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津

 

 

 

 

    以往对宗教需求的研究多侧重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山经济学家却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把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宗教研究，试图用经济学中的需求理论来解释宗教需求。他们认为，以前的研究都把宗教需求作为给定条件，这是经济学的遗憾。宗教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很快就弥补了这个不足。本文意在介绍国内外学术界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宗教的一些研究成果。

 

    为了从效用、福利等经济学意义上来分析宗教需求，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来世财富”概念。首次将经济学方法引入宗教研究的是Cony Azzi和Ronald Ehrenberg。他们认为，个体参与教会活动的原因至少有三个，一是“拯救动机”，即个体认为自己预期的来世消费与今生参与宗教活动是相关的；二是“消费动机”，即由于内在的宗教信仰或纯粹的社会原因，人们也许从教会成员身份和活动中获得即时的满足；三是“社会压力动机”，即在一个社区中的社会压力，可能意味着教会成员身份和参与教会活动将增加一个人在事业上成功的可能性。山其中只有第一个动机，即拯救动机是基于来世的，也是宗教信仰的最重要的动机。

    因为后两个动机都是现世的，它所要实现的目标，通过其它的现世活动也能够达到。比如说参加俱乐部的动机与消费动机、社会压力动机是具有很大类似性的。对于大多数现世活动来说，个人计划获得的预期“收益”将随他们的死亡而终止，但来世消费不会随肉体的死亡而终止。所以拯救动机只能求助于宗教信仰，因为绝大多数的宗教都向其成员许诺某种形式的来世。来世的满足不借助于宗教，是不能通过现世活动来达到的。

    继Corrv Azzi和Ronald Ehrenberg之后，JodyW．Lipford~RoberD．Tollison也对宗教信奉者的收益进行了区分，他们称之为“现世财富”(treasureonearth)和“来世财富”(treasure in heaven)。一个信奉宗教的个体在进行投入决策时，不得不在现世财富和来世财富之间进行权衡(trade-off)。要获得现世财富，就要参加市场活动。要获得来世财富，就必须参加宗教活动。无论是市场活动还是宗教活动，投人的资源都分为两种，即时间投人和金钱投人。

    对个体来说，预期的来世收益至少是部分地与个体在此生配置于宗教活动的时间相关联。所以来世收益的多寡与他们在现世对宗教活动的投入具有正相关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来世财富是不能储存的。也就是说，个体是不可能通过对宗教进行一次性的投入而一劳永逸地享用来世财富的，而是需要不断地对宗教进行投入以保障来世财富。现世财富虽然可以储存，但因为个体要不断地消费，所以也需要不断地对市场活动进行投入，以获得现世财富。这就决定了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有一个投入均衡。也就是说，每个信奉宗教的个体在市场活动和宗教活动的投入上都有一个最佳比例，由此而获得的来世财富和现世财富的总和是最大的。

    显然，宗教活动是有机会成本的。如果把时间用于宗教活动，就不能用于市场活动来赚取金钱。用于宗教奉献的金钱也减少了市场活动的资本。。宗教活动的机会成本使得宗教活动的频率在性别、年龄、收入方面有了差异。根据CorryAzzi~IEhrenberg的研究，妇女和老人出席教堂的频率更高，收人的差异使得宗教投入也呈现出不同的格局，收入高的人更倾向于用金钱奉献替代教堂出席，原因是他们参加宗教活动的机会成本更高。这种观点也得到了Lipford和Tollison的证实。他们的经验研究证明，人均收入与宗教成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

    可见，来世财富的定义不仅确认了宗教信仰的理性特征，而且纳入了经济学家的分析范畴，从而诞生了宗教经济学。

 

    许多西方学者试图用灵性资本(spiritualcapital)来描述宗教现象。最近，Metanexus lnstitute将灵性资本定义为：对个人、社区和社会具有可度量的影响的精神和宗教性的行为、信仰、网络和制度所产生的效应。而刘永川(AlexLiu)则将灵性资本定义为“因个人或组织的精神信仰、知识和行为而产生的力量、影响和倾向。”山从他们对灵性资本的定义可以看出，它包括三个层次的效应：个人层面的、组织层面的和社会层面的。笔者认为，将灵性资本分为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次的定义，有过于繁琐的缺陷。因为无论是组织还是社会，都是由个人构成的。灵性资本的确在组织和社会层面上有所体现，但这种体现都是通过个体表现出来的，个人行为的总和构成了组织行为和社会行为。所以，在个人层次上来定义灵性资本就足够了。笔者拟将灵性资本定义为“因个人拥有某种信仰或参加精神性的或宗教性的活动而对其本人产生的效应”。

