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7世纪末到18世纪，“专制”被视为在法国内外大肆蔓延的传染病，其中奥斯曼帝国作为专制政府的代表，成为法国政治文化论战的焦点。但这一时期“专制”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由培尔、孟德斯鸠、杜尔哥和沃尔内等思想家的发展，从一种具有某些合理性和积极作用的政体形式逐渐转变成预示法国文明优越感和干预东方事务的理由。纵观18世纪法国思想家对“专制”的解读可以发现，他们的最终落点不在奥斯曼帝国而在法国本身，目的是使法国通过对照他者来更好地认知自己。因此，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追溯东西方之间交往和互动的历史，而且有助于理解法国甚至欧洲借助东方来认识和定位自身特性的过程。

18世纪，奥斯曼帝国作为“专制”的象征在法国引发了众多讨论。它之所以受到最多关注，原因在于与其他东方国家相比，奥斯曼与法国之间维持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为了抵抗哈布斯堡家族的扩张，1536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与奥斯曼的苏莱曼大帝缔结了同盟协定。这次联盟被称为“基督教国家和非基督教帝国之间的第一次非意识形态外交联盟”，直到1798年拿破仑进军埃及，双方关系面临破裂。同时，奥斯曼在地理上接近欧洲，对欧洲事务产生了直接影响，却在宗教、政治、文化和经济等诸多方面拥有与欧洲截然不同的特征，从而导致了法国旅行者和思想家对奥斯曼，尤其是奥斯曼“专制”的兴趣。

在专制问题的研究上，西方传统观点主要以马克思和韦伯的论断为代表。他们对非西方世界历史轨迹的描述，也影响了德国学者魏特夫对专制的解读。其共同点是强调“专制”的东方属性和消极作用。20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后现代主义对欧洲中心论和种族问题的批判，西方学界对专制的阐释出现了两种新的研究趋势：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专制”不但没有反映出东方的现实，而且常常用来支撑欧洲优越论。另一方面，概念史家尝试从长时段和“鞍型期”入手来研究“专制”概念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法国的18世纪研究者认识到法国绝大多数关于“专制”的论述是以自身为主体展开的，东方更多时候作为媒介存在。“专制”以何种面目出现在启蒙思想中，实际上显示了法国如何利用东方他者来分析本国政治文化现象和利用东方来认识自身的过程。在国内方面，研究重点围绕介绍和驳斥“东方专制主义”，孟德斯鸠的专制理论以及“开明专制”这三个维度展开，但少有研究深入到18世纪法国关于“专制”的论战以及“专制”内涵的变化。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文试图通过考察18世纪法国思想家在几个阶段对奥斯曼“专制”的解释，揭示他们如何创造了一个变化的奥斯曼专制概念，使之与法国利益相匹配，并对法国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

一、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时而合理的“专制”

有关“专制”话题的讨论在西方由来已久。从亚里士多德用“专制”来描述东方国家的政体开始，“专制”就被打上东方的烙印。中世纪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等人对亚里士多德的专制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但他们对东方社会和政府的兴趣远不如对欧洲王权和教权之争的兴趣。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专制”指代的传统地理范围发生了改变。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有时被认为是合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让·博丹在《共和六书》中的论述。他借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理论，将奥斯曼帝国定义为“领主君主国”(monarchie seigneuriale，此处含义约等于“专制”despotique)，以区别于“僭主君主国”(monarchie tyrannique)，意为“君主在一场正义的战争中击败了敌人，在自然法之下对其财产和生命享有绝对权力，在国家律法之下像一家之主管理奴隶及其财产一样统治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处置他们”。作为宗教战争时期的理论家，博丹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法国不受反叛倾向的影响，为法国绝对主权的最大化辩护。

法语中“专制的”(despotique)一词最早出现在投石党运动中，当时的一本小册子评论道“不是所有君主制国家都是专制的，只有土耳其的君主是专制的”。17世纪末，随着路易十四的统治权力越来越集中，一些贵族和胡格诺派提出法国可能不是博丹笔下完美的君主制，而是不宽容的和专制的。他们将法国的王权与奥斯曼苏丹的权力进行比较，使最初为“东方”政权预设的“专制”概念被应用到法国。在此期间，作家们尤其是小册子作者经常使用专制君主制(monarchie despotique)、专制权力(pouvoir despotique)和专制政府(gouvernement despotique)等词汇来反抗王权施加的压力。

