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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在地化与流动性:亚洲共同体意识及其展望
发布时间: 2020/7/5日    【字体:
作者:祁进玉 郭跃
关键词:  全球化 亚洲共同体  
 
 
摘要
 
在全球化的今天,开展地区间的协作与构建全球合作不仅仅是一句政治口号,更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着力点。亚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民族最多样、文化事项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有必要在亚洲范围内促进不同民族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在理论和实践上强化对亚洲这一生活区域的认同感。构建“亚洲文化经济共同体”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需要的历程也并非我们所能想到的那么短暂,这是一条漫长的充满坎坷的道路,然而“亚洲文化经济共同体”并非不可实现。构建一个有助于推动亚洲民族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促进亚洲各国的学术精英对话与交流,最有效的途径是:首先,构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亚洲学术共同体,致力于共同推动该地区民族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对话;其次,将这种来自亚洲的区域性本土性知识推而广之,这才是亚洲学术共同体以及全体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
 
一、全球化与地方性:
 
一组复合型概念及其悖论
 
全球化(Globalization)通常指人类群体之间社会交往的跨洲际流动和模式在规模上显示出逐渐扩大、在广度上的持续性加强、在速度上的日益递增及影响力逐步深入的一个过程。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特点是国家的边界逐渐消失,网络化和现代化背景下历史性的世界转型模式渐趋成型。在一些秉持世界体系理论的思想家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费迪南德·布兰德尔、莱因霍尔德·本迪克斯、迪特尔·森格哈斯等人中,美国学者罗兰·罗伯逊是将全球化概念普及化的卓越推广者之一,他把全球化定义为以中世纪封建主义面临危机为肇始的欧洲的世界转型过程[1]。
 
一般而言,全球化可以用广义和狭义两种方式来表述。从广义上来讲,全球化是由于通过网络与通讯、交通等技术所取得的进步,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多边或双边合作的方式和程度不断深化,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离开全球合作而独立实现。狭义的全球化是指人们离开自己生活的熟悉区域,或是区域社会进入世界社会,参与世界公民教育的过程。南安普顿大学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曾经对全球化的过程作了如下描述:所谓的全球化是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各民族国家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与结合。对这样一种拗口的表述,他随即给出了更具体的解读:全球化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球任意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件、活动或决定,都有可能给遥远的某地的个人、群体或社群带来重大的改变”。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文化符号的角度解读了现代化的发展及其意义。在他看来,全球化是一个通讯概念,交替地掩盖和传播文化或经济意义。如果说当代社会何种技术具有革命性,那么一定是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获取资讯的能力和途径。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清楚地感知世界各地发生的变化,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大城市的变化无时无刻不被全世界关注、热议和模仿[2]。
 
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格鲁(David Held & Anthony McGrew,2002)指出,全球化指的是人类社会组织在规模上的变化和变革,这些组织把相距遥远的、彼此互不关联的社会联结起来,并扩大了权利关系在世界各地区和各大洲的影响。但不应该把全球化视为预示着一个和谐的全球社会的到来,也不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普遍的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或各种文化和文明都将日益趋同的同质化的单一过程。原因在于日趋增强的内部联系往往会产生新的敌意与冲突,而且全球化还能够激起反动的政治和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3]。德国学者赖纳·特茨拉夫(Rainer Tetzlaff)提出了全球化四种不同的主体性意义,具体是:第一,当某种环境灾害所造成的影响——如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等——往往会超出一国的范围,波及全球或其影响会造成连锁性反应时,人们才会提及全球化。第二,全球化的表象有时被认为是当代殖民主义的伪善外衣,以方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处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输出经济制度,使其成为世界贸易的附庸。第三,全球化过程通常被认为是新兴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在构建本国工业体系与雇佣制度中,与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形成断层,导致地方性的社会抗拒,从而导致全球性恐慌。第四,随着经济、通讯和交通运输体制的全球化趋强,投机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如失业、贫困女性化、刑事犯罪、毒品交易与恐怖主义等也国际化[4]。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指出了全球化的四个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军事秩序、国际劳动分工和民族国家体系[5]。
 
