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游八仙”经历了由“禳星”到“禳星＋游乐”再到“祭财神、喜神＋娱乐”的过程，其诞生与发展与道教密切相关，并逐渐成为兼具信仰性与娱乐性的复合性节日。2008年大同市政府开始重视文旅开发，“游八仙”由地方民俗文化转化成为民俗旅游资源，其所蕴含的“祭”的属性被淡化，“游”的属性被凸显，被重新建构的当代“游八仙”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更有效促进了地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

进入21世纪，伴随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运动的兴起，流传于民间的各类民俗文化被视为珍贵的民族文化瑰宝，在政府、学者、地方文化专家等多方共同作用下，这些民间文化经过分类整理与评审，入选各级非遗名录，被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加以保护。钟敬文先生曾指出：“节日，是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创造物和传承物。它是由于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是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完善和变更的。”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重新定义，节日庆典被纳入保护范畴；2004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此之后，萧放、高丙中、黄涛、张勃等一批学者开始从民族文化遗产、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不同视角分别探讨了传统节日所具有的重要文化价值及以政府为代表的权威机构对于民间节日与仪式复兴的重要作用，引发了学界对传统节日的关注与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节日的内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一些传统节日也在经历着不断的演变与重构。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重心，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口号下，具有一定市场价值的文化被开发利用起来。伴随大众旅游兴起，旅游业的经济效益越来越被认识，民间文化因其市场价值备受青睐，不再被视为“落后”“蒙昧”的东西，而是被发展为弘扬传统文化、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民俗旅游”由此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多位学者对“民俗旅游”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西敬亭、叶涛认为“民俗旅游是以民俗事象为主题内容的旅游活动”；李慕寒认为“民俗旅游是以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民俗事象活动为旅游资源，为满足旅游者开阔知识视野，促进人类相互了解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陶思炎提出“民俗旅游是通过实物（景点）和活动（项目）而动态展示的民俗旅游产品，它不是静态的博物陈列，也不是以观光为主的旅游项目，而是以‘入乡随俗’为追求目标所营造的旨在使游人亲历和参与的文化与生活空间”；田兆元、程鹏则认为上述概念强调了民俗旅游的体验性，但却排除了旅游的观赏性，他们提出，将民俗作为旅游资源与产品的行为都应该是民俗旅游，民俗旅游是民俗文化传承与民俗应用的一种途径，也是实现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一种方式。旅游开发对传统节日具有深刻影响，一方面，民俗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吸引地方政府、从业者、游客与当地居民等多方主体参与其中，有效推动了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另一方面，当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市场化也必然会对文化本身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山西省大同市的春节节俗“游八仙”为个案，梳理“游八仙”的演变与发展过程。

一、禳星：大同历史上的“游八仙”

在大同市，每年的农历正月初八被称为“八仙日”，每到这一天，当地百姓都会走出家门，逛庙会烧香祈福，祈求来年的健康与平安，有“游八仙，去百病”的说法。春节是大同最为重要的节日之一，在当地，春节自除夕开始，至农历正月十六才算是“过了年”，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说法与讲究。明代正德《大同府志·卷一》中记录了当时大同春节节庆祭祀活动的盛况：

元旦贫富家皆极力办祭祀酒食之类，以丰丽相尚，老幼欢赏，越元宵后方止。

清代顺治《云中郡志·卷二·方舆志》“岁时纪”一条中也有着类似的记载：

正月元旦日，无论乡绅士庶，喜办衣服酒食之类，以丰丽相尚，拜贺交错，仍燕会，弥月方止。

明清时期的大同百姓极为重视正月，无论家庭富裕与否，都要尽力操办，拜年、贺年等活动一直持续至元宵节后。

清代乾隆《大同府志·卷七·风土》中则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大同地区春节期间的各类节俗活动：

元旦（即春节）垒炽炭于门，如浮图状，名曰旺火；五日剪彩纸为人，小儿拥抱戏通衢，曰送穷，有攫而去者曰得富；八日为诸星降，僧道讽经祭星；元夕前三日起，城市张灯结彩，垒旺火，郡城四大街尤盛，各乡村扮灯官吏秧歌杂耍，入城游戏；十六日郊游，云除百病，是夜，设祭送先祖，妇女多哭泣者，清明夜亦如之。

乾隆《大同府志》中首次记录了正月初八的节庆活动，在当时，正月初八是道教星君降临之日，僧侣通过诵经仪式“祭星”；而正月十六才是外出郊游的日子，白天郊游，祈求来年祛除百病，到了晚上则祭祀先祖，将除夕请来家中的祖先送归天上，俗名“送祖宗”。清道光《大同县志·卷八·风土》中记录如下：

