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京振

      一、韩国政教关系的历史沿革

      在韩国历史的早期阶段，政教是合一的。如在夫馀，开战之前，举行仪式杀一头公牛供奉“至天”，如果发现牛蹄上有裂纹，便认为灾难要临头，不利于出征;如果没有裂纹就是好兆头，就决定出征。这种占卜形式与中国殷商时期的卜骨十分相似。起初占卜也是国王义不容辞的责任，但随着令人生畏的政治权力的膨胀和扩大，国王不再具体参与日常的宗教仪式，占卜便逐渐沦为萨满的专职。又如早期消奴部(或涓奴部)王室设立祭奠先王的神殿;高句丽一位国王为其王朝开创者设立一座神殿，国王本人在里面行礼参拜，为祖先举行葬礼是高句丽世袭继承者的主要权利和义务。这种王权和神权的合一在宗教活动中，也有明显的表现，比如韩国丰收感恩节是最盛大的宗教节日。夫馀的迎鼓、高句丽的东盟、东满的舞天以及三韩的收获庆典活动，都是由以宗教与政权融为一身的首席祭司来主持的。据记述，每逢这些重大宗教节日，所有的百姓都聚集在一起，一连数日纵情吃喝，又唱又跳，不论是尊卑贵贱，也不分阶级差别，在一起庆贺这些宗教节日。这表明在宗教领域，人类早期以血缘为中心的氏族公社传统仍有一定的影响，也说明宗教与政权的密切关系。
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强大和巩固是政教关系逐步走向分离的 主要的，直接的原因。这是因为，政治统治权力的强大和巩固可以不再完全依赖宗教的支撑。因此，在韩国，后期的宗教职能也随着政治统治的巩固开始走向与政治分离的道路。宗教领袖只负责和主持祭祀义务，不再需要由政治上的掌权者本人来主持祭祀。
韩国政教关系的历史证明，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具体的，并不行在抽象的宗教。即使在同一名称之下的一种具体的宗教，其宗教思想、宗教感情、宗教修持，尤其是宗教的社会政治主张，也随着氏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统治阶级对所利用的宗教总是加以监视，有利则用、无利则除，表现出顺从统治阶级的趋势，则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表现出与统治阶级对抗的倾向，就往往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击。这种政教关系是韩国历史演变中留给我们的一条规律。

      （一） 儒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沿革

      据历史记载，中国儒学很早以前开始传入东方诸国，其中最先传入儒学的国家就是朝鲜。但何时传入，其确切时间无可详考。根据朝鲜古书记载，大约公元前2世纪前伴随汉文字的传入和使用在朝鲜得到传播的。一般认为，朝鲜将儒学作为社会思想来输入，是在公元一世纪前后的三国时期。当时，在朝鲜半岛，古朝鲜、辰国等奴隶制国家已被推翻，相继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新兴封建国家，史称三国时期。在韩国儒学早被公认为宗教思想体系，故称儒教。在三国中，最先接受儒学的依次为高句丽、百济、新罗。

      儒教在高句丽最先得到传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 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系。由于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端，它 的漫长的国境线与中国的东北大陆相接壤，因此，两国人民有条件 互相往来，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这是高句丽能够最先接受儒学的 地理条件和客观条件。二是占高句丽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有 关系。儒学适合高句丽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即高句丽新兴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已的政治统治地位，就积极、主动 地吸收了儒学，这是高句丽最先接受儒学最主要的政治条件和主 观条件。
但是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并占统治地位则是从高句丽小兽 林王(371—384)时期开始的。据朝鲜古书记载:“……立太学，教育子弟”。“太学”是高句丽最初建立的儒学的教育机关，它的建立意味着儒学已成为高句丽的官方统治思想。

      百挤在三国中，是继高句丽之后接受儒学的国家。百济位于朝鲜半岛南部，北与强大的高句丽相接，东南与后进的新罗相邻，西面临大海，虽有出海门，但因当时航海条件，不可能与中国直接交往。所以，儒学只有通过高句丽，才能传入百济。百济也同高句丽一样，其封建统治阶级把儒家精神作为巩固其政治统治，维持贵族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百济也有较完备的儒学教育机关，并设立了五经博士制度。但百济传入儒学的侧重点与高句丽的汉儒经学不同。因为百挤在迁都公州之前的数百年间，经常遭受近邻高句丽的武装入侵，对外，要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国家防务和统一问题。所以，不可能像高句丽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解释儒学经典上，而是将着重点放在建立国家体制和各种典章制度上，以解决国家的统一和防务问题。为此，百济着重吸取孔孟原始儒教的典章制度，以使百济在此方面得到发展。