18世纪初，关于专制的论述主要来自费内隆(François Fénelon)和培尔(Pierre Bayle)，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与孟德斯鸠后来的说法类似，费内隆将专制与君主制和温和政府对立起来。当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持续导致法国国库枯竭，内政不稳，费内隆和圣西蒙公爵(Duc de Saint-Simon)等人组成了一个反对路易十四的团体，为新国王的即位做准备。为了维护特权阶级的利益，他们抗议君主制对贵族权利的侵犯，抱怨重商主义政策带来的道德腐败。这些作家了解古希腊思想，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专制”理论，暗示法国君主制正在走向专制。值得注意的是，费内隆拒绝将君主制等同于专制，拒绝将国王的权力等同于主人的权力，但同时他也承认专制政府在某些环境中的高效性。在1710年8月4日写给谢夫勒斯公爵(Charles-Honoré d’Albert)的信中，费内隆提到：“当专制制度存在于富足社会时，它比温和政府更有效率；然而，当专制制度失去威信时，国家将立刻陷入绝境。”

比起强调奥斯曼专制与法国君主制之间的区别，培尔更强调任何政体下权力都可能被滥用。作为一个怀疑论者，培尔质疑一个统治者不滥用权力以及人民不乱用自由的政府是否存在；他认为混合政府也存在弊端，由于经常出现党派冲突和相互攻讦的情况，政府的权力平衡难以维系。培尔对混合政府的看法导致他被一些读者视为绝对君主制的捍卫者。实际上，培尔的以上思考都基于怀疑主义的立场。他的最终结论是，虽然在其他政体下也难以规避对自由的滥用，但是必须警惕一切盲目屈从于权力的行为。培尔的态度也可以通过1697年米歇尔·勒·瓦索(Michel Le Vassor)写给他的信来侧面体现：“专断权力和消极服从如今在英国备受谴责，部分英国人认为您支持这二者......虽然内乱令人担忧，但还是专制权力更令人恐慌。我相信您只是想驳斥某些煽动性的精神，如果您公开谴责暴政和专断权力的话，英国人将对您的著作更加满意。”

由于任何政体下权力和自由都有可能遭到滥用，培尔质疑奥斯曼苏丹完全是个专制君主的观点。他认为“专制”不应被视为一个绝对分类，而应该以程度来衡量。在肯定或者否定“专制”之前，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阅读现有文献材料，还应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培尔的思想展示了法国怀疑主义在政治问题上的特点：他接受绝对君主制，以和平的名义拒绝任何反对君主制中央政权的叛乱，与此同时，在政治争论中致力于推崇宽容的原则。

简言之，18世纪初法国思想家对专制的看法并非完全否定。这与当时的东西方局势密切相关。根据1699年签订的《卡洛维茨条约》(Traité de Karlowitz)，奥斯曼被迫割让了匈牙利大部分地区、特兰西瓦尼亚和波多利亚，苏丹首次接受了领土上的重大损失。这并不意味着奥斯曼的军事影响力就此消失。在1710—1711年与俄国以及1714—1718年与威尼斯的战争中，它都成功地与对方抗衡；在1735—1739年与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中，奥斯曼虽然输给了俄国，却在奥地利获得了可观的利益。总体来看，东西方之间维持着相对均衡的状态，但与前几个世纪相比，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军事威胁减弱，导致法国人对土耳其人的恐惧也随之减弱。这种东西方关系也表现在费内隆和培尔关于“专制”的解释中。他们不再只是感叹奥斯曼帝国的恐怖和强大，而是尝试着描述和分析它的政治体系，并且借对奥斯曼专制的讨论来影射法国国内问题。因此，那些承认“专制”拥有某些积极作用的观点与其说是受到霍布斯理论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到17世纪到18世纪初政治局势的影响，是投石党运动、君主权力的危机以及波兰的混乱导致的结果。面对这样的事态，他们可能认为专制的东方至少有能力确保政治上的和平，而温和的欧洲政权似乎无法提供保证。此时，维护思想统一，避免国家分裂，对于政权的巩固而言至关重要。当然，尽管承认“专制”的某些合理之处，他们仍然意识到奥斯曼与法国的不同，并警示法国不要陷入专制之中。

二、18 世纪中期：更加**的“专制”标题

18世纪初，培尔和费内隆在使用奥斯曼“专制”来反映法国国内事务时，强调的是政治问题，也并非完全对奥斯曼持否定态度。而孟德斯鸠对“专制”的态度则更加消极。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将“专制”定义为政府基本形式之一，并用亚洲政府特别是奥斯曼帝国的例子来加以说明。除了政治问题之外，孟德斯鸠认为“在专制国家里，人民已经是政治奴隶，所以他们更能容忍自己在民事方面也处于奴隶地位”。针对这一观念，意大利历史学家文丘里和美国学者凯泽提出，孟德斯鸠赋予了“专制”以系统性，使它不再仅指一种特定的政体形式，还指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

