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焦龙王的原型是一位符箓派道士，传说他能为百姓御灾捍患，受到官府的加封，被纳入官方祀典，成为山西襄垣一带民间信奉的龙王。随着弘治年间襄垣水官冯氏迁至东明县龙王冯村，焦龙王传说发生了跨区域的转移，成为冯氏维系家族根祖记忆的主干。传说中的焦龙王逐渐由妖异形象转化为当地的保护神，并与秃尾巴老李形象结合，影响力和地位超过官府修建的龙湫祠。这促使焦龙王传说实现本土化，也为理解与阐释明清时期北方移民传说的本土化提供了一个案例。

龙王冯，亦称冯家窪，在明清两朝由直隶大名府东明县管辖，民国时归河北省东明县管辖，现属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它位于菏泽城区西南22.5公里，是牡丹区王浩屯镇的一个行政村，由东、西龙王冯村（两村仅有一路之隔）组成，以冯氏为主。冯氏祖先在明弘治年间由山西襄垣迁至此处，至今已五百余年，伴随而来的便有昭泽王（即焦龙王）传说。焦龙王现为西龙王冯村龙王庙的主神，每年农历二月二、七月初五这里都有庙会。届时，来自当地四乡八镇及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西乃至东北的香客聚集于此，许愿祈福。这一民俗事象引起学界关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关注焦龙王与秃尾巴老李传说的结合，另一方面是关注焦龙王的前身昭泽王的传说。前者从民间文学角度关注龙王冯，将焦龙王的传说与山东秃尾巴老李相结合，从民俗学角度关注庙会及乡村社会的建构，对焦龙王与冯氏关系考察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后者研究焦龙王的前身山西襄垣的昭泽王，不过其关注的角度侧重山西，对山东龙王冯着墨不足，未考察焦龙王传说在鲁西南的演化。笔者以现有成果为基础，结合山西、山东方志及相关文献资料，从焦龙王的原型着手，考察焦龙王传说在山西襄垣一带的流传及在鲁西南龙王冯的演化，以揭示焦龙王传说在鲁西南一带的传播与发展。

一、晋东南的昭泽王传说

焦龙王传说在《宋会要辑稿》《（成化）山西通志》《（康熙）重修襄垣县志》《（乾隆）襄垣县志》《（民国）襄垣县志》《（康熙）黎城县志》《（乾隆）武乡县志》《山右石刻丛编》等文献中皆有记载，其中以《宋会要辑稿》《山右石刻丛编》载元朝大德元年（1297）《昭泽王事迹铭》为最早的文献，而以《（康熙）重修襄垣县志》卷十、《（乾隆）襄垣县志》卷七中的《昭泽王传》记载最为详细。《（康熙）重修襄垣县志》卷十《昭泽王传》：

唐昭泽王，姓焦，失其名。唐懿宗咸通九年七月初五日，生长乐乡司徒村，生之夕香气盈室，经宿不散，人咸异之。七岁两手拘挛、言语塞涩，状貌类愚人。忽元日手无故自舒，神彩焕发，语亦通便，顾性喜道家言。至十三岁，凡天文、地理、易象、遁甲诸书一过目即晓畅。景福二年正月八日夜梦神人捧玉函，内盛灵符宝箓，谓王曰：“吾奉帝命以此书付汝，熟习之，当除邪宁众。”既觉，果有玉匣在其侧，启视则皆朱书天篆，文义多不可晓。后复遇异人指示，王遂了然。异人又以灵符玉匣付王。厥后驱妖降龙，随试辄效。东北山有一穴，内藏五狐为祟，王逐之，就其中居焉。命之曰五狐穴。乾宁元年，壁底等村水骤发，漂民田庐无算。乾宁四年，县西蛇妖为患，王俱用符退水，而民俱获安。一日游至漏岩泉，见众妇人浴不洁之衣，曰：“此水不可秽投。”遂指水南行，水遂南。光化元年，东山有释氏常姓者，素习玄术来谒王，与王同游东山。常用己术涂此衣带，悉成龙蛇状，王曰：“此幻耳，奚足尚？”常又知阔垅山水中有妖，求王除之，王用符投水，不旋踵而妖除。又同游北洞，洞与辽阳界相接，洞中蛟龙绕集，妖氛逼人。常惊怖股慄，王则欣然，谓是天设之，以俟我者，又于石中得古剑一口。光化二年，有富室陈演者，宅久为妖龙所据，其家因有一红槽。王至驱龙，因索红槽引之入洞。天福（应为复——笔者）二年，上党妖魔为害时，太守王祐延王治之，妖遂息。太守以其事上闻，奉旨封为云雨将军。后脱蜕仙升，葬北五里，今将军坟是也。王享年三十有四，殁之后代有显应。清泰二年，草贼啸聚，官军不能禁，忽洞起红云，空中若有铁骑声，乱石飞下如雨，贼党孑遗，加封灵侯爵，以长乐十六村租税为王香火资。开运二年，旱魃为灾，凡诣洞求雨者，应如响，后来求雨自此始。天福四年加封为显圣公。宣和元年加封为昭泽王。元世祖南征渡海时，见王阴为之助师，旋遂加封曰海渎王。

