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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正教与俄罗斯改革
发布时间: 2017/12/7日    【字体:
作者:戴桂菊
关键词:  东正教 俄罗斯  
 
 
东正教的复兴与当代俄罗斯改革具有互动性。东正教的复兴是俄罗斯社会变革的产物,同时,它对于俄罗斯新型政治经济体制的最终形成又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东正教有助于俄罗斯中央权力的加强; 作为一种信仰和道德因素,东正教是俄罗斯社会稳定和国家主权的忠实捍卫者。然而,东正教的伦理观对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经济却呈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新的历史形势迫切要求俄罗斯东正教与现代社会接轨。
 
经过近10年的转轨,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体制由单一制转向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 司法与行政分离的尝试正在进行,俄罗斯开始步入公民社会的轨道; 在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的格局业已形成; 在经济改革中,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以市场经济为模式的机制转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目前,俄罗斯私有化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73%。当然,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配套措施尚处于建立和健全过程中。因而,俄罗斯的转轨还没有结束,改革仍在继续。苏联的解体使人们长期奉行和遵守的行为准则及价值观念骤然过时,国民的信仰出现了危机。作为信仰真空的填充物,东正教在俄罗斯急剧升温。目前,东正教是俄罗斯联邦最大的宗教组织,它拥有占全国人口一半左右的教徒。东正教已成为俄罗斯各政治派别所共同遵奉的信仰,就连久加诺夫领导的共产党也明确表示,支持东正教会的活动,反对无神论。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俄罗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俄罗斯社会变革的伴生物。从文化动因上看,它蕴含着俄罗斯国民对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信仰的怀恋与回归。同时,东正教的复兴又对当今俄罗斯改革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俄罗斯国家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融入了俄罗斯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构成俄罗斯民族性格不可或缺的因素。东正教信仰对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形成乃至国家道路的选择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每当国家的发展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东正教问题总会在俄罗斯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当今俄罗斯学术界的宗教研究热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本文试图从历史的承接性中对东正教在当今俄罗斯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作一阐述。
 
一 东正教与俄罗斯中央集权
 
作为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分支,东正教是一种组织严密、教义系统、礼仪范式化的一神教信仰。俄罗斯东正教源于拜占庭。自罗斯受礼之日起,拜占庭帝国政教合一的权力格局便为罗斯所继承。
 
王公作为教会的最高庇护人,关心教会的发展,对教会事务享有决策权。教会也以积极参与世俗管理事务为己任。罗斯时期,国家内政和外交的每一个重要法令及条约都是在高级主教的直接参与下制定的。当然,罗斯政教双方所维系的并不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式关系,而是政权高于教权。东正教教义强调“君权神授” ,这一点大为罗斯统治者欣赏。东正教会对于俄罗斯集权国家的建立与发展曾立下过汗马功劳。教会帮助莫斯科大公征服“不驯顺”的地区,扫除分封势力,最终促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俄罗斯的形成。为了突出“莫斯科—— 第三罗马”的地位,俄罗斯首任沙皇伊凡四世按照莫斯科都主教的倡议举行了拜占庭式的加冕仪式。此后,俄国历代合法沙皇的登基仪式都沿袭了由教会最高代表为其加冕的传统; 等级代表君主制时期,在辅佐沙皇的两大重要谋事机构(大贵族杜马和缙绅会议)中都有教会的代表参加; 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在政体上完成了从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变。在以加强专制制度为宗旨的全方位改革中,东正教会内部以自治管理为特征的牧首制被取消,教会被纳入了世俗化管理的轨道。到19世纪中叶,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已经成为政府机构的一个职能部,东正教会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神职人员除了讲经布道,还负责世俗政策的宣传,政府的许多重要法令都通过教区神甫下达于民。本来,忏悔礼是东正教的七件圣事之一,教规要求人与神交往的中介—— 神职人员对忏悔者的隐私绝对保密。但是,自彼得一世开始,专制沙皇们都要求神职人员将“不敬”政权的忏悔者密报政府。这样,神职人员实际上还履行着政府密探的职能。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大臣谢 乌瓦洛夫提出了著名的三位一体公式,即“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这一公式对俄罗斯官方东正教的政治职能作了定位,承认东正教是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强调其使命是维护以沙皇为代表的俄国专制制度。为了完成自己肩负的使命,官方教会曾协助第三政厅迫害进步人士。直到帝俄末期,东正教总监们仍不遗余力地通过教会来宣传无限专制君主制的合理性,阻止社会改革与革命。当然,专制国家也不惜人、财、物力扶持教会,以保证教会政治职能的充分发挥。俄国之所以在20世纪初还能在欧洲保持着惟一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其中东正教会的作用不容忽视。
 