      儒教的传播促进了百济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如百济实行的《五部五方制》，把国都附近的京畿地区划分为五个部，其余地方划分为五方。五方是以行政机构与军事防御体制相结合的基本单位。这种《五部五方制》就是以儒学的阴阳五行思想为基础的。这表明儒教教义在巩固百济封建统治的政治地位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指导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新罗是在三国中接受儒学最晚的国家。约于建国一个世纪后的公元3世纪至4世纪初时，才开始接受儒学。这是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有密切关系的。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端，与中国腹地距离甚远，无法同中国直接进行交往。另外，新罗社会历史发展，与高句丽、百济相比比较缓慢。这些都是对儒学的传入很不利的条件。到了公元6世纪新罗的经济和军事势力行所增强。到智证王时代(500—514)比较积极主动地吸收中国的文化制度和技术，进一步充实封建集权制，按儒家的方式改换国号与年号。

      总之，儒教(儒学)思想传入三国后，迅速得到传播和普及，它充当了正在发展的新兴封建关系和秩序的思想武器，为维护三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起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朝鲜三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起到了封建思想统治工具的作用。

      公元669年新罗统一三国。在统一后的新罗，佛教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儒学作为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而与佛教分庭抗礼，所以儒教对统治阶级政权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到了统一的新罗强盛时期，因它特有的政治主张和道德教义而被广泛地接受下来。然而，儒学还未能发展到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措施以达到其政治理想的地步。但是在新罗后期，当骨品制度衰弱时，儒学便作为政治改革的一种思想体系而出现了。有些儒家弟子如崔致远(857—?)等人希望创建以受过儒学训练的有才能的人士为核心的国家。实际上，统一新罗的统治阶级是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把儒教应用到国家的政治和管理社会的事业上。如完成三国统一大业的新罗文武王(661—681)曾提出“民爱”思想并把它作为重要社会政治思想。他主张减轻百姓的课税负担，免谣役，使百姓过富裕安定的生活的主张。这占儒家的爱民思想是相一致的。新罗真兴王(540—576)也曾提出“修己安百姓”的主张。他说:“纯风不扇则世道乘真，玄化不敷则邪为交竞，是以帝王建号莫不修已以安百姓”，体现了对百姓生活的某种关心。又如，统一三国的新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就把儒学的“正名”思想搬到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新罗古歌云:“君王为君王，臣下为臣下，百姓作为百姓，则国定于太平。”这一安民歌的思想占儒学《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完全一致。

      总之，儒教给统一新罗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治理国家以深刻的影响。

      公元10世纪初，以王建为代表的新兴封建势力经过艰苦的斗争，结束封建割据的局面，完成统一大业，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了高王朝。高丽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统治对宗教尤其是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支持的态度。因此随着佛教势力的加强，儒教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冲击。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儒教作为一种调整家庭关系和治理国家的正统教义，对君主和贵族政治领袖的道德修养是极端重要和必要的。因此，儒教到高丽末期不仅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容忍，而且通过崔承老(927—989)、李奎报(1168—1241)等排佛论者对佛教教理的揭露和批判，使佛教渐失生气，滑向衰退，佛教再也起不到挽救国家和“收拾”人心的作用了。

      公元1392年，李成桂推翻了高丽王朝，建立了李氏王朝，即朝鲜。新建的李氏王朝，为了维护和加强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把儒教推上了正统地位。他们极力推广儒教(程朱理学)，把它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因此，儒教(程朱理学)在李朝五百年间一直作为官方哲学，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李朝前半期，封建统治阶级在“破邪显正”的旗号下，把佛教、气一元论、阳明学等均视为“异端”、“邪教”，取一概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他们把儒教(程朱理学)视为“经邦治国”的唯一真理。

      李朝后半期，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治地位，大肆宣扬儒教礼论，企图通过树立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等级制度。

     “礼”既包括国与国之间礼仪及贵族的冠、婚、丧、祭等典礼，也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内容。儒教中的“礼”主要是纲常伦理道德，是封建统治阶级用道德规范来“教化”人民，维护封建秩序和宗法等级制度的工具。

      公元17世纪以后，李朝封建统治集团面临封建统治秩序混乱，统治阶级内部明争暗斗激烈的局面，企图以整顿“纲纪”来收拾统治秩序混乱的局面。他们大肆宣扬《朱子家礼》是“救国”的唯一出路，鼓吹“礼出于天理”，是必须遵循的法则，其中，“忠是礼之本”等等，妄图以矫正“礼”来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和等级制度。

      从17世纪初至19世纪上半叶随着朝鲜实学思潮的兴起和发 展，儒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逐渐减弱。

      (二)佛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沿革......(阅读全文请点击附件)韩国.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