孟德斯鸠的理论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为了遏制一切反抗的勇气和野心，达到臣民的绝对服从，专制君主必须以畏惧作为政府运转的动力。第二，专制君主的权力不受法律制约。在他看来，欧洲的君主统治受到固定的法律限制，而亚洲君主通过专断的行政命令来进行统治。第三，专制君主的权力不受社会制约。东方不存在财富、荣誉和职位独立于君主意志之外的贵族，导致重要的社会和行政职务由君主一人指派和罢免。是否存在作为中间权力的贵族对君主的监督，是东西方政府最明显的差异之一。第四，奴役妇女是专制政体的特性之一。亚洲的家庭奴役与专制统治始终是并存的，一夫多妻制和妇女遭到幽禁并依附于男性生活的处境便是证明。关于这一点他在《波斯人信札》中做了更详细的解答。

在探究产生专制的原因时，孟德斯鸠将其归结到亚洲的气候和地形。气候的影响表现在，气候炎热的亚洲容易产生专制，气候寒冷的欧洲则反之。炎热的气候使人的力量萎颓，更容易沦为奴隶；而在寒冷的气候下，人的身体和精神使之能够从事艰苦的活动以及维护自己的自由。地理的影响表现在，亚洲的平原地貌和辽阔幅员需要专制政体来达成中央化管理措施。大型帝国建立后，由于一些地区和首都之间距离遥远，君主的决定必须迅速，才能使传递的信息及时到达 ;为了管理地区差异明显的疆域，法律必须出自个人，再按照发生的偶然事件来变更。这两点原因在孟德斯鸠的理论中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因为大型帝国实际上是外部入侵的产物，而侵略本身又受气候因素的影响。按孟德斯鸠的说法，亚细亚是没有温带的，炎热地区和严寒地区相邻，这意味着强国和弱国相邻。因此，一个民族成为被征服者，另一个民族则成为征服者。欧洲的情形相反，强国和强国相邻，彼此之间力量相当。这是亚洲衰弱而欧洲强盛、亚洲受奴役而欧洲自由的重要原因。

经由孟德斯鸠的发展，“专制”不仅成为一种政体形式，而且成为东方社会的典型特征。当然，也有部分作家对孟德斯鸠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尽管伏尔泰对土耳其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怀有敌意，但他驳斥了“奥斯曼帝国在每个方面都是专制产物”的观念。伏尔泰认为法国和奥斯曼帝国都不能被描述为专制政权，因为专制制度并不存在。在他看来，所谓“专制的”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颇为相似，苏丹、维齐尔、帕夏和耶尼切里(Janissaire，也称土耳其禁卫军)之间的冲突便是对统治者的约束，从而确保其遵守法律。对孟德斯鸠最激烈的批判来自杜伯龙(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杜伯龙有身在印度的个人经历，对近东的认识是二手的，但他对奥斯曼帝国的判断启发了很多旅行家和东方学家。杜伯龙的反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东方存在成文法和具有法律效力的习俗，财产权和继承权得到尊重。第二，东方的确存在滥用权力的现象，但不应该被描述为专制，因为所有制度下权力都经历过滥用。第三，东方历史的特性在于缺少封建制度，它落后于西方或者说它省去了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

尽管伏尔泰和杜伯龙批判了孟德斯鸠的观点，但并不足以将其推翻。与18世纪初的情况类似，18世纪中期“专制”论战的矛头仍是对准法国国内形势。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关于法国君主制的辩论，东方只是作为修饰和参照存在。孟德斯鸠的专制理论之所以被更多人接受，除了法国人更愿意保持基督教欧洲胜过穆斯林东方的成见之外，更因为它具有强大的现实指向性，从而持续发挥着影响力。1700—1750年，法国城市人口从270万增加到310万，文学共和国充满活力，各种社交场合的出现促成了城市文化的转变。然而，表面完好的绝对君主制秩序之下隐埋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紧张与失衡。从路易十四末年到18世纪40年代，法国政府为应付战争带来的巨大开支而开始征收普遍直接税，并有意将这些特别措施永久化，从而导致了国王与高等法院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詹森派在天主教会中引发了巨大分歧。作为天主教内部的改革教派，詹森主义者反对教会的等级体制，认为由所有信徒组成的团体才能代表教会的权威。这种带有民主色彩的宗教主张不仅是对天主教现存体制的挑战，也是对绝对君主制的政治挑战，致使王权支持耶稣会，打击詹森派。在孟德斯鸠的思想中，专制、君主制和共和制并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有可能相互转换，这隐含了他的政治立场和对王权的批判。他认为，尽管气候和传统都不利于专制在欧洲发展，但法国君主制的历史演变以及政治自由受到侵蚀的过程似乎表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照孟德斯鸠的判断，如果长期滥用权力，进行巨大的征服战争，专制的力量可能增强，使风俗和气候无法与之对抗。在君主制面临专制侵蚀的两大因素中，“遭受巨大征服”在当时不太可能发生，但“长期滥用权力”在法国似乎并不陌生。

