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30年的发展，当代中国宗教学已成为被人们普遍关注和重视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宗教研究正在成为帮助人们认识历史、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的有力工具，在传承文明、咨政育人的过程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一年来，《宗教周刊》一直追踪学术前沿，推介学说，为政界、教界、学界搭建沟通平台，并与三界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特别是学界给予《宗教周刊》理论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方立天、汤一介、牟钟鉴等教授学者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供给理论版刊载，并提出宝贵意见。2006年在本报刊载的文章中有成熟的系统的理论，也有新提出的还不够完善却颇具前沿性的理论或观点。岁末，本版对此作一个盘点，隆重推出2006年宗教学十大观点——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仍然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仍然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如何健全宗教立法，进一步优化政教关系；如何促进和保持宗教文化生态的良性化；如何正确认识民间信仰和进行相关立法；在思想文化建设中如何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结合起来，其中宗教的位置何在，等等，都需要认真研究，提出新的理念和模式，用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牟钟鉴在519期《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与宗教观》一文中认为——

 

    在社会管理者和理论界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宗旨得到进一步澄清，并且创造性地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和自撰的《宗教学通论新编》是这一领域标志性成果。在宗教学原理方面，中国理论界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如：宗教是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中国宗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宗教有层次结构，提出“四要素”说(吕大吉)，“三层次”说(王雷泉)，“四层次”说(牟钟鉴)等；宗教的社会功能具有多样性与两重性。从积极方面说，宗教有政治整合功能、心理调适功能、道德教化功能、社会公益功能、文化推动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它亦会成为分离族群、愚化民智、掩盖恶行、妨碍革新的消极力量，所以需要引导；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多面性，既可以发生冲突，又可以并行不悖和相互协调与补充。宗教属于意义世界，科学属于事实世界，两者不能互相替代。宗教学理论的开拓与创新，同社会管理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政、教、学三界形成团结合作的局面。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仍然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提出新的理念和模式，用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宗教对话是冲突双方的最大利益

 

     宗教之间的对话之提出，源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各种宗教面对的共同挑战，使得宗教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尽管各种宗教具有纷繁多样的教义信条、崇拜仪式和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仍然具有起码的共性，这正是对话可能进行的最深层的基础。21世纪的全球性社会历史变动，会激发宗教界内部主张改革和开放的力量的生长，更会迫使各种不同的宗教加强合作以应付共同的难题。

 

    何光沪在521期《宗教对话：冲突各方的最大利益》一文中认为——

 

     解决不同民族之间冲突的重要途径，即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或文化对话，必然涉及宗教对话，必须以宗教对话为核心。换言之，在宗教分歧依然故我的情况下，文化对话即使在表面上热热闹闹，也不能触动不同民族之间观念分歧的根本。只有从本源深处认识到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一致性，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族之间的观念冲突，从而消弭民族之间的灾难性冲突。

 

    尽管各种宗教具有纷繁多样的教义信条、崇拜仪式和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仍然具有起码的共性，也就是对某种超自然者或超人类者、超越者或神秘者、神圣者或终极者，即不管冠以何名的终极实在的信仰。这种共性正是对话可能进行的最深层的基础。

 

    学术界在研究宗教和讨论不同宗教关系的问题时，其方法上的客观性和语言上的非宗教性，可以帮助造成一种宗教的信徒对另一种宗教的更不带偏见和更准确客观的理解，可以起到在不同宗教之间铺路架桥的作用。这也为宗教对话走向成功增添了可能性。

 

 

    三、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而心从“正见”始

 

   “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凸显出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性；二是强调和谐世界要从个人做起；三是个人要从正心开始。这个主题不仅体现了佛教重视“心”的功能、作用的传统优势，而且与法律、制度规定等对人的外在规范相比较，佛教的“正心”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和调适，是内在的、第一位的，“从心开始”有助于从根本上确立世界和谐的思想基础。“从心开始”，也可以说就是从认知开始，就是从树立“正见”开始。

 

    方立天在531期《心从“正见”始——佛教正见与世界和谐》一文中认为——

 

     建设和谐世界，需要和谐思想。佛教的“正见”对于建设和谐世界无疑具有理论的借鉴意义，而要真正实际发挥佛教“正见”对和谐世界建设的作用，其前提性的条件之一是要力求密切地关注和把握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矛盾、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对话，进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我们认为，在丰富的佛教思想文化资源中，对于人类社会矛盾、问题的“正见”就是佛教哲学思想精华。汤用彤曾说，佛教是宗教，也是哲学。佛教哲学是佛教对宇宙、社会、人生的基本看法，佛教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可以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社会、人生的借鉴。在佛教哲学体系中，我们认为当前应当着重把阐扬其理论基石缘起论，以及在缘起论基础上形成的核心性的哲学范畴，诸如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作为推动人们在心灵深处树立“正见”，关切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切入点。    

 

 

    四、在推进“双和模式”中充分发挥佛教的作用：和气东来，和风西送

 

　

