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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基督教图书出版,回顾与展望
发布时间: 2019/12/12日    【字体:
作者:游冠辉
关键词:  基督教 图书出版  
 
 
导言
 
提到大陆基督教图书的出版,我们不得不谈到马礼逊。马礼逊不仅是新教在华传教的先驱,而且是中国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先驱。1815年马礼逊派米怜到马六甲建立英华书院印刷所,翻译和出版基督教图书。在马礼逊、米怜等人的努力下,英华书院印刷所成为最早的一家出版中文图书的基督教出版机构.马礼逊借文字宣教的策略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87年李提摩太效法马礼逊,建立了广学会,出版了大量基督教图书.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至1949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印刷厂、出版社,出版了数千种基督教图书.1949年之后近三十年时间,基督教图书的出版受到完全的抑制。改革开放以后,冰封的大地逐渐开始解冻,基督教图书的出版也开始一点一点地复苏起来。
 
十年前,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会提基督教图书出版这个概念。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有关基督教的图书,大部分都是对基督教持批判的态度.到了20世纪90年代,尽管刘小枫主编的“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和“基督教文化评论”在学术界无人不晓,但对于教会来说,那仿佛不过是学者们的学术游戏,与教会所理解的信仰毫不相干.但是到了21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基督教图书的出版和销售已经成为教会群体中很多人关注的事工。近几年来,基督教书店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书店的图书品种最初只有几十种,现在已经有几百种。以基督教图书出版为重心的文化公司,虽远不如基督教书店那样蓬勃,但也是在逐年增多。
 
这又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来回顾过去近三十年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历史,并展望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的未来。
 
关于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基督教出版的回顾,有两篇文章值得参考。一篇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郭海良在2005年两岸宗教与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关于基督教研究的状况”;另一篇是神学生迦恩在网络上发表的“过去20年中国基督教图书出版问题”(2003年)。
 
学术研究的成果必然体现为出版,所以可以把这篇文章作为讨论出版的文章来读.郭海良把这三十年大陆从事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分为“老、中、青”三代.具体而言,60岁以上的学者属于老一代,这一代学者是大陆基督教研究的奠基者,他们在研究基督教的过程中“往往带有较多的政治文化批判倾向”。45岁至60岁的学者属于第二代,他们是基督教研究这一学科领域的中坚力量和带头人。他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则“更自觉地表现出更多的客观中立倾向”。第三代指的则是30岁至45岁的年轻学者,他们是基督教研究领域的新生代,决定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未来。第三代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表现出尽可能的理解和学术性批判倾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基督教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并且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现在全国著名的研究所和高校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郭海良从学术角度对三代基督教研究学者的划分,让我们看到了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对基督教态度的改变:从批判到客观中立,从客观中立到同情理解。
 
迦恩的文章则从信仰的角度为我们勾勒了“大陆知识界对基督教认识的一个渐进过程”。迦恩把过去20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阶段人们认为“圣经是毒草,基督教是鸦片”,人对基督教的看法极为负面。第二阶段指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这个阶段,“人们认识到基督教是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个阶段出版的基督教图书开始论述到基督教在文化和社会中的作用。第三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前期,这个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基督教可能为我们社会的思想、学术、政治等提供新的资源和新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为第四阶段,这个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基督教不仅是文化,更是生命和信仰”。21世纪初便进入了第五阶段,这个阶段,“知识界开始关注真正的基督教是什么,真正的信仰和生活的关系是什么”。迦恩的文章虽然简短,却相当敏锐地把握住了过去20年基督教图书出版的总体动向。
 
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做细致的历史性研究,本文不做具体的历史阶段划分,只拟对过去近三十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四种不同关切进行探究,并结合当前中国大陆对基督教图书的需要,来展望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的未来。当然,对不同关切的探究本身,必然隐含着近三十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逐渐展开的历史踪迹。从这个意义上,我也把这四种关切看作四个阶段。
 
