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丧葬礼仪集中体现了在不同社会和文化类型中的人伦观念、信仰特点和社会结构。丧礼知识的文本书写凝结了世代的集体记忆，而其依照“代代重构”的形式存在，礼仪“文本”系统既是民众践行丧葬礼仪的指导，也是对其的记述传承，然而要获得完整的礼仪传统，还需要“生活”的素材。文章尝试以丧葬礼仪为切入点，讨论其与当代日常生活的关联，梳理以日常生活为研究视角的丧葬礼仪传承与重建的研究路径。

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对历史与社会生活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曾经滋养了社会，培育了社会秩序与安宁。礼的滥觞、成型与辐射都体现出对社会和谐与人际和谐的诉求。“礼”被认为是理解中国社会的极佳视角。近代以降，长期的文化运动导致了传统礼仪的缺位，也由此引起了一系列深层的社会、文化问题。当我们反思、反省这种对传统礼仪的批判时，方意识到已陷入困境。礼仪传统是经年传承的文化智慧、文化经验、文化实践和文化表达的综合体。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该与时俱进地根据中国特色的发展，恢复和弘扬一些传统的礼仪遗产，使“礼仪之邦”更加名符其实。重建礼仪传统有助于从内部塑造有德的公民，构建互相尊重的社会秩序。人生礼仪作为与生命历程紧密相关的事宜在礼仪文化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由于中国有长期的礼仪传统，因此若要深入地探讨当代人生礼仪的传承与应用，则必然需要梳理其历史演变。将人生礼仪放置于“历史”的维度中去研究其传承，探讨其当代价值显得非常有意义。着眼于当代礼仪传承与应用的研究，“日常生活”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视角。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诸多学科都做出了尝试，而人生礼仪传统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研究恰恰是对这种研究路径的一种探索。本文尝试以丧葬礼仪为切入点，讨论了当代丧葬礼仪对于社会网络的维系、情感的宣泄、族群归属感的建构等功能。礼仪传承的现代化设计应该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紧密相关，日常实践的领域是蕴含着共同体的普通人的本源性文化价值的基本领域。

一、从丧葬礼仪传统的生成与传承

人生礼仪是社会民俗事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之所以经历人生礼仪，决定因素不只是他本人年龄和生理变化，还是在他生命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生育、家庭、宗族等社会制度对他的地位规定和角色认可，也是一定文化规范对他进行人格塑造的要求。因此，人生礼仪是将个体生命加以社会化的程序规范和阶段性标志。而丧葬礼仪是人生礼仪的重要组成，其与社会组织、信仰、生产与生活经验等多方面的文化交织，集中体现了在不同社会和文化类型中的人伦观念、信仰特点和社会结构。

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前现代中国社会具有礼俗社会的特征。围绕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丧葬礼仪的民俗非常丰富、完善，尽管有些仪节已成为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当代再也看不到，但大部分仪节一直流传至今，人们尚可耳闻目睹。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来考察观念与生活及其百姓日用之学，重新建树礼俗社会的知识系统，既有助于传承传统礼仪文化，更能为当代的生活实践提供指导。研究丧葬礼仪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外在形式与内在观念形态结合起来考察，有助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全面认识民族文化和思维方式，增强文化自觉，促进文化转型。

从《仪礼》《家礼》这样的儒家经典文献，到宋元明清日用类书，再到民间礼生礼书、家谱，都有详细的丧葬记述。尽管内容、形式上不断变化，但其中的丧礼基本框架一以贯之。这套记述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丧礼知识传统，体现着制礼者构建社会的理想，并通过丧礼的展演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地实现社会构建。或者说，从礼仪的角度，由繁到简，由上到下，由简单到复合，各种变化从未停止，但丧礼仪式基本的框架从《仪礼》就已经奠定，并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民俗实践中；而从礼义的角度，通过丧礼仪式践行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维护社会秩序的礼的基本精神从未改变。

习惯化的活动被视为当然，为人类活动赋予意义。习惯化活动的类型化（typification）生成制度。礼仪书写首先体现了制礼者的社会理想。制礼源于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构建的考量，在吸纳礼俗的同时，将大量的制礼者的需求融入其中，通过文字记载将礼制确定下来。而书写的目的在于以此指导礼仪实践，来最终达成社会构建，而且过去的礼仪书写往往成为后来者制礼的依据。于是礼俗知识体系既是社会构建的资料来源、重要记载，也是社会构建的重要手段。