    至于灵性资本在组织和社会层面的体现，可视为个人资本的外部性。这种简化的定义比较便利于经济分析。灵性资本可分解为下列几种收益：

    第一，来世财富。在斯达克的眼中，宗教无非是人类与超自然的一种交换。许多人认为是人们对未知的恐惧导致了宗教信仰的产生。人们信仰宗教，是为了获得某种来世保障。可见，通过宗教信仰，人们的确获得了某种心理满足。

    第二，身心健康。经验研究证明，参与宗教活动能够降低各种疾病的患病率。教徒很多时候从崇拜活动中所获得的精神愉悦与其肢体健康是密不可分的，前者与后者之间经常具有因果关系。很多人认为从参与教会活动中获得了心理上的快乐，从而促进了其肢体健康。所以，宗教信仰能够增加人力资本。

    第三，俱乐部效应。人们参加宗教活动常常并不仅仅是为了从教会那里获得什么东西，而是为了从参与教会活动的其他人那里获得的友情。有时候，教会就像一个大俱乐部，众多的人在那里相聚、认识，让出席教会的人从那里获得了欢乐。参与教会活动的人们之间的热情态度、教会的歌唱，以及教会所举办的各种娱乐活动，都能够成为吸引人参与教会活动的理由。通过参与教会活动，人们扩展了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增加了自己的社会资本。

    第四，经济态度。宗教信仰可以改变人们的经济态度。马克斯·韦伯之所以将资本主义精神归之为新教伦理，就是因为新教伦理改变了人们的经济态度，将天主教对金钱的敌视和对市场活动的贬抑的伦理，改变为对金钱以及对追求金钱的市场活动的肯定。这一伦理转变改变了人们的消费偏好，使人们倾向于更多的现世效用，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市场活动中去。

    Guiso等人就宗教对人们看待合作、政府、女性、法律准则、市场经济和节俭的态度上所产生的影响，在对天主教、新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说，基督教与有益于经济增长的态度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而伊斯兰教与这些态度则是负相关。与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更相信别人和法制，他们逃税和受贿的意愿也更低。相反，天主教徒支持私有制的程度是新教的两倍，而且对竞争的支持高于任何教派(包括新教)。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较大的收人差距以增加激励时，只有新教和印度教徒持赞成态度。可见，宗教不仅对人们的经济态度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不同的宗教之间的影响也不相同。

    第五，宗教的外部经济。宗教通过对个体的影响而改变了社会文化和秩序。灵性资本概念，是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之后，对资本概念的又一重要发展。灵性资本所着重研究的是宗教信仰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而不是宗教信仰本身。个体信奉宗教是为了获得灵性资本。同理，个体为了获得更多的灵性资本可能会改教。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发生的大规模基督教皈依现象，就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所提供的灵性资本低于基督教。

 

    在宗教信仰上因为存在着需求和供给以及供求双方的交换，所以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宗教市场。在需求方，大多数人都需要这样一个宗教，即在他们遵守某些规定后，该宗教能够向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报偿，但这些规定无论在数量还是花费上都应当适度。所以，众多的宗教信奉者，其宗教兴味是不一样的。有的需要高张力的宗教，有的需求则与宗教似乎毫无关系。如果把所有人的宗教需求绘成一个曲线，这个曲线会呈哑铃型。也就是说，喜欢高张力宗教的人和喜欢低张力宗教的人都比较少，大多数人所需要的是张力适中的宗教。”

宗教需求上的多元性决定了宗教供给上的多元性。供给方主要是代理超自然提供精神产品的教会或寺庙。每个特定的教会都对应着一个特定的区位，而且几乎所有的宗教团体都是从高张力起步，然后在其发展中逐步降低其张力。Ekelund认为，教会和公司一样，也有利益最大化动机。因此，不同教会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产品市场一样，竞争会导致宗教市场的繁荣。美国的宗教繁荣就是无数的宗教或宗派竞争的结果。

    相反，垄断则会导致宗教市场的停滞或衰退。Ekelund就把新教的兴起归因于处于垄断地位的天主教衰落，从而鼓励了新公司(新教教会)的进入。同样，政府的过度干预也会扭曲宗教市场。欧洲目前的宗教萎缩就是政府干预的结果。欧洲政府试图通过补贴来扶持“国立教会”，结果是扭曲了市场，导致了教会活力不足。

 

    很多宗教信奉者是基于对来世的追求。但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获得来世财富就需要一定的付出。这种付出不仅包括时间和金钱的投入，还要求个体必须遵从某种宗教所特有的戒律。宗教因此而改变了个体的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偏好。也就是说，个体的宗教信仰产生了社会效应，这些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世的市场活动是利己行为，而宗教活动则有很大的利他成分。雅各布·凯茨(JacobCats，1577-1660)说，慈善事业乃是“最保险的储蓄，因为天国银行永远也不会因破产而倒闭”。斯密曾指出，“在文明社会，赠送礼物的人总是比接受礼物的人地位高，但在野蛮社会情况恰恰相反。”多年以来，美国慈善捐赠的大约一半来自宗教捐赠，1995年，美国的宗教捐赠达到640亿美元。在美国，来自教会的志愿者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志愿者都常见，大多数非赢利机构都有宗教背景。