回顾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基督教图书出版大体包含了四种关切,这四种关切是:捍卫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基督教迷信、虚伪;探讨基督教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功用;从“自由基督教”的角度,阐发基督信仰对于个体生存和人文知识学的意义;从传统基督信仰的角度,阐明基督信仰的本质及其对个体生命和社会文化的意义。这四种关切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渐次发展的状态,形成了四个不同的阶段,虽然各个阶段的关切不无交叉重叠。
 
第一种关切:捍卫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批判基督教迷信、虚伪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的教会日渐兴旺起来。但是,主宰学术文化界的仍然是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这个时期,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宗教观仍然统治着知识分子的思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视基督教为迷信,为精神鸦片。这个时期出版的基督教图书,更多是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日本作者幸德秋水所著《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本书的出版说明中有这么一段话:“作者在本书中,否定基督是历史人物,论述了圣经是传说和虚构的产物,批判了宗教采取的虚构历史、欺骗人民的伪善本质,从而有力地宣传了无神论思想。……我们今天重译、出版这部无神论著作,……相信它对批判宗教有神论,宣传无神论,也会发生应有的战斗作用。”
 
当时引进的基本上是无神论者的著作,如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和《宗教的本质》,罗素的《宗教与科学》和《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圣经是怎样一部书》,等等。即便是翻译《泛神论要义》这样的泛神论著作,译者也要在译序中指出:“大家知道,托兰德在其早期作品《基督教并不神秘》中还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力图证明福音书中没有任何反理性或超理性的东西,从而把奇迹迷信之类的东西从所谓ʻ真正的ʼ基督教中铲除出去,实际上是要赋予基督教一个新的理性化的形态,或者也可以说要恢复在他看来本无迷信色彩的原始基督教的理性本质。”
 
从无神论的角度来看,托兰德的自然神论是不可以接受的,他后期的泛神论也是需要批判的。但《泛神论要义》这样的著作之所以被引进,是因为“在《泛神论要义》中托兰德不仅以更为高昂的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精神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予以无情的揭露和唾弃,……而且对古往今来一切传统的宗教……无不痛斥为ʻ完全是或在某些方面是不道德的、邪恶的、卑污的、残暴的或剥夺人的自由的’”。这段时期间或也会有少数重要的基督教经典著作(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翻译出来,但是在这些书的译序或出版说明中基本上都要加上“由于时代的、阶级的和他本人倾向性的局限,在他思想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许多消极因素”之类的批判。这个时期研究基督教哲学、历史和文学的著作也充满了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衡量基督教哲学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多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部分,基督教的文学名著再伟大,也免不了要被批评为受到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
 
第二种关切:探讨基督教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功用
 
随着对基督教更多的接触,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基督教不像过去所批判的那样虚假和伪善。当人们摘下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眼镜之后,看到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在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人们从功能论或价值论的角度对基督教进行研究,肯定了基督教对现代中国价值重建的意义。1986年,“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该书引发了人们对基督教思想资源的重新思考。
 
人们开始意识到,基督教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8年开始,何光沪主编的“宗教与世界”丛书陆续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基督教与文化》、《现代基督教思想》、《论神圣》、《狱中书简》、《谈论上帝》、《科学与宗教》等多部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何光沪先生在丛书的总序中说:“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活、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叠,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叠,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也就是说,宗教不仅涉及人类文明的物质生活和组织制度,而且关涉到人类精神的核心。
 
用何先生所推崇的思想家保罗•蒂利希的话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蒂利希的《文化神学》深入地阐发了作为终极关切的宗教观念,对知识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终极关切或终极关怀成为人文关怀的终极形式。同一时期,贵州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陈维正、刘小枫主编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其中包括了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舍勒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马里坦的《存在与存在者》、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别尔嘉耶夫的《人的奴役与自由》,以及尼布尔的《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基督教图书。选编者认为这些著作的作者在“努力探索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确定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选编者将基督教作为西方思想资源的一个部分,为中国人面对人与社会问题提供了思想参考。
 