    对内致力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呼吁共建和谐世界，双向互动，内外兼修，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彰显了中国政府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形象。实践和推进“双和模式”，是一项关乎人类社会未来的系统工程，各种文明都要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各种宗教要为建设和谐世界出主意，想办法。佛教以追求圆满和谐为旨归，有着深刻的和谐思想与和平理念，可以为推进“双和模式”做出独特的贡献。

 

    叶小文在525期《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呼吁共建和谐世界——为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而作》一文中认为——

 

　世界佛教论坛是为世界佛教搭建的一个对话交流、团结合作的高层平台，也是向所有热爱和平的世人敞开的开放的平台。我们希望，世界佛教论坛将“和谐”这个文明间交往互动的金规则，作为人类新的文明依托，努力推进建设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世界的“双和”模式，藉由“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进而实现“新六和”的愿景：一愿培植善心，发乎善行，则人心和善。二愿亲情稳固，爱心充满，则家庭和乐。三愿真诚沟通，平等互助，则人际和顺。四愿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则社会和睦。五愿彼此欣赏，尊重包容，则文明和谐。六愿将心比心，化怨为友，则世界和平。

 

 

    五、恢复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宗教生态，建立宗教文化生态学

 

    恢复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宗教生态，把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宗教研究，建立宗教文化生态学。它的任务不仅在于研究各种类型的宗教产生和演变的机制，它们整合社会文化的方式，还要考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跨文化的大范围内，宗教文化生存的状态，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它们对于文明发展的影响，它们在当代发展的趋势，以及如何保护宗教的多样性，和优化宗教文化生态，使之有益于人类的和谐与进步。

 

    牟钟鉴在536期《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一文中认为——

 

    要恢复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宗教生态，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包括各种健康的宗教文化，使之各得其所。中国传统信仰是有深层根基的，它一直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给它宽松的环境，适当加以引导，便可顺利成长。信仰的力量需要信仰的力量加以平衡，政治力量的过分介入，往往发生**效应而不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上是统一的，而在信仰文化上一定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儒学、佛教、道家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各种健康的民间信仰，都应有各自的合理的存在空间，不可能互相取代，而要彼此尊重。毛泽东说过，不能强迫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当然各种信仰都要爱国守法，这是共同的政治基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形成，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创造中国文化新的生态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各种优秀文化的生机得到复苏和培植，尽管同时也有杂草丛生，但千姿百态的香花成长更快。我们要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文化的百花苑，一个精神的快乐苑，一个生活的幸福苑。

 

 

    六、当代宗教变化的主要根源取决于宗教产品的供给者，而不是消费者

 

    在一些主要元素上，宗教系统与经济系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对宗教现象的分析上。宗教市场论创立的核心人物斯达克的核心观点是：当代宗教变化的主要根源取决于宗教产品的供给者，而不是消费者。

 

     斯达克的观点在507期《宗教市场论：全新的理论范式》（作者魏德东）一文中被提及——

 

    宗教市场论认为，在一些主要元素上，宗教系统与经济系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对宗教现象的分析上。斯达克认为：当代宗教变化的主要根源取决于宗教产品的供给者，而不是消费者。第一，如果宗教市场完全受市场驱动，没有外在管制，必将导致宗教的多元和竞争。第二，在宗教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为了赢得信众，教会必定竭力奉献符合社会需要的宗教产品，最终形成宗教超市。第三，竞争或许会造成具体教会的兴衰，但在总体上必定提高社会的宗教消费水平，促进宗教的繁荣。第四，相反，如果宗教市场由国家垄断，必定产生懒惰的宗教供应商和无效的宗教产品，引发该宗教的衰弱。

 传统理论范式基本把宗教自身看做是一成不变的，起变化的是人们的宗教信仰，随着科学知识的丰富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宗教需求会逐渐降低，宗教将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消亡。但是，这一理论与20世纪的人类生活大相径庭，不能解释世界当代宗教的发展。宗教市场论则另辟蹊径，从宗教组织一方探讨宗教在当代社会存在的根源，认为在宗教自由竞争的体制下，宗教教职人员基于存在与发展的需要，会不断创造并供给新的宗教产品，吸引乃至激发了大众的宗教需求，会促进宗教繁荣。

 

    在此基础上，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教授认为，在中国可以用红市、黑市、灰市3色市场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宗教情况。

 

    杨凤岗的观点在558期《中国宗教有3色市场——访美国普度大学杨凤岗博士》（作者张广艳，吴艳）一文中被提及——

 

    红市是合法的，在中国被承认的五大传统宗教属于红市；黑市是被禁止的或被取缔的，一些天主教的地下教会就属于黑市；灰市市场具有独特性，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既不合法也不非法，既合法又非法。灰市比较复杂，比如一些政府机构组织的宗教活动。这种情况与我国的宗教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宗教市场复杂化是其表现形式之一。3色市场中灰市很不好管理。当然也存在灰市向红市转变的情况，这是宗教界、学界、 政界的一个互动的结果。宗教界有新的动向，学界会做出研究，给出建议，而政界会有所调整。中国宗教的发展应该是红市越来越大。

 

  

