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灿腾

 

    台湾四大佛教道场势力的兴起，显然与台湾社会早期的经济起飞，以及一九九○年代台湾国际政治形势变化，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星云的佛光山势力和证严的慈济功德会，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崭露头角的。亦即随着台湾的政治解严，社会力奔放和经济实力也再度提升，才使得佛教界找到发展的空间。而起步较晚、但以推销现代禅学切入信仰市场的法鼓山与中台山两股势力，也是趁着这股浪潮，才得以突出既有两大道场的范围，先后在北、中两地建立或扩充基地。

    在本篇中，首先要说明的，是崛起较早的南台湾佛光山势力，在星云法师的带领下，于一九六○年代后期已经成形，由于远离台北，受到政治或中国佛教会的干扰较少，是它得天独厚的地方。

    佛光山初期教势的拓展，几乎与台湾社会的脉动同步，因正当星云从宜兰移居到高雄逐渐站稳脚步之际，台湾南部正好陆续出现加工出口区，在这段时光里，台湾的经济形态开始急遽转型，导致农村年轻的劳动力纷纷投入大都市边缘的加工厂，而这时星云的佛光山刚好在高雄的大树乡出现。许多离乡背井的「田庄少年」，为要寻找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便在精于宣传、擅长说教的星云的引导下，成为佛光山初期的基本信众，何况佛光山又是他们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更重要的是，星云法师不但具有全台的知名度，他还首开风气之先，在电视台上制作第一个弘扬佛法的电视节目。星云的作法相当新颖，他把人间佛教包装成欢欣快乐、突破守旧形象的宗教，致使台湾的佛教徒对自己的信仰感到骄傲，面对西方宗教的评比，再也不必退缩，让人们对台湾的佛教大大地改观，这可说是星云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如果从扩展至今极其复杂但又有条不紊的佛光山组织看来，星云不折不扣是一位擅长组织规划和经营策略的良才。自他立足的宜兰雷音寺开始，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照料，成绩斐然；然后星云大胆尝试作跳跃式的扩张，把教势一下子延伸到南台湾的重镇高雄。他接着又向全台各县市攻坚，使佛光山的寺院及道场遍布各地，除了佛光山大本山之外，规模较大的别院计有五个，台湾岛内分院有三十多个，台湾岛外分院也有十来个，皈依佛光山的信众据称已达一百万人以上。

    非但如此，星云于一九九二年在美国西来寺成立国际佛光会以来，佛光山的触角马上伸展到全球五大洲，台湾岛内的佛光会至今己成立三四八个，台湾岛外则有七十余个，明年﹝一九九七﹞该会还特地把年会，安排在中共收回主权后的香港举行。换言之，国际佛光会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正式登陆中共的管辖区，由此可见星云领导下的佛光山组织，渗透以及扩张的能力，真可谓强韧无比。

    在佛光山之外，另一支稍后在东台湾发迹的佛教势力，就是赫赫有名的慈济功德会。这股力量的快速成长，其实主要归功于下列一些因素：首先，慈济的证严法师个人是一位说故事的天才，她能够用既通俗又流利的国、台语，运用简单且生动的比喻讲解佛经，劝人向善。在她许愿替东部居民盖一家不用先缴保证金，即可接受医疗的医院后，这项深具时代意义的人道呼吁，立刻赢得广大民众的赞赏和支持，使她无意间掌握到毕生难逢的机会。其次，她透过台大医学院的全力配合，让慈济医院顺利地落成，更成为东部的医疗权威，连带地也令她一跃而为台湾民间的传奇性人物，而她原已具有的个人魅力，从此就更加耀眼夺目。

    而证严在建立世俗的权威地位之后，内部自然衍生出类似直销式的紧密组织，自上而下层层负责，一般捐款的信众为最底层，每个月都有专人到户收款，平时便积少成多。一旦证严为特定事件发出呼吁，捐款的数额就更加可观了。她全然以投入公益事业的经营手法，来领导遍及全台的会员组织。