这种价值论或功能论的人文学进路成了80年代末至今研究基督教的主要进路。基督教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几位学者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基督教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赵敦华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形成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得到整合.他的专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以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为研究的核心。他认为,了解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能够帮助我们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不仅如此,“研究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就是走向成熟的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一环”。陕西师范大学的尤西林先生在“现代性与世俗性”(《基督宗教研究》第六辑,2003)一文中,阐述了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基督教作为信仰文化,“历史地参与构成现代化—现代性的深层精神前提”。尤西林指出,“基督教以信仰形态确立的人类中心位置支撑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现代化进程,基督教恩宠救赎观与‘新世界’目标孕育了从哥伦布探寻新大陆,到以基督教‘新世界’自居的美国立国精神。
 
基督教特有的无所不往传教信念成为现代化的全球化趋势内在的精神对应体。基督教修道院生活方式及其制度,则不仅为现代科学提供了……科学精神所必须的信仰前提,而且成为现代学术和大学的母体。路德新教改革以来个体与上帝的直接性关系成为个体本位的现代性基石,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则构成现代民主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构成“现代人文精神现代性批判的信仰一维”,它能有效地防止世俗性向世俗主义的堕落。尤西林在文章中还指出基督教伦理资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慧林教授。杨先生一直致力于阐发基督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文学意义。他提出基督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合法性问题:“在基督教排除了信仰的热情、宣教的冲动从而被置于全然世俗的语境之后,甚至在基督教被剥离于文化载体的情况下,它是否仍然具有立身的依据?”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基督教对于中国语境中的人文学意义有“知、意、情”三层:“通过‘知’的探究发现神学解释学的空间;通过‘意’的界说寻求神学伦理学的意义;通过‘情’的价值拓展神学美学所表达的人类期待”(《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34-35页)。神学解释学旨在“重新解决意义的确认问题”,神学伦理学旨在“重新落实善的要求”,而神学美学则希望“超越艺术的教化目的和审美目的,使之与人类的终极体悟及其自我拯救相沟通”。
 
这里所列举的只是几个典型例子。除了他们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基督教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功用。这些学者的研究大大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基督教的错误认识和消极态度,基督教在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宝贵价值和重要功用日益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
 
第三种关切:从自由基督教的角度,阐发基督信仰对于个体生存和人文知识学的意义
 
这一关切以刘小枫为代表。在近三十年来的基督教研究和出版领域,刘小枫的影响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1988年,刘小枫出版了《拯救与逍遥》一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漠视苦难、缺乏爱心、寻求自我解脱的“逍遥”,高扬基督信仰对人性的“拯救”。1988至1989年,刘小枫在《读书》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十篇以“二十世纪西方神学一瞥”为题的神学文章1990年刘小枫将这十篇文章加以修改和扩充,并增补了三篇,结集成《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出版。这两本著作引发了许多年轻学子对基督教的兴趣。从90年代起,刘小枫陆续主编了《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历代基督教思想经典文库》、《基督教文化评论》等大型的基督教丛书。其中的译丛包含了当代许多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的著作。这些图书学术性很强,多数具有自由主义神学的倾向,它们为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刘小枫提出的“汉语神学”和“文化基督徒”概念,在大陆知识界和香港神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刘小枫知识渊博,论域广泛,思想复杂,他的许多追随者说自己跟着跟着就跟丢了。如今,刘小枫基本上淡出了基督教研究的领域。在这里,我想从两个方面入手,试图理解刘小枫思想的主旨和出版旨趣。
 
第一是从“文化基督徒”的概念入手。面对“文化基督徒”概念所引发的争论,刘小枫承认这一概念具有含混性。他澄清道:“‘基督徒’之存在必植根于信仰——对耶稣基督和父上帝的信仰、对基督死而复活的信仰,具有信仰的重生经验,并在行为上以耶稣基督的圣训为个人生活的品质”(《这一代人的怕和爱》,217页)。这表明“文化基督徒”指的并不是研究基督教而不信基督的学者,而是“经历过个体信仰转变的知识——文化人”。刘小枫表示,“文化基督徒”的主要标志是认信基督,但不受洗礼或归属某一教会,它超越教会或教派之上。许志伟先生指出,“文化基督徒”的观念早已经隐含于他在《读书》杂志发表的系列文章中。(《文化基督徒:现象与争论》,汉语基督教研究所,24-26页)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传统背景各异的神学家,刘小枫都能热情拥抱。汉斯•昆的“普世神学”,巴特对上帝与宗教(甚至基督教)的区别,朋霍费尔的“宗教性”观念,拉纳的“匿名基督徒”,薇依的拒绝受洗和加入教会,它们似乎都隐含了刘小枫所谓“文化基督徒”的观念。
 
