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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宗教改革对西欧近代教育世俗化的影响
发布时间: 2013/11/23日    【字体:
作者:陈沛志 王亚平
内容提示:马丁·路德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对“因信称义”作出了新的宗教解释, 并在宣传其宗教观点的同时强调阅读《圣经》的重要性, 从而大力推行对民众的文化教育。对民众的文化教育加速了教育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教育打破了罗马教会的教育垄断权, 致使教育权力转移到世俗国家手中, 教育的世俗化以及教育权力的转移是西欧现代早期国家形成不可缺少的因素。
关键词:  西欧, 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 教育  
 
 
     宗教改革运动是西欧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 恩格斯将其称之为“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19] (p.459)。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宗教和政治领域, 而是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对教育在社会各个阶层中的普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进作用。马丁·路德对原始的“因信称义”提出了新的解释, 强调人与上帝之间无需中介的直接交流, 由此动摇了罗马教会教权至上的根基, 引发了基督教内部的争论, 而这场关于信仰方式的争论实际上是西欧正在发生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转型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反映。新旧教派在传播各自宗教观点的同时都毫无例外地注重对社会各阶层, 尤其是下层民众的教育, 无疑在客观上促进了民众教育的普及。
 
    一、 宗教改革促进民众教育普及
 
    16、17 世纪的西欧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从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秩序向新的现代秩序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奥黛所概括的:“这个时期见证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 平信徒在宗教生活中自主地位的提高。所有这些剧变为西欧进入一个现代的世界做好了准备。政治、经济、宗教领域中的剧变不可能不影响到教育的变革。”[2] (p.xi)教育的变革是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普及和深入在西欧各地广泛发生的; 然而这场因为宗教改革引发教育变革的实质是社会教育的世俗化。
 
    宗教改革之前的西欧经历了黑死病和自然灾害的肆虐, 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 增强了货币的社会职能, 成为市民阶层提升政治地位不可缺少的“武器”。西欧社会转型产生的振荡自然对西欧传统的教育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首当其冲的是修道院学校。14 世纪, 修道院逐渐在社会中丧失了其经济作用以及在政治上的影响。庄园制的经济体系逐步解体, 租佃制经营土地的方式取代了劳役地租, 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范围扩大了, 修道院的社会经济性能在商品经济中明显地萎缩了。另一方面, 在商品经济中, 货币的职能日益突出, 它打破了土地资本的垄断地位, 土地不再是衡量财富的唯一尺度,利用建立修道院聚敛土地财富的方式已经过时, 所以教俗封建主建立修道院的兴趣荡然无存。不仅如此, 他们甚至还公开地剥夺修道院的土地, 所以14世纪以后几乎不再有新的修道院建立, 原有的修道院也大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法国, 13 世纪时尚有287 所修道院, 仅仅一个世纪之后就减少到53 所, 而到了15 世纪仅剩下26 所。在英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国家也都听不见兴建新修道院的消息。修道院自行解体, 依附于修道院的学校也随之消失。16 世纪, 这种情况更为突出,“1536—1540 年期间, 英国的宗教改革摧毁了所有的修道院, 也即摧毁了修道院内的教育制度”[12] ( p.22) 。不仅如此, 这种现象还延伸到了英国的大学,“1535年, 国教的传教士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毁坏了有关经院神学方面的藏书”[12] ( pp.24~25) 。
 
