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津

 

    宗教经济学认为，人们之所以信仰宗教，是因为宗教信仰本身也是一种旨在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为此，经济学家们用了现实效用和来世效用两个概念。来世和现实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这两种效用都是人们所需要的。所以，如何在宗教活动和市场活动之间来分配自己的投入，这是每一个信徒所面临的必然选择。

    在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祥林嫂虔诚地问“我”，人死后到底有没有魂灵，“我”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几年前，一个美国的基督徒朋友问我：“你们中国人不 信上帝，你们死后怎么办呢？” 说实在的，我还是第一次听人问我如此的问题，我也只能闪烁其词地说：“中国人很少考虑死后的事。孔子就曾教导我们说，‘未知生，焉知死’。”

    死后怎么办？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好笑，但对信奉来世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信奉来世的教徒也许会嘲弄中国人的糊涂，为了有限的现世生命竟然放弃了永恒的来世；而普通中国人却可能笑话教徒们的愚昧，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来世而放弃了很多现世的快乐。这也许是一段谁也断不清的公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喜欢和稀泥的经济学家们却偏要站出来说个明白。他们认为，信奉来世的也不愚昧，不信奉来世的也不糊涂，他们都是理性的，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了个人福祉的最大化。

在现世快乐与来世快乐之间，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均衡

    在经济学家看来，快乐是人的终极追求。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达官贵人，“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这里的“利”可以理解成“快乐”。 信奉来世的教徒对上帝的崇拜行为是为了快乐——来世的、现世的快乐；不信奉来世的人“一切朝钱看”，也是为了快乐。二者都是理性的，其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 的快乐最大化，只不过前者的快乐是由现世快乐和来世快乐两部分组成的，而后者的快乐则只有现世快乐。经济学家们将来世的快乐定义为来世财富。

    来世财富一定义，经济学家们就有了涉足宗教的理由。当宗教遇到经济学，闪耀在宗教身上的神圣光芒就注定被减弱。教徒们的崇拜行为再神圣，经济学家都认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来世财富。经济学家们试图用来世财富这一定义，来揭开宗教的非理性面纱。

    当宗教遇到了经济学，就产生了宗教经济学，理性是宗教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经济学家们的眼里，宗教崇拜无非是一种交换，也就是教徒用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从教会那里换取精神产品，即所谓来世财富。同时，来世财富和现世财富之间有一种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宗教活动是有机会成本的。当你把时间和金钱用于宗教活动时，就必然减少对市场活动的投入，从而减少现世财富。

    如果将来世财富和现世财富分别用A和B来表示，则任何人都面临着3种选择：A、B以及A+B。对大多数人来说，A肯定不是最优决策，因为单纯选择A就意味着只要来世快乐而抛弃现世快乐，就意味着死亡。但的确有少数人选择了A，比如因宗教原因的自杀者和自杀性爆炸者。对这些人来说，来世的快乐显然要重要得多，以至于放弃现世生命也在所不惜。伊诺康尼正在对此类人进行研究，而且肯定了其选择的理性特征。

    没有否认选择B的人是理性的，因为毕竟现世的快乐是看得见摸得着、马上就能享用的，也许这正是“未知生，焉知死”的本意。更多的人却是选择了A+B，他们既要来世的快乐，也要现世的快乐。

    一边是大量信徒的宗教需求，另一边是多个教会的宗教供给，于是就有了宗教市场。宗教经济学家们无疑都是坚定的宗教市场论者。他们认为，和作为消费者的信徒一样，教会也和厂商一样具有最大化动机，这也是不同教会之间相互竞争的基本动力。所以，作为消费者的信徒和作为厂商的教会，都有意无意地受“最大化”魔咒的驱使，在宗教市场上进行交易。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一个人的投入在市场活动和宗教活动中间的分配比例呢？当然是利益的最大化原则。虽然由于科技水平的局限，经济学家还无法对来世财富进行精确的计量，但经济学家们认为，对于来世财富和现世财富的权衡，每一个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包括选择A的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投入产出状况来分配对宗教活动和市场活动的投入，从而使自己的来世财富和现世财富之和最大化。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均衡。这种理性选择已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人们随收入的提高而倾向于减少去教堂的时间，或者用金钱奉献来代替出席教堂活动。难怪很多美国人都不承认比尔·克林顿和比尔·盖茨是基督徒，可能是因为他们出席教堂活动的时间太少了。