但是,单从“文化基督徒”的概念入手仍不足以理解刘小枫的信仰和学术旨趣。与“文化基督徒”相关的一个观念便是“基督教信仰的现代性”。刘小枫说:“‘文化基督徒’并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而是基督教信仰的现代性现象:自启蒙运动以来,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思想层面,基督教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初期基督教时代和中古时期的社会结构、思想资源与当时的基督教形态相适应,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不断更改基督教生活的语境,出现了新的基督教生活和信仰样式——‘一种被认为不局限于教会之中、与之并立且又高踞其上的外在于教会的宗教’(特洛尔奇语)”(《圣灵降临的叙事》,88-89页)。刘小枫认为,启蒙运动以后,信仰的个体性成了现代性的表征之一。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自由主义神学拒绝教会神学对个体思想的约束,以人文知识的共同性取代教会知识的共同性。
 
在这种语境下,他认为基督教信仰的传统教义必须转化为一种文化理论,并接受文化批判的检验。刘小枫进一步引述19世纪的新教神学家罗斯(Rothe)的观点,说“基督教会只是基督精神的一个历史阶段,在现代,基督精神进入了社会生活时代,不再仅仅以教会形态为基督的身体,而是把整个社会生活当作自己的身体,因此基督教需要脱下刚进入世界时的教会外衣”(《圣灵降临的叙事》,91页)。这种思想正是自由主义神学大师特洛尔奇的理论。在阐述特洛尔奇的思想时,刘小枫指出:“特洛尔奇的神学思想继承的是启蒙神学的传统,而不是宗教改革神学的传统。特洛尔奇自觉追随施莱尔马赫的神学现代化路线,推进教义学向信仰学说的转换”(《基督教理论与现代》,选编者导言,26页)。所谓教义学向信仰学说的转换,便是以人文知识学代替教义学。这也就是人文旨趣的基督教神学。汉语神学的概念与自由神学的意趣在此便契合了。而“教义学转向信仰理论之后不再代表某个教会宗派或教派的认信,只代表阐述这一信仰学说的神学者个人的认信。信仰理论是个体化的、自由的思想,是个体性的(而非教会性的)认信表达”(同上,28页)。
 
至此,我们看到,刘小枫所关注的是基督信仰对个体生存和人文知识学的意义。其实,个体生存的意义和人文知识学的意义是二而一的,因为信仰理论或人文知识学便是信仰的个体生存意义的表达。既然基督精神已经脱离了教会,进入到整个社会生活,那么基督信仰的表达也就是人文知识学的建构。因此,刘小枫的兴趣涵盖了多种学科也便不足为奇了。
 
这一关切带来了大陆基督教人文知识学的繁荣。这也可以说是近十年来“汉语神学”的成果。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出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基督教研究著作,尤其是近现代的神学著作,成为我们了解近现代基督教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源。这些著作也触及到个人生存的层面,甚至触及到个体信仰的层面。但是,由于它们追随的是现代自由神学的路线,这些图书对于认识传统基督信仰没有太多直接的帮助,对于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更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有时甚至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第四种关切:从传统基督信仰的角度,阐明基督信仰的本质及其对个体生命和社会文化的意义
 
21世纪初,基督教图书的出版迈进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几年,越来越多认信传统基督信仰且委身于教会的基督徒开始参与基督教图书的出版。时不时,我们会从不同的出版社看到带着传统基督信仰关切的基督教图书。但是,由于这类图书的出版刚刚起步,这一时期出版的基督教图书比较零散,有系统性和规划性的系列图书不多。
 