   七、法学界涉入宗教问题或许意味着宗教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分子开始被我国社会接受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的宗教工作基本在统战的思路下进行，很难将宗教看做社会的正常组成部分，因此容易出现或胡乱打压，或无原则支持的两极态势。法学界对宗教问题的涉入，或许意味着整个社会已经开始将宗教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分子予以接受，而相关的管理也需要与时俱进，在理性、平等的精神下展开。

   

    魏德东在533期《法学界的宗教关注》一文中认为——

 

    去年以来，法学界对当代中国的宗教问题展开讨论，影响日益显现，似乎预示着宗教问题开始成为公共学术话题，对中国宗教问题的严肃思考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深度。

 

    颇具权威性的刊物《法学》2005年第6期刊载了郭延军的论文《我国处理政教关系应秉持什么原则——从三亚观音圣像的建设和开光说起》，提出宗教事务应由宗教组织自主办理，国家应平等对待各种宗教，国家机关不应操办宗教事业和主持宗教活动，公职人员也不应以公职身份操办宗教事业、主持或参与宗教活动。据此，论文提出海南有关公共机关和公职人员直接操办和参与观音圣像的立项和建设、组织和参与观音圣像的开光大典，其行为于法无据……法学界、无神论界、宗教界、网络联手批评地方政府在宗教事务上的僭越，似乎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大宗教”政策的框架下，“宗教信仰自由”中“宗教”的内涵可以得到重新诠释，“民间信仰”的“信仰”成分可以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使民间信仰在社会功能、文化功能以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政治功能方面的积极意义得到开掘和发挥；中国民间信仰将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建。

 

    辛之声在538期《中国民间信仰事象随想》一文中认为——

 

    我们只能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全部国情包括面临的世情出发，确定继续丰富和发展现行宗教政策的总体方针。就涉及民间信仰的问题而言，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在贯彻中央精神对民间信仰加强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民间信仰是相对于制度化宗教的非制度化宗教形态，具有与制度化宗教同样乃至更甚一筹的长期性、群众性，而其复杂性却不如有异质文化背景的某些制度化宗教那样特殊，造成社会隐患的概率远比那些具有坚硬组织外壳的制度化宗教形态低；不必讳言民间信仰的“宗教性”，而应努力保持和运用其宗教性中蕴含的“神圣性”及“文化正统意识”，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使之进入“宗教生态平衡系统”建设，更加积极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理论见解。近年来，部分地方做出了民间信仰活动由宗教事务部门归口管理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陆续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这些情况是否表明：一种所谓“大宗教”的政策框架正呼之欲出？

 

    在这种“大宗教”政策的框架下，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将跳出某种“准危机管理”的怪圈，成为服务型、辅导型的社会常态管理的一部分，大幅度降低其敏感性、神秘性和随意性，进入理想的法制化、规范化、集约化的轨道；这将意味着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中迈上了更高的台阶。

 

    九、中国儒道文化：让文明不再冲突

 

    儒家的“仁学”为“文明的共存”提供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资源，道家的“道论”能为防止“文明冲突”提供有意义的资源。

 

    汤一介在529期《中国的儒道文化可以让文明不再冲突》一文中认为——

 

    化解冲突，需要我们从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找出文明共存的资源。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两家可以为化解“文明的冲突”、实现“文明的共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中国文化要对当今人类社会的“文明的共存”做贡献，必须对自身文化有所了解，即对自身文化有一个“自觉”。孔子的“仁学”理论虽然不能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 “文化的共存”的全部问题，但它作为一种建立在以“仁”为本之上的“律己”的道德要求，作为调节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准则，使不同文化得以和谐相处，无疑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世界各国应从《道德经》中吸取智慧，认识到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从长期的世界历史发展看是没有前途的。老子思想对消解“文明的冲突” 论、新“帝国论”是十分有价值的。当然，两千多年前的老子思想不可能全然解决当今人类社会的问题（包括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等问题），但是他的智慧之光对我们应有重要启示。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发掘和发挥他的思想精华并给以现代诠释，使之有利于人们得到某些宝贵启示。

 

 

    十、 宗教可以说是一种潜在生产力，它对物质生产力有反作用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一种思想感情，不可能直接进行物质生产。但从精神生产力角度看，宗教可以说是一种潜在生产力，它对物质生产力(直接生产力)有反作用。在某种条件下，还会成为直接、现实的物质生产力。

 

   贾世春在531期《宗教与精神生产力》一文中认为——

 

    宗教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精神生产力范畴，它是人们的头脑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想的反映。宗教的意识、思想通过人(宗教徒)表现为外在行为，表现为宗教活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宗教组织、宗教制度和涉及宗教的方方面面问题。人，作为物质生产力的主体生产力，是生产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人是有思想的，人一旦有了宗教意识，有了宗教信仰，就会产生宗教感情，这种宗教感情势必通过人(宗教徒)对其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影响和作用。因此，人(宗教徒)是宗教的主体，没有人(宗教徒)就不能有现实的宗教存在。宗教意识通过人对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起作用，成为精神生产力。目前，世界上有80％的人信仰各种宗教。我国也有1亿多信教群众，还有许多受宗教意识、感情影响的人，他们绝大部分在生产第一线，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宗教具有两重性，积极因素起作用，就会促进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因素起作用，就会阻碍或破坏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2006-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