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东正教自身的发展十分缓慢。在无神论占主导地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东正教与苏维埃政权之间保持着一种分离乃至对立的关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俄罗斯东正教始终在苏联社会中谨慎地生存。每遇意识形态化宣传的高潮时期,东正教会就成为专政的对象。苏联解体后,人们开始对过去进行反思,旧俄时期的一些历史文化遗产开始受到重视。在追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俄罗斯决策层意识到信仰的凝聚力对于国家振兴的意义之重大。于是,官方有意同教会接近,政教之间重新建立起一种较为默契的协作关系。1997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宗教法规定,俄罗斯联邦为世俗国家,国家不持宗教偏见及不干预宗教组织内部事务。但是,国家在承认公民享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权利的同时,专门对“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①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和肯定。正因如此,宗教法在1997年6月23日经国家杜马通过后,遭到了西方世界的猛烈抨击和谴责。西方媒体一致认为,该法带有明显的偏爱东正教的主观倾向,忽视了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利益,进而批评俄罗斯领导人有恢复旧俄时期东正教国教地位之嫌。俄总统叶利钦曾在西方舆论的压力下,于7月22日否决了这部宗教法。但是,俄罗斯众多的东正教徒、教会人员和新斯拉夫派的精英们均对此不满。在他们的强烈呼吁下, 9月25日,总统又重新批准了宗教法。俄罗斯现行宗教法的实施表明,东正教是俄罗斯目前各信仰中影响最大的和最受到领导层重视的宗教派别。此外,宗教法还明确指出,国家支持宗教组织的正常活动,“为宗教组织提供税收和其它优惠政策,向宗教组织提供财政、物质和其它帮助”②。这一政策在东正教的复兴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耗资巨大的东正教圣地—— 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的重建工程就是在国家的大力资助下竣工的。俄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对东正教会怀有明显的好感。每逢重大的宗教节日,他总是带领高级官员参加隆重的宗教庆典活动。东正教会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也比苏联时期明显增强。教会机关刊物的舆论导向一直与国家政权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东正教牧首频频出现于外交场合,参加政府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为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出谋划策。俄罗斯两任总统的就职仪式都是在牧首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表面上看,普京总统的就职仪式是以前总统叶利钦为其佩带一枚象征总统权力的“一级祖国勋章”而达到高潮的,牧首似乎只是以嘉宾的身份出现。然而,东正教牧首在总统就职仪式的幕后策划中所起的作用依然像旧俄时期那样非同小可。据俄新闻媒体透露,普京总统就职仪式的程序完全是“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按照地道的法国总统就职仪式的风格设计的”①。在普京就职仪式上,莫斯科和全罗斯牧首阿列克西二世还亲自将两幅著名的东正教圣像赠送给克里姆林宫。2000年5月末,普京总统颁令设立行政专区,改组政府各职能机构,以加强中央的垂直领导。俄东正教牧首立即发表声明,阐述了支持总统的立场和态度。可见,复兴后的俄罗斯东正教在国家中仍发挥着传统的政治职能,它是俄罗斯联邦中央集权的忠实维护者。
 
二 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稳定
 
自罗斯接受基督教之日起,曾经信奉多神教的东斯拉夫人便开始以新的道德标准—— 基督教教规教义为准绳来塑造自己,东正教的社会功能逐渐在罗斯得以体现。东正教神学所提倡的对上帝的虔诚、博爱、宽容、随和、热爱和平—— 这些构成基督教美学的重要因素对于俄罗斯国民心灵的净化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罗斯封建割据时期,教会人员是各内讧王公的调停人,他们把维护社会安定当作自己的天职。在教堂仪式上,神职人员通过祈祷和布道等形式奉劝王公们停止兄弟厮杀。同时,告诫教徒们要引以为戒。必要时,神职人员还往返于各公国之间进行斡旋。在内讧王公间的冲突得到调解后,冲突的双方需举行吻十字架礼,以示诚意。教会还通过律法形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彼得一世的改革是俄国教会发展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伴随着教会管理的世俗化进程,东正教的政治功能逐渐取代其社会功能而成为主要使命。由于教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上,到帝俄晚期,在国民的心目中,教会与其说是宗教组织,倒不如说是官僚机构。这样,教会作为信仰载体的概念在俄国人的意识中逐渐淡化,教会对人民精神道德的影响不断减弱。俄国世俗和教会史学家都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教会衰落”的表现,认为其必然的结果是“国君将失去控制人心的手段”②。苏维埃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原因,东正教的道德规范也没能公开地在苏联国民中推行。
 
