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 “凡读本书者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钱穆《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一部，闻者多阅者少，但实在值得大家一读。
古往今来，中国史家的最高理想，便是如太史公一般，完成一部不朽的通史传世；近代以来，以所谓“中国史”标榜者甚多，唯以一己之力又淋漓尽致者甚少，就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倾注“温情”与“敬意”，《国史大纲》可谓一绝，钱穆先生可谓一人。
而《国史大纲》成书的1939年，抗战进行得极为困难，局面正有瓦解之势。军民同胞为救亡图存各司其职，钱穆先生写作中国通史的最大动力，是让国人明了中华文明的成就，从国史中发扬中国不会灭亡的自信。作为固有文化的坚实拥护者，特别在“五四以来”的时代背景下，钱穆对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非常强调，对“全盘西化”等一类论述不以为然，而这种文化观念，亦影响了钱穆对于禅宗研究的路径。
我们在上两期中提及过，胡适的禅宗研究是有开创意义的，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更非他人可以媲美；然而在1930年代的中国学界中，“整理国故”虽热火朝天，学者对于胡适的禅宗研究，却多数抱以冷置甚至批驳态度，其人研究虽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研究的字句，却表现出以“科学主义”否定甚至“轻薄”禅宗史、国史的态度。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便指出，当时的一些“（科学派）考订派”，奉所谓“科学方法”评判国史，这类研究往往割裂了历史脉络；钱穆所指责的，正是胡适等人的研究路径，“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而在1960年代的禅宗史论战当中，钱穆是最快出来反驳胡适研究的中国学者。
钱穆先生的精神旨趣，我们知道他是归于宋儒，归于朱子的。研究禅宗于他而言，最主要目的在将禅宗、佛学放置于整个中国思想史当中，正因为禅宗对于隋唐社会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使得宋代儒者不得进退于禅宗的思想，甚至将禅宗融入到儒学之中，从而完成了理学的构建。
钱穆认为，禅宗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的典型，亦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标志，但佛教本质上的“出世”，与中国人精神所追求的“出世”始终存在矛盾，而这种茅盾，亦是钱穆自身的切实感受。
今日，我们一起看《国史大纲》“隋唐时期佛学之中国化”（删减部分）一节，便能了解到钱穆先生对于佛学的整体认识。
隋、唐盛运复兴，其时则佛学亦有新蜕变。教养精神，逐渐中国化；而佛法重心，亦逐步南移。
南北朝佛学，北尚禅行，南重义解。周武毁法，北方禅宗亦避而至南。所谓“佛学中国化”运动，亦至是始成熟。其后禅学崛兴，则全以南方为策源地。
举其要者，则有天台、华严、禅宗三家。
今若以魏晋南北朝佛学为“传译吸收期”，则隋唐佛学应为“融通蜕化期”。
佛法在中国，应可分三时期。初为“小乘时期”，以轮回果报福德罪孽观念为主，与中国俗间符箓祭祀阴阳巫道，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自道安、鸠摩罗什以下，宏阐大乘。先为“空宗”，（此始印度龙树。罗什来中国，尽译三论。至隋代嘉祥大师吉藏，而南地三论宗于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无著、世亲兄弟。此宗之盛行于中国较迟，直至玄奘西行，受法戒贤，归而传之窥基，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识宗。其入中国，亦称慈恩宗，以窥基住慈恩寺也。然此宗大盛，固在唐初，而唯识经典之传译，则已先而有之矣。）是为“大乘时期”。时则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此为第二时期。若台、贤、禅诸宗之创兴，则为第三时期。其一切义理，虽从空、有两宗出，而精神意趣、轻重先後之间，则不尽与印度之空、有两宗同。今若以小乘佛法为宗教，大乘佛法为哲学，则中国台、贤、禅诸家特重自我教育与人生修养。小乘偏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国台、贤、禅诸宗则偏行、偏证。是其蜕变处也。故必有台、贤、禅三家兴，而后印度佛法乃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会。
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
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著言语，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而其后推演愈深，乃至无佛可成，无法可得，无烦恼可除，无涅槃可住；无真无俗，本分为人，呵佛駡祖，得大解脱；如是则世、出世之界划尽泯，佛氏“慈悲”乃与儒家之“仁”，同以一心为应世之宗师。故论绾合佛义於中国传统之大群心教者，其功必归於禅宗也。
盖当隋、唐盛世，政教既复轨辙，群体亦日向荣，人心因而转趋，私人之修行解脱，渐退为第二义，大群之人文集业，又转为第一义。杰气雄心，不彼之趋而此之归，则佛门广大，乃仅为人生倦退者逋逃之一境。
继此而开宋儒重明古人身、家、国、天下全体合一之教，一意为大群谋现实，不为个己营虚求。人生理想，惟在斯世，而山林佛寺，则与义庄、社仓同为社会上调节经济、赈赡贫乏之一机关。
此下佛、道两教事迹，乃不复足以转动整个政治社会之趋向。
禅宗文化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