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明

                                                              法制化与科层化

      目前台湾的宗教社群主要面临着法制化与科层化等两大挑战，就政府的行政部门来说，常落入需不需设置与宗教有关法令的困境中，设与不设都有相当阻力，导致宗教法或宗教团体法一直是处在难阶段。当前对宗教管理主要是依人民团体法，要求宗教社群以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的方式，向主管机关办理登记（注21），这种将宗教社团化虽然便于管理，却产生了不少法制的对应困境。

      台湾目前对传统寺庙的管理，主要是根据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七日由国民政府制定的《监督寺庙条例》，但该条例不完整，对寺庙的定义不周延，反而造成不少管理上的困扰。除了《监督寺庙条例》外，还有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四日公布的《庙登记规则》，要求寺庙每十年要举行总登记，登记项目有：一、人口登记，二、财物登记，三、法物登记（内政部编印，《宗教相关法令参考手册》，台北：内政部，1996年，第18页）。在人口登记上，若仅限于神职人员是没有问题，若要求信徒人数的登记或举行信徒大会则有不少争议。寺庙究竟有多少信徒，其信徒又如何认定呢？这个问题从寺庙社团化以后，一直是个相当棘手的课题，是否有必要寺庙组织信徒大会吗？

      从社团的角度来看，要有会员后社团才能成立，会员大会是社团的权力机构，同理可证，寺庙也要成立信徒或信徒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林胜俊，《台湾寺庙的职权与功能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第71页），问题是信徒的身分是如何认定的呢？内政部依其行政职责曾作了一些规定，民国四十四年对信徒资格认定原则有较明确的四项规定：一、本省光复后各寺庙所置信徒名册经登记有案者。二、各寺庙过去已沿惯例办理皈依者。三、对寺庙有捐助贡献经主持或管理人书面同意者。四、经政府许可之宗教团体授予宗教洗礼登记有案者。民国五十三年，将第三项修改为“对于寺庙之修建，曾捐助新台币五百元以上，或寺庙祭典及香油经常捐助达一千元以上，有确切之证明者”，第四项改为“经政府许可之宗教团体授予宗教洗礼，并经寺庙管理人及住持书面同意者”。民国七十九年将四项减为三项：一、光复后寺庙所置信徒名册经登记有案者。二、各寺庙依教制办理皈依、传度者。三、寺庙新加入信徒由该寺庙依章程之规定认定之，章程未规定者，应提经信徒大会议决。民国八十一年将第三项修正为“寺庙信徒资格由各该寺庙章程之规定认定之，新建或尚未确定信徒之寺庙，其信徒资格认定原则，得由筹建委员会或对该寺庙具有重大贡献（人力、物力、公益、慈善、教化事业），且有确切之证明者，开会研订之”。民国八十四年因佛教团体的陈情，对寺庙信徒的认定有较大的变革，分成五项：一、寺庙之开山或开办者，二、出家并设籍居住寺庙满一年以上而无不良记录，或在该寺庙出家剃度，持有证明者。三、依寺庙章程规定者。四、依教制办理皈依、传度者。五、对寺庙具有重大贡献（人力、物力、公益、慈善、教化事业者（黄庆生，《寺庙经营与管理》，台北：永然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第219－223页）。

     不管信徒资格如何认定，有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即传统寺庙有必要社团化吗？一定要设置信徒大会吗？宗教群体应不等于宗教社团，寺庙是一个信仰场所，但未必要成为一个法人化组织，当寺庙与信徒之间的关系是模糊时，有必要选择特定一群人为信徒吗？这一群特定的信徒有资格代表所有的善男信女吗？寺庙在认定信徒资格时是否会被少数人所垄断，采近亲繁殖的方式，排挤其它信徒参与的管道呢？神庙或寺院在本质上是不同于当代的社团组织，寺庙与信徒之间没有必然的统属与整合关系，与西方的教会组织大不相同，寺庙有来自于公众的财产，却未必是一个社团的单位，就神庙而言，是一个公众祭祀的场所，就寺院而言，是一个僧团修行的场所。神庙的财产由热心公益的头人管理即可，善男信女只负责捐献与祭祀，未必对庙务有兴趣。寺院的财产则由僧团经营，以住持为负责人，为善男信女提供仪式性的服务。这种组织形态与一般社团大不相同，有必要成立信徒大会作为其最高的权利机关吗？