如今,东正教的命运在新俄罗斯有了明显的好转,东正教传统的社会道德功能也得到了恢复。俄罗斯现行宗教法允许东正教会对青少年进行东正教神学教育。一些向世俗人员普及宗教知识的宗教教学机构,如星期日学校、成人洗礼培训班、东正教幼儿园、东正教国立和私立学校等大批涌现。除了普及宗教知识,教会还将东正教的道德规范灌输给国民。东正教谴责吸毒、贩毒、酗酒、卖淫及嫖娼等社会丑恶行为,这对于遏止犯罪、净化社会空气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教会还设立专门的慈善机构,管理全国的慈善事务。莫斯科牧首区附属中心医院为俄罗斯的社会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当今医疗服务商业化的形势下,该医院属于俄联邦为数不多的提供免费诊断和医疗的机构之一; 1994年3月,俄罗斯国防部长与东正教牧首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双方表示愿意为俄军人的精神道德教育和维护国家安全出力; 1998年11月,俄司法部依照联邦宗教信仰法对境内各宗教组织进行重新登记,东正教成为全国第一个被列入重新登记簿上的宗教组织。司法部长对东正教会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发展俄精神文化、维护社会安定以及协调各宗教信仰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所做的特殊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东正教牧首同时也表示,东正教会愿与国家司法部门合作,共同为服刑人员的精神道德培养尽义务。近年来,东正教会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密切协作,共同谴责和制裁国内外一切违反人道主义的暴力行为。1999年下半年,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多次发生居民楼爆炸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莫斯科及全罗斯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及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恐怖主义行为。教会还恳请国家强力部门严厉惩罚肇事者。总之,东正教已经成为维护俄罗斯国内安定的重要精神因素
 
三 东正教与俄罗斯主权尊严
 
每遭外敌入侵,东正教会作为俄罗斯人信仰的载体在国民意识中就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在长达近两个半世纪的蒙古— 鞑靼人统治时期,罗斯的东正教文明遭受了严重的摧残。战火造成大量神职人员伤亡,许多教堂被毁。国难当头,东正教神职人员积极同王公共商国是。他们还通过布道等形式安慰国民,号召罗斯人结束内讧,一致对外,恢复民族主权,教会的活动加强了罗斯人的民族凝聚力。东正教会还将勇抗侵略者的将领—— 诺夫哥罗德王公“涅瓦王”亚历山大和莫斯科大公“顿河王”季米特里列为“圣人”。按照东正教教规,神甫在主持完教堂祈祷仪式之后要宣读“圣人”的名字,两位王公的业绩通过东正教会向全罗斯教徒传播。正是在为祖国和信仰而战的精神力量的激励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罗斯终于摆脱异族的奴役,国家主权得到了恢复。
 
在16~ 17世纪之交的混乱时期,俄国王权衰弱,外患频仍。东正教会再次挺身而出,号召国民以统一的信仰为基础团结起来,为拯救和捍卫东正教信仰而同波兰和瑞典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在僭称王当政、俄罗斯国家陷于瓦解的危急时刻,东正教会成为俄国爱国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的主要组织者。许多修道院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慷慨捐资,有的修道院还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堡垒… … 即使在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的苏联时期,东正教会仍为保卫国家的和平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卫国战争开始的当天,都主教谢尔吉就发表告全国东正教徒书,号召苏联东正教徒为保卫祖国而战。战争期间,东正教会始终站在反法西斯立场上,许多神职人员和教徒参加了敌后游击队或为游击队提供援助,组织救援队抢救伤员,往前线送食品和军需物品。教会还将募捐所筹的资金用于国防。战争期间,教会共捐款3亿卢布,利用捐款组建了“顿河王”季米特里坦克纵队和“涅瓦王”亚历山大飞机作战队。俄国的后期斯拉夫主义者康列昂季耶夫( 1831~ 1891年)曾对以东正教信仰为特征的拜占庭文化在俄国历史中的作用作过这样的阐述: “拜占庭文化给予我们力量,使我们经受住了鞑靼人的摧残和长期的纳贡状态。季米特里大公旗帜上的拜占庭式的救世主形象在作战的原野上庇护着一支由东正教信徒组成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向鞑靼人宣告: 莫斯科罗斯已经不再是以往割据状态的、支离破碎的罗斯了! 在同波兰、瑞典、法国和土耳其的斗争中,拜占庭文化赋予了我们全部力量”①。这一评价虽然饱含着一位狂热的东正教信仰主义者对俄国东正教的偏爱之情,但同时也反映出这样一个客观事实: 东正教信仰在俄国历次对外战争中都是作为爱国主义力量甚至是民族主义力量出现的。
 
