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宏

[内容摘要]基督教教会学校曾经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20世纪20年代，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教会教育开始面临前所未遇的危机。在国民急于寻找改造中国新路径的背景下，被视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人收回教会教育权以及“巴顿调查团”所作中国教育状况调查，刺激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国家主义”教育理念遂成社会共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适逢其时地与中国革命结合，将国人抵抗列强侵略的民族情感上升至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高度，教会教育因之被认定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苏俄通过促进国共合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联合阵线的组织形式，则促成了运动的深入开展。从根本言，遍及全国的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乃是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

关键词：北洋时期；民族主义；收回教育权运动

    1922年7月上旬，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举行第一届年会，讨论教育革新问题。到会人士共370余人，会议收到议案122件。会上胡适提出议案、丁文江等人附议，主张“凡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1〕获会议通过。从此，教育脱离宗教的影响控制逐渐成为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一年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和南京的会员在苏州召开会议，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之后达成妥协，通过了《苏州大会宣言》，制定了9条行动纲领。明确表示要“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2〕将教育脱离宗教控制的思想发展为反对教会教育的国家主义教育主张。1924年10月15日，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在开封开幕，共有19个省区的代表出席会议。与会代表提出《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和《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两项议案，获大会表决通过。自是，教会教育权问题成为中国教育家共同关注的严重问题。在教育家提出的“民族主义”教育主张启示下，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学（The Anglian Trinity College）发生学潮。之后数年，教会学校学潮不断。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正式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外人在华办学须经中国教育行政官厅认可，学校行政领导与董事会须以中国人为主，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 〔3〕北洋政府的官方行为与连绵不断的学潮及教育家的思想主张互激互励，彼此推动，促成了长达数年之久的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的开展，使教会学校面临自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
   
    教会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至大且深，因而收回教育权运动对近代中国教育所产生的作用非同小可。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反帝”思想指导下对于教会教育的终结行为，正是肇端于北洋时期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这场运动的成因极其复杂，广泛涉及政治、外交、教育、宗教以及国内社会思潮等各个层面，既有外部条件的刺激，又有内在因素的推进。中外学术界曾经就此展开讨论，但研究尚不充分。国内既有研究一般着力于从教会教育方面去寻找原因，如《中国教育发展史》的作者认为，“收回教育权运动主要是由于教会教育的恶性膨胀而引发的”。〔4〕这一结论明显缺乏说服力，因为教会教育在民国初年虽有长足发展，却从来没有发展到“恶性膨胀”的程度，因而仅从教会教育发展角度思考问题将难以对运动的发生作出合理解释。国外学者则偏重于从教育与宗教关系的角度寻找原因。如美国学者鲁珍晞（Jessie Gregory Lutz）所著《中国与基督教大学1850-1950》一书，引证范源廉、胡适、蔡元培等人有关教育独立于政治及宗教的主张，证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思想驱动来自西方近代教育理念。鲁珍晞虽然注意到了教会方面所作有关基督教在华教育调查对中国反教人士产生的刺激，但语焉不详，对于当时中国社会酝酿并迅速扩展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与苏俄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故其对运动原因的解释，还停留在相对表浅的层面。〔5〕本文拟从民族主义与收回教育权运动关系的角度，对此问题作一新的诠释。

    一、“西方病夫”崛起与“东亚病夫”的反应

    1924年初，国内不少报刊转载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关于土耳其事变的公报，报道了土耳其政府关闭外国学校的消息。不久，《向导》周报刊登陈独秀所撰《土耳其放逐教主》一文，披露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三则电文，报道了土耳其事态的进展：

    “3月2日君士坦丁堡电：本日国民党讨论重要议案：1. 废教主，2. 废宗教部，3. 废宗教学校。第一案规定取消教主职位，于10日内永远驱逐教主及其眷属于土耳其境外，没收其宫室，以大多数通过，提交国会。3日电：国会已通过废教主议案，安戈拉政府命君士坦丁总督于10日内执行。4日电：国会开会时，基玛尔将军演说极言政教分立、教育统一、澄清司法之必要，除少数宗教党及保守党外，皆欢呼不置；废教主案全数通过；基玛尔将军建议教主眷属妇女免加放逐，亦经众否决。4日晨，君士坦丁总督率同警察赴教主宫，向教主宣读废位文，即令离境，教主旋率眷属起身往瑞士。”