宋代是中国社会承前启后的转型时期，儒家学者在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方面，始终不遗余力。宋代礼制将社会成员区分为皇帝和宗室、品官、庶人3个阶层，庶人阶层虽然占据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承担重要的生产活动，也是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但在礼制中却被忽视，3个阶层上重下轻，甚至颠倒。系统地整理、规范庶民之礼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当务之急。于是朱熹将礼仪化繁就简，使其适宜于大众，《家礼》自觉地更新传统礼仪以适应当时更广大民众的生活实践。朱熹制定《家礼》目的在于使“礼”更贴近庶民阶层，“从而改变民众习染佛道的状况，改变儒家学说在民间地位被削弱的状况，重振古礼以匡正社会秩序，在社会稳定中求得发展与自强”。通过推广普及《家礼》这样的礼仪读本来改变“礼不下庶人”的古制，让更多的人知道儒礼的具体内容和操作程序。

《家礼》成功地在庶民阶层推广和践行了儒礼，儒礼实践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并成为后世制礼的重要依据。除了文人礼书、国家礼典外，日用类书是自宋开始的另一种“礼”的重要载体，使得儒礼的具体内容和操作程序为更广大的民众所熟悉，并成为重要的礼仪实践依据。日用类书将冠昏丧祭等礼俗分类刊登，为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便利。日用类书中的丧礼记述沿用儒礼的基本形制，但书写方式更加简单，阅读难度减弱，操作性增强，其目的是供四民大众随时查阅，方便生活。因此日用类书中的丧礼记述以更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指导着礼仪实践。

而从当代丧葬礼仪田野调查中看，湘乡家谱、礼生礼书等丧礼知识的记述将纵贯的丧礼知识传统，具体落实到湘乡的民俗实践。山西闻喜礼宾先生之间也有大量流传的传统礼书，并且其礼书的编纂、整理工作一直在持续。家谱是家族成员的行为规范，也是家族礼制的重要记载。家谱中丧礼记述延续儒礼传统，重视礼仪的操作性，又融入了诸多民间信仰、地方习俗的内容。而礼生礼书则是当地礼生主持丧礼仪式的重要文本参考和礼仪范本。

丧礼知识的文本书写凝结了世代的集体记忆，而其依照“代代重构”的形式存在。记忆的再现并非依靠浅表的逐字逐句的记忆，而是叙述宽度以及叙事结构在起着主要作用。总而言之，《仪礼》搭建了一套形式完善，内容翔实、精确，意义深远的丧礼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家礼》将礼制推广，重视使庶民熟悉其内容与操作；日用类书的工具书性的丧礼知识书写简单、明了；地方家谱、礼生礼书丧礼知识重操作、包容性强。由此可见，从古自今大量的礼俗书写形成了一套礼俗知识传统，而礼俗知识传统的生成，始终源于社会构建的需要，并始终蕴含着礼与俗、书写与生活实践的深刻互动。丧礼知识传统一直在通过生活构建社会，且构建的内容从古至今，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即在宗族（家族）内部倡导一种以“孝”为核心的人伦之爱，通过宗族（亲族）内部的礼物交换、人情往来，巩固群体团结，维护社会秩序。

由儒家经籍、国家法典、文人礼书、日用类书、地方史志等历史文献构成的这一套“文本”人生礼仪知识传统，不仅有宝贵的历史价值，也为理解当代的人生礼仪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些礼仪“文本”系统既是民众践行丧葬礼仪的指导，也是对其的记述传承，然而要获得完整的礼仪传统，还需要“生活”的素材。随着社会的变迁，现在的人生礼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献是理解人生礼仪的重要切入点，也成为探讨礼仪实践、传统礼仪复兴和重建的出发点。

二、“日常生活”的相关研究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推进，日常生活的研究开始备受关注，学者们开始从不同学科切入对日常生活展开研究。日常生活是与非日常生活领域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即不同于科学、艺术和哲学等非日常领域，以及政治管理、经济技术、社会化大生产和公共事务等非日常生活领域，它涉及基本生存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繁衍、交往、消费等活动。