此文中的焦龙王原型是位符箓派道士。焦道士，文献失其名，当地百姓称之为焦旺录或老焦爷。其母姓杨，其父“役刀笔，深有活人功”，说明焦道士之父是位执法文吏，有悲悯之心，使许多百姓免于冤屈。据载，焦道士于唐咸通九年（868）七月初五出生于山西襄垣长乐乡司徒村，生时香气盈室，至七岁才会说话，喜言道家语，拘挛两手才舒展自如，十三岁天文、地理、易象诸书过一目即晓。景福二年（893）正月初八，他夜梦神人授玉函符箓，经异人指示后，能降龙驱妖，随试辄验。得道之后，焦道士为当百姓做了许多善事，如逐东北山为祟之五狐，乾宁元年（894）、四年（897）帮村民退却水患，在漏岩泉“指水南行”等。不久，上党太守王祐得知焦道士的行善除恶之事，延请他除妖魔。事后王祐上报朝廷，焦道士被封为云雨将军，不久羽化，享年三十四岁，葬于城北五里将军坟。可见，焦道士既是一位为百姓除妖降怪、造福一方的高道，又是一位为公共事务负责的英雄人物，再加上受到官府的表彰，难免会被后人怀念、敬仰与崇拜。

在中国古代，人们往往会崇拜生前为公众利益有突出贡献的英杰，以便后人怀念、敬仰与祭祀，更视其为后代效法的楷模，同时期待该人物在另一个世界以更大的神力护佑他们，将其作为地方或族群的保护神或公共事务的维护者。焦道士恰恰就是襄垣县一位为公众利益做出重大贡献的英杰，符合民众的期待与官府的要求，再加上其殁后在百姓与官府遇到困难时多次显圣，为百姓降雨，为官府平乱，故受到历朝封赐。据前引《（康熙）重修襄垣县志》卷十《昭泽王传》，后唐清泰二年（935），他被加封为灵侯；后晋天福四年（939），被加封为显圣公；北宋宣和元年（1119），被加封为昭泽王。元世祖加封他为海渎王。明太祖加封他为海渎焦龙之神。同治二年（1863），清廷“加山西襄垣县昭泽王封号曰‘康惠’”。

分析前引《（康熙）重修襄垣县志》文本，焦道士的形象塑造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他从出生、成长到得道都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预示其为非凡之人。二是焦道士行善除恶之事多与水相关。虽然王祐请他除妖魔时未明说是何妖魔，但事后封他为云雨将军，可知此妖魔应与水有关。三是焦道士是官府认可的英雄人物，受到历代官府的加封。因为这符合统治者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故焦道士被纳入官方正祀。因此，经过文人加工与塑造，方志中焦道士的形象更符合统治者宣传的需要。

官府不仅加工与改造焦道士的形象，而且为其修建庙宇并纳入地方祭祀，以强化百姓对其信仰。官府的做法既可以使民众保持并延续对焦道士崇拜的热情，又可以使其不断被神化。尤其在发生严重旱灾时，地方官多次亲赴龙洞祈雨。通过传说不断对其进行神化与颂扬，焦道士的龙神形象在襄垣、长治、黎城、武乡等晋东南地区逐渐固定，并经由当地民众的口耳相传，成为区域龙神。

