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曼海姆在“黄金的20年代”

1920年，世界进入到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成就接踵而至的时代，德国人将其称为“黄金的20年代”（Goldene Zwanziger）。这段时间产生了很多诸如马丁·布伯的《我和你》、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等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但思想往往于时代更迭之际繁荣，知识产生于“知识分子的心灵冲突”。德国一战战败后，魏玛共和国在1919年成立，此时经济通货膨胀，政治冲突升级，观念不可控制地走向极化，进入到了路易斯·沃思所言的“思想领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就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诞生，曼海姆探究心灵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社会决定了心灵？还是心灵可以审视并理性构造社会秩序？是受到意识形态支配还是摆脱意识形态，寻找乌托邦？曼海姆认为，集体无意识存在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中，将集体无意识放在意识的光芒照射之下，探究我们心灵与社会存在的关系。

理解思想需要参考现实语境，同时也要追寻其理论渊源。曼海姆的思考早期受到卢卡器、胡塞尔、狄尔泰、李凯尔特等人影响。首先，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代表人物，因此曼海姆在最初对阶级的分析以及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中，便已经有了马克思的痕迹。其次李凯尔特、狄尔泰等人引领的反实证主义的潮流使曼海姆加入了德国历史主义的脉络，但历史主义的陷阱也出现在曼海姆的作品中——陷入没有真理的相对主义。第三，胡塞尔的现象学对生活世界的关注也影响了曼海姆在书中探讨的知识与行动的关系。

正是在这样紧张的社会气氛和政治局势下，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哲学家们开始关注社会领域，曼海姆的研究兴趣也转向社会科学，并受到韦伯、舍勒和马克思的影响。其中，韦伯提出了“诸神之争”的问题域，曼海姆身处的时代问题就是德国思想界的“诸神之争”，曼海姆想要解决这一无法回避的价值观多元冲突的时代问题。

2直面“诸神之争”

1. 祛魅（disenchantment）。宗教时代统一的心灵秩序和社会结构崩溃，人类走向世俗化、理性化的过程即为祛魅。一元论的心灵秩序和社会秩序崩溃了，“实然”和“应然”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意义统一的价值一元论世界转变成了价值与知识相剥离的二元对立的世界。

2. 诸神之争。工业化时代社会分工带来社会秩序的分化，进一步导致观念的分裂。韦伯提出“诸神之争”，说明人们不相信有一个共同的神来规划人们的目标时（价值理性不统一），只能保持事实与知识的统一（工具理性的统一），此时目标和手段、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也发生分离。

3. 铁的牢笼（Iron Cage）。当工具理性成为了唯一确定的东西时，价值理性便会开始萎缩，统一的手段代替目的成为团结人们认知的方式，社会秩序从传统型权威（克里斯马型）支配演变成法理型权威（官僚制、科层制）支配。这种使人类 “非人格化”的秩序被韦伯比喻为“铁的牢笼”。

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思考不仅仅探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对韦伯“诸神之争”问题的一种回应，试图解决社会科学的根本性问题。韦伯研究者苏国勋老师曾把曼海姆与韦伯的问题互相联系。曼海姆在《竞争在精神领域中的意义》这篇论文中，深刻剖析了统一的世界观在现代社会的崩溃，堪称韦伯“诸神之争”的翻版：

“从社会学角度看，有关与中世纪情境形成对照的现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这种由祭司这个社会等级进行的，对教会解释世界的过程的垄断，已经被打破了，而且，一个自由的知识界已经出现，并且代替了那个封闭的和经过彻底组织的知识分子阶层。它的主要特征是，它越来越多地从那些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和生活情境之中招募成员，而且，它的思想方式也不再受某种类似社会等级的组织的调控。由于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所以，他们使各种思维方式和经验方式都可以获得受公众注意的机会，而这些思维方式和经验方式则在由其他阶层组成的更大的世界上公开地互相竞争……自由竞争便开始支配知识生产的各种方式……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必须为了获得公众的偏爱而展开竞争。”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曼海姆认为在思想的竞争中，知识分子群体能够摆脱特定社会阶层的束缚，自由竞争其思想的市场。曼海姆这一对当时知识分子的群体想象使得他最终认定，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存在领域中自由漂浮，带动社会的流动、观念的流动，最终为这些对立的观念提供一个融合的机会。

“知识社会学所提出的根本性真知灼见之一便是，使这种集体无意识动机变成有意识的动机过程，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发挥作用，而是只有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境中才发挥作用。这种情境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是可以确定的。人们都可以比较准确地指出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必然越来越迫使人们不仅反思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事物，而且反思思维过程本身，在这里甚至与其说反思真理本身，还不如说是反思下列忧虑的事实：即这同一世界对于不同的观察者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样子。”