在社会学范围内，齐美尔对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的观察、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舒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社会学研究、戈夫曼的日常生活的“戏剧理论”、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乃至埃利亚斯、布迪厄、布希亚、德赛托（Michelde Certeau）、福柯等人笔下的日常生活研究都关涉日常生活。但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忽视或无视日常生活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将日常生活贬低为次要的、从属的、微观的、琐碎的、无足轻重的领域。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以埃利亚斯、布迪厄、布希亚、德赛托、福柯、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社会理论家们共同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重要论题推上了主流社会学的历史舞台，加上“消费社会”、现象学研究的兴起，“日常生活”逐渐成为现当代社会学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按照时间维度进行划分，从日常生活研究全面展开开始至今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与后期，前期表现出对自由的“趋鹜”，后期表现出对依赖的“抗争”。现象学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论等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研究是前期的主要代表，后期以赫勒、列斐伏尔、波德里亚、塞托、法兰克福学派等的批判理论为主要代表。

昂利·列费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剩余的，被界定为我们分析勾画出所有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的活动之后留下来的剩余物，实际上它必须被界定为一个整体”。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他们从不同角度发现，现代日常生活已经无可挽回地趋向异化、沉沦与单调平庸状态，但并非无可救药，仍然是一个充满巨大创造潜能与希望的世界。

列费伏尔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并未与理性世界相分离，日常生活在前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相对于非日常生活的区分性概念，而是一个整合未分化的概念。而在他看来，现代日常生活是充分地被同质化、商品化和科层化的，由此，他提出了“游戏城”的社会理想，认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救赎之路是把欲望回归到前现代社会的感性特质上来，回到前现代文化中寻找资源，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通过节庆活动颠覆日常生活，回归到人、人性和自然快乐交流的状态。赫勒认为，日常生活是个体最直接的生存境况，而日常思维的特征就呈现为日常生活的特征。而提出的救赎之路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即通过纯粹的科学理性和艺术对日常生活进行改造和提升。

民俗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关注于普通民众传承的整体性的生活文化与知识，其知识在形塑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社会过程中发挥过关键的作用，并且有机会在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在重塑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日常生活现实的关系上做出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贡献。民俗已经成为一种观察社会的工具，“日常生活”研究的深入，也让民俗学承担起了要促使整个社会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给予充分的尊重的艰巨使命。丧葬礼仪作为人生礼仪的重要部分，其传统流变与当代形态也应成为研究普通人日常生活文化传承的重要视角，由此展开研究营造尊重普通人、让普通人相互欣赏的知识条件为专业伦理的基准线的努力。以新的学术伦理在中国学界、思想界倡导新的学风，各自寻找体现‘尊重普通人’的表述方式。

三、丧葬礼仪知识实践与生活传承

在儒家理论中，礼是安排国家秩序和创造稳定阶层社会的手段。仪式是促进秩序和防止混乱的工具。传统丧礼仪式记忆的演化与文本书写有关，但根本上还是依靠社会的演化，随着社会的需求，文字记载被不断地付诸于生活实践，社会发展又导致新的书写形式的出现。

所有知识，特别是有关同一对象的一般性知识，都以某种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本性。而所有知识也是由这个社会及其特有的结构共同决定的。丧礼知识目的在于构建社会，但要将“礼”运用于复杂、庞大的社会，则需要有效的手段，比如提倡一套标准化的丧礼仪式过程和丧服制度，因此《仪礼》《家礼》、日用类书、民间礼书的丧礼记述总是强调“动作”，即具体的操作。仪式除了表现贵贱、亲疏、性别、长幼之别，也借由动作进行有关孝道的教化。透过动作来教导信仰。仪式模式化的动作，“彰显了原则和行为知识之间的关联。在遵循这些原则和行为之下，帮助学习者将这种关联变为习惯。他们所代表的是付诸行动的原则”。在丧礼知识传统的指导下，中国丧礼仪式自古以来形成一套基本的程序与动作，构成丧礼的基本结构，并深刻地体现“中国人”的行为、思维模式，丧礼知识传统推动的是正确行动，并得以实现的标准化的仪式，创造、维系着一个一统的中国文化，民众按照认可的仪式程序，投入文化整合的进程。仪式构成一种“文化黏合剂”，整合庞大、复杂、多元的社会，并强调标准化的仪式在维系中国文化上的中心角色。国家、官员、地方精英都在推动文化一统，努力维系、推广一个标准化的仪式结构。而这种努力之所以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阶层和地域背景不同的中国人，都能接受和容忍这类依据礼仪知识传统而构建的同质化（homogenization）的安排。

