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5年爆发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前，邪教问题在日本也存在，但似乎并没有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对象。奥姆真理教事件以空前激烈的方式，显示出邪教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显示出邪教一旦失去控制可以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危害。为了对付邪教的反社会行为，日本政府和社会动员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政治力量、军事力量、警察力量、社会舆论的力量来打击邪教，限制乃至消除邪教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日本政府以法律为武器，通过对邪教骨干分子锲而不舍的追捕、起诉、判决等，揭露了邪教的反社会本质，伸张了社会正义，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法则。

 

1995年3月20日，在日本东京地铁的3条线路，发现不明化学物品，因为3条线路均经过霞关站，而霞关站附近是日本议会、政府机关所在地。乘客和车站工作人员有12人死亡，4000人受伤。

 

这次恐怖事件震惊了日本社会。后来查明，这次恐怖袭击事件是宗教团体“奥姆真理教”所为。在此之前，奥姆真理教就因为牵涉到杀人、生产危险化学物品等嫌疑，引起国家公安机关的严重关注，准备对其进行刑事调查。一般认为，奥姆真理教意识到一旦遭到公安机关调查，其社会形象将受到极大打击，甚至面临被解散的危险。为了挑战国家权力，转移警察机关的注意力，奥姆真理教铤而走险，在公共场所制造了上述恐怖事件。

 

当然，公安机关很快查明事件的原委，日本政府调动1500余名警察，对奥姆真理教的设施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搜查，逮捕了教主麻原彰晃等教团干部，并对19名逃跑的成员进行全国通缉。随着潜逃17年的奥姆真理教成员高桥克也落网并在2015年1月16日被宣判，关于奥姆真理教的世纪审判告一段落。自1995年始，奥姆真理教信徒共有484人被捕、189人遭起诉，其中，包括教主麻原彰晃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尚未执行）、5人被判无期徒刑。

 

奥姆真理教从成立到覆灭，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余年，但在其发动包括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在内的一系列恐怖事件中，造成29人死亡、6000余人受伤的骇人悲剧，严重挑战了日本战后的社会秩序和人们的心理底线。这些成员受到法律的制裁是罪有应得。而今，关于奥姆真理教的法律诉讼虽然告一段落，但留给人们的诸多思考并没有结束。日本对奥姆真理教成员的审判都是公开进行，允许新闻机构和普通市民旁听。在宣判之后，像《朝日新闻》等全国性报纸都全文刊登起诉书和判决文。这虽然是日本司法机关信息公开的制度安排，但同时也是对国民进行一场认识邪教和反对邪教的教育。

 

日本运用法律手段处理邪教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一是充分认识到邪教的社会危害性，对那些教义多谬说、对信徒有欺诈行为、与周边社会关系紧张的宗教组织，要加强监控，防止发生骇人听闻的反社会事件。二是对邪教的审判和判决要公开，执行要迅速，以对潜在的邪教产生震慑。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对教团成员的审判持续了20年。虽然有多人被判处死刑，但迄今尚未有一人被执行。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也还在监狱中。

 

这其中有日本法律制度的原因，但从打击邪教的效果看，其法律的滞后性确实让人诟病。奥姆真理教之后，日本又出现了“法之华三宝行”等邪教事件，同样给社会带来很大冲击。这说明，单纯依靠法律不可能杜绝邪教的危害。要根绝邪教，就需要消除邪教产生和存在的土壤，而这就需要动员教育界、宗教界、知识界、舆论界等全社会的力量来与邪教进行斗争。

 

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后，根据《宗教法人法》，日本宣布解散奥姆真理教，此后任何人不得再以奥姆真理教的名义从事宗教活动。修改、完善《宗教法人法》，规定跨地区活动的宗教团体的法人资格审查由地方政府，转移到中央政府；任何宗教必须活动公开、财务公开，任何人都有权了解宗教团体的活动内容和财务内容；政府若对某宗教团体的活动有疑问，经过由专家组成的宗教咨议委员会的同意，可以进行强制搜查等。同时，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激进主义信仰团体的监控。

 

当然，用法律手段处理邪教在日本也遇到许多挑战。关于邪教是“公共恶”或“绝对恶”，大家没有异议，但具体到处理邪教的具体步骤，问题就不再这么单纯。如在处理邪教教主和骨干的同时，如何保障误入邪教组织的普通信徒的基本人权？在通过立法来预防和处理邪教的同时，如何防止因立法导致的冲击或损害其他宗教利益的结果？法律手段的有效性和边界在哪里？这些问题在日本的法律界、宗教界和社会上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载于中国民族报 ，转自2016年01月04日。

http://fo.ifeng.com/a/20160103/41533401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