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津

 

    当信徒们虔诚地对神崇拜时，他们也许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冷冷地看着他们。这是经济学家的眼睛。
 

    经济学家觊觎宗教这块神秘之地，可以追溯到很远。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曾一试身手。前者的《道德情操论》被现代已经在宗教领域内开疆拓土的经济学家们奉若宝典，后者则令人沮丧地把宗教和鸦片划上了等号。虽然斯密对宗教的积极作用大加赞赏，但他的研究与现代经济学还相距甚远。也许当他着手研究宗教时，却因没有得心应手的工具而力有不逮。马克斯·韦伯虽然给资本主义贴上了新教伦理的标签，使经济发展与宗教有了正式的联姻，但他手里所操的工具是社会学，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当马歇尔把经济学引入数学公式的迷宫之中后，面对着宗教这个神秘而又充斥着激情的领域，野心勃勃的经济学家们，手里的利刃就像砍到棉花堆里，有劲使不出来。直到上世纪末叶，当科斯发现的“交易成本”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宝物，当政治经济学获得了新生，身上带着“帝国主义”霸气的经济学家们再次面对宗教时，不仅有了信心，而且有了合适的工具。于是经济学家们义无反顾地闯了入了宗教领域，宗教经济学于焉产生。

    理性这把手术刀，不仅是解剖经济现象的基本工具，而且是经济学家们解剖其他社会现象时屡试不爽的利器。在用理性工具来解析宗教时，经济学家们是否还能游刃有余呢？宗教经济学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最大化动机同样存在于宗教活动之中。也就是说，信徒们对神的崇拜行为，仍然怀着利益最大化的念头。这自然这遭到了众多教徒的反对。例如，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就不承认自己的信教行为是理性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我是信徒，所以我不能接受这种分析方法”。大多数信徒们也都极力反驳，他们会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的崇拜行为没有功利目的。在无神论者看来，他们的说法似乎也站得住脚：他们费时费力地求神拜佛，却似乎一无所获。这岂不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一种迷信？

    但来世效用的定义揭掉了覆盖在崇拜行为上的非理性面纱。早在1975年，Azzi和Ehrenberg就认为，人们参与宗教活动是基于“来世消费”。他还指出宗教活动和市场活动之间具有替代关系，即当收入增长时，人们参与宗教活动的机会成本增加并倾向于减少宗教活动。2002年，Lipford和Tollison超越单纯以物质财富来分析宗教活动的界限，正式提出了“来世财富”概念，他们认为，教徒们将一部分消费留到了“来世”享用，这无疑影响到了他们现世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说，当人们为了追求来世财富而求神拜佛或到教堂做礼拜时，其行为必然会导致他们对市场活动的投入的减少，从而减少市场收入。如此一来，每个信徒都面临着一个投入的权衡问题（tradeoff）：或者投入市场活动获得现世财富，或者投入宗教活动获得来世财富。

    不要怪经济学家们“霸气”，他们就是有道道。“来世财富”定义一出现，宗教活动的非理性特征就消失了。但来世财富如何衡量呢？来世财富如何与现世财富比较呢？目前，经济学家们对此还一筹莫展，因为就目前的科技水平而言，人们精神上的愉悦还是无法精确度量的。但经济学家们认为，虽然来世财富的量无法由外人来测定，但每一个追求来世财富的人却是心知肚明的。也就是说，在对来世财富和现世财富的选择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出席教堂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美国的经验数据显示，人们随工资的提高而倾向于减少出席教堂的时间，或者用金钱奉献来代替出席教堂活动。可见，人们的宗教活动不仅有理性，而且理性很强。当那些领有高薪的CEO们出席教堂活动的机会成本很高时，他们就倾向于减少出席教堂时间。难怪很多美国人都不承认比尔·克林顿和比尔·盖茨是基督徒，可能是因为他们出席教堂的时间太少了。相反，收入较低的人则可以在教堂里花更多的时间：反正他们的时间也无法换得更多的金钱，还不如从神那里来获得快乐。

    为什么非要有一个均衡呢？人们难道不能从单一的市场活动或单一的宗教活动中来获取财富吗？经济学家们的答案是，可以，但不是最优决策。这是因为市场投入具有报酬递减的特性，如果考虑到现世财富所带来的幸福，这种递减的速率可能还要高一些。美国人的研究表明，当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后，收入所带来的快乐会迅速下降。当你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市场活动中而你所获得的幸福并不增加时，还不如花一点时间去教堂，从上帝那里来获取幸福。另一方面，谁都知道，除了专职的神职人员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宗教活动上，因为为了维持生活，你必须花一定的时间从事市场活动，去挣钱养家糊口。也许有人说，为什么要不断地去教堂祈祷呢？难道不能一劳永逸地通过一次性祈祷，让上帝保障来世幸福吗？不能。因为祈祷是不能储存的。你今天的祈祷不能代替明天的祈祷。所以，在市场活动和宗教活动之间合理地投入才是利益最大化的最优决策。