总之，焦道士生前有善行义举，死后显圣并受历朝敕封，符合滨岛敦俊归纳的三要素，最终成为晋东南地区民众心目中的龙神。

二、冯氏与焦龙王传说

龙王冯村以路为界，分东龙王冯、西龙王冯两村。西龙王冯村有祭祀焦龙王的龙王庙一座。龙王庙坐北朝南，南北长60米、东西宽60米，占地3600平方米。门前的对联为：“超四海以为王功能配地，迈群龙而立极德可参天。”正中匾额：“牡丹区乡村记忆博物馆、龙文化民俗馆。”庙内龙王祠供奉焦龙王与冯氏祖先冯重礼。据《（康熙）东明县志》载：“冯重礼，其先山西襄垣人，明弘治间迁居东明。”然而，焦龙王庙大门前左侧的龙王冯村碑立于20世纪80年代，却称冯氏自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迁至此地，将冯氏纳入“大槐树移民”。《菏泽市地名志》《村庄概览：牡丹区村庄资料集成》亦采用这一说法。另外，龙王冯的民间传说中提到：“俺老祖先也不是凡人，是南天门上的神仙，因为犯了错下来了。”传说体现村民对祖先的神化，也反映了冯氏祖先是奉命迁徙，或者说是被动而非自愿，奉皇帝或官府的命令才迁徙至此。这一说法无形之中暗合了明初的“大槐树移民”。实际上，“大槐树移民”的传说在清代中叶广泛传播，出现于族谱和墓志中，分布于11省（市）227个县。龙王冯村碑受其影响自然在情理之中，而《（康熙）东明县志》成书于康熙十二年（1673），属于清初，并未受到“大槐树移民”的影响。因此，这才导致村碑与现存最早记载龙王冯村的文献—《（康熙）东明县志》不符的情况。若从焦龙王传说来看，冯氏家族与襄垣民众信奉的神灵一致。冯氏家族从襄垣移出，不仅发生了空间转移，而且使焦龙王传说发生跨地域的转移，随移民来到龙王冯，并使焦龙王成为冯氏的保护神。保护神信仰的一致性是证明冯氏来自襄垣而非洪洞的最有力依据。

冯氏家族不仅信奉焦龙王，而且据《（康熙）东明县志》，二者间还有某种特殊的关系：

龙王焦姓，诞九师村，七岁不能言，遇异人授秘术，遂通象数，致云雨，人呼为焦道士。尝与老冯同牧羊于外祖家，后仙入龙洞。偶值旱，冯入洞取水辄雨。宋元间封昭泽王，取水者世世皆冯子孙，重礼其苗裔云，至今果无雹患。

关于道士修真的“龙洞”，《（康熙）重修襄垣县志》“龙洞山”条：“在县东北七十里，其洞深百里余，入辽州之境。旧传昭泽王修真于此，因号龙洞，每遇天旱，祷雨辄应。”此中“祷雨辄应”并未说明祷雨者为谁，而《（康熙）东明县志》明确指出“冯入洞取水辄雨”与“取水者世世皆冯子孙”，这说明冯氏与焦龙王有特殊关系。对此，山西长治现存明代中期木刻本《昭泽王宝箓本纪》可视为回应：“东北龙亢二所可聚众取水（即今黎城县西南焉，鞍山南北二洞是也。凡取水必以下庄冯姓者引洞，旧传冯氏远祖系神家仆）。”取水者必为黎城县西南下庄冯姓者。《黎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昭泽爷的传说》亦载黎城下庄冯氏取水之事。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志：襄垣县乡土田野调查》载：“北底村就能到龙洞求雨，求雨时，由老冯家引路。”《庙宇·仪式·群体：上党民间信仰研究》中的长治王童村冯氏也有关于取水的传说。不论黎城下庄冯氏、襄垣冯氏，还是长治王童村冯氏，在当地百姓心中，他们都有取水的特权。就与焦龙王关系来看，黎城下庄冯氏、襄垣冯氏为主仆关系，而长治王童村冯氏为神仆，均与《（康熙）东明县志》所记的童年玩伴不同。不论何种关系，均可说明冯氏与焦龙王关系密切，属于结神亲的现象。这种现象一方面使“传说逐渐内化为地方民众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有利于保持冯氏享有祈雨的优先权，以此提高冯氏在地方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实际上，取水是晋东南祈雨仪式中一个重要环节。水官是这个仪式的主要执行者：“负责各村社祈雨取水的祭祀，是整个村社集体活动中的一项。”宋金时期，专职水官已在上党地区出现，历经元、明、清至民国。例如同治年间襄垣知县陈宗海“复谕北底村诸香老虔赴龙洞取水”，三祷三应。据此推断，龙王冯冯氏在襄垣的先祖应为专职水官，负责取水、祈祷方面的事务。

在安土重迁的古代农业社会中，百姓有浓厚的乡土观念，远离家乡时更需要乡土传说来增加凝聚力与向心力。自山西襄垣迁至龙王冯的冯氏远离乡土，自然不会放弃对焦龙王的信奉，反而更加重视结神亲。这一点在《（康熙）东明县志》中有很好的诠释：