    早在罗马帝国时期, 罗马教会就控制了对基督教教义的诠释权, 从查理大帝时期起, 教会完全垄断了社会的文化教育领域, 修道院的学校和大主教堂的学校是西欧社会中唯一可以学习读和写的场所,“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 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20] (p.251)。12 世纪西欧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文化思想运动, 即:12 世纪的文艺复兴。在文艺复兴期间, 经院哲学极为活跃, 各个流派的理论家们从信仰和理性等不同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宗教信仰, 指导人们的宗教精神生活, 为此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做了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准备, 特别是这个时期建立的大学, 为社会培养了“精英”。然而在宗教改革之前和之初, 由于社会宗教意识的增强, 在狂热的宗教热情的鼓动下, 一些激进分子开始宣传科学无用论, 鼓吹宗教热情可以使人不须学习就能明了一切真理, 从而导致大学教育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结构变化导致政治体制的演变, 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了参政议政的可能, 通过上大学踏上仕途的途径不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当这条生路断绝之后,( 似乎对于许多人来说) 做一个严肃学者的愿望也就随之消失了”[11] ( p.562) 。据1501—1560 年德国大学年度入学人数估计表显示, 自1501 年到1515年间, 德国大学的入学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 到1511—1515 这五年间, 入学人数高达4041 人。然而, 自1516—1520 这五年间入学人数开始下滑, 到1526—1530 五年期间下滑至1135 人[11] ( p.566) 。加剧大学教育萎缩的第三个原因在于, 宗教改革之前的学校与教会的关系非常密切, 教会是学校主要的经济来源。宗教改革初期, 改信新教的地区的学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教育状况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急剧恶化。“宗教改革在统治者们追随路德的那些邦国中摧毁教权的时候, 使整个教育制度陷入一片混乱”[10] ( p.186) 。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被没收, 落入了当权者的囊中, 造成了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 致使那些在经济上依靠教会财产的大学的教师的薪俸越来越微薄。“教师本来应该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却耗费在替当局撰写编年史上, 或者耗费在小本生意或四处奔波另谋职业上。让学生沿街乞讨乃是德国教师惯用的招数⋯⋯海德堡大学1558 年的条例规定, 允许教授们每年零售一定数量的酒”[11] ( pp.563~564) 。
 
    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 尤其是由于新教和天主教在教义上的分歧以及进行的辩论, 不可避免地延伸到了教育领域, 学校成为新旧教派传播教义、教育民众的重要阵地。“在宗教改革的长期斗争中, 旧教和新教各派都以教育领域作为重要阵地, 争夺教育权, 开办学校, 改善教育环境, 重视教育的作用, 以便宣传本派教义, 争取众多信徒, 扩大自身影响, 巩固势力范围”[5] ( p.246) 。各个教派都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 重视对普通民众进行宗教虔诚的教育, 并因此而形成了新教和天主教在教育领域中激烈争夺的局面, 进而成为西欧近代教育发展的张力。新教的创始人马丁·路德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出于增强宗教虔信动机提出的对教会进行改革, 以便使之成为一个更加符合福音所宣扬的基督精神的真正的宗教团体, 他对原始的“因信称义”的教义理论做了新的诠释。路德认为, 宗教信仰作为个人内在的事情, 只能通过自己阅读福音直接地获得上帝的恩赐。正是出于这个宗教目的, 路德不遗余力地推动民众的普及教育, 他认为, 要想直接领受上帝的圣言, 必须具备阅读圣经的能力。在路德看来, 信仰完全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和内心活动, 每个人的信仰来自于他对《圣经》的独立理解。因此,他要求“全国儿童, 不分男女、贫富, 一律入学受教⋯⋯平等地接受教育是儿童天赋的权利, 只有人人入学受教, 才能使人人研读圣经, 凭借圣言而不是凭借教士直接同上帝交感”[8] ( p.619) 。路德强调人人都有研读圣经的权利, 从而进一步提出了人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马丁·路德充分认识到了普及民众教育对实践“因信称义”神学思想的重要性。1524 年4 月他在给雅各布·斯特拉斯的信中写道:“我恳求你, 尽你最大的努力去从事教育青年的事业, 因为我充分认识到忽视教育将给福音带来最大的毁灭。”[6] ( p.361) 同年, 路德在其撰写的《代表基督教学校致全德各市长及市政官员的信》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教育观念:“耶稣和整个世界所关心的事情正是青年的良好教育⋯⋯如果我们每年必须为枪支、道路、桥梁和堤坝等花费大量的金钱, 以便保持城市的暂时和平和舒适,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为我们可怜的、被忽视的青年人花同样多的钱去请一两位熟练的校长呢?”[7] ( p.241) 正如美国教育史家格莱夫斯所评价的:“路德在发展教育方面的很多努力, 都是他追求宗教和神学发展过程中的意外收获。”[3] (p.183)美国教育史家弗里德里克·艾贝这样评价:“路德不是以一位人文主义者或者实践的教育家, 而是以一位宗教改革家和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在教育领域的。”[4] ( p.80) 新教在对教义的阐释、对圣礼的认识等方面都与传统的天主教旧教有很大差异。在16 世纪, 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存在着很多的不同意见。对于教义的不同理解不仅会造成信仰方式上的分歧, 也给信徒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变化。因此, 新教信徒们不仅在研读圣经、领会教义方面需要人的指导,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宗教规范方面也需要帮助, 这就需要一大批既有知识、有能力, 又具有新教思想的牧师。“教会对学校非常关心, 对培养出来的新生力量给予很大的关注。教会想要实现《圣经》的新的基督教, 就不得不注重学校的体制, 使得各教派的信仰更牢固地扎根在其教徒中”[1] ( p.188) 。
 
