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东

 

    在现代化条件下，宗教为什么没有衰弱、消亡，反而生机勃勃？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全球宗教学家的难题。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宗教社会学家在历经30多年的艰苦探索之后，终于赢得了突破，提出了新的理论范式，这就是宗教市场论。新的理论范式出现后，面对美国和欧洲的当代宗教现象，一些在传统理论范式下的难题涣然冰释。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新范式的代表作《信仰的法则》之后，汉语宗教学者开始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当代中国宗教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成果。

 

    所谓宗教市场论，英文是Eco-nomicsofReligion，直译“宗教经济学”。考虑到中文语境中“宗教经济”很容易让人等同于“寺院经济”、“教会经济”等，故称其为“宗教市场”。

 

    宗教市场论创立的核心人物是美国的罗德尼·斯达克（RodneyStark）。他曾长期任职于华盛顿大学，现任教于德克萨斯州的贝勒大学，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宗教社会学家。他著作等身，除了前面提到的《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外，还著有《宗教的未来》、《美国的宗教化1776－1990》、《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解释宗教生活》等。

 

    宗教市场论认为，在一些主要元素上，宗教系统与经济系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对宗教现象的分析上。宗教市场的构成包括：

 

    宗教产品的消费者——一般信徒：佛教居士、基督教平信徒等；

 

    产品的供给者——教职人员：和尚、牧师、阿訇等；

 

    宗教产品——各种形式的活动。

 

    斯达克的核心观点是：当代宗教变化的主要根源取决于宗教产品的供给者，而不是消费者。

 

    第一，如果宗教市场完全受市场驱动，没有外在管制，必将导致宗教的多元和竞争。

 

    第二，在宗教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为了赢得信众，教会必定竭力奉献符合社会需要的宗教产品，最终形成宗教超市。

 

    第三，竞争或许会造成具体教会的兴衰，但在总体上必定提高社会的宗教消费水平，促进宗教的繁荣。

第四，相反，如果宗教市场由国家垄断。必定产生懒惰的宗教供应商和无效的宗教产品，引发该宗教的衰弱。

 

    传统理论范式基本把宗教自身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起变化的是人们的宗教信仰，随着科学知识的丰富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宗教需求会逐渐降低，宗教将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消亡。但是，这一理论与20世纪的人类生活大相径庭，不能解释世界当代宗教的发展。宗教市场论则另辟蹊径，从宗教组织一方探讨宗教在当代社会存在的根源，认为在宗教自由竞争的体制下，宗教教职人员基于存在与发展的需要，会不断创造并供给新的宗教产品，吸引乃至激发了大众的宗教需求，会促进宗教繁荣。

 

    斯达克得意地说，把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原则应用在宗教现象上，将会取得极为巨大的解释力。

    首先，如何理解宗教在美国的繁荣，这是在旧范式框架下备受困扰的问题。有人满足于断言美国宗教缺少深度，表面的普遍流行是虚幻的。欧洲学者喜欢将其归咎于美国文化的落后、群众幼稚而轻信、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太小等等。依据新范式，美国宗教活力的真实原因是，基于政教分离的传统，美国政府对于宗教组织事务的干预相对稀少，历经两个多世纪的自由竞争，美国宗教组织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成长：

    现在美国有1500多个宗教宗派，成员超过100万的有24个；

    每个团体的生存都完全依靠自愿奉献；

    美国人的宗教捐款目前是每年600多亿美元，即18岁以上的公民中平均每人330美元。

    这在全世界是无可比拟的。基于竞争，美国成就了全世界工作最勤奋、价格最低廉、素质最高的教职人员。

    欧洲传统宗教表面衰弱的原因也可以在宗教市场论的框架下得到很好解释。以瑞典为例，国家以基督新教路德宗为国教，强制征收教会税，所有的教职人员都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拿政府工资，维护教堂运转的费用也来自国家。这一宗教垄断造成的结果是，星期天教堂冷冷清清，教会得到的自愿捐献基本是零。斯达克总结说，欧洲社会表面的“世俗化”不是缺乏宗教“需求”、而是缺乏有活力而又吸引人的宗教“公司”的结果。