冯重礼，其先山西襄垣人，明弘治间迁居东明二十余年。有田夫投宿其家，象貌甚奇古，诘旦，求为佣工。问其姓名曰：“吾与公同乡里，襄垣人也。焦其姓，以贫故为公佣，当呼为小焦儿。”礼留之，凡委任悉称意旨。一日命耘田，礼往视，见憩苗下，有小蛇出入口鼻中。正德八年，境内大旱。焦白礼请黄河南拾麦，数日回，手持一小囊，语礼曰：“麦至矣，可扫数房盛贮。”礼笑曰：“囊小，焉用数房？”曰：“请试之。”盈三房，小囊麦尚未尽。元宵节，邀礼赴山西灯会，礼辞以途远，曰：“不难。”遂负礼，令瞑目，须臾即到，会毕，仍负礼归。礼始知非尘凡人也，愈敬重。三年辞去，礼曰：“后见有期乎？”曰：“试看西北雷震骤风暴雨，即吾至也。相见终属不便，感公谊，附近四十里不受冰灵，乃所以报公者。”言讫忽昏雾，少顷雷声大作，赴西北去，至今呼为龙王，冯家居民立焦龙王祠祀焉。

襄垣的焦龙王原为冯氏祖先童年玩伴，迁至龙王冯后成为隐藏身份的冯氏佣工或仆人，身份与地位发生了变化，但仍属于结神亲现象。上述材料包含五段传说情节：登门借宿、卧荫耕稷、拾麦河南、赴会山西、冰雹传信。在耕作时，他能兢兢业业为东家干好农活；大旱绝收时，能帮东家解决粮食问题；在东家思乡时，能让东家回乡看灯会；东家担心庄稼受冰雹之灾，他能“四十里不受冰灵”。这些信息透露了焦龙王既是一位朴实、忠厚、老实、勤劳的农民，又是一位能为人排忧解难的民间神，在别人对他感恩戴德时，还是一位激流勇退的隐士。焦龙王被塑造为“具备忠臣、隐士、救世主形象的神明”，恰恰符合民间神明的两种文化功能：神圣功能和教化功能。正因焦龙王的传说具有这两种功能，才会被儒家士大夫记录在《（康熙）东明县志》中，《古今图书集成》《（乾隆）东明县志》均予转录。这说明焦龙王传说的影响与渗透逐渐超出了龙王冯。

冯氏迁至龙王冯后，传说焦龙王随之而来，成为冯氏佣工，并多次显圣暗示其龙王身份。这与山西襄垣“世之称者，乃盛传其牧羊一事与冯公兴家立业不已”的情节有相似之处。正如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冯氏与焦龙王的关系不能被认定为史实，只是一种传说，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记忆、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甚至可说是冯氏家族的根基记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某些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被选择、强化，造成个人认同体系中某种认同被强化，个人因此得与其他宣称此认同的人共同追求群体利益。”这份记忆从襄垣被带到龙王冯，即使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动，也延续了移民对乡土文化的依恋，反映了移民对山西文化的认同，亦可能是最初“移民在异乡的生存策略”。《（康熙）东明县志》将襄垣的冯氏祖先与焦龙王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讲述焦龙王，更重要的是神化冯氏祖先。冯氏祖先能与焦龙王沟通，成为焦龙王在民间的代理人，享有祈雨的优先权，而且冯氏子孙世世皆能如此。冯氏将焦龙王视为同乡、佣工、龙神，又为之立祠建庙，将之与祖先冯重礼并祀庙内，既敬祖又敬神，祖神合一。最终，焦龙王传说成为冯氏移民根祖记忆的主干。对此，龙王冯村的村民表示：“龙王冯年龄再小都是掌柜的，龙王爷也是打工的，自己村的人做什么龙王都不会怪，别的村的不行，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是龙主。”这一说法既突显冯氏家族的身份高贵，又说明龙王像祖先一样时时在保佑他们，传说成为维系冯氏家族记忆的重要纽带。