而在这段引文中，曼海姆指出人们需要审视、看清集体无意识，认知思想观念的局限，从而摆脱集体无意识的支配。韦伯把“诸神之争”看作现代社会不可规避的现状，而曼海姆把这一现状看作急需解决的问题，把时代的思想冲突变成一种社会学方法，试图凭借知识社会学解决这个问题，克服诸神之争的相对主义困境，引入一种关系主义（relationism）和综合（synthesis）的知识社会学。

3《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核心观点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充分展现了德国推演逻辑的学术传统。曼海姆将“人的观念依赖于社会存在”作为逻辑起点，开始层层论证“人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在曼海姆看来，人们总是按照他们参与的集体活动的特定环境，趋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而纯粹的逻辑分析不仅会让人的思想与群体分离，还会使思想与行动分离，因此需要将思维放置在社会情境中分析。

社会存在一旦发生变动，人的思想就会相应地产生变化。社会存在的变动方式在书中以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式展现，只有在横向社会运动伴随着强烈的纵向运动时，人们才会对自己的思想方式的普遍永久的有效性的信念发生动摇。而正是这种社会剧烈冲突的历史时刻来临时，交流进入到了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此时，对立冲突的观念有机会被同一个心灵容纳，而能够容纳这种冲突观念的心灵，必须是一个在社会存在中相对流动的心灵。在书中，曼海姆认为，这种“社会秩序中并不是特别稳定地居于某种立场、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正是知识分子。

那么知识分子在怎样的社会存在中才能考察思想动机？曼海姆给出的答案是政治领域。虽然在韦伯的传统中，他认为学术无法为实践层面的问题提供客观的答案，因此应当与政治分离；但曼海姆认为，“正是在政治斗争中，人们才第一次了解到无意识的集体动机总是在指引着思想的方向。”政治领域被视为一个能够揭露集体无意识的社会空间，社会学家们可以将其作为试验场，用科学的方法深入斗争、审视斗争乃至超越斗争，从而观察到阶层利益支配下的集体无意识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心灵。

曼海姆引入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种概念来讲述集体无意识所追求的两个取向。他认为，无论是“意识形态”这个保守主义社会秩序管理系统还是“乌托邦”这个超越现实追求，均受到了无意识的集体动机的影响。这种集体无意识已经不局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而是在探讨无意识心理在社会为何诞生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两者在区分的标准上，前者更加倾向于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但是对社会秩序存在一定程度的歪曲；而后者“产生于现行秩序之中，反过来又冲破现行秩序的桎梏，使之朝着下一个存在秩序自由地发展”。

论述至此，心灵轻易被遮蔽的现实很容易给人一种悲观感。人们该如何面对各种意识形态被揭露后的世界呢？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在哪里呢？曼海姆坚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寻找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领域入手，在这个领域中，思维中无意识的根源和支配地位将导致“受控的观察而不是混乱”，但是“超越”并不意味着“脱离”，曼海姆认为，“一个人若要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他就必须参与社会过程，但是，这种参与集体无意识的奋斗过程决不意味着参与这种过程的人会歪曲事实或者不能正确地看待这些事实，恰恰相反，参与社会生活的生动场景正是理解这种生动场景内在本质的前提条件。”一个好的局外人需要既投入又清醒，先被社会存在决定和影响，而后在社会存在的参与过程中把自己解放出来，这两个过程是缺一不可的。

4意识形态如何作为一种方法？

曼海姆重新界定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意识形态’这个词本身并没有固有的本体论意义，它并不包含对于不同实在领域中的价值的决定，因为这个词语最初只是表示观念论。”马克思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剥削以维护自身阶级利益而构建的，它并不能作为一种社会学方法来使用。而根据前文，曼海姆式的意识形态是为了更好地强调意识分层——在这里不仅仅可以区分为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两个层次，同时意识形态也可以被区分为普遍和特殊两种意识形态。特殊的意识形态代表着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观点，曼海姆更加关注结构性的、普遍的意识形态，而正是普遍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了集体无意识之中。如此一来，意识形态不仅仅是群体斗争的工具，分析敌人的手段，更是分析自己所处境况的方法之一。

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成为方法论，是因为知识社会学关注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用来彼此攻讦的手段，而是客体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借以呈现给主体的各种不同方式。韦伯曾经这样评价马克思：“不应当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人们可以随意上下的计程车相比，因为人们一旦掌握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使那些革命者本人也不可能随便离开它。”毕竟，没有什么攻击的手段能够阻止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们利用这种武器并且把它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这也是曼海姆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地方，他将意识形态研究分为了评价性和非评价性两种方法（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曼海姆在这里只解决了非评价性的方法，并没有解释评价性的意识形态。

