。本土与全球的区别只是相对的。如果以改革开放作为基点，则1978之前的资源可以说全是本土的，不仅是儒教、道教，包括两千多年前传入的佛教、之后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已本土化。但这些灵性资源的开发、投资和积累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在宗教管制的状况下，灵性资本的分配还是不够均衡的，公开的灵性投资难以满足需求，导致了地下灵性资源提供者的出现。可以相信，随着宗教市场的开放，本土的灵性资源会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因为在供求不均衡的情况下其边际收益是很高的。

  

    二是全球的多种形式的灵性资源的引进，会有效弥补中国灵性资本投资的需求。在今天，全球灵性资源是指改革开放之后从境外进入的，这些资源的进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选择的范围和质量，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显示了作用。

 

    三是中国的独具特色的灵性资本向海外的流动。灵性资本的流动并非是单方面的，中国的一些灵性资源也通过多种渠道向海外流动，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认同。这也表明，无论灵性资本来自于本土，还是来自于全球，都可以为转型期的中国人所选用，其依据通常是看哪一种灵性资源的质量更高，价格更低，这是推动本土资源与全球资源融合并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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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波、张志鹏，文化资本：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解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2. 菲歇尔，利息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著，王中华、刘红译，《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学术精品自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4. 张书琛，体制转轨时期珠江三角洲人的价值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Spiritual Capital: Wealth We Can Live By Danah Zohar and Ian Marshall (2004; ISBN 1576751384)

Handbook of workplace spiritu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by Giacalone, R. A., & Jurkiewicz, C. L. (2003). Armonk, N.Y.: M.E. Sharpe.

6. Spiritual information : 100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religion. by Harper, C. L., & Templeton, J. (Eds.). (2005). Philadelphia: 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

Spiritual intelligence at work : meaning, metaphor, and morals. by Pava, M. L., & Primeaux, P. (2004). Amsterdam ; London: Jai.

7. Spiritual capital, academic capital and the politics of scholarship: A response to Bradford Verter Method & Theory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17(2), 166-175. by Urban, H. (2005).

Spiritual capital: Theorizing religion with Bourdieu against Bourdieu Sociological Theory, 21(2), 50-174. by Verter, B. (2003).

8. Spirituality and ethics in management. by Zsolnai, L. (2004). Dordrecht Boston, Mass.: Kluwer Academic.

9. Ethics and spirituality at work : hopes and pitfalls of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organizations. by Pauchant, T. C. (2002). Westport, Conn.: Quorum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