在当今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仍一如既往地为捍卫国家主权而不懈地努力。冷战结束后,两极世界的传统格局被打破。为了保护俄罗斯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东正教会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俄东正教会多次呼吁“停止流血冲突,和平解决争端”②。俄东正教牧首还亲自组织召开东欧各国间的宗教联合会议,竭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稳定俄罗斯周边的局势而努力。同时,教会还协助政府推行全方位的多边外交政策,反对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1999年10月,俄东正教牧首区外联局主持召开俄罗斯联邦各宗教派别的联合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俄罗斯各宗教信仰间相互合作的声明,针对北高加索地区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恐怖活动,会议号召东正教会与穆斯林教会联合起来,加强该地区东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间的团结,避免民族分立主义者利用宗教差异挑起事端。不仅如此,自2000年年初开始,俄罗斯东正教会对车臣分立势力还采取了切实的行动: 派遣神职人员从军作战,使他们与俄罗斯军队配合,共同剿匪。黑衣神甫的出现对于增强前线军队的锐气,鼓舞军人的斗志,提高东正教信仰的感召力都产生了明显的正面效应。
 
四 东正教与俄罗斯市场经济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俄罗斯东正教的复兴客观上为国家经济的转轨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助于国家调控型市场经济机制的形成。众所周知,任何社会的变革都不可避免地要同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它客观上要求传统制度和传统观念对社会变化做出功能上的适应。就当代俄罗斯经济改革而言,它不仅要求改变禁锢市场经济发展的旧有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而且还要求生产力的载体—— 国民从心理上接受改革的现实并跟上时代步伐。美国心理学家阿历克斯 英克尔斯曾经在研究人的现代化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的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①。可见,人的思想观念的转轨是新型经济体制得以正常运行的必要前提之一。在人的思维模式及价值取向形成的过程中,宗教伦理作为一种潜在的因素,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宗教伦理的社会功能表现在通过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来影响现实社会。
 
俄罗斯的教会经济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基辅罗斯时期,由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及王公贵族捐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教会财产急剧增多。16世纪下半叶,俄国有1 /3的土地掌握在修士阶层手中;17世纪下半叶,教会所控制的纳税农户数量在俄国社会各阶层中位居第二; 帝国末期,东正教会仍控制着占全国人口近70%的教徒,拥有土地230万俄亩,全国各大修道院都是富有的大庄园主。然而,有关俄国修道院经济的大量研究资料表明: 与世俗经济相比,俄国的教会经济在经营方式上始终呈严重的滞后趋势。教会是俄国最早实行农奴制尝试的地方,俄国15~ 17世纪关于农民农奴化的各项法规都是经教会试点后才颁布实施的。修道院数量可观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农奴制时期粗放型的经营方式获得的。1861的农奴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的资本家纷纷采用先进技术来改善经营条件,提高经济效益,惟有教会却对于新时代的要求视而不见。因而,俄国教会经济的资本主义演化过程进行得相当迟缓。1905年,俄国著名的高级主教叶夫洛基(格奥尔基耶夫斯基)曾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承认: “如果我们的修道院经济运行合理,而不是固守一百年前的方式不变,那么,修道院的财产将会比现在丰富得多”②。由于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中,修士们还不具备资本家那种把利润作为追加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远见。修道院的土地所有者从事传统的农牧业和手工业,很少经营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大型工业,修道院的收入也主要用于教会内部消费。因此,俄国的教会经济具有自我补偿性质,其社会效益并不明显。