    细心的经济学家们还发现，人们的宗教活动并不仅仅为了获得来世效用，其中还存在着实实在在的现世效用。也就是说，人们的宗教活动增加了现世的幸福。通过简单的统计分析，很多经济学家都发现，宗教对犯罪、自杀、离婚、吸毒和酗酒、非婚性行为都有好的影响。在宗教倾向很浓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从事犯罪活动、吸毒或酗酒以及有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小。宗教似乎还影响到精神和肢体健康。尽管弗洛伊德把宗教指责为恐惧症、偏见和独裁主义，但Christopher Ellison等人的经验研究持续证明，较高的宗教捐献率和宗教活动参与率有助于精神健康、减轻压力、增加生活满意度。在很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眼里，教会活动还有某种俱乐部性质，通过参加教会活动，人们增加了社会资本。

    最大化行为不仅体现在个体信徒身上，还体现在教会那里。在经济学家的眼里，出卖精神产品的教会与摆摊兜售物质产品的公司毫无二致，其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包括收入和影响的最大化。例如，Ekelund等人就认为，新教改革之前的天主教会就是一个大垄断公司，他们认为天主教会维持高利贷教条是为了寻租。中心教会的垄断地位使它能够通过控制借贷利率，从下游的生产者（神职人员）和投入供应者（银行）那里收取租金。高利贷规则使教会能够以低利息率借入、以高利息率贷出（通过教会银行）。新教的兴起则是天主教的垄断性及其高额利润鼓励新企业进入的结果。Ekelund等人的大胆分析，让人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一边是大量信徒的宗教需求，另一边是多个教会的宗教供给，于是就有了宗教市场。宗教经济学家们无疑都是坚定的宗教市场论者。作为消费者的信徒和作为厂商的教会，有意无意地受“最大化”魔咒的驱使，在宗教市场上进行交易。但从事精神产品交易的宗教市场和从事物质产品交易的产品市场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宗教市场上精神产品的替代性没有商品市场上的物质产品强：你可以用海尔电视替代海信电视，却很难用路德教会替代加尔文教会。再如，精神产品的效用远不如物质产品那么容易度量：你可以很容易地判定，牛肉的效用大于面包的效用，却很难判断，基督教和佛教哪个的效用更高。由此可见，在宗教市场上，政府所拥有的信息并不比个人多。这就使政府没有足够的理由，像管制产品市场那样来管制宗教市场。政府对宗教市场的管制往往会弄巧成拙。欧洲的情形就是一个明证：斯达克认为，欧洲宗教市场的低迷，是因为政府对教会的补贴使教会的活力丧失殆尽。可见，竞争是保持活力的不变法则，宗教市场也不例外。 “道德和宗教都不能由国家强加于人”（鲍桑葵语）。

    至于宗教对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这个几个世纪以来争论不休的议题，经济学家自然不会置之不理。从直观感觉上，即使非经济界人士也能感到宗教对经济发展有某种影响，但经济学家却苦于无法将宗教与他们所钟爱的成本联系起来。现在不同了，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就像一把钥匙，使经济学家能够顺利地打开宗教这扇门。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家都在研究宗教与交易成本的关系。比如，Guiso等人在研究宗教与经济态度时，就注意到，不同的宗教对法律准则的态度不同。对法律准则的态度上的差异无疑会导致不同的交易成本。宗教还影响到对别人的信任程度。按照张五常的说法，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信任程度高的地方，信息成本和谈判成本必然会低，因为信任能够有效地减少信息不对称。而宗教通过影响人们对法律准则的态度，进而影响到履约成本。福山曾经说过，在说英语的国家和日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较高，所以，在这些国家很容易产生大的股份公司。相交之下，中国目前民营经济的主体形式仍然是家族企业。联想到中国的履约成本是如此之高，不能不引人深思。

 

    联合国的一项调查表明，东亚人的幸福感是最低的。在经济发达的日本，其国民的幸福感还不如泰国人，仅仅与经济欠发达的印度差不多，中国人好像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是不是与市场投入过多有关呢？

 

 

                         （本文转载自：《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