有一位曼海姆研究者对意识形态方法论作出的评价是：他提出了一种民主科学的方法来解决意识形态的相对主义斗争。这很精准地诠释了曼海姆对意识形态这个领域作出的精巧构建，也表明了与社会情境勾连的自反性是通向真理的方法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思想是一个由各种实际的社会力量决定的过程，它不断地质疑自己的发现，纠正自己的研究方法。”，知识社会学所寻求的也并不是传统真理，而是对文本在特定语境中表达的意义进行真实和客观把握。对意识形态进行非评价性研究，是民主的科学的方法，曼海姆提出的这一方法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具有根本性意义。

5曼海姆悖论、反身性与学者的使命

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回应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并且提出了“曼海姆悖论”。他认为，曼海姆一方面宣称所有的社会政治思想总是与思想者的现实生活境况密不可分，即宣告了所有社会思想的意识形态性，另一方面又把建构一种价值无涉的意识形态概念作为其全部学说的精要，这种对相对主义的坚持造成了一种悖论的情况。

按照曼海姆所倡导的变化的、关系主义的真理观来看，这种悖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悖论之所以是悖论，必须得假定一种绝对真理观，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挑战传统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观。如果说自反性作为自我驳斥，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拉出沼泽”的逻辑陷阱，那么曼海姆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摆脱自反的逻辑，走入一个语境与文本之间的诠释学循环，从而达成某种普遍性理解。这里就能看出黑格尔和马克思对曼海姆的循环辩证思想的影响痕迹。

曼海姆认为，能够在流动的社会存在中关照不同观念冲突的、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群体正是知识分子本人。他之所以将解决方法瞄准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社会科学家，是因为这个群体可以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研究者同研究对象之间建立共同的知识背景，为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具有普遍性的指涉框架（reference of frame）。社科学者们可以使用整体和部分互相诠释的循环来以小见大，从而把握整个时代的语境，反之亦然。其次，利用研究者本人的独特知识背景、价值观来厘清这些内容在研究过程和结果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是否能够放下偏见来反思自己是否受到了集体无意识的支配，是社会科学学者自身知识地位确立的重要环节。

下图展示了曼海姆所言的社会存在冲突的模型。在每一个社会存在内部，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箭头展现了他们之间交流的脉络，而箭头的互相连接构成了社会行动者参与构建的整个意义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角色既要游离在系统之外的，又要有进入意义系统的能力的，这正是自由漂浮的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要做的，正是在社会行动者基础上进行意义脉络的二级建构。他们行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有赖于他们所掌握的一整套解释社会的概念体系。

在这个模型图中，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勾连起来，因为图中的圆圈所包含的思想路径正是共通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想象成不同的场域，会发现某些场域的自主性（如科学）更加独立，而某些场域更加容易受到掣肘；连接社会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力量，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叫做“惯习”，而曼海姆将其称为“世界观”。无论是哪一种解决思路，社会学家所属的这一阶层的使命都是在这个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辩证关系的裂隙中寻求变革的自由。

6讨论

Question

我曾经阅读到蒙田的《论食人者》，讲的是法国对拉美的一个蛮族的殖民，那里的原住民对身体健壮的法国人向13岁的法国国王顶礼膜拜感到非常不解。这个事例引发了蒙田的一些思考，他没有把食人族看成异类，而认为他们只是遵循了一套与欧洲白人不同的生活习俗和礼仪。蒙田在其中扮演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角色，他跳出了当地人的生活环境和白人中心主义来思考什么是野蛮和文明。蒙田的例子说明，进行反思并不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人也能通过旅行、接触媒体内容或者身处某种更好的社会制度达到自由漂浮的状态。

Answer

这个问题是曼海姆的作品中缺失的一个环节，即对普通人自反性的关注。一个具有流动性的、不属于某个社会阶层的个体或群体是能够超越并且反思自身的，不论是社会科学学者或社会行动者，阿切尔的研究提到，要把反身性交还给普通人。很多社会行动者之所以不能反思自己的社会存在，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条件，没有办法摆脱特定群体意识形态的束缚，获得一种开放性视野，而不是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科学知识，一旦被赋予自由的情境，他们的反思力量就会得到解放。

Question

霍夫斯泰德、英格尔哈特、格尔茨、许烺光这些学者似乎都是“漂浮的知识分子”，漂浮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但同时他们也为这些系统勾勒模型。所以社会科学学者是否具有一个鸟瞰其他文化系统的视角？

Answer

从曼海姆的观点出发，社会科学学者没有鸟瞰的视角，而是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参与到社会经验之中。鸟瞰的视角意味着绝对真理，而曼海姆所构建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开放的真理观。经过不断循环建构，真理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某一时期的社会，但是一旦社会发生剧烈变化转型，过去的真理便不再适用，真理又发生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