三、焦龙王传说在鲁西南的合法化

作为山西襄垣一带的神祇，焦龙王随山西襄垣移民迁至直隶大名府东明县龙王冯，最初并未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可。在襄垣一带，焦龙王是以昭泽王、海渎王、海渎焦龙神的形象出现在《（成化）山西通志》《（康熙）重修襄垣县志》《（乾隆）襄垣县志》等历代方志文献中，并被纳入地方的正祀系统。《（成化）山西通志》载：“龙洞神祠……有司岁以七月五日祭。”《（乾隆）襄垣县志》载：“昭泽王庙，春秋仲月上戊日承祭官致献祭品，仪节与文昌祠同”，祭品用“豕一羊一鸡一帛一爵三，杂以黍稷”，祭礼“行二跪六叩礼”。在襄垣，官方祭祀焦龙王，由明代神诞之日到清代春秋仲月上戊，且与祭社稷同日，这反映其在晋东南民间的地位提升。然而《（康熙）东明县志》却将焦龙王传说划入“龙异”。在明清方志中，方志编者往往将“‘正祠’放在‘祀典志’中，而把‘淫祠’置于‘杂志’之中”。这说明清初焦龙王传说在东明县影响力不足，也表明该传说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一旦焦龙王传说超出其影响范围（山西襄垣一带），它就被列为淫祀。这意味着当时焦龙王传说未完全融入当地文化，未获得地域文化的认同。由此可知，从明弘治至清康熙时期，焦龙王传说虽已在鲁西南传播两百余年，但仍未得到当地社会精英的认可，传播范围可能仅限于社会底层民众。原因在于社会精英人士尤其是方志的修纂者多接受儒家文化熏陶，不语怪力乱神，竭力与淫祀之类的民间传说划清界限。

不过，随着地方官向焦龙王开展求雨实践，地方知识精英的认识有所变化。龙王庙内现存道光三年（1823）《东明县正堂刘谕单》石碑一通：

正堂刘谕武城集地方代管龙王冯家牌民人等知悉：照得本年入夏以来，雨泽愆期，早禾已形干旱，晚禾未能一律播种，四方农民望泽甚殷。本县夙夜焦灼，因察武城集地方代管有龙王冯家村，有康惠昭泽焦龙最为灵应。本县即将神像迎至城内龙王祠。本县自五月二十九日设坛斋戒虔祷，至六月初一日亥刻即大沛甘霖。此皆龙神默佑使然，阖邑生灵咸沐其德。兹本县将该村民人应办一切差徭全行优免，作为龙神香火之需，以报神灵。特授东明县正堂加二级军功，加一级随带，记录一次，刘植椿特谕。

由谕单可知，东明知县刘植椿将焦龙王神像迎至县城龙王祠，设斋虔祷。两日后天降甘霖，旱情缓解。他归功于焦龙王，并下发谕单，使龙王冯村民“应办一切差徭全行优免”，以此通告全县。可见，此碑不仅是东明知县及乡绅认可焦龙王的明证，而且是官方认可焦龙王传说的合法依据，同时也促进了这一传说的传播与流布。

随着地方民众对焦龙王传说的认可度提高，焦龙王在地方势力的支持下逐渐正统化或国家化。光绪二年（1876），东明县发生严重旱灾，菏泽县张姓者勾结羊山匪徒抬二郎神像去龙王冯取水欲作乱，行至定陶姑庵，大雨如注，神像被雷击毁，如作兽散。次日，“龙神于坑中现象变化万状，众目共睹，数日后复大雨，遂不见”。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数月不雨，定陶县官绅赴龙神祠祈雨成功。山东巡抚李秉衡将此上报朝廷，为焦龙王加“显佑”二字并建碑于庙。朝廷的赐封使龙王冯的焦龙王获得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使焦龙王传说有正当化和合法化的依据。此后，地方官民在遇到旱灾时，便会到龙王冯求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十二，菏泽知县陶振宗去龙王冯求雨。龙王祠内悬挂有“澍雨沛恩”匾额，由“河南滑县老岸镇西乡敬”，落款为“中华民国九年六月吉日”。官民赴龙王冯求雨的情形到民国十三年（1924）依然如此：“菏邑长官于天久未雨，其形亢旱之际，辄法汤祷桑林故智，通谕全境，斋戒三日，各家门旁，俱插柳条于水缸中，并书祷雨之词，而军民长官及各界人士，群赴所谓龙王峰之地者（或他处）祈雨，为民请命。”

民众对焦龙王传说的认可不仅使焦龙王获赐封号，而且使这一传说出现于文学作品中。高继珩《蝶阶外史》成于咸丰四年（1854），卷三有《焦龙王》，后被收入《笔记小说大观》、钟敬文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第8集第22卷《民间文学集》。民国时曹县刘齐滨撰《龙王冯》一文刊于《新曹县·副刊》，介绍了龙王冯“十亩地一棵高梁”的传说。

焦龙王传说的影响扩大也体现在方志中。该传说最早载于《（康熙）东明县志》卷七《妖异》，至《（咸丰）大名府志》《（民国）东明县续志》载入《志余门》；后见载于《（民国）东明县新志》卷二一《轶闻》，且卷十九《金石》收有刘依仁书写的《龙王庙碑》。在官方的话语体系里，焦龙王由早期的妖异形象逐渐转为正面形象，以地方保护神身份被纳入官方书写的方志中。