    陈独秀在披露以上电文之后评论说：土耳其政府这一“伟大举动”，是自复国以来土耳其国民党长期宣传运动的结果。废逐教主的理由不但涉及教育，也关系政治，因为教主及其拥戴者始终“勾结英国帝国主义”，想推翻安戈拉革命政府，所以废教运动深得民心。陈独秀介绍土耳其革命的目的在于引喻中土、启迪国人，因而他在文章结尾处用鼓动性的语言写道：“以前尝有人说，东方有两个老大病夫，一是土耳其，一是中国。土耳其年来的伟大举动——一是毅然决然联络苏俄恢复国土并否认列强的治外法权，一是此次毅然决然驱逐教主——已经证明他不是老大病夫了。而我们中国还俯伏在列强军阀及礼教的势力之下，今后能否改变老大病夫的现状，改造后的中国国民党至少要负一半责任。” 〔6〕

    土耳其驱逐教主、关闭外国学校的消息极大地刺激了亟于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国人的民族情感。因为在一般国人心目中，土耳其与中国一样，都是曾经在历史上盛极一时但又国运衰落了的帝国，两国的历史文化具有某种程度的可比性。土耳其能够做到的事，中国也应该能够做到。广州学生在一份宣言中以土耳其的事件为例放声呼吁：“西方病夫土耳其人民，已经起来大声疾呼收回教育权了。东方病夫的中国人呀！速醒、速起！” 〔7〕教育界人士亦发表文章鼓动说：“土耳其的学校已收归自办了，而谓我中华民族的教育不应该脱离教会势力吗？而谓我中华民族的教育不能脱离教会势力吗？” 〔8〕

    在报道土耳其事件的同时，国内各报刊就奉天收回教育权运动所作的报道，对内地教会学校学潮的普遍兴起以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开展，亦起到了催化作用。

    奉天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略早于国内其它省区。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日本人开始在中国东三省建立学校。1914年，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各地所办学校的学生人数为2622名。20年代初，由日本人创办或控制的各类学校已多达450所。〔9〕日本在东三省的教育扩张很快引起国人警惕。1923年，奉天教育厅长谢荫昌曾著文表示担忧，主张所有初、中级学校和师范学校的教员均应由中国人充任。1924年3月，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冢正助与谢荫昌会谈，谢明确指出：“一国之国民教育，根本一国历史之精神。无论何项国家，决无他国越俎以救其国民之理。……中国人民而施以贵国之国民教育，在贵领事于心安乎？”为抵制日本的教育扩张，谢荫昌支持并帮助教育界人士成立了“奉天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该组织曾计划发起一场广泛的运动，成立调查日本文化侵略的委员会，向日本国民和政府官员申述收回教育权的理由，以唤起世界舆论，唤醒中国教育团体。在各界人士推动下，奉天教育厅于4月11日宣布了收回教育权的决定，规定嗣后外国人在东北设立学校须经省教育厅批准并遵循中国的教育法规。在奉天教育会年会上，谢荫昌代表省教育厅宣布：禁止中国儿童到日本学校读书，小学教师中的外国公民必须退职。奉天代理省长王永江还会同谢荫昌向日本总领事及满铁地方部交涉，要求尽快交出南满铁路附属地教育权。与此同时，南满教育协会等教育团体号召学生罢课，并敦促地方政府进一步限制日本教育势力的扩张，建立能够取而代之的中国学校。 王鸿宾等主编 《东北教育通史》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525页）对日本在东北的教育扩张作了较为具体深入的事实陈述，本节内容参考了王著等相关的研究成果。

    虽然奉天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不久就因日本对地方当局施加压力而终止，鼓吹收回教育权的《奉天东报》也被迫停刊，但奉天的斗争却对内地反对教会教育的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当是之时，国内舆论对奉天事态的发展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政治周报》、《教育杂志》、《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报刊都及时报道了奉天收回教育权的消息。《中国青年》刊登的一篇文章甚至指出：“最近奉天的官厅教育界不正在进行从日本争回南满沿线的教育权么？张作霖纵有一万个不是，在这一件事上，应当全国一致的督促他，援助他。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听任外国人自由办理，这是又一次的民族革命呢。” 〔10〕