相反,受官方教会排挤的各民间教派却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9世纪40年代,莫斯科反教堂派中的大教堂长“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厂主”③。19世纪末,在新教影响下产生的理性教派—— 莫罗勘派、史敦达派以及洗礼派等教徒将南俄地区建设成为俄国最重要的农业基地; 20世纪初,旧礼仪派教徒在俄国富商和工厂主中所占的比例高达65%④。在俄国的富商行列中,著名的特列季亚科夫、库齐科夫和莫洛佐夫等家族都来自旧礼仪派。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俄国旧礼仪派教徒的数量仅占全国人口的1. 4%。同拥有绝大多数国民的官方东正教派相比,民间教派中所产生的工商名流的比例还是相当可观的。
 
官方教派和民间教派对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的宗教伦理观念所决定的。在基督教的三大分支中,东正教属于最关心教规礼仪而又最不善于思变的一种仪式宗教。它崇拜圣人、圣物,把古代基督教会的一切教规、教父的言论当作不依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的绝对和永恒的真理来恪守。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天主教和新教都曾对古代的基督教教规、教义作过多次更新和发展。如天主教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上( 1962~ 1965年)强调教会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并以此为宗旨制定了新的《礼仪宪章》; 新教自路德时期起就提倡将基督教教义与现实社会活动结合起来,要求“基督徒必须履行其社会责任”①。惟有东正教会在历次改革中从未触及过教规教义的革新问题。作为基督教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正教遵守基督教神学和伦理学的普遍规律: 承认“上帝”作为一种超验的力量而存在,上帝具有善的本质,信仰三位一体的学说;承认人的道德是由上帝规定的,《圣经》和教父训诫中所包含的道德准则具有万能性和绝对性; 承认原罪说,要求人们进行忏悔和赎罪; 提倡公正、博爱、宽恕和仁慈。然而,同基督教的其他教派相比,东正教伦理观还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其中最突出的两点是: 强调群体意识和遁世性原则。
 
俄国东正教伦理中的群体意识观念是古罗斯村社文化与拜占庭东正教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早在俄罗斯古代国家— — 基辅罗斯建立以前,村社(община)就已成为东斯拉夫人的基层社会组织。在村社里,人们以集体的方式生活在一起,一切重大事务均由大家共同商定。随着基督教的传入,拜占庭教会的管理体制也在罗斯扎根。在拜占庭教会中,有关信仰和教区管理问题的各种规定均需由神职人员共同参加的“会议” (собор)②来决定。教徒们定期聚会,共同举行宗教仪式。于是,人与上帝交流的场所,即教徒们的聚集地叫做“教堂”(собор)。由于东正教会与罗斯村社在内部管理方式上十分接近,两种文化很快在罗斯人的观念中发生了融合。教堂附近成为罗斯人召开“国民会议(вече)”来商讨世俗公共事务的固定场所; 俄罗斯东正教徒们至今仍习惯地将东正教会的基层组织—— 教区称作“ 东正教村社”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община)③。19世纪40年代,俄国斯拉夫派代表阿霍米亚科夫在探讨俄国东正教文化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共同性” (соборность)的概念。按照霍氏的解释: 共同性原则指的是“教徒们在共同理解真理和共同探索拯救之路的事业中以教会为基础的自由统一,是以对基督和神规的共同之爱为基础的统一”。同时,他还强调,东正教的教规教义应由“教会的所有成员共同维护”④。从此,“共同性”原则成为俄罗斯东正教哲学的核心因素,它是俄罗斯民族“群体意识”产生的主要思想根源。俄罗斯历史的实践证明,东正教伦理中的群体意识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扬。但是,在经济活动中,它因排斥个性而不利于个人首创精神的发挥。不仅如此,它甚至还是平均主义思想滋生的温床。
在俄国思想史上,无论是教会神学家还是世俗的宗教哲学家都十分推崇古代教父奥古斯汀( 353~ 430年)的观点,即教会是超脱现世的避难所。因此,他们主张东正教徒应与教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看来,东正教徒在社会中的主要使命不是改造自然和创造物质财富,而是求得心灵的拯救和理解教义。显然,这是一种消极的出世论学说。受这一伦理观的驱使,俄国寻神派知识分子、著名数学家巴 弗罗连斯基和思想家谢 布尔加科夫于20世纪初离开世俗社会并接受了神职,成为令人瞩目的“新入教者” (неофит)。作为一种出世型的禁欲主义宗教,东正教崇尚超脱世俗的苦行生活,排斥世俗功利主义行为和竞争意识,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改革活动持否定态度。彼得一世推行的重商主义改革被俄国教会人士指责为“从西方移入的异端行为”⑤。由于包括东正教会在内的传统势力的阻挠,俄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艰辛。另外,俄国东正教信仰中还带有深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它反对理性,排斥科学。直到帝俄末期,诅咒达尔文、拒绝接受先进科学技术的东正教神职人员仍不乏其例。
 