四、秃尾巴老李：焦龙王传说的本土化

中国的民间传说多集中于某一区域内，具有浓厚的地域性，跨区域传播或发展会受当地文化的制约。然而焦龙王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加封，被纳入官方的祭祀系统，具有正统性与合法性，为异地传播提供了保障。再者，龙神崇拜是全国性的，具一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也为焦龙王传说在异地传播提供了前提。焦龙王符合民众的心理期待，逐渐被当地民众接受，并被视为保护神，这有利于其传说实现本土化。

焦龙王传说在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山东民间的秃尾巴老李传说融合。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广泛流布于山东、东北及北方沿海地区。2008年山东即墨、莒县、文登、诸城四地“秃尾巴老李的传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学界与政府的重视。在追根溯源时，学界通常将《文登县志》“杂闻”与袁枚《子不语》“秃尾龙”作为记录时间最早的文献资料，视山东文登地区为秃尾巴老李传说的发源地，并指出“秃尾巴老李传说之形成年代当在十八、十九世纪之清时”。这一传说的情节大体包括降生、断尾、孝母佑乡、大战黑龙江、神力扛活等。由于清代较多山东百姓移民东北，秃尾巴老李的传说随之在东北流传开来。后来移民又以返乡（回流）的特殊传播方式推动了秃尾巴老李传说在山东各地生根发芽。秃尾巴老李传说在回流中发生了变异。

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分会编的《秃尾巴老李的传说》中收有《龙王冯的传说》19个情节单元，将焦龙王的传说作为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的地域分支。实际上，焦龙王并不是秃尾龙，原型是唐代山西襄垣的焦道士，被封为昭泽王、海渎焦龙神等，其事迹主要流传于山西襄垣一带，后因襄垣冯氏移民至龙王冯，焦龙王传说开始在东明县一带传播。康熙、乾隆两部《东明县志》都未提到焦龙王是秃尾龙。据袁梓泽记载嘉庆年间曾因祈雨伤龙尾：“嘉庆间，众祈雨着下潭掘坑，伤龙尾，血流洋溢。众愕然，敬祝。裹以红绡。故降雨皆赤色。及道光间祈雨，方掘坑，西北角土裂，雷声轰然，神见形于裂处，光彩煦曜，变化多端。所覆红绡犹存，遐迩争观焉。”由此可知，嘉庆祈雨伤到龙尾未断尾，焦龙王传说出现了“伤尾”情节，或许正说明焦龙王传说可能已经受到秃尾巴老李传说的影响。光绪二十二年（1896），定陶田镕江所绘《龙影二十四宫·雨中显圣》出现变鲤断尾情节。“雨中显圣”在上引《龙王冯的传说》的19个情节单元中被叙述为“断尾”：

突然“格隆隆”一声响雷，吹过来漫天乌云，“嗬啦啦”下起瓢泼大雨。冯重礼家院子里，“扑啦啦”落了一条尺半长的红尾巴大鲤鱼。这时冯重礼已经去世了，他老伴也病倒在床上，整天念叨着想喝鲜鱼汤哩。冯重礼的儿媳妇，正在厨房做饭，听见院里有响声，扭头见院中有条大鲤鱼，就掂起切菜刀跑到院里，手起刀落，只听“喀嚓”一声，半空闪出一道红光，鲤鱼不见了，地上只剩下半条鱼尾巴。那媳妇忙拾起来，给婆婆做汤喝了。说来也怪，冯重礼的老伴喝了鱼尾巴汤，病就好了，后来活到一百多岁。

您说这鲤鱼是真鱼吗？不是，那是焦三龙王变的，是到冯家洼看望乡亲主人来了。想不到挨了东家一刀，丢了半条尾巴，他本想对少东家发发脾气，又转念一想，少东家也是为了婆母，念她一片孝心，尾巴丢了就丢了吧，反正也没伤着筋骨。打这，焦三龙王不叫焦三龙王了，大伙都叫他“秃尾巴老鲤”，后来传讹了，就叫成“秃尾巴老李”了。

“一种文化要在异地传播和发展，必须要融入当地的文化传统。”融入当地文化的过程就是本土化的表现。焦龙王本不是断尾龙，与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融合，转变为断尾龙，相当于被纳入当地民间传说，获得当地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更容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焦龙王的断尾传说意味着其向秃尾巴老李转化的完成，证明焦龙王传说实现了本土化。