    宗教活动的现世效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增加人力资本；二是可以增加社会资本。　　

    在A、B和A+B之间，孰优孰劣？经济学家们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分析。

    在微观层面上，也就是在个人选择层面上，由于个人的选择都是基于个人的主观感受，所以本来也谈不上孰优孰劣。但因为不同社会的人具有不同的幸福感，故个人在宗教活动和市场活动投入分配上的选择就有了比较意义。联合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北欧和说英语的国家的人，他们的幸福感是最高的，而东亚人的幸福感是最低的。日本人的幸福感还不如泰国人高，仅仅和印度人相当。这是否是因为东亚人对来世的投入过少的缘故呢？也许是。因为现世快乐的获得是有局限性的，一方面，市场投入具有递减性——随着投入的增加，收入增长率减少；另一方面，收入的效用具有递减性——钱多了就不叫钱了。美国的统计分析表明，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4万元），收入所带来的快乐会迅速递减。所以，单靠现世财富来获得快乐不见得是最优的。如果在现世快乐迅速递减的时候，能够另辟蹊径，将一部分投入用于宗教活动来获得来世快乐，快乐程度可能会更高一些。

    其实投入宗教活动的好处，并不仅仅局限于来世财富，还包括很多现世财富。经济学家认为，教会不仅仅是宗教组织，它还是一个大俱乐部。参加教会的人不仅能够获得来世的快乐，而且还能够在聚会中交友，增加自己的社会资本。通过简单的统计分析，很多经济学家还发现，宗教对犯罪、自杀、离婚、吸毒、酗酒、非婚性行为都有好的影响。在有宗教氛围很浓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从事犯罪活动、吸毒或酗酒以及有婚前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小。宗教似乎还影响到精神和肢体健康。尽管弗洛伊德把宗教指责为恐惧症、偏见和独裁主义，但艾利森（Christopher Ellison）等人的经验研究持续证明，较高的宗教捐献率和宗教活动参与率有助于精神健康、减轻压力、增加生活满意度。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微观层面上，选择A+B，可能会优于单纯选择A或B。

    在宏观层面上，经济学家用外部性和交易成本来分析宗教的效益。经济学家对宗教的觊觎由来已久，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都曾尝试开垦宗教这块神秘之地，并发展出宗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却苦于没有合适的工具。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交易成本的发现，为经济学家分析宗教的效益提供了犀利的工具。

    经济学家们认为宗教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也就是说，宗教信仰除了影响到教徒本人外，还对社会产生了影响。首先，宗教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减少犯罪率。对上帝的敬畏很容易延伸到对法律的敬畏。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认为，只有法律被信仰时，才能得到很好的遵奉。宗教信仰显然有助于对法律的信仰。其次，宗教能够减少犯罪，这是有经验数据支持的。第三，宗教能够促进利他主义，有助于道德的维护。美国慈善捐献大约一半来自于宗教界。此外，宗教能够强化团队精神以及增加信任。基督新教对信任的促进作用更强，这一点已为库伊斯（Guiso）的统计分析所证明。

    宗教的外部性决定了宗教信仰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大致可分为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由于宗教能够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相互信任程度，所以能够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双方欺诈、违约的概率，从而可以从信息搜寻、谈判和履约3方面降低交易成本。例如，穆斯林之间的商品交易，只要交易双方对着《古兰经》起誓，很快能会达成协议，交易成本很低。

    可见，在宏观层面上，宗教有助于降低社会交易成本。A+B的选择，也优于单纯选择A或B。

    目前中国的商品交易中信用度非常低，从而导致了很高的交易成本。有这样一个例子：买卖双方就一笔交易谈成后，买方因为担心卖方收款后不发货，故主张先发货后交款；而卖方则担心买方收到货物后不交款，故主张先交款后发货。双方互不让步，结果交易最终没有成功。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这是否与人们信仰缺失有关呢？相信宗教经济学研究会提供一个有用的洞见。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2009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