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俊飞 刘宪俊

[内容摘要] 近年来, 基督教在农村比较盛行。以晋南A 村为个案对这一现状进行实证研究, 以期对农村社区居民信仰基督教有理性认识, 努力挖掘村民信仰宗教的社会意义, 引导居民正确信仰宗教, 避免宗教的负功能, 努力建设和谐的农村社区。

关键词: 基督教； 农村； 社会功能

    宗教是一种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 其产生和传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 近年来在中国农村地区的盛行, 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了解农村居民宗教信仰情况, 对引导农村居民正确信仰宗教, 贯彻党的宗教政策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 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趋势和特征。在这一转型时期, 社会“原有的结构关系、秩序、运行状态被打破, 其背后的基本准则、规范、价值尺度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反映到国民心理状态层面上, 就出现了确定性丧失现象”[1] 。在广大农村, 其“确定性的丧失”主要表现为: 伴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乡镇企业的崛起, 农民阶层开始分化, 部分农民心态出现失衡, 价值标准多元化, 核心价值观念丧失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以期通过晋南A 村的实证研究, 了解农村社区居民的宗教信仰状况,并对其宗教信仰进行积极的引导。从此意义上讲,本研究是一种对农村宗教信仰的社会学考察。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同人类历史一样源远流长。社会学从诞生之日起, 就一直重视对宗教现象的研究。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1922年)(是其社会学巨著《经济与社会》的一部分)堪称宗教社会学的经典之作, 因此,20世纪初可以说既是宗教社会学的形成时期, 也是该学科的一段黄金时期。涂尔干首先提出了“宗教社会学”这一概念,并主要论述了宗教的起源与本质,判别宗教现象的标准,宗教的社会功能等三个方面问题。[2]而马克斯·韦伯关注的是宗教信仰所造成的观念上的变化是如何引起社会行为(尤其是经济行为)的变化、并导致近代政治经济组织的变化的,即主要探讨宗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3]我国早期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主要始于民国时期对国外宗教社会学著作的翻译,只有到了近年来才开始自我的、本土的研究,而近年在农村居民宗教信仰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中,既有对宗教盛行原因的分析,如刘忠卫在《目前我国农村宗教盛行原因之剖析》[4]一文中,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产、销售、分配等经济活动做一对比,明确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进而从社会生产、分配方式以及社会组织结构、人际关系的变化方面揭示了农村宗教活动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有对宗教社会影响的研究,如席升阳在《河南农村宗教活动对基层政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5]文章中探讨了宗教在给精神空虚的、无所寄托的人提供一种精神依托和目标导向的社会作用；也有对宗教活动本身进行的考察,如林祥国则在其文——《江苏省农村宗教状况及对策》[6]中,就宗教活动的分布和组织网络进行了研究, 明确了宗教分布的区域性。吴少华在《关于农村宗教活动的调查》[7]文章中指出宗教活动场所具有点多面广的特点。陈苏宁在《新时期中国农村宗教的特点及其成因刍议》[8]文章中具体分析了我国农村宗教组织的三种类型:“三定”(定点、定片、定负责人) 的教会活动点、自发的教会活动点及反动的地下教会活动点。另外, 徐世强在《中国西南偏远山区农村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素描(上)——以李子教点信徒为个案》[9]一文中,通过对李子教点的个案研究,从侧面揭示了农村宗教活动处于政府有效管理之下的有序状态。胡潇先生在《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分析了农村宗教信仰的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和意义。韩明谟先生在《农村社会学》一书中,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民间宗教与近代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在汲取已有研究的有益经验基础之上,选取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宗教信仰现状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村民信仰基督教的特点、村民初次接触基督教的渠道和初始动机、村民信仰基督教的相关因素等问题,以期能为积极、正确引导村民信仰基督教提供一定的、可行的建议。

    二、研究思路及问卷设计

    (一) 研究思路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主要通过调查问卷和个别村民访谈的方法,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晋南A村村民信仰基督教情况进行实证研究。

    (二) 问卷设计

    为便于、适于村民作答,本问卷设计以浅显易懂为原则。问卷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情况,主要是对信仰基督教村民基本情况的了解,包括性别、年龄、家庭人口、家庭收入、受教育情况、健康状况、社会阶层等情况,目的在于了解农民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因素与宗教信仰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宗教信仰情况,这是问卷的主体部分,通过四个维度展开:一是村民信仰宗教的基本情况,二是村民信仰宗教的外部环境,三是村民信仰宗教的自我意识,四是宗教信仰对村民社会生活的影响。目的在于以这些基本情况的了解作为基础,理性地分析农民信仰基督教的行为,为指导农民信教提供依据。

    (三) 选择晋南A 村的依据

    选择山西南部的一个村落及其农民群体为个案,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山西是中部欠发达地区的省份,其农村无论从结构形态还是价值观念在中部均有一定的典型性。二是本人来自晋南农村,“生于斯, 长于斯”,能直接体验到农村生活,更重要的是对当地较为了解,便于相关资料的收集。三是村民信仰基督教在这个地区比较盛行,有利于研究的开展。