    土耳其与奉天发生的事件能够在中国内地产生巨大反响，是因为此时中国已经处于民族主义运动新高潮的前夕。对此，胡适曾有明确论述。1924年秋，当教会学校学潮涌起之时，胡适应邀到燕京大学作《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的演讲，说出了一段令教会人士感觉心悸的话：“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今日的传教事业有三个新难关，不容易打进去。第一是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反动。……这种反动是不可轻视的。他们的理由就是八十年来列强欺压中国人的历史；他们的证据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和租界。这些不公道一日不除，这些不平等的情形一日不去，那么这些反动的喊声一日不能消灭。……这是强权不能压倒、武力不能铲除的。” 胡适：《 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见欧阳哲生编《 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634-640页。 胡适认为教会教育面临的第二个难关是“新起的理性主义趋势”，第三个难关是“基督教传教事业内部的弱点”。胡适所言，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是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教会学校的学生才纷纷发难掀起学潮；正因为受到民族主义的驱使，社会各界才会对土耳其与奉天的事件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并以此为契机，推进内地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
 
    在民族意识滋长的宏观背景下，国家主义教育理念逐渐播入民心，政治家及一般国民对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早在1906年，清政府新设立的学部便申明了带有鲜明国家主义色彩的教育原则：“教育为富国之基，一国有一国之国民，即一国有一国之教育；匪惟民情国俗各有不同，即教育宗旨亦实有不能强同之处。”由于教育乃国家富强之基，权操自我，容不得外人羼入其间，因此，学部明确规定外国人在华设立学校“均无庸立案”。 〔11〕这一规定虽未能取缔外人在华办学，却从制度上将外人所办学校置于不合法的地位，客观上有利于国立教育事业的发展。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的教育被置于不同于封建时代旧教育的社会及政治基础之上。此时，教育家都十分重视教育服务于国家社会，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曾经担任北京政府教育部长的范源廉把教育的职责概括为“明世界之大势，示科学之重要，振尚武之精神，阐爱国之真义”，认为“教育为存亡之所属”，“为培养国力之要务”，“保存国粹与适应时势”乃“独立国之教育主义”。希望国人同心协力，以求国家教育之成，万勿取漠然置之、苟焉处之的态度，“以阻害教育者阻害国家也”。 〔12〕范源廉的意见发表于1914年。两年后，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时，教育家温宗尧在《论教育》一文中阐发了同样的思想见解。他认为现代义务教育促成了西方国家的强盛，而愚昧无知则导致了亚洲国家的贫弱。可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掌握教育权柄并为国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就不可能使政治进步、工业发达、道德高尚，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3〕

    对教育功能获得的新认识，使国人难以容忍外国人开办的没有中国法律认可的教会学校继续存在。《中华教育界》载文指出：教会教育的宗旨与中国国民教育宗旨不符，因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宗旨，至少要培养本国的国民，延长本国国命，光大本国国运，任何特殊教育宗旨，不可与此国家教育宗旨相冲突，致减少国家教育的效率，抹杀国家教育的根本”。而基督教教育阐明其宗旨在于传教，已明显逸出教育范围。“一言以蔽之，基督教教育是造就外国教徒的教育，与造就本国国民的教育根本不能相容，我们承认了基督教教育，就要妨碍国家教育的推行，所以必须反对教会学校，绝对主张收回教育权。” 〔14〕20世纪20年代广泛开展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实乃这一思想认知合乎逻辑的行为展现。

    二、“巴顿调查团”之中国教育调查及其反响

    在教会内部，一些企图发展教会教育事业的努力，其效果往往与教会人士的主观愿望背离，客观上促成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开展。“巴顿调查团”对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所作调查堪称此类历史例证中的典型。

    1921年9月，由美、英、中三国教育家、神学家及传教士组成的中国教育调查团受基督教差会和洛克菲勒财团资助，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教授巴顿（Ernest D. Burton）团长的率领下，开始对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中国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调查。调查团成员共16人，中国方面的成员有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9月30日，调查团成员在北京会合，研究确定了调查的地点和范围，随后分南、北两路，在4个多月时间里，对中国36个城市及香港、马尼拉近500所学校进行了调查。调查团成员意识到了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并针对国家教育状况重新确定了教会教育应当扮演的角色。他们认为，基督教教育工作者觉悟到差会不能向多数中国学生提供教育的时候已经到来。既然教会的目的是要建立强大的基督教教区，那么教会学校今后就应当把精力集中用在愿意接受教会教育的中国学生身上。虽然国立学校的课程与标准应当采纳，“爱国主义”也应当培养，但教会学校却应当提供一种不同于中国学校的“健康”的办学类型，在中国建立永久的立足之地。〔15〕
 
