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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合佛义于中国传统之大群心教者
发布时间: 2019/12/26日    【字体:
作者:钱穆
关键词:  禅宗 中国传统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 “凡读本书者请先具下列诸信念”,钱穆《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一部,闻者多阅者少,但实在值得大家一读。
 
古往今来,中国史家的最高理想,便是如太史公一般,完成一部不朽的通史传世;近代以来,以所谓“中国史”标榜者甚多,唯以一己之力又淋漓尽致者甚少,就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倾注“温情”与“敬意”,《国史大纲》可谓一绝,钱穆先生可谓一人。
 
而《国史大纲》成书的1939年,抗战进行得极为困难,局面正有瓦解之势。军民同胞为救亡图存各司其职,钱穆先生写作中国通史的最大动力,是让国人明了中华文明的成就,从国史中发扬中国不会灭亡的自信。作为固有文化的坚实拥护者,特别在“五四以来”的时代背景下,钱穆对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非常强调,对“全盘西化”等一类论述不以为然,而这种文化观念,亦影响了钱穆对于禅宗研究的路径。
 
我们在上两期中提及过,胡适的禅宗研究是有开创意义的,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更非他人可以媲美;然而在1930年代的中国学界中,“整理国故”虽热火朝天,学者对于胡适的禅宗研究,却多数抱以冷置甚至批驳态度,其人研究虽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研究的字句,却表现出以“科学主义”否定甚至“轻薄”禅宗史、国史的态度。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便指出,当时的一些“(科学派)考订派”,奉所谓“科学方法”评判国史,这类研究往往割裂了历史脉络;钱穆所指责的,正是胡适等人的研究路径,“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而在1960年代的禅宗史论战当中,钱穆是最快出来反驳胡适研究的中国学者。
 
钱穆先生的精神旨趣,我们知道他是归于宋儒,归于朱子的。研究禅宗于他而言,最主要目的在将禅宗、佛学放置于整个中国思想史当中,正因为禅宗对于隋唐社会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使得宋代儒者不得进退于禅宗的思想,甚至将禅宗融入到儒学之中,从而完成了理学的构建。
 
钱穆认为,禅宗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的典型,亦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标志,但佛教本质上的“出世”,与中国人精神所追求的“出世”始终存在矛盾,而这种茅盾,亦是钱穆自身的切实感受。
 
今日,我们一起看《国史大纲》“隋唐时期佛学之中国化”(删减部分)一节,便能了解到钱穆先生对于佛学的整体认识。
 
隋、唐盛运复兴,其时则佛学亦有新蜕变。教养精神,逐渐中国化;而佛法重心,亦逐步南移。
 
南北朝佛学,北尚禅行,南重义解。周武毁法,北方禅宗亦避而至南。所谓“佛学中国化”运动,亦至是始成熟。其后禅学崛兴,则全以南方为策源地。
 
举其要者,则有天台、华严、禅宗三家。
 
今若以魏晋南北朝佛学为“传译吸收期”,则隋唐佛学应为“融通蜕化期”。
 
佛法在中国,应可分三时期。初为“小乘时期”,以轮回果报福德罪孽观念为主,与中国俗间符箓祭祀阴阳巫道,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自道安、鸠摩罗什以下,宏阐大乘。先为“空宗”,(此始印度龙树。罗什来中国,尽译三论。至隋代嘉祥大师吉藏,而南地三论宗于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无著、世亲兄弟。此宗之盛行于中国较迟,直至玄奘西行,受法戒贤,归而传之窥基,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识宗。其入中国,亦称慈恩宗,以窥基住慈恩寺也。然此宗大盛,固在唐初,而唯识经典之传译,则已先而有之矣。)是为“大乘时期”。时则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此为第二时期。若台、贤、禅诸宗之创兴,则为第三时期。其一切义理,虽从空、有两宗出,而精神意趣、轻重先後之间,则不尽与印度之空、有两宗同。今若以小乘佛法为宗教,大乘佛法为哲学,则中国台、贤、禅诸家特重自我教育与人生修养。小乘偏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国台、贤、禅诸宗则偏行、偏证。是其蜕变处也。故必有台、贤、禅三家兴,而后印度佛法乃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会。
 
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
 
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著言语,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而其后推演愈深,乃至无佛可成,无法可得,无烦恼可除,无涅槃可住;无真无俗,本分为人,呵佛駡祖,得大解脱;如是则世、出世之界划尽泯,佛氏“慈悲”乃与儒家之“仁”,同以一心为应世之宗师。故论绾合佛义於中国传统之大群心教者,其功必归於禅宗也。
 
盖当隋、唐盛世,政教既复轨辙,群体亦日向荣,人心因而转趋,私人之修行解脱,渐退为第二义,大群之人文集业,又转为第一义。杰气雄心,不彼之趋而此之归,则佛门广大,乃仅为人生倦退者逋逃之一境。
 
继此而开宋儒重明古人身、家、国、天下全体合一之教,一意为大群谋现实,不为个己营虚求。人生理想,惟在斯世,而山林佛寺,则与义庄、社仓同为社会上调节经济、赈赡贫乏之一机关。
 
此下佛、道两教事迹,乃不复足以转动整个政治社会之趋向。
 
禅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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