    路德的教育思想被他的追随者付诸实践, 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约翰·布肯哈根在德意志北部组建新教教会的同时还设立了堂区学校, 贯彻路德的教育主张。他用德文教授男女儿童学习《圣经》,在各地开展识字运动, 为德国语文的应用, 以及德国初等教育的普及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被誉为“德意志国民学校之父”。菲利浦·梅兰希顿是路德的得力助手, 在他的领导下, 德国建立了一批新的大学和中学, 同时还改造了一些旧的大学和中学, 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德国中等教育的体制。约翰·斯图谟是路德宗的著名教育家, 他将毕生都奉献给了德国的中等教育事业, 他在斯特拉斯堡创建了一种新型的文科中学模式(Gymnasium), 这种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天。
 
    新教其他各派也都不遗余力地发展本教派的教育事业。茨温利将教育改革视为宗教改革的一部分, 1523 年发表了著名的《简论青年的基督教教育》; 加尔文在向日内瓦市政当局提出的改革教会的方案中, 多处提到对儿童进行宗教训练, 并亲自为儿童编写《教义问答》, 要求牧师考核儿童学习教义的成绩。英王亨利八世为了跟罗马教皇抗衡, 规定学校只准使用他批准的教材。面对新教势力的蔓延, 罗马教会并没有等闲视之, 而是积极商议对策。在16 世纪60 年代召开的特兰托公会议上通过了兴办教育的决议, 明确规定:“每一个教区都要设立一所神学院( Seminar) , 用来进行天主教的宗教教育, 培养天主教所需人才。”决议还详细制定了设立神学院的具体措施, 包括资金来源、监督措施、负责人等等[9] ( pp.187~188) 。
 
    宗教改革家们创办学校、发展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加强宗教信仰, 推行宗教改革的思想。新教的宗教教育活动对天主教的宗教权威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从而促进了其在宗教教育方面的改革。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的教育改革, 虽然都是出于宗教的目的,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却起到了普及民众教育的客观作用。普及民众教育促进了教育乃至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世俗化的过程是说明从传统秩序向现代秩序过渡的伟大标志⋯⋯过程本身不排除教会和基督教继续存在、宗教意识的继续存在, 而是世俗的行为和思维不再取决于宗教的确认”[1] ( p.297) 。换言之, 世俗化的过程是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渐渐分离的过程, 是信仰与理性各自回归其恰如其分的领域的过程, 是脱离信仰、客观对待现实的过程, 是从中世纪的传统秩序向现代秩序过渡的过程。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 其本意是为了加强宗教的虔诚, 促进教会的改革, 然而, 他所倡导的“因信称义”的宗教主张在客观上却造成了世俗和宗教领域的分离。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 教育, 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西欧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
 