    意大利宗教学家马西莫·英特罗维吉（MassimoIntrovigne）曾经就近20年来意大利的宗教发展予以市场论解释。1984年，意大利进行了政教关系的改革，天主教神甫不再从国家领取薪水，国家设立“慈善或宗教”活动税，数额相当于全部纳税的0.8%（简称零点八税），纳税人被要求在申报单上用划叉的方式选择你所支持的宗教团体，如果纳税人没作选择，那么他所缴纳的税额最后将按照已作出选择的人所形成的比例在各宗教间分配。

    这一法律改革很快见效，意大利的宗教卷入了一年一度的市场竞争。每年春季，当纳税人填写报税单时，很多宗教团体都雇用一流的广告商拉纳税人。新税制对宗教发展的第一个影响是：宗教活动的全面增长，蛋糕做大了。根据1981、1990和1999三年的欧洲价值观调查（EVS）表，上教堂的人和相信死后灵魂存在的人总体上增加了，认为上帝在他们生活中不重要或与他们生活无关的人则有所下降。

    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是，与天主教内某些悲观者的预言相反，1984年后的宗教经济并没有给罗马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失去了某些特权，并且需要参与竞争，变成了刺激天主教会复苏的重要因素。与1984年前相比，现在有更多的钱流进了天主教会的银行账户。宗教市场论对中国宗教的解读市场论是否能够用于对中国宗教的解释呢？宗教市场论的前提是美国的国情，这与当代中国宗教的背景有所不同。然而，中国宪法保障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力，并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不同教派共处的格局，这又为用市场论解释中国宗教提供了可能。

    当代宗教发展的动力主要不是宗教需求，而是宗教供给的理论对理解不同宗教、不同教会间的发展差异极具说服力。当代中国主要有5大宗教，但其中的发展并不均衡，一般认为，佛教与基督教的发展最为迅速。

    究其原因，很难说是人们对这两种信仰的偏爱。如果说佛教是中国化的、适合中国人的心理，那么道教的本土性更强，为什么没有佛教发展得快？如果说基督教是一神教，更适应理性化、现代化，实际上天主教在教义方面也非常类似。换一个角度，从宗教的供给方看，上述两教发展较快的原因就会比较容易解释。在我国，佛教所办的宗教院校有40多家，是各宗教中最多的；出家人中，有一些是大学毕业生，素质较高，影响较大；中国佛协前会长赵朴初多年来最为强调的就是人才，中国佛教协会也接连派出僧人留学。就基督教而言，公认是传教热情最高的宗教。在北京的立交桥和大学门口，笔者就曾经遇到传教的老年妇女。显然，佛教与基督教的发展与供给者的努力密不可分。

    另外，在分析同一宗教时，我们也发现市场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不同教会的成长。在河北省，有两个禅宗祖庭，一是临济寺，为临济宗的祖庭。临济宗是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中国佛教流派，除大陆以外，台湾的佛光山、法鼓山等顶级门派，都是临济法脉。另一个是赵州禅的祖庭，1988年恢复后称为柏林禅寺。就历史地位而言，柏林禅寺不及临济寺；就地理位置而言，临济寺距离省会石家庄更近。然而就目前的情况看，柏林禅寺的规模和实际影响反而更大。原因何在？这很难从佛教的需求方，也就是一般信众方面得到解释。依据市场论的原理，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供给方的差异。实际情况是，柏林禅寺是最近10多年来大陆最有特色的佛寺之一，提供了一系列颇具新意的宗教产品，如生活禅夏令营、生活禅加油站、禅学研究所、《中国禅学》杂志等等，这些服务更好地满足了佛教信众的需要，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动力。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宗教市场论也受到了批评。反对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把宗教这类反映人类生活终极关怀的神圣对象，用经济学理论概括，给人以极端庸俗化的感觉。这一理论只是强调竞争对宗教繁荣的作用，忽略了教职人员的神圣追求和群众宗教需求的增长。海内外许多宗教界人士也据此抵制宗教市场论这一概念。国内也有学者公开批评这一理论，认为是美国学者的自恋。可以说，有关宗教市场论的理论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命运，还都在剧烈变动之中，有待深入钻研。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2009年0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