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新闻通讯社与天亚社几乎在同一时间刊登出一篇陈日君枢机回应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会士韩德力神父的《不要杀害在中国的先知们，他们是今日的利玛窦》的文章，我们全文转载如下（个别句子有所屏蔽，望见谅）：

 

    陈日君：哪里有对话？哪里有对立？

 

    我是大罪人，没有资格指责别人。但我不想犯多一个罪，做一只该吠时不吠的狗。

    韩德力神父又写文章了，第一句是“中国的开放政策使一个彻底成熟的天主教会有发展的空间”。我读了整篇文章也读了另一篇最近被收集在一本特刊“点一枝蜡烛”里的文章，不难看出韩德力神父所指的先知是那些同政府对话的教徒，而想杀死他们的就是那些主张与政府对立的国内外人士。

 

    我以为韩神父根本在捕风捉影。哪里有对话？那里有对立？

    韩神父当然有很多机会对话，和他的中国教会内的朋友，和刘柏年先生，和中国政府人士，和罗马传信部对话（或许也是最后两者之间穿线人）。

 

    但我们的主教们有机会对话吗？和谁呀？他们彼此之间吗？不，政府常监察免得他们彼此商量。与政府对话吗？当然没有机会。在政府前他们只有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干部抓着机票或车票说“我们去吧！”你也不知道去哪里。“去开会！”，你也不知道开什么会。开会时叫你读一些不是你写的，你也未过目的演词。

 

    韩德力神父岂能不知道我们的主教们（这里我说的是地上主教）是奴隶身份，或简直似被牵着的小狗。正如教宗在他的信中说过：“他们贬抑了……主教的职务”（侮辱我们的主教）。

 

    至于对立。谁搞对立？一头羔羊在狮子面前，不论牠怎样反应，都不能用“对立”来形容吧？！如果我们叫小羔羊快快逃避，我们是犯了煽动对立的罪吗？

 

    韩神父知道实情，也承认今日在国内地上地下都仍受到磨难，但他的文章里讲的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真是费解。

 

    当然今天政府难为教会的方法改善了。他们请你吃饭，带你旅游，送礼物，赏荣耀（如捧你为不同级层的人大代表），他们甚至会许诺尊重你信徒的良心，但众所周知，为他们诺言不代表什么，为达到党的目标，谎言绝对合法。

 

    最近他们释放了贾治国主教，听说不久也会释放苏哲明（苏志民 -天主教在线注）主教，但听说计划是这样的：政府甚或可以承认他们的主教地位，但教廷跟着会要他们退休，这样一位“双方接纳的（？！）”接班人就能登位了。总而言之，政府一定要达到它的目的。

 

    我们说“政府的目的不符合教宗的目的”，他们就说我们搞对立。不过，很奇妙，今天政府的目的很容易被传信部认同，那就可以皆大欢喜了，Alleluia。

 

    韩神父所称为“成熟的”天主教徒就如昔日的“宫廷先知”。他们不必勇敢，不必冒险，只要聪明。这些今日的宫廷先知高兴的坐在独立自办教会的马车上，不时叫一声“教宗万岁”！

 

    正的先知令人讨厌（不只敌人讨厌他们），人们以消除他们为快，“消除”也就是韩神父说的“杀害”。不过他们不怕，他们是准备舍身的。但痛心的是敌人长期的磨难未能消灭他们，现在却要死在兄弟手中。

 

    韩神父终算坦白，他说在国内的信友应该“按今日中国的制度”度他们的信仰生活，应该“好好配合今日遵循社会主义的社会”。我希望韩神父意识到他这样就是说大家应该参与“独立自办的教会”！

 

    韩神父提起利玛窦，但利氏面对的是一个能容忍他的皇帝，今天我们的兄弟面对的是一个要控制你良心的政权。

 

    韩神父多次拖教宗落水，好像他拥护教宗或教宗支持他。我不怕犯毁谤的罪，他这样做法是假善，是不义、“假善”。在“点一枝蜡烛”文集的文章里韩神父毫不犹疑严厉批评所有近代的教宗，我不相信他真正重视教宗的身份。