在基督教出版的领域中,首先开花结果的是灵修类和生活类的图书.《荒漠甘泉》、《花香满径》、《奔向日出》等灵修著作相继出版,且深受欢迎。婚姻家庭、亲子、工作、励志、辅导类的图书品种急速增加。诺曼•文森特•皮尔、詹姆斯•杜布森、盖瑞•查普曼、麦道卫、诺曼•莱特、克劳德•汤森德、马克斯韦尔等畅销作家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出来,大大充实了基督教书店的图书品种。从出版的环境来说,这类图书相对容易出版。从读者的需要来看,这类图书比较注重实用性,切合人们的实际需要,因此在市场上更容易受到欢迎。基督教书店中上排行榜的基本上是这类图书。
 
与此同时,一些神学原典、神学论著、基督教人物传记和基督教文学作品也开始出版。热衷于翻译原典的不仅仅是重视传统经典的基督徒,有些基督教研究者出于对基督教更深入研究的兴趣和需要也开始更多地翻译原典。早期教父的著作开始受到重视。其中,奥古斯丁的著作最受关注,已经出版的著作除了《忏悔录》和《独语录》,还有《论灵魂及其起源》、《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其他教父著作还有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论灵魂及其复活》、德尔图良的《护教篇》。中世纪的神学原典也开始零星出现,如埃克哈特的《埃克哈特大师文集》,安瑟伦的《信仰寻求理解》,波纳文图拉的《中世纪的心灵之旅》。据说中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阿奎那的著作正在翻译之中,近一两年将会面世。宗教改革时期的著作以路德的为主。路德的著作已出版的著作有:《路德文选》,《路德文集》(1,2卷)。与路德相关的著作还有《协同书》、《这是我的立场》和《路德神学》。加尔文的著作迄今没有一本完整地在大陆出版。近代的神学原典除了爱德华滋的《信仰的深情》外,几乎都是自然神论的著作,如莱辛的《历史与启示》,廷得尔的《基督教与创世一样古老》、赫伯特的《论真理》、洛克的《基督教的合理性》。
 
现代神学原典的出版主要是刘小枫前期工作的延续,出版的重要著作有朋霍费尔的《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巴特的《罗马书释义》、莫尔特曼的《来临中的上帝》等。当代福音派神学的重要著作基本上还没有出版。
 
神学论著方面,有两套丛书值得一提。一套是“清华哲学翻译丛书”,共四本:《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上帝与理性》和《理智设计论》。前两本著作为大陆读者了解基要派神学与福音派传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两本著作带有护教的性质,《上帝与理性》一书旨在捍卫神学的科学性,《理智设计论》一书意在用现代科学来护教。另一套是“基督教文化译丛”。这套丛书到2005年底已经出版了12种,后续的出版因故中断。已出版的12本图书包括:《基督教概论》、《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瑟夫著作精选》、《基督教会史》、《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新约概论》、《旧约概论》、《圣经导读》(上、下)、《基督教与西方思想》(上、下)。这套丛书旨在从传统基督教信仰的角度阐述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以及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这套丛书虽然没有出齐,但已经初具规模,对学术界和教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除了这两套丛书,市场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护教和回应当代文化的著作,如《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重返理性》、《上帝是否存在?》、《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与危险》、《世界观的历史》、《思想的结果》、《帕斯卡尔与人生的意义》、《进化论的圣像》、《审判达尔文》、《科学的灵魂》、《返璞归真》、《痛苦的奥秘》等。
 
传记方面的著作有两套:一套是“新教人物传记系列”,其中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加尔文传》、《爱德华滋传》、《爱德华滋传》、《司布真传》、《慕勒传》、《英国复兴领袖传》.《加尔文传》中还附了凯波尔的《加尔文主义讲座》,后者是基督教世界观领域的重要著作.“新教人物传记系列”祈望透过出版新教人物的传记,将一个清新刚健的新教传统介绍给中国大陆.这些传记对我们了解新教的传统,具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套是“传教士历史系列”:《花甲记忆》、《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马礼逊回忆录》。这套丛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近代传教史资料。除了这两套丛书以外,其他基督教类的传记还有《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挚爱中华——戴德生传》、《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穿越荣耀之门》、《奥卡人的新生》等。
 