从严格意义上讲，焦龙王传说向秃尾巴老李转化的完成，应该是由“焦”龙王彻底转化为“李”龙王。但实际上“焦”龙王的名称一直都在，哪怕在《龙王冯的传说》“断尾”之后紧接着“驱白龙”情节，第一句话依然是“焦三龙王，看望东家丢了半条尾巴”。在《龙王冯的传说》最后一段情节中，乾隆皇帝将“焦龙王谱”请到北京。同时，与胶东的秃尾巴老李传说相较，焦龙王转化的老李尚未形成与山东当地人建立拟亲属关系的情节，诸如龙母、龙母墓、老李的父亲等。虽然在“断尾”情节中焦龙王变成鲤鱼，进而成为“老鲤（老李）”，向山东秃尾巴老李转化，但这一转化并不稳定，“老李”的名称更像是“夹生”的本土化，其传说依然以“焦龙王”之名流传。

五、焦龙王传说与龙湫

焦龙王传说对牡丹区、定陶、东明等地均有影响，其中以饿虎牢李村的龙王庙尤为明显。饿虎牢李村属于牡丹区马岭岗镇，位于城区西南，离城约三十里，距龙王冯约二十里。《（康熙）曹州志》载：“虎牢池，在州西南三十里，四壁突起如城，即吕都也。内有深潭广三顷余，大旱不竭，祈雨者取水获应。池上建祠，明成化间州守延定之申请题额曰灵应龙湫祠。”由此可知，饿虎牢李村因虎牢池而得名。饿虎牢李村东南约三百米处有龙王庙一座。庙内存有隆庆三年（1569）《重修龙王庙碑记》一通，碑文载：“鲁之西南三十五里汜水城池名饿虎，字其水之甘，能疗诸病。成化间鲁囗囗取以医其疾，因令州守建立龙王庙。远近香火不绝，每囗尤囗，囗神祈雨，显有应验。顾是庙建于成化二十一年，至今八十余载。”《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兖州府部汇考”也有类似记载：“龙湫祠，在州城西南虎牢池上，明成化二十一年知州延定之奉鲁藩令旨建，奉祀龙神，嘉靖、万历、崇祯间屡经修葺。后圮，至皇清康熙初乡人刘玺、游僧法戒募资重修，有碑记。”鲁藩王因取虎牢池水疗疾有效，成化二十一年（1485）令曹州知州延定之建庙于此。该庙即饿虎牢李龙王庙、龙湫祠、灵应龙湫祠，历经嘉靖、隆庆、万历、崇祯、康熙、乾隆不断修缮，远近香火不断，延续至今。

从时间来看，龙湫祠建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早于冯氏自山西襄垣迁入东明县的弘治年间。从祭祀方面来看，龙湫祠由地方官建立，被纳入地方祭祀系统，而龙王冯的龙王庙由民间所建，不被官府承认，属于妖异之列。从地域归属来说，龙湫祠属于山东曹州，而龙王冯属于河北省东明县。虽属二省，二者相距仅有二十里，难免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在《（光绪）新修菏泽县志》卷一七《龙湫祠记》有所体现：

龙湫祠，在菏泽县西三十里吕都城虎牢池上。先是通固集冯氏得一佣，自称焦二，山西人。初不见其勤勤，而功作往往数倍他佣。一日令灌畦，窃窥之，见其端坐而畦中水已满。又令锄蜀黍地，每亩仅留四角中央五株，冯大骇，责之，曰：“我尚恐其多。”冯曰：“何不并四角去之？”遂去之，留其一。及成熟，比常大数倍，执其稗而摇之，落实得数斗，再摇之复数斗。主人曰：“足矣。”摇之即不复落，其奇迹都类此。一日，辞其主人曰：“我乃龙也，与君缘尽矣。”乞其黑卫及石槽，谓卫能行雨，槽可贮水，许之。又曰：“君若需雨，但掘地呼我，水出即其验也。自后里中无雹害，所以报君。”言毕而去。回视黑卫、石槽皆不知所在。至今近祠周数里不雨雹，后大旱求雨，掘其地尺许，见有青蛇，水涌而出，遂成深潭，大雨随至，于是屡祷辄应。旧有祠不知所始，明成化时，知州延定之申请赐额，曰灵应龙湫祠，图其异迹于壁，凡十二。闻有碑，访之未得，今郡守李公将有事重新庙貌。余方草菏泽志，讯之士人，摭其一二逸事，以为之记。乾隆乙未秋，任城书院院长、前淄川令秀水盛百二撰。