 

   “不义”。因为他要教宗成为他的同谋。其实他很选择性地引用教宗的说话：

 

    －　他说教宗让个别地下主教决定是否要获取政府的认可，但他没有说教宗要他们多么谨慎，教宗说“在获得认可过程中，有为数不少的具体桉例，若不说是经常地发生，某些机构的干预迫使有关人士作出有违他们的天主教良知的表态行为和承诺”（第七章第八节）

 

    －　他引用教宗在第四章最后一节所说的“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并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但他没有提教宗接着所讲的：“但同时，当政权不恰当地干涉教会的信仰和教律时，我们也不能就此屈从”。

 

    －　我不明白韩神父怎么能没有注意到教宗也说了一句特别为韩神父的朋友们适用的话：第八章，十一节：“可惜……有些主教……没有明显作出已获得合法身份的表示，为了相关教区团体的神益，（他们）必须……不断地表现出与伯多禄继承人完全共融的明显行为”。

 

    最后，在这里我想请问所有真正认识国内教会现况的兄弟姊妹，答覆我这个问题：“开放政策”有否真正改变了宗教政策？我怕韩德力神父的答覆是“是”，我不得不说是“否”。

 

    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我不能与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热爱中国的传教士）同意，实在太可惜。我敢点出韩神父的问题：是他太爱上了他的成就。他当然成功地为中国教会做了很多好事，我们那时也都拍手赞赏。但现在我们看到那些活动也带来了很严重的副作用，刘柏年先生的地位越来越巩固，我们的主教们越来越成了他的奴隶。亲爱的韩神父，请停下来，听听你许多兄弟的呼吁，他们一向欣赏过你的努力，但现在是时候改变政策了。

 

    教宗给中国教会的信是划分时代的：现在大家要以“真诚”为政策：真诚地，按教会的教会观，努力使情形正常化，回到普世教会的传统里！

    五十五年前（那是1955年9月8日 ，圣母圣诞瞻礼的夜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拘捕了上海教区一千多位神长、信徒。但我们今天还充满希望圣母玛利亚会援救我们的教会。但我们该准备为信仰牺牲一切。德肋撒修女说：“天主并不要我们成功，要我们忠信”。教宗本笃十六世多次对国内教难中的兄弟姊妹说“虽然眼前看来，你们是彻底失败，但你们要坚信！你们为信仰所受的苦一定会为教会带来真正的胜利。”希望韩神父在这一点上和我同意。

 

 

    附：天亚社发布的韩德力神父的文章：

 

                     不要扼杀中国的先知！他们是今日的利玛窦！

 

                                         韩德力神父

 

                       中国的开放政策促使天主教会得以成熟发展

    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启动开放政策，已经把“宗教信仰自由”重新放入八二年的中国宪法里，结果使中国天主教会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之后，得以重建。

    过去二十五年里，全国约有三千三百九十七名年轻司铎在十二所大修院受培育，超过五千四百五十一名修女在一百所初学院发愿。在河北、西安、上海、沈阳等地以及其他教区，教会的三十五个慈善单位纷纷经营起社会发展计划。当中国有灾难发生，教会就出现了，修女们照顾痲疯和爱滋病患，教会在特殊教育方面的启智中心以及养老院回应了中国社会的需求。

 

     过去二十年来三个教会出版社也出版了约一千种基督信仰书籍和几十万册《圣经》，教会期刊也不少，其中最大的《信德报》每两星期在全中国发送六万份给读者。每主日，成千上万的教友在全中国五千九百六十七座教堂举行弥撒圣祭。如果问他们属于哪个团体，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他们定会不以为然，而会只单纯地表示“我们就是中国天主教会”。这些正面的事实，都说明了一个成熟的天主教会已然在中国之内成长。

 

    但是，也有一些**的事实，令我们困惑。虽然所有中国天主教的教友都忠于罗马，但中国政府却未正式准予教会与圣座连结。当局对神父、教友的攻击甚至迫害，仍在地方上时有所闻。这类事件持续震惊世界，有些主教、神父还被监禁，教会本身仍有内部分歧，这一切问题可能解决吗？