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民族国家体系早就具有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性反思特征。全球化所具有的悖论之一,表现为以下两种倾向性力量的相互“推—拉”:一方面是某些国家体系反思自身所固有的权力集中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各特定国家所具有的维护其主权的倾向。在理解全球化的概念中,无法规避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具体表现为两种倾向之间形成的“推—拉”两种力量的角逐,拉力表现为世界体系内原有权力集中的趋势,推力则表现为各民族国家对其自身地位的巩固和主权意识日益强化的趋势。出现如此情形恰好是上述两种倾向——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张力所使。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非区域化(dis-place)的,全球化与现代性相伴而生、如影随形。所以,他认为非地域化是在具有共享经验的全球化了的“社区”中的一种整合,它对应的词是“再嵌入”(re-embedding)①[6]。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通过再嵌入的方式,各类脱域制度将地方性或区域化的实践与全球化的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组织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全球化社会中信任与风险、机会与危险等现代性的相互性两极矛盾也渗进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影响着全球化与地方性相互嵌入的过程[7]。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MartinAlbrow)认为,全球性的社会实践对民众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全球化成为塑造人类行为的一个焦点或前提[8]。
 
我们谈到“全球化”和“地方性”这一组复杂的复合型概念时,必然涉及关于边界问题的相关探讨,这个边界既有地理的有形的疆界,也有无形的社会边界和隐形的文化边界。在大部分人看来,边界应该是有形的线,在地图上具体表现为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的分界线,在生活中则表现为界碑或边界线的形式,人们往往对无形的边界忽略或视而不见。事实上,在生活中社会和文化的边界及其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也更容易引起不同群体的文化冲突或使一个貌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件升级为社会事件,引发社会的动荡,阻碍社会的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仅仅停留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于全球化命题的泛泛讨论中,已经毫无意义,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全球化及其对人们日常社会生活带来的现实的和潜在的诸多影响。
 
① 在吉登斯看来,“再嵌入”一词指的是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还是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
 
二、全球在地化:对文化全球化的反思
 
全球化的进程中必然出现地方化和区域化,全球化的发展必然经历地方化、区域化,并逐渐扩散为全球化的过程,但在地方化或区域化的过程中,如果单方面地刻意强调地方性意识的重要性,就会强化狭隘的地方意识,挖掘地方特色,形成地方文化,加剧全球发展中的异质性或地方性,影响全球化共通性的推进。其实这也正是很多学者所担心的,全球化是一场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同质性、标准化的运动,地区性的或传统性的文化如果无法完成全球化的提升,则必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淹没或消解。尤其是当前全球化的领导力量——美国,其好莱坞影片、电视剧、动漫、服饰、饮食习惯和音乐都在慢慢地吞噬地方文化,抢占地方传统文化生存的空间。如今,这种蚕食已经超出经济或消费领域,进入各个层面。从表面来看,地方文化产业无法与美国文化产业在市场上展开竞争,迅速败退下来,更深层次的是文化之争的失败。这种失败导致了社会性的焦虑,引发了社会对过去与现代之间裂隙的恐慌,担心世代传习的文化在当代被瓦解,历史的延续在当代被阻断,民族与文化的对应关系被彻底破坏[9]。但是,也有对全球化提出修正的乐观主义者,例如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化或现代性的“超越匮乏型体系的维度”: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对战争的超越;关注生态的体系;协调化的全球秩序等[10]。
 
当今世界关于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族群认同以及地缘意识等观念的复苏和复兴,部分要归因于全球化及其努力的结果使得一种地缘意识、区域性和地方性的观念日益趋强,逐渐导致植根于地域性的民族认同意识被无限制地强化和放大,其最终结果便是不能正视其他文明的价值和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复苏和抬头,造成不同层次认同的对抗。当代儒学发展标志性人物杜维明提出,20世纪末期,很多人都看清了全球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同质化,一些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发展的内核具有一致性,但其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很多的地方化特质。他进一步指出:
 