      将寺庙社团化或许便于管理，但同时也衍生出不少组织化的问题，比如目前除了私建寺庙仍采继承惯例的管理人制，大多数的地方公庙是依照政府的法令，设董事会或委员会或执事会，指定特定的一群人为信徒，召开信徒大会，订立管理章程。问题是这些信徒资格有的也采用继承惯例，信徒大会的成员未必热衷于庙务，大多数是委托热心人士来担任委员，委员是推举产生，有的原本不是信徒大会的成员，由于委员要出钱出力，一般信徒是不太热衷，也少有人想主动参与信徒大会，信徒大会的成员大多保持在某一象征性的数字上，一般仅有数十人而已。但香火旺盛的神庙，则被地方派系所垄断，掌握到固定的信徒额数，就可以操纵主任委员与委员的选举，或操纵了董事会或执事会，就有权利决定寺庙事务与经费使用，若遇到敌对的双方则产生了管理权的争夺，以灌水式地增加己方的信徒成员，以扩充或巩固自身的既得利益与势力范围。

     佛教寺院的情况与神庙不太一样，有领导的僧团组织，在家居士是依附于出家师父，是以弘扬佛法为职责，僧团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是不需要信徒大会，信众只能成为护法弟子，而不能介入僧团的组织制度之中。要求寺院社团化，模糊了僧俗的分际，若以信徒大会为寺院的最高权利机构，僧俗之间形成了对立，违反了僧人治寺的丛林制度，反而听命于信徒大会，以及其所组织的管理委员会，造成了双头马车，甚至彼此相互杯葛。佛教大多采住持制，是身居师长的领导地位，是僧团的精神领袖，是信众的皈依师父，建构出僧团的管理权威，僧团本身可以转化成社团，但不是平权的社会结构，而是形成阶级的领导式管理，僧团也不能与俗众形成共命的社团，双方在信仰上原本就是两种不同的位阶，可以各组社团，且信众社团是僧团社团的外部护法组织，是弘法的单位，但不能干涉寺务的营运。在讲究师徒关系的佛教组织里，硬带入社团的组织运作，终究是无法兼容的，甚至是不伦不类，徒增各种冲突罢了。

      在台湾宗教社群一定要社团化吗？宗教社群是否要依人民团体法的规定，登记为社会团体吗？宗教社群若不登记为社会团体，算不算是违法呢？台湾有多少没有向政府立案的宗教社群，为什么他们不向政府立案呢？目前宗教社团要正式成立，主要有四个管道，第一个管道是登记为寺庙，但大多数的神坛是无法登记，转而成为非法的宗教社群，这一类未登记的寺庙为数不少，因不受政府监督，也不用法人化，更不需组信徒大会。第二个管道依人民团体法登记为宗教社会团体，属于人民团体的一种，只要合乎人民团体的要件，就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登记，但是也有不少宗教性团体是没有登记，但照常举办例行性的活动。第三个管道依民法规定登记为宗教社团法人，即前类的宗教团体，向地方法院登记为法人，但目前已登记为社团法人的宗教组织为数不多。第四个管道依内政部业务财团法人监督准则登记为宗教财团法人，并向法院设立登记，目前登记为财团法人以教会为多，寺庙的登记较少（吴宁远，《非营利组织法令与宗教组织法令》，《宗教与非营利事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2000年，第221页）。宗教登记为社团，有助于组织化的发展吗？近年来新发展的宗教团体，大多重视组织的运作，登记社团是第一步，取得合法传播的地位，接着是科层化，以庞大的组织规模与日益频繁的活动，因应现代化的需求，加速其宗教势力的扩充与发展。作为社团的宗教，其首务就是发展组织，来提高其教团的活动力与竞争力，在宗教百家争鸣的现代社会里，积极地争取信众与组织信众，已是无法避免的趋势。这种社团化的宗教更想利用组织的优势，以专业化的组织机构，强化组织的管理与人员的分工，仿照企业内部的科层制度，将信徒纳入到宗教组织的行政体系之中，展现出特有的整合力与动员力。将信徒组织起来，在宗教组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教团的发展产生了有效的助力，如慈济功德会的组织，信徒的地位愈有愈重要，信徒的组织与管理成为一个必须专研的课题。能把信徒组织起来，对教团的发展是有许多的助益，如星云的佛光山、证严的慈济功德会、圣严的法鼓山、惟觉的中台山、心道的灵鹫山等在宗教社团的经营上，对信徒除了加强对佛法的体验外，更将信徒纳入到宗教科层体系之中，建构出更紧密的共命关系，弘法不只是僧团的责任，同时也是信徒们集体的责任，愿意在明师或教主的领导下，服从组织的安排，为佛法来护持与弘扬。要将信众组织起来，除了维持强大的领导中心，更要建构出一套完整制度化的组织管理体系，有效经营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以便积极组织信众与扩大组织规模，是需要有一套科层化制度，以达到管理的目标（郭冠廷，《台湾宗教组织科层化的背景与影响》，《宗教与非营利事业》，宗教文化研究中心，2000年，第410页）。现代社会由于科技的发达与传播的便利，更重视宣传、组织与动员等效率，强化了世俗性的科层整合，培养信徒愿意以志工身分，担任组织内特定的职位与责任，为教团来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科层化偏重在世俗化的权力结构上，对神圣性的宗教社群也是有些矛盾与紧张的关系，如何让神圣的信仰崇拜与世俗的权力现象能同时并存于宗教组织呢？宗教制度化与组织化，可以保障其延续性与稳定性，但同时也会因神圣性的降低，窒息了其灵活的创造能量，宗教英才与信徒之间，反而失去了神圣交感的超验关系。有些规模庞大的宗教社群，如清海的禅定学会、李洪志的法轮功等，有意淡化社团的组织形态，直接以「法门」，来接引信众进入到修行领域之中，双方以「法」的交流为主，减少世俗性的组织运作，教主可以经由录音带、录像带的方式，以声光来与信徒进行生命的沟通（郑志明，《清海与禅定学会》，《台湾当代新兴佛教－禅教篇》，嘉义大林：南华管理学院，1998年），第122页），有意淡化组织的功能性，去除掉任何形式的组织阶层，其信徒虽有任务的编组，但无阶级上的头衔，以隐姓埋名的方式为教主服务，一切荣耀都归之教主，教主以大智能者的形象直接与信徒建立互动的网络（（郑志明，《李洪志与法轮功》，《当代新兴宗教－修行团体篇》，宗教文化研究中心，2000年，第52页）。