    调查工作于1922年初结束，不久调查团将部分调查报告编成《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一书，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和美国北美差会部出版发行。该书对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和作用作了如下表述：“基督教教育对在华教会全部工作的特殊贡献在于运用教育手段实现基督教差会的目标，即通过引导人们直接与耶稣基督接触，缔造一个基督教社会秩序，以建立上帝之国。它对中国全部教育工作的贡献是提供一种教育，以基督教精神渗入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借助其内容与方法，满足学生最深的属灵需要。”〔16〕尽管调查报告仍然坚持传统基督教教育的基本原则，但中国民族主义的日益高涨与教会面临的冲击使调查者不得不考虑某些改革，以便使教会学校能够在中国长久存在下去。为此，他们明确提出了促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口号，以应付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

    促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表明了教会方面对国立和各种私立学校急剧发展构成的对教会学校竞争压力的担心。20年代初，中国人自己设立的新式学堂已经从数量上超过教会学校。从发展趋势上看，在办学数量上与中国人竞争已经不再现实。因此，提高办学质量成为保存和发展教会教育的关键。调查报告指出：“今后教会学校必须把基础完全放在质量上，只有质量能吸引非教徒，甚至教徒也宁愿进一所优等的〔非〕教会学校而不愿进入一所蹩脚的教会学校。”〔17〕提高教学质量的最佳途径是对教会学校作必要的调整。为此，调查报告提出了制定统一的学生入学及毕业标准、课程标准以及教师任职资格标准等一系列措施。

    促使教会教育“更基督化”表明了差会及传教士对教会学校传教功能日益削弱的关注。调查显示，许多教会学校的礼拜仪式与宗教课程已经成为单调枯燥的例行公事，大部分差会经费被用于纯教育事业，未能产生促进中国“基督化”的宗教效果。鉴于这种情况，报告主张安排最优秀的教师承担宗教课程，减轻他们的教学负担，以便为宗教课程作充分的准备。此外，采纳适合中国需要的宗教课程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些宗教课程应当区别等级循序渐进地讲授。调查团建议将多数宗教课程列为选修课，并对宗教必修课问题加以认真考虑。但万变不离其宗，最重要的是要把基督教精神渗透到教学工作的每一个方面。〔18〕

    教会学校应当“更中国化”的口号则反映了教会中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员摆脱外国人控制的愿望及差会对这一状况的忧虑。尽管教会学校中的华人具有促使教会学校中国化的意愿，差会方面也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但许多传教士认为教会学校已经过于中国化，他们不愿意进一步满足中国师生的要求。调查报告提出使教会学校“更中国化”，某种程度上带有敷衍中国基督教人士的策略考虑。基督教及教会学校的“中国化”只是“化”在形式上，中国的“基督化”乃是“化”在内容实质上。调查报告对促使教会学校“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所作的如下解释：“在性质上彻底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中国化，把效率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19〕说明“中国化”只是实现“基督化”的一种手段。这无疑会引起国人的反感，激发出反对教会教育的民族主义情绪。

    调查报告尚有大量篇幅涉及中国其它类型学校的发展状况。在报告的具体描述中，教、俗两类学校形成明显的反差，足以给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的国人造成刺激。为了深入揭示收回教育权运动发生的原因，不妨结合其它文献，将教、俗两类学校的状况作一番比较。

    正如调查报告所指出的，尽管存在未获中国政府注册认可的不利地位，尽管民国以来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教会学校，但教会学校的总体质量仍然高于一般国立学校。在办学条件、教学设施、教员薪俸乃至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上，教会学校都占据明显优势。以办学条件中最基本的项目办学经费为例。教会学校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差会本部拨款或国外的捐赠；二是学校收取的学费及食宿费等款项。教会方面对1918年所办学校收支状况的调查表明，这一年收入为1263358元，支出为1079684元，支出之后，仍略有盈余。〔20〕至于教师薪俸，教会学校所定标准和实际收入均比较高。据司德敷主编《中华归主》调查报告对20年代初各省区的调查统计，当时教会学校科学、数学及英语教师的平均月薪为31鹰洋元，汉语教师为30鹰洋元，其他教师为18鹰洋元，基本没有克扣拖欠现象。〔21〕