丧礼知识传统以其操作性的特征深入民众生活，在指导民间礼仪实践的同时，又不断地自我构建。丧礼知识在服务于社会理想构建的同时，更重要地在于不断地建构民俗生活。丧礼知识的实践体现着极大的差异性与一致性，中国各地的丧礼细节大不相同，但仪式的整体结构却是大致相同的。而这就是中国方式的文化标准化精髓所在，高度包涵的一统结构中允许高度的差异。

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湖南湘乡当代丧礼呈现复合型的模式，以儒家丧礼为基本框架，与道教丧仪相配合，并杂有西乐表演、舞龙表演、腰鼓表演，且在守灵的夜晚有传统的唱夜歌。而这种模式恰恰是丧礼知识传统与地方生活实践互动的结果。复合型丧礼并不是湘乡独有的，在湖南、湖北常见这样以儒礼为框架，复合佛道等的丧礼仪式。这无疑与地域文化特征有重要关联，“虽然在北方诸夏眼中，楚人是蛮夷，有时，他们也自称‘我蛮夷也’，可在三苗之类土著蛮夷面前，他们又俨然诸夏。楚人实际上夹在北方诸夏和南方蛮夷之间，真正的身份‘非夷非夏’，‘亦夷亦夏’，楚人走的是一条‘混一夷夏’的路线”。“成熟型的楚文化，是以萌芽型的楚文化为本源，随着楚国疆域的扩大和民族的增多，在楚国的集权统治和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以华夏文化为主干，以蛮夷文化为助力，在这些文化交流、化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楚人才会说出“抚有蛮夷，……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如此楚人始终是将苗瑶等土著文化“化外”，而向诸夏看齐，于是区域文化内部的不平衡和差异使丧礼仪式具有复合型特色。而从山西闻喜的田野调查来看，丧礼则严格遵循儒家仪式，不参佛道，间有眉户戏剧表演。而这种模式也能很好地与山西长期以来浓厚的中原文化传统相应证。

儒家丧礼立足于哀，参与活动的人们始终表现得十分沉痛、哀伤。而湘楚之地，经过儒文化与楚文化的长期互动后，丧礼有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将哀乐、祭祀与娱乐结合起来，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大相径庭。楚地丧礼哀乐与共，不沉湎于哀伤，更着眼于生者及未来的日子，因而，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及偏远山区的丧葬礼仪是先哀后乐，将祭祀与娱乐结合起来。“牵合三教”被认为是湖南民间丧礼的特点之一，即做佛事、闹丧，僧、道、巫三家都混合出场，且难分彼此。这种现象源于湖南多神信仰的传统，特别是在楚国屈原时代就形成的“丑神就是鬼，好鬼便是神”的辩证神鬼意识，对湖湘文化深远，于是逐渐形成“道士作佛”“巫迎灵起鼓”以及“牵合三教”同时登场的局面。

而山西闻喜的丧葬礼仪，始终立足于在儒家礼仪框架之下，结合地方戏剧的有效传播，又与中央相关政策相配合的情况下，宣扬孝道、呼应核心价值观。

礼仪的制定渗透着制礼者的社会理想，承继历史的传统，而这种知识传统在民俗实践中则变得复杂、浑融。生活如一池活水，亦清亦浊，难辨义理、缘由，但却用包容的智慧践行自身的逻辑。丧礼过程给了民众充分的时间、空间消解亲人离世带来的冲击，有节奏的悲伤、热闹、沟通都有助于生命旅程的顺利过渡。丧礼是对亡者和生者的一个“交代”，一方面，通过维持表面的交际往来获得“面子”；另一方面，仪式是理想的情感表达方式。