由此来看，孟德斯鸠贬低奥斯曼专制，意在向法国人展示不受约束的王权统治可能导致的后果，以期达到在法国建立混合政体的意图。依循这一逻辑，伏尔泰之所以反对孟德斯鸠，主要是为了捍卫路易十四的君主制。而魁奈选择以中国作为“合理专制”(despotisme légitime)的代表，也是借此来揭示自己改革法国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观点。

三、18 世纪晚期：等待开化的“专制”标题

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孟德斯鸠将气候和地理视为专制成因的观点受到更多挑战和质疑。这并不意味着法国对“专制”的态度有所缓和，而是讨论“专制”的重心不再是针对国内权力的滥用，法国开始对奥斯曼帝国有了别的企图。

杜尔哥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之一，他比其他思想家更强调专制扼杀了经济自由。在他看来，奥斯曼帕夏除了取之于民外没有其他收入，还必须向苏丹缴纳赋税和提供礼物，导致他不可避免地加重对民众的剥削。人民没有独立的土地和财产所有权，便没有生产积极性，也无法产生自由的商业精神。专制制度不但不能增加资本，还依靠消耗国家资本来运转。它存在的时间越长，国家便越衰弱。因此，杜尔哥认为东方衰落的原因之一在于专制扭曲了经济规律。杜尔哥分析“反经济的专制制度”，不仅是出于经济学家的立场。作为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总监，他实际上思考的是法国的经济变革问题。

在解释专制产生的根源时，杜尔哥并不看重气候因素，而是强调征服战争的影响。他认为被北方蛮族征服的欧洲王国能免于专制，是因为这些蛮族本身是自由的；罗马建立的风俗和蛮族信奉的宗教也有助于保护他们免受专制统治。亚洲的情况不同，野蛮人最初的征服开始于风俗形成之前，并建立起大型帝国，使被征服者习惯了专制统治。土耳其人在征服过后，建立的是军事政府。由于军事纪律必然以专制和严苛为前提，其政府在本质上便是专制的。

通过论述专制起源于征服战争，杜尔哥意识到专制可以被外部力量终结。这种靠外部干涉来推翻专制的合法性与征服战争过后建立专制的合法性是一致的。这个观点明显带有隐含意义，但杜尔哥主要关注的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不是研究现实局势和实践其理论的可能性。他的这一观点明显启发了沃尔内。

与此前大多数没有东方经历的思想家不同，沃尔内拥有旅行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使其思想结合了理论与实证。沃尔内认同《论法的精神》中的一些观点，承认自然环境与民众道德之间的关系，但他更加重视社会因素在“专制”成因中的地位。他否定气候是导致专制的主因，因为热带和寒带的界限难以确定，孟德斯鸠也无法准确说明什么温度能划分国家的强弱，能划分自由或奴隶制。土耳其人和古希腊人生活的区域在地理上相近却风俗迥异，迦太基属于东方但其商业充满活力，此类反例有很多。

气候不能决定专制，那么究竟何种因素使东方陷入专制？沃尔内认为与两大因素密切相关。其一是历史因素。他和杜尔哥一样认为大多数东方帝国是外来征服的产物，但杜尔哥更强调征服战争发生的时间，沃尔内更强调民族之间的兼容性。在沃尔内看来，与日耳曼人不同，土耳其人对近东的入侵导致了专制，而非自由。这是由于，欧洲的外族征服者和被征服的居民关系接近，能够杂糅成同一的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在东方大部分地区则相反，多次征服战争造成了不同民族混居和对立的情况。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之间，风俗和利益有时相近，他们便融合在一起 ;但更多时候，他们之间因政治和宗教成见而产生分歧。在利益对立的情况下，征服民族掌握了民事和军事权力，被征服民族成为社会下层，其生命和财产都归征服者所有，从而导致了专制。与杜尔哥的结论相似，沃尔内认为既然专制是征服战争的遗留问题，便不是东方注定要承受的。其二是现实因素。沃尔内将导致奥斯曼专制和愚昧的原因归结为缺乏学习途径，尤其是缺乏书籍。奥斯曼帝国的书籍绝大多数是手写的，不仅生产缓慢、费力，还很昂贵。与之相比，能更好地感受印刷术的重要性，也许是三个世纪以来欧洲精神发生变革的真正动因。印刷术不仅使书本变得常见，扩大了书籍传播的范围，而且能够迅速散布新思想和新发现，促进科学艺术的发展。对此，他评论道：“从欧洲和亚洲之间艺术和知识能便捷交流的那一天起，从我们的好书经过翻译可以在东方人中流传的那一天起，一个全新的秩序将在东方形成，道德、生活方式和政府将明显变化。”