初八日俗唤八仙日，是日顺禳星辰。先是，前腊，各庙僧道与相识者送迎祥疏一道。至期，家家布施各庙，僧道有回以果饼者，有留之吃斋者，则视布施之多少为差。

十六日名游百病日，俗传是日出门，一年可免百病。故是日多有邀请女眷者。至晚，将除夕所供之亡疏（元旦前夕用白纸尺许长，八寸宽，合成方筒，每面二寸，如神主椟然，上帖红纸三寸许，按先世神主书于其上，名曰“亡疏”，置诸神主之侧。约初更分，焚楮帛于门外，然后如延客入门势，名曰“请祖宗”。）盛以木盘，烧于门外，名为送祖宗。送时妇女甚有号泣者。然巨族大家绝不泥此。

自道光《大同县志》后的清代大同地方志均已不存，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王谦督修，李玉华纂修民国《大同县志》，但遗憾的是，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影响，民国《大同县志》未能出版成书，仅存手稿。民国《大同县志·民社志》中对大同“游八仙”记录如下：

八日俗名八仙日，寺庙僧道于去腊间与施主各送有神疏一道，是日早晨，咸来寺庙，拈香布施，僧道持茶奉斋，各以布施多寡为差。又男女出门散步，亦以往来名胜寺庙者为众，自晨徂夕，络绎不绝，名为散百病，谓此行可免一年百病也。上灯后，寺僧预以黄纸裁如神主，上书五行星君字样，置佛案前点有灯盏，至者按命造寻其位，长跽（跪）禳星，一视打念之僧道，击罄为起止，名曰祭星。

先是自元旦日起，城中工人，因停业聚众，涂黑抹粉，金鼓喧闹，沿街跳舞，男女纵观若狂，俗名“二混堂”，实则为祓除不祥，亦大傩之滥觞也。至破五（即正月初五）为期，后延至八仙日为止，其弊俗今废。

十六日，祀祖宗于寝，晚间将除夕所供之亡疏，盛于木盘中，门外烧之，名为送祖宗。

由民国《大同县志》可知，禳星的对象是“五行星君”。五行星君是道教奉祀的五方五星，与日月合称为“七曜”，分别为：东方木德岁星星君、南方火德荧惑星君、西方金德太白星君、北方水德辰星星君、中央土德镇星星君。在民间信仰中，每人均有一颗星宿值年，而禳星的目的正在于通过祭祀当年的对应星宿，祈求来年命运顺利。而原本在正月十六的“游百病”也改至正月初八，“游八仙”成为兼具祈福与游乐功能的节庆活动。

伴随“游八仙”的传承与发展，民间还将道教八仙（即铁拐李、钟离权、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与“游八仙”相联系，现有关于“八仙日”由来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三种：1.“游八仙”起源于对“八仙渡海”的纪念。2.“游八仙”中的“八仙”并非道教八仙，而是“八方来仙”之意，每逢正月初八，福神、喜神、财神等神仙从八方下凡而来，当地人在当天出游，可以接福、接喜、接财。3.八仙经常深入民间解危济困，会在正月初八下凡赐福人间，因此要“游八仙”，并前往寺庙烧香，祈求来年平安顺利。

伊利亚德（Eliade）将节日视为“由诸神在元始时间所作的创造活动的定期现实化”，而节日仪式则是“对诸神范式活动的再一次重复”，尽管这些仪式行为可能与平日生活中的日常行为并无分别，但在节日这一“神圣时间”中，所有的节日参与者都从世俗的时间序列中超脱出来，而那些“日常行为”则转化成为“对诸神行为范式的重复与再现”，其目的在于通过模仿“神圣行为（即神的行为范式）”而“与他的神祇生活得更为紧密”。正如作为祭祀对象的“五行星君”与作为神圣空间的特定祭祀地点（即庙宇）共同赋予“禳星”仪式以神圣性，后世将民间八仙与“游百病”相关联的原因可能也正在于借助八仙的“神力”，赋予“外出游玩”行为以神圣意义。从这一角度来看，正月初八出游便成为兼具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仪式行为。“游百病”实际上是通过“外出游玩”这一仪式行为，通过模仿再现“八仙下界”而达到“来年无病”的最终目的。此外，“游百病”的加入不仅使得“游八仙”的内容更加丰富，还进一步凝聚了其精神内涵，无论是“祈求来年命运顺利”，还是借助外出游玩“免除百病”，其核心始终在于对“平安顺遂”的追求与向往。