俄国东正教伦理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适应,它不仅无法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时甚至还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与官方教会刻板的思维模式不同,俄国众多的民间教派则能够将对上帝的信仰同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有机地融为一体,尤其善于运用哲学的思辩方式去认识和解释社会现象。因而,较之官方教派,它们能够更加全面和客观地看待问题,也善于接受新事物和适应新环境,这些宗教都属于入世型的禁欲主义宗教。民间教派在世俗功利主义行为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务实、节约、勤劳、重理性和善理财等处世原则,这些都是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伦理学要素。
 
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是一种畸型的经济模式。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使国民养成了依赖国家和等待任务的被动心理,缺少刺激机制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无法激起人们的创新欲望。至今,这种传统的惰性心理在俄罗斯国民中仍然存在。
 
1995年,俄联邦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表明,全国仅有8%①的国民主张,在市场经济的今天, 公民应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寻找工作。绝大多数(约83% )人仍将就业的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1996年的一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询问的1 000名俄罗斯公民中,多数人( 67. 9% )认为丰裕的物质条件至关重要。然而,在一张关于“每个人每天都应当有所创新”的问卷中,认为这一点“十分重要”的有31. 8% ,认为“重要”的有20. 8% ,约有近一半的人对此采取无所谓的态度②。转轨时期,俄罗斯需要建立起一种高效、协调而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苏联时期国家过分地强调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 ,从而忽视了轻工业与农业,致使国民经济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目前,这一局面尚没有彻底扭转过来。俄罗斯至今仍是一个轻工业品、农产品进口大国和原材料出口大国。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标准,即在国际市场上一个国家产品的科技含量来衡量该国家的发达程度。2000年,美国打入国际市场的产品科技含量为39% ,日本为30% ,德国为16% ,而俄罗斯仅为0. 3%③。这种状况引起了俄罗斯决策层的普遍关注,俄政府决定在今后10年内充分挖掘科技潜力,努力使俄罗斯打入国际市场的产品科技含量提高到10%~ 20%。新的形势要求俄罗斯国民从心理上实现人的现代化,即讲求效率、积极进取、惜时守信、勇于创新。然而,这些为马克斯 韦伯所推崇的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气质却几乎与俄罗斯东正教伦理毫不相干。难怪西方学者对俄罗斯东正教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许多俄罗斯人在其社会主义崩溃后开始把宗教作为替代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选择,但他们因接触到保守的正教观念而又感到失望”。有鉴于此,他们把俄罗斯东正教称作“反现代主义的宗教”④。
 
走近转轨时期的俄罗斯,人们会看到许多发人深思的现象。富有的俄罗斯新贵十足富有,街头乞丐也随处可见; “吃大锅饭”时期俄罗斯人一餐需持续几小时的现象已不多见,很多人一日要完成几份工作; 在平常的日子里,东正教教堂里很少有富人的影子出没,等待吃圣饼的多为衣着寒酸的赤贫者。目前,俄罗斯仅有5% 的国民生活水平达到了西方的标准,有高达44. 9%⑤的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然,造成俄罗斯国民平均生活水准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国民对时代潮流的心理不适应也属于内在原因之一。在同样有劳动能力且以劳动求生存的俄罗斯国民当中,凡是意识到“时间就是金钱” ,进而改掉了懒散和不守时等陋习的人,凡是肯动脑筋,善于抓机遇的人,生活得就相对好一些; 那些依然抱着“等、靠、要”思想不放的人,依然沉浸于对“集体主义”和“平均分配”原则的留恋而不善于迎接新挑战的人,生活得就差一些。由此可见,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不可一蹴而就,它同样需要一个转轨过程。为了适应新型的经济模式, 俄罗斯东正教的现代化势在必行。
 
载于东欧中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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