由于专制不是气候或者种族这些无法改变的因素导致的，沃尔内据此得出：东方的现状是可以改变的，一旦奥斯曼帝国的专制得以清除，人民就能重获权利。然而，沃尔内否定了东方被征服民族依靠自身获得自由的能力。他主张在一个开明君主的引导下，将启蒙精神从法国传入东方，从而改变东方的专制。引入欧洲的科学和理性以作为对抗专制的条件，这是沃尔内专制理论中最创新的解释之一。在这种表述中，亚洲的衰落和欧洲的活力并非气候和不变的自然条件导致的恒定特征，相反，政府是好是坏，是解放还是束缚人民的创造性，关键在于是否发展科学艺术，是否寻求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18世纪晚期的“专制”概念发生变化的根源在于新的世界局势。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于1768年向俄国宣战以阻止波兰的分裂。战败后，奥斯曼帝 国不得已于1774年与俄国签订了《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aité de Koutchouk-Kaïnardji)，被迫承受巨额战争赔偿和接受若干对未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条款。克里米亚因此独立，切断了与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关系，实际上被俄国控制，1783年时被正式吞并。这场战争严重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标志着东方问题(Question d’Orient)的正式开启，而且导致了欧洲力量平衡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15—16世纪以来奥斯曼征服了爱琴海，欧洲的扩张被土耳其人从东部阻隔，从而转向了美洲大陆。但是，法国在美洲的事业因七年战争的结果面临终结。是否维持与奥斯曼帝国的同盟，以及是否入侵埃及来弥补法国在北美的损失，成为法国政府经常讨论的话题。在这些前提下，奥斯曼帝国是否是个专制政权已经不再是法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专制”理论的目的由批判或捍卫绝对君主制转移到亟待解决的外交关系上。一个论点上简化的专制概念，一个无法正常发展而需要在法国帮助下来重新步入正轨的东方社会，更适合这一时期法国东方政策的需要，为法国未来“善意地”干预近东提供了理由。

结   语

他者的构建总是与建构者自身更加相关。从18世纪初到18世纪末，面对不同阶段的不同国内外形势，法国思想家对“专制”概念做出了对应的解释，使“专制”逐渐由评论法国内政的借口转变为法国实现对外扩张的依据。在此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专制”所激发的大多数思想指向的是法国和欧洲，从而产生了一种自我参照的东方观。1798年，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入侵埃及，声称要将埃及从马穆鲁克和奥斯曼专制者的枷锁中拯救出来， 把启蒙和自由的光明带到东方。这种论述在19世纪时变得更加普遍，伊斯兰和现代性、伊斯兰和欧洲被认为是不相容的。19世纪法国的干涉主义倾向更加强烈和公开，而且建立了一整套殖民政治哲学，即法国人的到来将清除东方的落后状态，重新带来科学艺术和繁荣，这成为19世纪欧洲在伊斯兰国家行动的思想基础。黑格尔在他关于世界历史哲学的讲座中用神谕式的语言将历史进程描述为四个阶段：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以及最终是自由体现的日耳曼世界。历史是从东到西的旅行，欧洲是历史的终结。

实际上，不仅局限于18世纪或是对“专制”这一具体概念的看法，更确切地说，在东西方往来的漫长历史中，西方对东方他者的构建都是以自身为主体展开，并根据自身需求的变化来进行调整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知全是出自偏见。对于许多法国思想家来说，奥斯曼帝国在法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文化上区别于法国的“他者”，以及军事和政治上的威胁，还是融入法国思想理论的有效成分。对于当下而言，可能有人会认为启蒙时期依据自身需求和主观价值来构建“专制”概念的做法已经过时，获取信息的途径和信息量的增加能够抑制对其他文明和社会的偏见。然而，现当代的很多例子都可以证明，西方对于东方他者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考察18世纪法国对“专制”解释的转变，思考奥斯曼在建构法国身份认同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是理解旧制度时期乃至当下东西方关系的新途径。在法国甚至欧洲认识和定义自身特性的过程中，东方不仅重要，而且不容忽视。

《世界历史评论》2024年夏季号

韦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