“死亡”无疑是人生的、宗族的、家族的一场重大危机。但丧礼则是要将危机化解，并贯彻“孝”的伦理规范，维护社会秩序。丧礼知识在生活实践中构建社会秩序，但并非仅为一种工具性的表达，而是通过精美的设置传达对人的爱与尊重。朱熹在《家礼》自序中也阐述了他所认同和倡导的道德观、价值观，《家礼》的书写也充分体现了他以礼仪规范来匡正世俗的努力。丧礼中任何亡者都被视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此时此地，他（她）的一生被述说，被聆听，在儿孙围绕中往生他界荣升祖先，人生被丧礼画上圆满的句号。

四、丧葬礼仪传统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重建

在当代日常生活中，丧葬礼仪依然是民众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当代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基本的礼仪功能，甚至环节、内容都因循传统。特别近一二十年以来，传统丧葬礼仪又有了各种程度的复兴。丧葬礼仪对于社会网络的维系、情感的宣泄、族群归属感的建构等功能逐渐受到重视。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在生活实践中复原人生礼仪传统，举行“传统”的人生礼仪，以传承传统文化，协调当代生活。人生礼仪传统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也被逐渐发掘。然而人生礼仪传统究竟该如何在当代日常生活中重建？在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礼仪重建”的困难任务。传统国家及其文化赖以证明其“正统性”的整套礼仪制度，在“欧风美雨”的吹袭之下和翻天覆地的社会、文化革命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礼仪习俗，经历一系列知识层面和政治层面的调整以后，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适应新的社会文化形态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新的礼仪制度，则有待重新建立。

在强调重建礼仪的时候，应该对“礼仪”本身存有一种“敬畏”之心。礼仪和我们称之为“传统”的其他许多事物一样，都可被视为文化创造的产物。这种“传统”的传承，既依赖于“制度化”地培养读书人的教育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植根于普通百姓一代又一代在日常生活经历中的“言传身教”。礼仪习俗得以传承不替，其更本质的根源来自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自相对“非制度化”的家庭与社区内部的“耳闻目染”。因此“礼仪重建”也应从感染、渗透形式的教育入手。

因此丧葬礼仪传统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的重建，首先要准确把握、梳理礼仪传统，包括其流变、时代背景、礼仪细节等；也要将其放置于当代日常生活的视角中去探索礼仪的传承与应用；其次，从传统到当代，丧葬礼仪的很多元素都发生了改变，但是本质性的、内核性的关于对个体生命的重视、社会责任的强调等皆以贯之。作为具有悠久古代文明的国家，中国的人生礼仪积存了厚重的历史蕴涵，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了变迁。特别是丧葬礼仪与殡葬制度的契合是个非常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如何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实现传统元素的介入，将文化的元素、“孝”的元素融入礼仪展演之中，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我们越来越发现，很多社会现象都要从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原因。理解了自己的共同体的生活世界，才有望理解自我，达到文化自觉。现代化的设计应该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紧密相关。日常实践的领域是蕴含着共同体的普通人的本源性文化价值的基本领域。丧葬礼仪作为终极与转换，标记着个人的生活史，对死亡的认知深深地渗透在丧葬礼仪之中。丧葬礼仪联接生死、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现实体验与文化观念、个体记忆与社会情感和价值，也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中介。总之，丧葬礼仪传统的重建与其他人生礼仪一样，不仅仅是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文化精髓，更重要的是借此在当代的重建，构建一种以对人的尊重与爱为基本出发点的，集教育、规范等功能于一体的，良性养成机制。

结束语

讨论丧葬礼仪传统在当代的传承与应用时，不可回避两个研究的维度，或者说视角。一方面，讨论丧葬礼仪传统，必须将人生礼仪放置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长时段历史中，做系统的、详实的梳理。这样能更好理解“传统”之意义，其产生、变化，变迁的节奏、原因、时代背景、后世影响。如此我们在当代所见之丧葬礼仪就不是一个单薄的礼仪呈现，而是厚重的积淀产物。另一方面，传统若不落脚于当代，也无法体现出其对生活实践影响之张力。而“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恰能与生命历程之“人生礼仪”相契合。充分发挥民俗学研究之长处，又结合社会理论的相关研究，能使人生礼仪当代传承与应用的研究更加深入。将传统延续到、落脚到生动的日常生活中去讨论，立足当代生活实践，尝试以礼仪传统规范社会、优化个体生活。

《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年第2期

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