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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农村基督教信仰调查
发布时间: 2009/9/8日    【字体:
作者:杜景珍
关键词:  农村 基督教  
 


                                         杜景珍
 
    笔者近期利用学校假期前往苏北某村庄进行了为期4天的调查访问,偶遇式地访谈了23个基督徒。通过对他们的访谈和观察,以及与那些教徒亲友的交谈,我了解到了这些人“靠主”(当地教徒对自己皈依上帝的一种叫法)的心路历程,亲眼看到了他们对基督的虔诚,和他们自认为得道后的那份宁静和安详,对基督教对农民生活及当地农村社会的影响有了初步的了解。

    一、概况
 
    我所去的这一村庄因多数人从事与建材有关的生意,所以据村民讲他们庄在乡里可算是经济比较好的村庄之一。该庄有700多人口,信教的有百余,如果以家庭为计算单位,则一半以上的人家有人信教。教徒中80%以上是妇女,特别是中老年妇女。而本人偶遇采访到的23人也全是清一色的妇女。

    二、入教动机——靠主求平安
 
    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如果自己或家人生病,生产或经营活动不顺利都叫“不平安”。在23个被访者中,因自己生病而靠主的有11人,占48%强;自己没生病但丈夫、孩子或其它亲人生病,想通过自己靠主求得亲人平安的有7人,占27%。两者加起来,可以看到谋求上帝保佑合家健康而入教的有18人,占75%。 另有3人家里无人生病,因丈夫做点小生意,为求顺利而皈依基督。其余2人,1人为好奇;另1人因为家里“事多”。总之,“靠主得平安”不仅是教徒的普遍信仰,而且也是教会吸引信众的最诱人的宣传语。在调查中,她们都认真(有些还很高兴)地告诉我说靠主后自己或家人病好了,平安了。但她们也都不否认生病了要吃药的道理,这也是她们强调自己与法轮功邪教的区别所在。只是他们认为吃药是辅助,靠主是病愈的根本原因。

    三、教徒家人的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徒家人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般人对宗教的理解。笔者采访的对象全是已婚女性,没有发现丈夫或其他家人反对的现象。在当地那种男权还明显高于女权的氛围下,如果家人反对,很难想象女人还能坚持下去。教徒及家人普遍相信:一人靠主,全家得福。所以,如果妻子信教,一般男人都会支持妻子的。支持的方式不外有两种:有的仅仅是态度上支持,行为上未有具体举措;有的则通过分担一些家务等实际行动来表示支持。

    四、信教对农民信徒生活的影响

    一是自述心里踏实,有安全感。如上所述,人们入教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求平安,因此,大多数人认为信教后自己及家人身体有好转,或做生意顺利,这部分人就最为虔诚。有的人认为,信教后心里踏实了,有安全感,出门也不怕了,也不再为一些鸡毛蒜皮、争风吃醋这类事生闷气了,精神有所寄托,身体也好了,心胸变得开阔了。我看到他们性情都比较平和,精神也比较乐观,不知这种精神面貌的养成是否与信教有一定关系。二是宗教生活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讲,教徒每天早中晚饭前要祷告1次。如果家里发生了什么喜事或不好的事,祷告次数还会增加。另外,他们每周还有至少3次定期的集会和交流。三是学会了自省。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吾日三省吾身”之说,但那基本上是属于少数士大夫的修身养性之道,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日为生计奔忙,恐怕很难再行此修养之功。但信教的农民由于宗教仪式和教义要求教徒反省自己的行为,并在觉得做错事后进行忏悔,这些信教的农民从而也养成了反省的习惯,学会了自我反省。四是宗教组织和活动成为农民自发的自助互助的载体。共同的信仰和定期的聚会及礼拜活动,使原本松散的农民成为自觉地密切互动的有组织、有共同的归属感的成员。他们在一起不仅交流各种社会信息,而且还彼此分享情感,分担忧愁,并在必要的时候有一定的经济上的互济互助。这不仅密切了彼此的关系,也使教会组织成为令教徒有归属感的群体。
 
    五、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教徒群体的出现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教堂和教会组织成为村民移风易俗和道德建设的场所和组织。任何合法的宗教都有道德劝化功能,基督教也不例外。农村的教堂在宣讲教义时,还结合本地风俗习惯,针对百姓生活中一些常见的问题,编成通俗易懂的诗句,作为小灵歌来唱。这些小灵歌大多劝人和睦相爱、不要贪财耍滑,教人信主得福。其中也有一些提到要爱国、爱教,走正道。语句通俗易懂,道理浅显明白。如原来一些妯娌不和,婆媳吵架的事经常发生,而现在却脾气变好了,对一些原先不能忍受的事能看开了,与他人的关系也和睦了。

    但也要看到,由于信仰的不同,村民被分成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是:信教的、不信教的;在信教者中还分成不同的派系。在目前,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还没有明显而激烈的冲突,但观念与情绪上的矛盾已经存在。相比之下,后者之间的矛盾要大些。因为前者(指不信教者与信教者之间的矛盾)主要在于有时不信教者对信教者的宗教信仰、礼仪不理解、不尊重,而在背后说三道四,因而引起教徒不满。以后随着各派力量的消长变化,后者的关系可能会变得复杂,矛盾可能会加剧,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同时还要看到,自从20世纪80年代基督教在农村迅速发展后,由于宗教感情而使一些传教者的影响力大增,有些时候超过村乡一级干部对村民的号召力。尽管他们在教堂宣教中也注意维护政府的权威,号召大家遵章守纪、完纳各种税费。但是,如果基层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不贴近群众生活,违背民意,势必带来严重后果。

    总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教徒最初的入教动机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信教仿佛参加人生平安保险,求得一种心理安慰。但事实上一旦入教,由于心理的踏实和教徒间彼此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互相支持和归属感,使得人们真正感受到了入教后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尽管有些教徒一旦病好了,对主的信心就降低(当地人称信仰虔诚叫“信心高”),对宗教活动的兴趣也减弱,但大多数人仍然一旦入教就坚持下去。至于信教群体的出现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则应该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考虑:如何利用宗教组织的积极一面,更好地增进民众的福祉和社会的稳定与进步,而避免它可能的不利因素。
 
 
                      (本文转载自:《中国宗教》2004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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