     不少宗教社团期望经由组织的操作，来维系宗教与信徒间的紧密关系，很吊诡的是，宗教组织制度化后，在繁冗的礼仪与程序中，造成了权力、角色与地位的等级分明，在官僚的对应下未必能提高组织运作的效率，反而造成宗教神圣性本身的失落，信众虽经由入教的皈依仪式成为教徒，但不保证有如善男信女般对信仰的虔诚，人们入教动机的复杂化，恶化了组织运作的世俗性格，原先的宗教精神常被掩盖在教条化与权威化的形式之下，失去了宗教追求超验的神圣价值，反而落入到世俗的利益冲突与角色冲突之中。组织科层化，人与“神”的关系疏远，人与“法”的关系淡薄了，宣教的动力与热忱也就无法持久了，导致教团缺乏稳定性与持久性，甚至暴起暴落的快速消长，宗教社团的纷纷设置，显示出组织活动的蓬勃发展，但是能继续坚持其原来的信仰热忱与服务精神的就不多了，理想与现实之间是有着极大的落差，加上信徒对宗教的态度是游走的，失去了动力就自动消失。台湾宗教的发展，组织科层化不是唯一的选择，虽然社会结构的激烈动荡与变迁，有不少新的宗教运动伴随而产生，造就了不少具有领袖魅力的宗教英才，以神圣的宗教光环吸收了不少皈依的群众，自成一个新的宗教社群，但是真正的难题在于社群的组织运作，如何有效地将信众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情感凝聚起来，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共同地维护与实践集体的宗教体验。这是需要长期的文化经营与生存挑战，宗教组织的制度化只是一个地步而已，目的在于内部权威体系的合法化与规范化，有着共同精神实现的理想与目标，但是彼此间的交往模式与工作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要透过信仰来时时加以调整，以便拥有着更新的运动能量。

                                                            结 论

      不管是宽松或严谨，任何宗教社群都有自成特色的宗教组织，宗教组织可以说是宗教内在文化本质的外在形式，是深深受到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宗教教育等制约与影响（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其表现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由共同的宗教信仰所规定的，是会随着宗教观念与感情的调整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另方面，宗教组织常融合于社会结构之中，是长时间生活文化的凝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的变迁，导致宗教组织性质与形式的多元发展。

      宗教一定有其自身的组织结构，只是这种组织结构不是定于一尊，其组织模式是多样而多种的，各有其组合的因缘与发展的形式。任何宗教都力图吸收信众与扩大组织，建构出属于自身权力与权威的科层制度，必然增加了世俗的官僚形式，尽管如何强调其神圣领域的殊胜，却无法避免其为一种宗教社群的事实，无法逃避掉任何社会群体所必须遵从的社会规律，面对神权、绅权、教权等各种形式权威的挑战。今日台湾的宗教社群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处在东西文明的夹缝之中，很难在神圣权力与世俗权力间进行理性的转化，在调适上有不少的困境。

      随着时代与社会的演变，宗教组织是可变化性，其外在形式的变化又会受到社会形态、社会需要、社会变迁等影响，故宗教组织反映出当代文化的整体变革，各种宗教社群的组织改造，都是对应时代的挑战与创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课题，官方、民间与学界都应该重视此一课题。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