全球化既减少了种族、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同时也强化了它们的矛盾和冲突。在从内部建构防卫性的文化认同以及从外部建构攻击性的宗教排斥的过程中,作为有根源性的各种力量,诸如种族、语言、性别、土地、阶级和信仰等原初纽带的涌现,迫使所有具有实践心灵的全球思想家们去发展新的观念资源,以便理解我们时代的境况和精神[11]。
 
在全球化社群中,我们正面对着两种彼此冲突甚至矛盾的力量,一种是全球化,另一种是地方化。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趋强,让我们时时刻刻明显感受到全球化的进程及其无处不在的影响。人类社会不同文化的接触越来越多,通讯、交通的发达与互联网的普及,加强和加深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勾连与互通,这个世界会变好吗?学界从文化身份、角色认同、地缘身份、民族认同和文化多样性等一系列建设性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究。讨论的焦点似乎又回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们讨论过的话题上,即在文化产业化发展和市场化开发的未来,文化是否会被塑造成扁平、单一而缺乏活力的样子。在文化产品产业化和同质化的过程中,“你”“我”“他”“他们”等概念被逐一消解,个体与群体的认同会出现种种混淆,认同的无意义性弥漫在当下和现代生活中。
 
后现代理论关于全球化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没有任何一种声音可以长期独霸舞台,社会的快速发展会用一个又一个的反例推动该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在西方社会,文化产业化的发展趋势来势汹涌,一些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学者也开始对其进行激烈的批判和挑战,通过学术界的论战,很多学者达成了共识:全球化并没有早先人们所担忧的那样,带领全球各国走向一体化或同质化,甚至更为简单地来说是美国化。相反,全球化的演进始终夹杂着地方化的呼声,是一个充满了断裂和差异的过程。这充分说明,单声道的独奏已无人聆听,人们更痴迷的是交响乐,是多声道的协奏。这一认识业已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文化认同及差异政治的兴起,带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跨学科合作的整体转型。
 
21世纪之初,一场认同危机在后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发展的语境下不断发酵、酝酿。这种危机的起源来自欧美世界,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是这一危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说道:“在冷战后的世界,旗帜有其考虑的价值,其他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如此,包括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亨廷顿提出的所谓“文明冲突论”是对后冷战时代世界发展的一种构想。在他看来,美苏争霸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大的意识形态的对抗减弱,在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对话中,人们聚焦的不是跨文化的合作与共识,而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甚至会引发新的世界性的对抗。全球化的趋势对认同的影响是必然的,但是多样性的认同并非如他而言“很少确定性和统一性”。相反,那些生活在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社会中的个体和文化背景有显著差异的群体所属的一些本原性的认同,诸如族属、族群/民族、国家认同以及宗教认同等有集体性的归属性认同意识不仅不会消失,在特殊的情景下还会相应地被激发或增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的同时,地方性或地缘意识逐渐复兴和崛起,家 族、族群与民族群体的观念和群体认同意识也有进一步强化和重构的可能。伴随着全球化的步伐,世界的许多区域、族群/民族的文化认同却日益获得强化、巩固。诚如威廉·华莱士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矛盾之中,即管理日益变成多级的、错综复杂的、制度化的、空间上分散的活动,而呈现(representation)、忠诚、认同却植根于传统种族的、地域性的和民族的共同体中。
 
三、亚洲共同体意识与流动性
 
如今,提起全球化,最先让人想到的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性难题,如人口非法流动、世界性毒品泛滥、商品走私、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核武器扩散。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部分,也一直伴随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当前的全球化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如何协调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政治多极化格局和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需要一个基于各个国家参与、互动、共生、互利的全球治理方案,需要获得绝大多数国家认可和认同的多边、互利的合作性全球政策框架,包括代替超级大国格局、解决地区冲突的合作性策略框架,这种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正如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获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替代性的国际合作性政策框架,并且日益凸显出其政策影响力和辐射效应。
 