    二、教育世俗化的趋向
 
    基督教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精神领域, 而且也深深地渗透到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新教和旧教在教育领域开展的一系列竞争, 与社会的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 共同影响了西欧近代教育的世俗化进程, 开创了既富于宗教精神又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新式教育, 为西欧乃至全世界的现代化教育模式提供了基础和雏形。西欧近代教育的“世俗化”大致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第一, 教育对象普及化, 即普通民众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第二, 教育目的二元化, 即不再是单一的以培养神职人员为目的, 而是增加了造福社会的现实内容; 第三, 组织结构世俗化, 学校不再只是教会的附属机构, 国家政权以及其他世俗力量开始投资兴办并管理学校; 第四, 教学方法人文化, 不仅增加了人文方面的课程, 而且注重根据人的生理特点设计教学, 重视体育锻炼; 第五, 教学语言民族化, 民族语言学校蓬勃发展, 民族语言的教学与宗教改革的实践相互影响, 从而促进了民族语言规范化的进程。教育世俗化的首要原因在于, 西欧社会对知识和各种职业人才的需求逐渐加大, 英国的有关资料显示:“自15 世纪末期开始, 办学的目的变得功利了、世俗了。社会对识字能力的要求高了⋯⋯一些从事贸易或手工业的组织, 尤其是在伦敦, 对学徒的识字水平都有了一定的要求。”[12] ( p.22) 1478 年, 伦敦一家金店招收学徒的时候要求他们要能读会写[12] ( p.18) 。各类学校应运而生, 出现了城市学校、行会学校等为世俗需求而设立的教育机构, 大学也呈现出浓郁的世俗色彩。教会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也逐渐地被打破, 出现了“教会教育机构与世俗教育机构并存、僧侣与世俗人士均可接受教育的新格局”[13] ( p.94) 。教育因此成为“社会流动的跳板”[14] ( pp.67~68) 。
 
    新教教会成立之后, 大力建立学校, 路德在《代表基督教学校致全德各市长及市政官员的信》中,不仅指出了教育对于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而且阐明了教育对于世俗生活的重要意义:“即便没有精灵(正如我所说), 即便人们也不需要学校和语言来学习基督教和圣经, 但仅仅鉴于对文明秩序和家庭稳定的维护, 需要有造诣的和受过良好训练的男男女女这一点, 我们就应为男孩女孩在各地兴办最好的学校。”[7] ( p.245) 对于路德来说, 学校教育首要的任务是宗教信仰的教育, 但人文学科方面的教育也很重要,“学语言和其他文科不仅是无害的, 而且对于理解圣经和保证一个文明政府来说比起那些物品更有帮助、益处和更光荣”[7] ( p.243) 。
 
    对人文学科的重视促进了对民族语言规范化的贡献。宗教改革早期, 路德并不十分赞成在学校中教授德语,“路德关于教育的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 获得学识的机构是拉丁学校, 而不是德语学校。他极力盛赞拉丁文的价值, 并要求地方行政当局抑制私立德语学校的发展”[4] ( p.97) 。路德还在《关于送孩子上学》的布道词中, 指责了那些为了一些低级的物质利益把孩子送到德语学校而不是送到拉丁语学校的家长们。但此后的社会实践使路德逐渐认识到, 并不是人人都具有直接阅读拉丁文或希腊文《圣经》的能力, 而对《圣经》一知半解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为此, 路德一改原有的主张, 积极推行用德语传教, 并亲自把拉丁文本的《圣经》翻译成了德语。据说路德曾拿着《圣经》的翻译文稿在大街上念给众人听, 以便了解人们是否能正确地理解。路德在翻译《新约》的同时对德语的语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订, 使之成为现代德语的典范。此后, 路德又编写了两本《教义问答》, 一本供学习者使用, 一本供教师使用。路德的这些德语著作为提高民众的识字率、推广和规范德语语言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无独有偶, 在英国也出现了倡导读英文版《圣经》,规范现代英语语法现象, 促进了英国民众识字率的提高。甚至连天主教也主张神父们学习民族语言以有利于传经布道。在中世纪晚期, 把《圣经》翻译成各种语言文本对促进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应忽视的客观作用。
 
