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进入中国带来“新教变革”
 
    西方基督教也有一个不平等的发展史。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只有通过教皇才能跟上帝对话，这样教皇就拥有了很大的垄断特权。中国的君王，既是君王，也是教皇。唯有天子能奉天承运，这是中国的教皇。唯有天子能替天行道，这是君王。西方新教变革，不再承认教皇的垄断权威，人人因信称义，人人可以直接跟上帝对话，这是人与人在信仰上，在灵魂上的平等运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这样一种新教变革，还没有一个从只有一个天子到人人皆天子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人人皆是上帝的孩子，这就相当于中国的新教变革。原来被君王垄断的“上帝”，进入了成千上万民众的心灵之中，人人皆为天子了，从目前看这是基督教的发展带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的发展，从中国宗教精神历史上看，本身就是中国式的新教变革。
 
    中国知识界由上天信徒堕落为天子门生
 
    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以“天”为中心的，孔子就是代表。孔子到处谋官，让君王接受他的想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孔子精神上依靠的是“天”，而不是依靠在某位君王。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是一种真切的使命感，孔子对上天有何等的依靠和信赖！在孔子眼中，世俗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最高的，能决定他命运的是“天”。董仲舒也有这种代“天”讲话的感觉。但以后，知识界的精神就不再围绕“天”，而只是围绕“天子”旋转了。知识人揣摩的不再是天人之际中人与天的关系，而是揣摩自己跟天子的关系。中国知识界逐渐由上天信徒变成了天子门生。
 
    科举制，最后谁签字让谁当状元、秀才、榜眼？是皇上。所以“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王既是世俗领袖，又是精神、宗教领袖。在政治上我是你们的君主，在精神上我是你们的导师。中国君王最大的渴望是君师一体化，既是君王又是导师，最高境界是导师，那是一个宗教权力。毛泽东对斯诺说，自己是“TEACHER”。斯诺觉得毛很谦虚，毛泽东才不谦虚呢。“TEACHER”就是教皇，就是大祭司，就是天命所归。失去了“天”，敢代“天”立言，丧失了天信仰，丧失了直接面对上帝的习惯，知识界就逐渐落入了给君王上折子、揣摩圣意的精神低下的陷阱之中，丧失了对上天和“上帝”的信仰和敬畏，失去了真正的精神依托。从孔子、董仲舒的先知高点不断下落，这是中国知识界精神坠落的过程。
 
    政教分离是西方知识人独立的依托
 
    西方知识界，过去有一个组织依靠，这就是教会。从基督教兴起到近代以前，西方知识人的主流是教会中人。信众的信仰是超越君王的，教会的组织是独立于朝廷的，这样西方的知识人就有了自己的家。而且“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下如同行在天上”，教会要在大地行主的意志，教会是关心公共事务的。所以，西方历史上，政教两个系统的长期分离和独立互动，是西方知识人自由独立精神的重要依托。
 
    精神的独立，建立在几个条件上，一是内心信仰上的独立，二是组织上的独立，三是经济上的独立。没有这些条件，未来的知识人不是权力的附庸，就是资本的附庸。附庸，承担不起精神的重量。一个知识阶层精神、组织和经济不独立的民族，缺少精神上升的张力。
 
    儒家神圣性丢失在董仲舒后
 
    云南南部有一个叫建水的地方，有个规模很大的文庙，可能是中国西南最大的文庙。多年前，我们几个朋友去建水看文庙。文庙里面有一个通道，通道中间有一个孔子的半身铜雕塑，放在一个石座基上，有一人多高，雕像的脑门亮晶晶的，这是游客摸出来的。路过的游客，不少人用大姆指去摁一下孔子脑门。陪我们去的当地朋友也建议我们摸一下，开玩笑说以后考试成绩会好一点。和我们一起去的人中，有的人也摁了几下孔子的脑门。当时我对孔子思想并没有深入了解，但大体是否定的。但我没有摁孔子脑门，多少感到这对孔夫子不够尊重。看着大家在摸孔子脑门，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把释迦牟尼的铜像放在那儿，有没有人会在他脑门上摁一下？可能不会。耶稣像放在那儿，也不会有人来摁脑门。把老子放在那儿，也可能没人敢摁他脑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