基督教文学作品中,除了过去被列入世界文学经典的著作外,近几年还出版了《跟随耶稣的脚踪》、《稳行高处》、《纳尼亚传奇》、《指环王》等译著。本土作家如北村、齐宏伟等也陆续出版了一些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小说或诗歌。
 
近三十年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以翻译引进为主,本土的写作主要也是介绍性和研究性的。尽管如此,纵观近三十年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到神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的奇妙作为。
 
展望
 
随着基督信仰在人心中的不断深入,随着教会的不断成长,基督徒对认识真理有了更深的要求,对自己在这时代中的使命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为了回应时代的文化挑战,我们也不得不回到圣经和教会历史的传统中去寻找思想资源。因此,我们期待未来的基督教出版能立足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阐明圣经的启示真理
 
基督教出版的使命是要将真理的旌旗扬起来(诗60:4)。神的话语圣经就是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督教出版的首要任务便是阐发圣经真理,帮助人们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需要圣灵的开启,同时也需要人“详细察看”(雅1:25)。详细查看包含了我们对圣经的历史文化背景、文体、语义、文法等各方面的了解。关于圣经方面的出版主要包括:圣经背景、圣经词典、圣经概论、圣经神学、释经学、圣经注释等。
 
二、继承教会的大公传统
 
基督教不仅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的信仰,而且也是在历史中展开的信仰.基督教从建立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有着丰厚的神学传统.神的启示已经一次性地记载在圣经上,但是神的作为却贯穿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尤其彰显在教会的历史之中。旧约中,上帝常常对以色列人讲述他在以色列民族历史中的作为。今天,我们同样需要了解神在教会历史中的作为,并继承教会历史的丰厚遗产。历史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和信仰前辈的见证,能激励我们更深地爱主,当我们遇患难时能坚固我们的信心;历史让我们看到前人的失败,从而警戒我们,使我们不再重蹈覆辙;历史能丰富我们对信仰的理解,使我们活出更丰盛的生命。这方面的出版包括:教会历史(通史、断代史、神学家或教会领袖传记)、教义史(神学思想史)、历代基督教经典。
 
三、回应时代的文化挑战
 
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圣经启示的基础上,继承教会的大公传统,同时又必须回应时代的文化挑战。基督教的信息具有永恒的适切性,但又需要与每个时代的文化关联起来。基督教信仰必须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文化思潮(如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自由主义、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乃至民间宗教等),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宣讲基督教的信息,回应当代文化对基督教提出的挑战。这方面的出版包括:福音布道、护教学、处境神学等。
 
四、见证基督的荣美生命
 
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和光。在世上作盐作光包含将圣经的原则运用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基督荣美的生命能彰显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以上三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我们既要宣扬基督的道,更要活出基督的道。这方面的出版便是为了帮助人们如何活出真道,它包括:信仰生活、伦理、教育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灵修、家庭、婚恋、亲子、励志、辅导、工作等方面的图书便属于此类。
 
由于基督教有两千年的历史,而基督教在中国扎根下来的历史却很短,在可见的将来,翻译的作品仍将占中国大陆基督教图书出版的主要部分。但是,随着中国教会的成熟,本土作品的比例必定会不断地提升。我们期待,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能深深扎根在圣经的真理之上,不断吸取教会历史上丰富的神学遗产,并在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时代处境的基础上,向我们的同胞表达基督信仰的真理。只有到那个时候,才会有更多本土的基督教作品,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陆基督教出版。
 
“冬天已往,雨水已止。百花开放,百鸟鸣啼。”这是一幅何等美好的图景!今天,我们看到零零星星的花朵开始在枝头上绽放。让我们一同祈盼基督教出版的春天早日来临!
 
圣经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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