 

                       中国与梵蒂冈双方都正式表示对话的意愿

 

    此事件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上突破。中国这个大帝国曾经封闭达两千年之久，其皇帝也有如教宗一般，决定一切与宗教相关的事物。鸦片战争（一八四零年）后，中国历经一百五十年，力图摆脱其孤立状态。今天，中国成为世界领导国家之一、公开与其他的国家对话，皆归功于其开放政策。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直到梵二大公会议（一九六二至六五年），同样也大约一百五十年，教会脱离中古进入近代，中古时期的教宗也常有如皇帝般的作风，但梵二后，普世教会开放为穷人服务、与世界对话、尊重不同的宗教、生命态度及生活哲学。昔日中国为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同意提出一些与马克斯思想背道而驰的政策，现在中国面临了修正其宗教政策的挑战。梵蒂冈也给了清楚的讯息，要与中国对话。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也不惜为教会过去十九世纪可能犯的过失而致歉。这些事实在在说明了历史的演进，中国与普世教会都展现出愿意对话的态度，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教会面临成为一个“对话的教会”的挑战

 

    这样明显的、历史性的演变结果，使过去与其社会对立的中国教会，正面临与中国社会对话的挑战。教宗鼓励对话，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放政策也欢迎对话。假如教会接受这挑战，就能导向历史上全新的一次：就是让福音在中国成功地本位化。

 

    中国会不会允许并给予尊重？教会是否准备好与中国当局从事真诚的对话？在中国教会里有些先知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们就是“今日的利玛窦”。普世教会是否会鼓励这些先知？或者某些批评是否会阻碍他们的努力？从前，利玛窦提倡本位化的先驱性的努力，曾因遭到批判而不得不停摆，结果衍生出“礼仪之争”。今天我们所耳闻的这类反对与当局对话的批评，是否会造成历史上的“对话之争”？

 

                            教宗本笃十六世带领对话之路

 

    教宗在致中国教会的牧函中（二零零七年六月），对教友、以及对当局说话时，都以慈爱宽厚的口吻讲述真理。教宗清楚地表明：中国只有一个教会，但也遗憾地指出：现存的两个团体内部明显分歧的实况。可是，事实上他亦表达对双方皆能理解。教宗十分了解有些教友过去所受的苦，但是他亦毫不犹豫地呼吁所有的人，要共同努力、促进合一，以成就一个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将不再被称为“官方”、或“非官方”的教会团体，而将只是单纯的“在中国的天主教会”。该牧函邀请全体中国教友，超越他们目前内部的分歧。教宗并不是要勉强任何事，而是期待每位教会领袖，在带领教友时，能清楚指出方向，就是：修和与合一之路。

 

    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牧函清楚指出中国教会不合法的部分，乃是由于五十年代的共产党政府建立的制度所致，直到今天还无法让人接受，而且也持续阻碍着目前教会的正常化。但是，教宗牧函接着也有这么一段，却被许多读者忽略了，就是：教宗对于国内深受煎熬的主教、以及在自由极度受限之下、却尽最大努力以忠于教廷的主教们，他都表达了对他们完全的信任，相信他们在面对当局颇具争议的要求时，做了符合自己良知的判断或抉择。

 

    教宗在牧函第七章中这样写道：

 

   “为此，我充分理解在此条件和情况下，要作出正确的抉择是困难的。所以，圣座在再次重申了基本原则后，认为该让每一位主教做决定，因为他在听取了司铎们的意见后，能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权衡具体的选择、评估给教区团体内部可能带来的后果。”

 

    教宗的信教导我们要信任中国的主教们，而非批评他们。

 

                        在中国，教会与政府之间也必须有对话

 

    传福音的效应常缘起且表达于一个国家特有的文化、历史、思想、经济与政治系统等脉络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社会，正合于中国教会要重建、要传福音的环境。首要的任务是中国教会必须与政府对话。关于这点，教宗本笃十六世也提供了方法，且清楚指出阻碍之所在，并引用耶稣的话，来说明大方向：