“亚洲共同体”意识与“亚洲认同”应该是两个高度想象的概念,在现实维度如何将之操作化和真正落到实处,需要学术界作艰辛的梳理工作,但是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已经有较长的学术史。“亚洲共同体”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建构性和生成性的概念,有其流变过程。葛兆光认为,亚洲不仅可以是一个地理上的区域,而且可以是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性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似乎无可非议。但是他也尖锐地指出区域的复杂性:什么时候它成为了“亚洲”而且是“共同体”?他认为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就是因为亚洲漫长的历史上从未形成过这样一个有认同感、拥抱“他者”文化、尊重彼此知识的命运共同体。亚洲幅员辽阔,西亚、中亚地区现在是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文明的腹地,东南亚岛链在一定程度上与东亚大陆的文化有联系,但又有独特的海岛文化,同处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也各有诉求,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地域认同,不遑论共同体建设[12]。在葛氏看来,学术界在探讨“亚洲”这个概念的时候,试图超越亚洲区域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领土、主权、疆界与边界等的纷争,构建一个内部有内聚力和认同感的抵抗西方的共同体。
 
日本学者入江昭重新审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建立一种全新共同关系的可能性,他提出如下两个观点:第一种方法是日本对过去百年来受日本侵略和殖民而获得解放的亚洲重新定义,即跨越主权国家集合体的框架,迈入以经济、文化为媒介的强化地域纽带意识的途径。第二种方法则是不仅将重心放在亚洲,而且在日本与国际社会之间,将日本、亚洲关系国际化[13]。在佐佐木卫看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等人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形成期的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主义的发展形态隐含了三种构造关系:其一,中心与边缘的两级构造;其二,价值的一元、均质化想象;其三,支配与从属关系。这三种构造关系主要用于解释后殖民的国家体系间的构造关系。佐佐木卫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建构新的亚洲图像时,我们需要先解放过去近百年来遭受日本束缚的亚洲图像。他认为,全球化与地方化概念同时存在,而族群身份与国族主义也是不离不弃的关系[14]。同样的,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则另辟蹊径,对在民族与民族圈之间、国家与国家体系之间是否能够找到区别与联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对于上述问题进行综合性分析,必须研究历史转变中的个体与其他客体如族群、民族、社会、国家等的关系,这些客体往往借由人类个体的想象、情感与实践而存在,它们是历史生命的原细胞。关于如何处理与思考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关系,梅尼克指出:“我们希望把民族发展与普世发展之间的界分与纠缠,不仅置于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与外在行动中,还力图在人类的内在生活中予以讨论。”[15]
 
亚洲的面积是全球陆地面积的30%,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9%。从1980年至2005年,亚洲经济年均增长6.6%,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由16.8%上升到22%;同期亚洲贸易的年均增幅高达8.8%,占世界的比重由16%上升到28%[16]。20世纪末期以来,亚洲被卷入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浪潮中,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契机,实现了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与飞跃式发展,同时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也显著地增强了,上述的这些举措逐渐形成了亚洲共同体的基础。这种改变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推动:
 
首先,亚洲地区各国的政治互信进一步提高,国家间的合作不断深化。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主旋律成为和平与发展,各国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具体表现为史无前例的、政府与民间的人员频繁互访和跨国人口流动高潮,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合作更加密切,文化交流日益增多。
 
其次,亚洲各国纷纷出台或实施了推动国际合作和交流交往的政策。亚洲各国都认识到,区域内的各国都有维护区域稳定、安全和发展的义务,这也是各国发展必要的外部条件。因此,各国积极在地区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就一些历史性、敏感性问题进行总结,强调亚洲地区在当今时代发展中区位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并希望亚洲各国抓住时代的契机,实现全面的发展。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指出:现如今,亚洲地区的“地域”(region)概念已经和大众所谓的“全球化”这种跨越国界的市场经济逻辑的渗透联结成密不可分的形态。防卫性地或者是积极性地改头换面再度成形。而进一步的,新的地域概念也受到各种各样的刺激而形成[17]。
 