盛百二文中的“通固集冯氏”、山西佣工“焦二”与《（康熙）东明县志》中的东家冯重礼、山西佣工“小焦儿”（《龙王冯的传说》称为“焦三”）基本一致，只不过细节方面有些变化。从时间来看，《（康熙）东明县志》中记载的焦龙王传说比乾隆四十年（1775）盛百二撰成《龙湫祠记》的时间早一百余年。若从弘治年间冯氏迁入龙王冯算，焦龙王的传说已在龙王冯一带流传近三百年，康熙年间又被纳入方志之中，这说明焦龙王的事迹在民间流传较广。它已受到儒家精英阶层的关注，影响到二十里外的龙湫祠实属正常现象。再者，盛百二在文中将龙湫祠的龙王称焦二，与龙王冯的龙王称焦三好像是同一龙神，其实龙湫祠建立早于龙王冯，且为官府所建，属于地方正祀之列，却受到龙王冯焦龙王的冲击，这说明乾隆年间龙湫祠在地方民众心目中的影响力或地位已不如焦龙王。尤其是，同治加封焦龙王的“康惠”二字与光绪亲题“泽沛苍生”匾额，更昭示着焦龙王的功能可满足民众的心理期待。正如韩书瑞所说：“在民间信仰中，人们坚信超自然的神灵会对供物及祷告做出反应，庙中的神是否有‘灵’取决于是否具有这种直接应答祈祷的能力，而非该庙的名声、历史、财富以及醉人的风光……神的灵力和受欢迎程度是成正比的。”因此，“数百年来灵应迭著”的焦龙王得到百姓与官府的认可，从周边诸多龙王庙中脱颖而出且向外辐射，龙湫祠就是其辐射的对象之一。这样才能合理地解释《龙湫祠记》中的“焦二”与“通固集冯氏”的原型就是康熙《东明县志》中的“小焦儿”与“冯重礼”。

焦龙王传说对龙湫祠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方志文献中，而且体现在庙内的神像设置上。笔者到饿虎牢李村龙王庙调查时，发现龙王庙大殿内右侧有焦龙王骑黑驴塑像。该村民众将焦龙王传说为此处龙王爷的外甥，由这里的龙王爷派往龙王冯，且受其管辖。这与龙王冯村民所说的焦龙王是受贬下凡管辖九江八海的说法不一，也与东明县志中记载的来源山西的说法不同。显然，饿虎牢李村的“外甥说”不会被龙王冯认可。那么，饿虎牢李村的村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一问题值得深思。龙王崇拜与祭祀是全国性的，但龙王信仰如同土地爷一样有相应的辖区，如何使龙王传说发挥功能，实现自己的乡村利益与愿望，这往往会促使乡村社会对龙王传说的权威性展开合作与斗争。灵应龙湫祠不能满足民众的心理期待，也意味着其信众和香火不如焦龙王。村民将焦龙王传为龙湫祠龙王的外甥，一方面利用焦龙王的身份资源，来提高龙湫祠的地位与影响，以便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与信奉；另一方面可以寻求心理上的补偿与平衡，以此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实际上，焦龙王入驻饿虎牢李村龙王庙，且和原有的龙神建构了血缘关系传说，这种结神亲的现象更是焦龙王传说进一步本土化的表现。

六、结语

焦龙王本是一位符箓派道士，因能为百姓御灾捍患，受官府的加封，被纳入正祀，成为山西襄垣一带民间信奉的区域龙神。随着弘治年间襄垣水官冯氏迁至东明县龙王冯，焦龙王的传说发生了跨区域的转移。焦龙王逐渐由妖异形象转化为当地的保护神，并与秃尾巴老李形象相结合，实现了本土化的转变。龙王冯龙王庙“数百年来灵应迭著”，在影响力和地位上超过官府修建的龙湫祠，从周边众多龙王庙中脱颖而出，并向外辐射。其辐射度和影响力集中体现在每年农历二月二、七月初五龙王冯的庙会上。庙会期间，来自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安徽及黑龙江等地的香客十几万人云集于此，时间持续一星期左右，以致当地政府经常派警力去维持治安，免得发生意外事故。因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庙会才被取消。

焦龙王是山西襄垣一带的区域性信仰，融入民众的生活世界，渗透到民众的历史记忆、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之中，内化为民众的文化认同。这份文化认同被襄垣移民冯氏家族带到鲁西南，成为冯氏家族根祖记忆的主干，维系其家族秩序与团结。自弘治年间至今五百余年，焦龙王的传说已在当地民间普遍流传，实现了跨区域的传播与发展，也为我们理解和阐释明清时期北方移民传说的本土化提供了一个案例或典范。

《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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