    第二，宗教有助于建立法律意识和降低犯罪率。法律的产生与宗教有很大的渊源，甚至可以说法律是从宗教中诞生的。人们对法律的畏惧和遵奉源于对上帝的畏惧和遵奉。哈耶克对此也作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国家并不能创造或指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这种行为意味着对正义本身的否定，而且这是一种荒谬之举，一种罪恶，一种对唯一能够创造法律的上帝的背叛”。Guiso等人认为，所有宗教都能够增加对法制的信任，减少违法意愿；信教的人更相信别人，更相信政府，更不愿意违法，更相信市场的公平。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证明了宗教能够降低犯罪率，即在信教人数多的地区和国家，暴力和非暴力犯罪的几率都比较低。大量研究青少年犯罪的文献也证明，在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在犯罪、吸毒、酗酒和婚前性行为方面的比率都比较低。

    第三，信任程度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因为信任程度不同，所导致的交易成本也不一样。在信任程度低的社会，交易成本肯定会高。福山认为，在说英语的国家和日本，信任程度最高，所以，在这些国家，有很多规模很大的企业或托拉斯，而在南欧，如意大利和法国，信任程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些国家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信任程度显然受到了宗教的影响。

    可见，宗教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就意味着宗教信仰通过影响个人的行为和偏好，进而影响到了团体、社会的行为和偏好。这就导致了不同的宗教社会具有不同的制度、文化和经济发展方式。

    笔者设计的下面的模型也许有助于理解不同宗教社会不同的经济发展业绩。在任何社会都面临着对市场活动投入和对宗教活动投入两种选择。对任何个体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投入均衡，在这个均衡点上，个体所获得的收益最大。从平均意义上说，每一个特定宗教社会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均衡点，而且不同的宗教社会其均衡点是不一样的。通俗地说，在不同的宗教社会，人们对市场活动和宗教活动之间的投入比例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同的比例会产生出不同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

    假定对市场活动的投入所产生的结果为物质享受、企业家精神、冒险精神、创新动机、自私心理和犯罪欲望，而对宗教活动的投入的结果是精神上的快乐，利他主义、法律意识、团队精神和扩张的冲动。见图1。

   

    从图1中的这两组价值可以看出，宗教投入所产生的利他主义和法律意识可以(部分地)抵消市场投入所产生的自私和犯罪欲望。而这两种投入的均衡是很有意味的。如果对宗教投入过高，则企业家精神、创新动机就会不足，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抑制。相反，如果对市场投入比例过高，虽然可以助长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但利他主义价值和法律意识却不足以抵消自私心理和犯罪欲望，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会很糟糕。前一种情况有点像Kuran所分析的中东的情况。事实上，伊斯兰教国家和佛教国家都可能存在着对宗教投入过高的现象。后一种情况则有点像中国目前的状况，经济发展的激励虽然很高，但私欲泛滥，道德价值失效。

    伊斯兰教国家和佛教国家都可能存在着对宗教投入过高的现象。梁漱溟认为，佛教徒的生活就是力图摆脱现世而获得来世的幸福。山这一看法也得到了中村元的支持，他认为佛教超越现世的思想对印度人的影响很大。“在印度与在中世纪欧洲一样，生活于现世是为更好的来世做准备的思想非常强烈”许多研究也证明，与现代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世俗化不足。”

    相反，中国人却是“偏好实际，偏好现世”，“因为中国人的基本目的是满足人生的肉体欲和物质欲”。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一直存在着来世概念不足的问题，所以，利他主义、法律意识和团队精神等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是很显著的。在传统社会，由于在经济上专业化分工程度低和相应的政治上的高度的民间自治特征，利他主义、法律意识和团队精神等价值不足的缺陷并没有暴露出来。当经济发展后中国社会突破了乡土自治的“熟人社会”，向流动更强的现代社会过渡时，这种缺陷就暴露无遗了。宗教的发展也许对中国文化和道德重建具有积极意义。

 

    社会科学工作者已经越来越多地接受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将理性假设用于宗教分析，就诞生了宗教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和宗教市场论已经为众多宗教研究者，包括中国的学者所接受。来世财富的概念给经济学家分析宗教提供了便利。近来西方力推的灵性资本不仅使经济学家能够分析宗教发展本身，而且可以分析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也许正是因为不同的宗教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所以才导致了制度和文化在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特质，而且经济发展业绩在不同的社会也各各不同。即使在西方，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也还是很初步的。宗教经济学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学者付出努力。

          

                       （本文转载自：《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