    “承认国家的职权及其权利，命令给凯撒纳税，但也明白地教训人该保持天主的至高权利：‘凯撒的，就应该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玛二十21）。”

     我们的信仰并没有阻止我们与政府对话，教宗这样说：

    “就此问题，我首先强调的是要义不容辞地、勇敢地维护信仰和圣事的共融。就其本身而言，圣统制不反对同政权就教会团体生活中涉及民事的问题进行对话。在不违背不可放弃的信仰原则及教会共融的前提下，教会接受政权当局的认可并没有甚么特别的困难。”

    教宗让中国主教决定如何进行与政府的对话，而且他明确地呼吁所有司铎、教友与主教团结一致：

 

   “最终的决定，也可能无法得到全体司铎和教友的同意。总之，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即便是很痛苦的，也要接受。从而维护教区团体与其牧者的合一。”

 

                            教宗本笃十六世与时俱进

    教宗在牧函中显示他是与时俱进。他明白我们今天所来往的，已经不再是五十年代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共产中国”了。教宗是向（一九七八年）开放政策下的中国对话，想讨论适用于天主教会的宗教自由。

    我们可以从教宗的牧函中体会到教宗告诉中国主教们：我了解并信任你们，一如我信任其他每一位个别教会的主教。要避免对立，多寻求对话，但也要坚定、坚持我们认为神圣而不可妥协的事，也就是“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中国教会”。如果执意散播对中国的仇恨，反而亦会造成对天主教会以及对教宗的忠贞**的标记。中国教友必须学会在中国现有的制度下，如何实践信仰，同时也得要求并坚持其天主教信仰身份受到充分的认同和尊重，因为，设若缺乏这样的尊重，在中国就没有对天主教的宗教自由可言。

    中国天主教会的领导人受到召唤，要诚心戮力，建立成熟的天主教会团体，并与今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密切整合。所有牧者、神父、修女及教友都必须经过灵修培育，准备好接受教宗所说的挑战，也就是：促进教会内部修和的牧职，并回应中国开放政策的挑战，也就是，以开放、坦诚的对话，与有关当局沟通，这才是中国教会当前的挑战。

 

    不要扼杀中国的先知！他们是今日的利玛窦！

 

    在中国教会的官方与非官方两个团体中，有些主教神父已经在实践先知的角色，他们勇气十足地走在坦诚对话的路上。圣座的领导与他们亦步亦趋，密切同行。他们都在实验性地找寻一条新出路，是前人不曾走过的路。他们的唯一目标是：在今日中国，为福音找到一个家。他们的路既不安全也不牢靠，甚至危机重重。他们是开路先锋，冒着被拒绝、甚至被中国海内外朋友批斗的风险。

 

    普世教会以及中国教会事实上应该肯定这些先知。他们可能带领走向长久以来所期待的、让福音能够成功地在中国本位化生根之路。只有像利玛窦这样的先知，才能走那样的路。利玛窦在他的年代，也曾饱受批判，直到几世纪之后，才大放光明，因他在对话方面表现的远见与果敢的努力，才受到肯定与赞扬。最重要的是，我们目前应避免先扼杀今日的先知、而等到日后才向他们的坟墓致敬。

 

    多年来，圣座致力与北京协议主教任命之事。据报导，直至最近数月数周内，都曾做过协商，并产生些效益。数月来中国教会祝圣的几位主教，就都经过教宗的任命及政府的认可。这益发凸显了近年来不为我们所知的进步。有几个信息说明今年有更多的圣职任命会跟进。我们祈盼这样勇敢而微妙的对话可以持续下去。

 

    我们从中国得到的这些好消息，正是来自官方与非官方两个教会团体的也自圣座的先知，他们回应了教宗本笃十六世呼吁的对话。透过且肯定他们开创性的工作，更落实且有助于促进中国教会内部的合一，重新建立中国教会与圣座及普世教会之间的连结。这么一来，一个完全成熟的中国教会的成长茁壮才会彻底实现，中国教友才会受到更大的鼓舞，且更有勇气在自己的社会里为福音作见证。

 

                              （本文转载自：天主教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