    三、个案概况和样本构成

    (一) 晋南A村概况

    A村是一个行政村,地处吕梁山脉南麓,位于所在乡镇西南部,包括9个自然村,共有360户1800人,最大自然村人口有456人, 最小自然村不足70人。全村人均耕地面积0.08公顷,居民主要以种地为业,种植品种以小麦和玉米为主,在农闲时从事副业。全村没有集体企业,外出务工人员有104人,大多为20-30岁的青年人。当地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典型的农业村落。在册基督教徒720人(约占全村人口40%) ,其中男性教徒约占35% ,女性教徒约占65%。设民间教堂1个,神学院1所。村民约每月举行一次聚会。

    (二) 样本构成情况

    笔者主要以年龄为变量,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主要从晋南A村信仰基督教的720名教徒中随机抽取了200个人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167份,有效回收率达到83.5%。样本的具体构成情况如下:(1)年龄构成:40岁以下20人,占12 %；41岁～50岁之间68人,占40.7%；51岁～60岁33人,占19.8%； 61岁以上46人,占27.5%。(2)性别构成:女性110人,占65.9%；男性57人,占34.1%。(3)受教育情况构成:认字很少63人,占37.7%；小学及初中学历以下64人,占38.3%；初中学历38人,占22.8%；高中及中专学历2人,占1.2 %。(4)婚姻状况构成:未婚的2人,占1.2%；已婚的138人,占82.6%；丧偶的26人,占15.6%；离婚的1人,占0.6%。(5)身体状况构成:身体好及较好的51人,占30.6%；身体一般、不太好或经常生病的101人,占60.4%；未作回答的15人,占9%。(6)年人均纯收入构成: 人均纯收入800元以下的77人,占46.1%；800～1000元之间的41人,占24.6%；1001～2000元之间的5人,占3%；2001元以上的44人,占26.3%。(7)主要收入来源构成:农业113人,占66.7%；工业7人,占4.2%；商业及服务业10人,占6%；其它37人,占22.2%。(8)社会阶层构成:农业劳动者125人,占74.9%；其它阶层的42人,占25.1%。

    四、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一) 村民信仰基督教的特点

    在调查中发现,受农村社区的物质和文化环境影响,村民宗教信仰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 信仰宗教的时间较长。通过调查发现,村民信仰宗教以11年到15年的居多,共有105人,占被调查总数的62.9%。而信仰时间最长的竟达到20年,最短的也有8个月。而且,村民的年龄、社会地位、社会经历、社会遭遇、在人生途中所面临的问题、生理变化以及思想意识变迁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村民的宗教信仰, 成为长期影响农民思想认识及其行动的主要因素。

    2. 宗教活动占据了其大多的闲暇时间。受自然环境条件和农耕文化影响,村民在一定程度上靠天吃饭, 除了农田干活、生计奔波外,他们的闲暇活动比较单调。笔者通过访谈获知,在信仰宗教以前,村民的闲暇活动大多是玩牌、打麻将、串门聊天,精神文化生活比较枯燥。信仰宗教后,他们的闲暇活动时间大多被诵读圣经、唱赞美诗、排练宗教节目、做礼拜、聚会讨论等宗教活动所占据。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167名教徒中,至少每周祷告一次的占到62.3%,差不多每月做一次礼拜的占到80.8%,80%以上的教徒认为宗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活动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

    3. 教徒间的互惠行为较为明显。基督教具有“普世性”。在教会内,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亲疏远近,教徒们以兄弟姐妹相称,他们募捐、传教、为他人做祷告,虽然带有功利目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这些看作为上帝增加荣耀,是自己的职责和义务,是“爱人如同爱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具有很强的互惠性。统计显示:被调查的167人中,参加募捐的教徒占到82%,向他人偶尔或经常传教的占到58%,为他人偶尔或经常做祷告的占55.7%。

    4. 举家信教者多。农村的家庭关系较为牢固,家长对子女的支配力较大,因而信仰基督教的家长对其子女的信仰影响较大,父母信教往往带动、影响、促使子女也信教。在受调查的167个教徒中,除了子女在外工作或打工外,绝大多数是举家信教。