通过对大同地方志的梳理，可以认为当代大同正月初八“游八仙”节俗的最终形成可能介于清道光至民国之间。钟敬文先生指出：“节俗的内容与功能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发展。”从节俗内容来看，正月初八“游八仙”节俗经历了由单纯的“禳星”到“禳星＋游乐”的过程，其诞生与发展与道教密切相关，在不断的发展变迁中成为兼具信仰性与娱乐性的复合性节日。

二、民俗旅游：走向旅游化的“游八仙”

张勃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节日已进入建构时代，并仍身处其中，所谓“建构时代”，是指节日处于人为积极干预的非自然发展阶段，不同于抑旧扬新、破旧立新的干预模式，其重点在于节日建设，以扬旧创新、新旧并举为行动取向。作为大同地区春节的重要构成之一，当代“游八仙”节俗在建国后至21世纪初却并不为人所关注，仅为大同地区民众自发性的民俗活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为“游八仙”节俗的当代建构提供了重要推力。2008年，大同市确立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主题，提出了“转型发展，绿色崛起”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要逐步实现由传统的文化资源大市向一流的历史文化名城转变”。文旅产业成为大同市转型发展的主要路径之一。同年，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的决定》，市委、市政府提出“一轴双城，分开发展”的规划思路，规划全面恢复大同古城历史面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至2011年，陆续开工修复护城河、华严寺、善化寺、文庙、关帝庙、纯阳宫、法华寺、代王府、鼓楼东西街等古城代表性景观。这些代表性景观的修复为“游八仙”节俗的旅游资源开发奠定了基础。

余红艳基于对浙江杭州、江苏镇江等地白蛇传传说景观研究提出“传说的景观生产”概念。传说的景观生产包含传说对景观符号的建构，以及传说资源的景观转化行为，传说粘附于现实景观，赋予其文化意义，促使现实景观演变成为指向传说文化的景观，传说成为景观的核心文化符号；而当现实景观发展成为景观，又必然围绕景观兴起新一轮的传说讲述，形成传说与景观循环生产的景观生产体系。游红霞通过对普陀山观音圣地朝圣旅游的考察，指出现代节庆是依托具体的物象景观，由一系列节庆符号、节庆仪式构成的文化景观，景观的生产即是对信仰的生产，旅游则是对信仰的消费，朝圣旅游是一个以民俗为代表的文化的生产、消费和传播的过程。“游八仙”节俗主要表现在“祭神”与“游乐”两方面，华严寺、法华寺、纯阳宫等地方文化景观是“游八仙”得以实现的关键。换言之，地方文化景观的修复为“游八仙”节俗提供了实践的场所，参与者按照规划动线游览寺观，敬香祈福，观赏各类民俗文化展演活动，节俗由此粘附于具体的景观之上；同时，“游八仙”节俗也赋予这些被恢复的地方文化景观以意义，建构起弘扬地域文化与推动景观旅游的双重价值，形成了以“游八仙”为核心，以华严寺、法华寺等物象景观为依托，烧香祈福、地方戏曲歌舞展演等节庆仪式、节庆活动共同构成的完整文化生产、消费与传播过程。

在大同古城文旅开发的大背景下，“游八仙”节俗被重新建构为“春节文化庙会”，成为大同古城重要的春节文化旅游项目之一。2011年2月11日，《大同日报》以“踏雪‘游八仙’街头好热闹”为题，报道了为期五天的大同市首届春节庙会。2013年，伴随古城墙修复，首届中国大同古都灯会正式启幕，已举办至第三届的“游八仙”春节庙会与古都灯会相结合，规模进一步扩大，成为当年大同古城春节旅游的重要文化活动。以法华寺为例，在正月初一至十五，该寺连续举行诵吉祥经等佛事活动，在正月初八当天则举办平安吉祥法会，为配合古都灯会，每晚还为市民送出108盏平安吉祥灯。2014年，大同市第四届春节文化庙会首次采用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社会各界参与的方式，不仅通过举办非遗精品展、土特产展销等活动促进旅游消费，还积极鼓励各类群众艺术团参与其中，定时开展各类地方戏曲歌舞展演活动。2015年，大同市第五届春节文化庙会在各类展销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展演”的主题，由市政府指定市内部分文艺表演队，专场演出耍孩儿、罗罗腔、北路梆子、威风锣鼓、扭秧歌等地方剧种剧目。在政府的持续推动下，成为“春节文化庙会”的“游八仙”节俗持续时间也在不断延长，由正月初八逐渐拉长至整个春节期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活动地点涵盖华严寺广场、纯阳宫广场、关帝庙广场、鼓楼东西街以及下寺坡街等古城主要景区。活动内容涵盖非遗展览（华严寺广场），北路梆子、数来宝、耍孩儿、晋剧等地方戏剧展演（纯阳宫广场、关帝庙广场），寺庙祈福、古城内游玩观灯（鼓楼东西街、下寺坡街、古城墙）等，形式丰富多样。修复的古城为各类民俗文化活动提供了展演的场所，同时，文化庙会又将古城内各主要景区相**，有效促进了大同古城全域旅游发展格局的形成。由此，作为民俗旅游项目的新“游八仙”节俗基本成形。地方政府借助地方文化景观的修复，将“游八仙”从民众自发的地方民间文化活动重新建构为民俗旅游文化节的一部分，实现了“游八仙”节俗的旅游化发展。