    国立学校则是另一番光景。从经费来源看，国立学校的收入有政府拨款、提款、学杂费、公产收入等。“有些筹款的方式很有意思，有时也很可怜。从前用于迎神赛会、演戏和祠堂的钱，现在有时被用作学校经费。寺院被改为学校，寺院的地产和收入拨归学校。有的地方将赌博执照的收入部分用于教育。”1919年，政府用于教育的总经费为6520635元，占政府全年财政总支出496259871元的1.3%。如此微薄的教育经费，不用说无法与教会学校相比，就是与清代相比，也不免逊色。例如，1907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湖北的年教育开支为100万元，但20年代末则仅有40万元；江苏在清末每年用于教育的费用在200万元以上，20年代末仅有100万元。〔22〕

    教育经费短缺直接影响到教师的待遇。1917年5月3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令，规定了教职员薪俸等级及额度。〔23〕若薪俸全部兑现，国立大学教师也算得上富裕阶层。但是，国家规定的薪俸并不能如期足额发放。以北京国立高校为例。资料表明，1921年北京国立高校有两个半月未发放薪俸，1922年薪俸积欠达4个月以上，1923年积欠达8个月以上，到1927年2月初，积欠已高达20个月以上。平均计之，1921—1927年3月这5年多时间里，每年至少欠3—4个月薪俸。加上各种各样的克扣，国立高校教师的实际收入不仅偏低，而且没有保障，因而仍以“寒士为多”。〔24〕20年代中后期，国立学校教师纷纷掀起“索薪运动”，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如数如期发放薪俸，以解决养家糊口问题。“索薪运动”频频发生，表明国立学校教师待遇低下和没有保障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正如《中华归主》的调查报告导致了国人对教会势力激剧增长的恐惧与不满并助长了1922年国人的反教情绪一样，巴顿调查团调查报告所反映的教会教育新的扩展努力以及教会学校与国立学校之间的巨大差距，亦使国人特别是教育界人士感到了强烈的刺激。虽然对中国教育进行调查的建议早在1915年举行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第二届年会上便已提出，调查报告在国人反教情绪日渐高涨时出版不过是偶然的巧合，〔25〕但在当时，要让国人相信这种解释是徒劳的，反对教会教育的呼声不久就因调查报告的出版而迅速腾起。

    1922年春，少年中国学会评议员余家菊发表了《教会教育问题》一文，对教会教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在分析批判教会教育时，取证的材料正是巴顿调查团的《基督教教育在中国》这一调查报告。其中两段取证材料及余家菊的评语十分引人注目。调查报告第14页写道：“现在是巩固在华基督教学校之最好时机，将来使中国成为‘基督教国家’的，就是从此等学校出来的男女人们。”余家菊在翻译了这段话之后指出：“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其野心之所在。然而基督教配使中国归化吗？中国果真归化于基督教，是世界之幸呢，还是世界之不幸，我愿有良心的教士们下个答语来。”报告第55页写道：“基督教教育之未来命运，尚在未定之时，说她已经动摇，未免形容得过度一点。有很多学校、组织、设备都很好，决不易于摧毁。所没有确定的，只是或者基督教教育将成为中国生活上之主要的势力呢？还是比较的轻微的因素？此问题之解决，大有关于中国是否将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度，是否在未来的若干世纪中将成基督教之大本营。”余家菊翻译了这段文字并指出：“基督教在西方已经立足不住，所以他们想用中国做大本营，所以他们底经营是竭其全力的。”

    针对教会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余家菊提出了五条对付措施：第一，在宪法有关教育的条文中明白规定教育与各宗教恪守中立；第二，施行学校注册法；第三，施行教员资格检定法；第四，严格实施义务教育法规；第五，未经注册学校的各级学生或毕业生，不得享受各该级学生或毕业生的待遇。余家菊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问题，认为在教会学校“托庇于治外法权”，“背后挟有无数兵舰”，试图把中国“变作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现实情况下，“教育权之收回实为一紧急问题”。〔26〕
 
    同期作出收回教会教育权明确表示的还有教育家陈启天，同余家菊一样，陈氏引证的材料也出自巴顿调查团的调查报告。〔27〕余、陈二人的思想主张，清楚地凸显了巴顿调查团中国教育调查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关联性。

    三、“走俄国人的路”与反教组织形式的形成

    收回教育权运动并非孤立事件，它与同期广泛开展的以“反帝”为宗旨的各类民族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20世纪初，国内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利权的呼声高涨。从发展序列上看，收回利权运动首先提出的是路、矿权益问题，而后扩展到关税主权、治外法权等众多方面，范围日益扩大，最后遂由要求收回某一或某些具体的国家民族权利发展为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业已丧失的国家主权的斗争。从逻辑上讲，这一斗争既已发展为目标广泛的收回利权运动，就不能不将收回教育权的斗争涵盖在内。近代民族主义者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中国教育权的丧失，是列强“武力侵略之当然结果”，列强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后，“订条约，修和好，割地赔款，且予取予求，莫知所止，而于制人生命之教育权，岂反有置之不闻不问之列？” 〔28〕