    (二) 村民初次接触基督教的渠道和初始动机

    在反映“村民第一次接触宗教的渠道”的问题中,我们列出了7个选项,调查中发现,选择“异地传教者”、“听说”、“周围人劝说”和“家庭影响”等四个选项的有156人,占被调查人数的93.4%(表1)。在反映“您第一次认识的基督教徒是……”的问题中,选择“本村”最多,有80人,占被调查总数的47.9%(表2)。农村社区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实际上,我们在访谈中发现, 村民正是主要通过熟人接触宗教、了解宗教、认识宗教,进而皈依宗教的。即使是通过异地传教者的劝说和影响,也是借助于熟人的牵线搭桥。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村民皈依宗教的起初动机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他们大多数是对宗教不甚了解,主要是想通过宗教来达到消除疾病、能使家里平安等目的。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点:在“您决定信仰基督教主要是因为通过它……”问题的回答中,选择“能消除疾病”和“能使家里平安”两项的142人,占到被调查总数的85% (见表3)。在“您在教会募捐的动机……”问题的回答中,选择“消灾除病”项的达到75人,占被调查总数的44.9 %(见表4)。从中可以反映出,农民对“看病贵”和“看病难”问题的关注。因此村民信仰宗教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个体行为,看作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实际上村民的宗教信仰是反映人们现实生存困境的“窗口”,透过它, 我们发现村民对自身困难和问题解决的热切盼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对宗教的逐步认识和了解,宗教“工具性”色彩在逐步减弱和淡化。访谈中,有一位教徒,皈依宗教之前,病魔缠身, 患有癔病,隔三差五发作,在当地医院没有治愈,在同村教友的劝说下其家属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行了受洗,用她自己的话说“当时信教就是为了捡回一条命”,神奇的是,自从皈依宗教后,此病至今未发作。这位教徒对基督教深信不已,坚持每天诵读圣经,遇到不认识的字虚心向教友请教,通过13年的努力,由一个识字很少的人成为能够基本上通读圣经的虔诚教徒。

表1 　村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的渠道统计结果

  表2 　村民第一次认识的基督教徒统计结果
 

    (三) 村民信仰基督教的相关因素

    1. 宽松的外部环境为村民信仰宗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的转型,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念对人约束能力在减弱,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走向多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日益变得多元和宽容,从而使村民在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方面的自主性得以增强。在调查“信仰宗教有没有受到干预”这一问题时,被调查者中54.5%没有受到干预,35.3 %的受到干预, 10.2%的未做回答(表5),在访谈中,受到干预的教徒均认为这种干预并不具有约束力。

    表3 　村民决定信仰基督教的动机统计结果 

 表4 　村民在教会募捐动机统计结果

    2. 村民满足需求的因素

    村民信仰宗教原因各异,但概括起来主要与其生活的需求有关:

    (1)因患病求神保佑而信教。目前,农村还缺乏充足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还有许多疑难和慢性病没有特别的医疗手段。高昂的医疗费也使农民难以承受。为缓解疾病之苦,一些农民向“主”请求帮助或寄托于来世。我们在晋南A 村做的实证研究中村民信教动机也说明了这一点。
 
    (2)精神文化需求因素是村民信仰宗教的另一原因。随着社会转型期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社会价值观念的“失范”,一些受此波及的农村居民出现迷茫和失落,对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强。而农村社区基层文化设施的落后远远不能满足村民的这种需求,以该村村委会和所在乡政府为例,调查中我们设计了“村委会是否经常组织社会娱乐活动”和“乡政府是否经常组织社会娱乐活动”两个问题,在被调查的167人中回答村委会和乡政府从不组织社会娱乐活动的分别达到73.1%和73.7%。回答教会组织社会娱乐活动的占到被调查者的74.9%。由此可知,教会组织的社会娱乐活动远远高于村委会和乡政府组织的社会娱乐活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吸引村民信仰基督教的一个因素。

    表5 　村民信仰基督教受到的干预统计结果

    3. 基督教本身因素

    (1)就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本身而论,在伦理层面的共通是其在中国农村地区盛行的一个因素。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10],其伦理性特征贯穿始终。基督教在其教义中也强调伦理关系。儒家强调仁者爱人；基督教伦理也是以爱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主要原则。《圣经》中记载,耶稣曾说过:“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11]儒家强调有仁有义,即仁义。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12]基督教也强调公义仁慈,强调义不能与爱隔绝,耶稣对其门徒既有爱也有义。

    (2)基督教传入我国后,不断吸收儒家思想,出现了“本土化”的特征,为其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心理环境。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曾将儒家经典与基督教经典加以对比, 着重强调“耶稣心合孔孟”、“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吾教所重者亦五伦”、“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儒教君子三戒,与吾教上帝十诫,皆有相同者”等论点[13],说明了基督教在向中国传播过程中, 逐渐意识到儒家思想的作用, 并进行了主动地吸收,有利于消除人们思想上的顾虑和困惑。

    (3)基督教具有的社会正功能也是其广为传播的一个因素。从社会层面说, 宗教对社会具有心理调适功能、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个体社会化功能、认同功能、文化功能和交往功能。[14]从村民个体来讲,基督教对村民日常生活有着重要影响,从统计结果看,基督教在对待迷信的态度、村务态度、邻里关系、来世生活等方面对村民都有较积极正面的影响,在167名被调查的教徒中,很关心村委会主任选举的有76人,占45.5%；反对迷信和不参加迷信活动的有154人,占92.4%；觉得现世生活幸福的有132人,占79%；相信来世比现在好的有151人,占90.4%。

              （本文转载自：《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