    又因证严法师坚持一生不受信徒供养，故而她对信众损献的钱财，处理得清清白白，让人找不到操守上的缺憾。举凡涉及大宗经费的使用，她都交由董事会来共同决定，如此更加提升慈济功德会的公信力，这就难怪慈济的会员得以从原先的三十人，于三十年间激增到四百万名。

    人多好办事，慈济如今的会务也从当初的济贫赈灾，扩充至慈善、教育、医疗、文化四大方面，于今在花莲本会之外，台湾岛内分会共有四个，支会和办事处则遍及全国，海外分会计有四个，联络处有二十多个，会员据称多达四百万人。

    除了佛光山和慈济这两大佛教势力之外，圣严的法鼓山和惟觉的中台山教势，都因为讲禅和修禅造成社会轰动而窜起于北台湾。工业化之后的台湾社会，为现代人的心灵所带来的疏离感，迫使每日熙熙攘攘在都市里求生活的上班族，对探讨人的内心世界感到有迫切的需要，而禅学讲求心法和解脱的技巧，相当符合都市人的需求，再加上各种媒体的渲染，顿使学禅坐禅变成既时髦又有智慧的商品，所以政客、名人都来加入打禅七的行列，禅学便因此有逐渐脱离佛学研究、自立门户的味道。

    现代人迷恋禅学的结果，便往往将禅当作是清除社会罪恶的万灵丹，连许多的政府单位过去都曾在经费和名义上，大力支持许多道场所举办的禅学活动，俨然把学禅视为改良社会风气及辅导少年犯的教育工具。其实这种作法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教育单位在事后，很少作过效果评估，也罕能追踪各道场的经营状况，因此才会爆发出令不少家庭悲痛不已的中台山剃度风波，这件事从中央以及地方主管教育单位都有失职，实在难辞其咎。

    据了解，目前法鼓山的教势发展迅速，除了原有的农禅寺、中华佛学研究所、美国纽约东初禅寺之外，目前已有四个分院，台湾岛内各县市都设置了办事处，台北则有一个法缘会正在运作中，估计支持的信众约有三十万名。相形之下，现阶段备受九月剃度事件困扰的中台│灵泉寺教团，如今的教势规模幷不算大，计有三十多个精舍，六百余位出家的师父，尚有一所中台佛学研究院，信众部分则人数仍不明确，但应不会超过法鼓山。

    综观台湾佛教的发展现势，四大教团的负责人都是魅力型的领导者，一个个年纪都不小，最年轻的证严法师都已是七十多岁了。然而，弟子们在他们师父魅力光芒四射之下，实在很难有出头的机会。这四「巨头」之中只有星云试过把大本山的宗长位子交给弟子心平，可惜心平法师前几年已告圆寂，所以这项努力等于是功亏一篑。是故四大教团目前都同样面临谁来接班的问题。

    其次，处在台湾经济长期未见好转的情况下，超大型的道场如佛光山和慈济功德会，它们面对事业的转型就特别困难，因为过去财源滚滚而来的景况，恐怕时机已不再复返。星云一九九六年因为介入总统选举太深，一方面得罪了国民党，另方面也自暴其短，声势一时间很难恢复，因此佛光山起了封山的念头。直到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总统之后，才又于去年（2001）重开山门。

    证严法师一向用宗教情操来凝聚内部直销机构式的组织，架构虽然紧密，可是这种情操只有证严一个人才有那么大的威力，所以一旦她不在了，慈济的内部组织是否能够继续维持而不崩解，的确令人怀疑。最近几年慈济开始与企业界合作，例如莲花卡的发行或接受高尔夫球协会的捐款等，这种转型的尝试，不禁引起佛学界的深切关注，喜忧互见，唯恐慈济会向制造环境污染的企业妥协，不替中下阶层的民众请命了。

    此外，由于经济现况不佳，各道场的募款能力大幅下降，可是各教团却又争相开办佛教学院或大学。长此以往，则将造成佛教教育资源的重复浪费。此一棘手的问题倘若无法解决，那么，这种趋势的走向肯定会把台湾的佛教推向一个临界点，届时若出现任一教团因财力不堪负荷而崩盘，那么最大受害者，也显然必是整个佛教界都在内，这是我们不能不密切注意的。

 

                                         （本文转载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