    为了增强人们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路德大力宣扬教育对人们的幸福生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在《代表基督教学校致全德各市长及市政官员的信》中指出:“如今, 城市的昌盛不只依靠巨大的财富、坚固的城墙、漂亮的房屋和枪支弹药。那些拥有这些东西而由不负责任的傻瓜掌握的地方, 城市肯定要遭到更大的伤害。只有那些能干的、有识的、正义的和文明的公民才能带给城市最大的幸福、安全和力量, 因为他们会取得、保持和利用每一点财富和优势。”[7] ( p.242) 路德还为此提倡一种不同于教会传统的新的教育模式: 儿童每天只需要在学校习1~2 个小时, 其他时间应该在家里学习商业知识、手艺, 做家务劳动或做其他喜爱的工作,“今天我们的学校已不是像那种地狱和炼狱来折磨我们”[7] (p.240)。为了与新教对抗, 罗马教会也对原有的教育模式进行了改革, 无论是在学科的设置还是在教学的方法方面都逐渐缩小了与新教学校的差异。它们在教育世俗化方面有了趋同性。
 
    三、教育权力的转移
 
    教育世俗化必然导致教育权力的转移, 而且只有教育权力的转移才能保证教育世俗化的顺利实行。
 
    自14 世纪以后, 人文主义者们就对罗马天主教干预世俗政治事务进行了抨击。但丁曾经指出: “教会应该是纯粹的精神和道德的宗教组织,教皇和教会的官吏都无权干涉世俗政治, 也无权干预纯属其他政治领域和民间的各种事项。”[15] ( p.73) 朱孝远在《近代欧洲的兴起》一书中分析说, 这种反对教会干预世俗事务的思想“在基督徒和民众之间一天天深入人心。虽然教会在宗教方面仍然很有势力,但它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被大大削弱。各国君主们都支持新的宗教理论”[15] ( p.73) 。
 
    早在宗教改革之初路德就认识到诸侯对他推行新教的重要作用,“在宗教事务上, 诸侯的话简直就是法律”, 他深切地体会到, 不管他“从德意志民众得到多么强烈的支持, 若没有政治上合法当局的决定性的干预和支持, 他的目标肯定不能实现”[16] ( p.464) 。事实也正是如此, 如果没有选帝侯弗里德里克等德意志诸侯的支持和帮助, 路德提出的宗教主张不可能在德意志实践。正因为改宗新教诸侯在政治上的强势才会有1555 年的《奥格斯堡和约》, 才会制定出“教随国定”的原则, 即: 邦君诸侯有权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 同时规定禁止一切非路德主义的新教教派, 并要求所有改信新教的天主教主教放弃自己的财产[17] ( pp.274~275) 。各新教邦国, 无论是在宗教事务方面还是在行政、财政诸事务方面都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建工作, 对于既有文化又信奉新教人才的需求由此而大增。针对这一历史现象, 路德提出, 国家应当承担起教育的职责, 国家有权利强迫儿童入学, 提供完善的学校并鼓励人们入学乃是城市和一般行政当局的职责。路德的主张得到各新教邦国和新教诸侯的响应, 纷纷解囊投资教育, 他们“强化了市政官员对教育的控制, 王侯们成了决定中学和大学命运的主宰”[11] ( p.562) 。路德关于国家掌握教育权, 推行普及义务教育和政教通力合作举办教育的思想, 对西欧其他地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5] (pp.250~251)。在英国, 亨利八世时期,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性质从宗教的转成了世俗的, 办学的目的也大大增加了世俗的因素, 大学被王室牢牢地控制。在瑞士,“加尔文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由国家负责对全体公民进行强迫教育的思想, 主张由国家管理文化教育事务, 实施义务教育”[8] ( p.619) 。即使是继续信奉天主教的地区各国家, 教育世俗化的趋向也使得掌管教育的权力转移到世俗政权的手中。
 
    新教教会提倡并致力推行的民众教育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是:“复杂的社会运动带动了教育的发展。通过学校教育和教科书来传播的文化, 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已经不再是少数人所掌握的技能⋯⋯各个国家、各个诸侯领地和农民战争纲领中都把教育看作是发展国家力量的重要环节⋯⋯这不仅是由于人们认识到一个近代社会离不开科学、技术, 还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如果教育不进行发展, 近代的政府、工商业就无法启动。”[15] ( p.12)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教育权力从教会向世俗国家的转移, 也成为现代国家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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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载自:《历史教学》2008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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