至2023年，大同古城修复基本成型，古城内已形成以四牌楼为中心，以“武定”“清远”“永泰”“和阳”四条主街分割而成的四大板块分区。在地方政府的持续运作下，春节文化庙会的活动时间与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形成了持续时间超过一个月的大型春节文化旅游活动。2023年，“大同年·大不同”新春系列活动正式开启，自1月20日（腊月二十九）始，至2月21日（二月初二）结束。活动集兔年灯组、主题演艺、非遗集市、花车巡游等活动为一体，在大同古城内部打造出一条**起云路坊、鼓楼东街、西街、下寺坡街，文庙、纯阳宫、关帝庙、华严寺、圆通寺等地方文化景观的大型春节文化活动，以“游八仙”主题的第十一届春节文化庙会与民俗旅游深度融合，成为春节文化活动中的重要一环。

在民俗旅游影响下的当代“游八仙”节俗新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祭祀对象的转变，地方志记载中的“祭星”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世俗化的财神、喜神、观音等；其次是休闲娱乐意味更加突出，在古城内散步、游玩，观赏各类表演成为当下“游八仙”的主要内容，而原本流程完整的祭祀内容则被重新建构成为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地方春节民俗体验项目，但“祈福”“求平安”的核心内涵不曾改变。

以笔者正月初八当日调查的大同圆通寺为例，该寺为每位进庙游客提供三支免费清香，也可在寺庙内自行购买更大尺寸的大香、高香，在堂殿观音殿殿前的空地立有赵公明像，像前放有香案和香炉，这里也是游客最为集中的地方，每位游客点燃香后，面向四方分别鞠躬礼拜，最后将香投入香炉即可。正如参拜佛像的游客所述：“我也分不清是谁，但反正是观音，是佛，拜一拜总有好处。”绝大多数游客会在完成敬香后游览寺庙，在观音殿与后殿大雄宝殿继续叩拜，但他们并不清楚各殿中供奉的神像究竟是谁，也不明白为何要今日拜神。在游览完圆通寺后，游客们还会前往下寺坡街、鼓楼东西街等其他景区继续游玩，观赏地方戏曲表演，购买地方特产。

在经济民俗学中，民俗经济是与民俗活动相关的经济行为，而民俗活动带来的消费又是民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消费，在特定的民俗文化视阈下，民俗消费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包含“游八仙”在内的春节文化活动为大同市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样明显，据公开数据，2018年大同市春节假期共接待游客158.3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0207.56万元。2019年春节旅游接待游客205.0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64481.57万元。2023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约313.9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约74489.78万元。民俗旅游正在成为大同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

三、结  语

“游八仙”节俗经历了由“禳星”到“禳星＋游乐”再到“祭财神、喜神＋娱乐”的过程。2008年大同市政府重视文旅开始开发，当代“游八仙”节俗被作为民俗旅游项目重新建构，休闲娱乐意味更加突出；祭祀环节则被重新建构成为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地方春节民俗体验项目。民俗旅游开发使得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到“游八仙”节俗中，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更多的人关注到了大同地区的传统文化。作为“春节文化庙会”的当代“游八仙”节俗集非遗美食、非遗手工展销、地方传统戏曲展演、寺庙祈福等形式多样的各类活动为一体，为大同地区各类民俗提供了重要的展示与宣传平台，对大同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对“游八仙”的文化内涵阐释亟待深入，仅仅停留在“老一辈人都说‘正月初八游八仙’”的单薄话语既无法回应游客的期待，更无法彰显大同的地方文化特色。如何合理利用民俗旅游发展，推动地方节俗复兴，实现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仍是需要不断思考的重要问题。

神话与民俗叙事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