    国人对列强侵略认识的深化，明显受到了列宁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学说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被零星介绍到中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开始受到国人关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也逐渐为国人认知接受。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接受列宁的学说并非单纯学理论证的结果，而是由于对苏俄与英美等西方列强不同的对华政策有了新的体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列强无视中国政府及民众争取民族独立自决的呼声，坚持维护其在华半殖民地统治秩序。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则表示将放弃沙俄的侵略立场，对中国摆脱列强殖民侵略的斗争表现出同情和支持的态度。

    为了支持和指导中国革命，1921年6月，列宁委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Hendricus Sneevliet）来到中国，与国民党建立联系，并会见孙中山，讨论了中俄联盟的可能性。1922年8月，苏俄政府派副外长越飞（A. A. Joffe）以全权代表身份来华。1923年1月，经马林、张继等人斡旋，孙中山与越飞直接见面会晤。双方讨论了改组国民党、建立军队以及苏联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1月26日，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正式发表。《宣言》明确指出：“中国最要紧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的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29〕同年10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之邀请，派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前往广州，担任国民党的顾问，具体指导和帮助国民党改组。

    苏俄承诺的与西方列强迥异的对华政策，不仅使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权放弃了寻求西方国家支持的一贯立场，走上了“联俄”道路，而且造成了国内民族主义者普遍接受列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理论的国际环境。1923年12月，北京大学在建校25周年之际作了一次民意测验。参加测验的学生共752名，测验结果表明，几乎所有学生都对曹锟控制的北京政府表示反对或不信任。他们相信，民族革命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测验还表明，94%的学生相信，由于实施社会主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俄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至此，列宁终于取代威尔逊，成为北大学生心目中的世界“第一伟人”。〔30〕这次“民意测验”虽然仅在学生中进行，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国人对中外关系的新的认识。

    国人对中外关系的这种认识使苏俄获得在更加深入的层次参与中国政治的机会，促成了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合作。1923年1月，共产国际通过国共合作的决议。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确立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奋斗目标和以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政府举借的外债以及确保人民的自由权利、改善人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内外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开始。

    苏俄指导下的国共合作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为运动提供了思想政治纲领的指导，而且提供了领导社会各阶层人士推进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得以同左翼革命党人联合，促成了运动的纵深发展。在1922年的反教运动中，国、共两党均不乏党员参与，但却是以个人身份发表言论，并不代表组织。当时的反教运动之所以没能持续进行，缺乏政党组织的参与指导乃其重要原因。 参见杨天宏《 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人民出版社，2005年。现在两党实现合作，收回教育权运动也就获得了有力的组织推动。随着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促成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大联合、共同推进“反帝”运动的主张也提上了中国革命的议程。1923年7月发表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曾向工人、农民、学生和商人发出联合斗争的呼吁。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亦表示，在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国民党人要寻求士、农、工、商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由于国、共两党都重视各阶层爱国人士的联合，在推动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的高潮，收回教育权运动就是这些运动与具体政治目标结合的产物。

    从思想资源角度分析，国内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摄取最初主要集中在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上。随着国内民族主义逐渐高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问题以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开始为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以及各阶层人士接受，列宁的名字“成了殖民地国家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里受压抑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口中最爱戴的名字”〔31〕。此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无论是否赞成共产主义，都在列宁主义的理论架构之内来认识“帝国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列宁的学说提供了识别洞察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并有利于将“反帝”斗争结合进中国的民族革命以及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随着列宁的学说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接受，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进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1922年中国反教运动初起时，反对“资本主义”的主张尚被指斥为激进思想，当时很少有针对“帝国主义”的宣传。但是1924年以后，“打倒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国内革命运动中喊得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虽然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并向外扩张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解决由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生存危机问题只能从经济入手。列宁在肯定经济在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亦十分注重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交互作用。国家是一个完整的复合体，帝国主义的殖民征服不可能采取单一的形式。由于从列宁的理论中获得了这样的认识，民族自觉日渐增长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必然要把教会教育纳入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体系中。这样，当1924年中国民族主义呼声日渐高涨之时，教会教育被当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形式而受到攻击，也就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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