最后,强化地缘优势、促进区域合作,构建亚洲共同体的理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东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中亚等区域内各国各民族有着地理上、文化上或多或少的联系。亚洲各个国家之间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中,还是在现实的发展中,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可以有效整合起来,促进亚洲区域内各国顺利实现人员自由互访、民族文化平等交流,实现“文明互鉴” 与“民心相通”,扩大区域内国家多层次多渠道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亚洲共同体意识的形塑与形成,与亚洲区域内部越来越显著的流动性趋势有着密切关联,这种流动性的显著增强显然与亚洲内部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呈正相关。亚洲的这些区域内生活着众多的跨境民族或族群,可以充分发挥其在地缘和文化上的优势,发挥他们与周边国家的人群来往密切、流动便捷的独特禀赋,发挥这些跨境民族或族群在文化上的同源性,开辟群体交往交流的联系通道,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通过民族共情带动跨国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交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和持续推进,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空间在日益扩大,频率在日益加快,全球化背景下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便是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人口流动[1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和人文科学助理总干事皮埃尔·萨内曾经指出,现在越来越明确的是,移民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移民输出国由于移民从国外汇款及有技能的移民归国而不断获益;移民接受国则可以有效地补充高素质、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从而推动亚洲地区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和服务型产业及相关衍生行业的发展;移民自身及其家庭也可以通过跨国人口流动寻找到更加稳定、高薪的经济来源。亚洲地区人口最多,区域内部或跨洲际的人口自由流动,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一场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对推动构建更美好的生活、消除绝对贫困、缩小地区差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目前的全球化进程偏向于商品、信息和资本的自由流通,而人口的自由流动值得考虑[19]。笔者在2010年到韩国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对韩国和日本等国的跨国婚姻圈问题进行了粗浅的研究,发现日本与韩国农村或城市中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大龄男青年通常很难在本国找到合适的伴侣,这使得跨国婚介组织大量存在,跨国婚姻日益增加。韩国媒体称从东南亚、东 亚、南亚等地嫁到韩国的新娘为“亚洲新娘”,韩国的亚洲新娘人数居多者为中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缅甸人等。这些“亚洲新娘”在亚洲地区内部流动,推动了以东亚为中心的跨国婚姻圈的形成,其结果是东亚社会(韩、日、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等地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多元的特点日益凸显,文化杂糅现象越来越明显。上述“亚洲新娘”现象充分说明了全 球 化 背 景 下 地 方 性 与 流 动 性 相 结 合 而 呈 现 出 越 来 越 趋 强 的“ 全 球 在 地 化 ” (Glocalization)现象。
 
格拉齐亚诺·巴蒂斯泰拉也有同感,他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移民被视为诸种力量之一,这些力量有助于人们将世界理解为由领土空间之外的一些事物所塑造。在他看来,过去定居下来的跨国移民往往倾向于形成少数派共同体,以表明他们是主流社会之外的他者;然而如今,由于有了更安全、更快捷和更便宜的交通运输,有了经济和文化商品(例如民族传统风格的饮食、族裔媒体),更为重要的是,有了及时和便宜的通讯设备,他们可能形成跨国共同体[20]。格拉齐亚诺·巴蒂斯泰拉的研究表明,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区域的人口流动与移民发展在时间与空间分布上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目的地为中东的劳务移民(20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东亚和东南亚是劳务移民新目的地(20世纪80年代);第三阶段,遍及亚洲各地的劳务移民(20世纪90年代)。亚洲大陆普遍的移民政策模式是临时的劳务移民。这种政策通常要求移民先签署有严格时间限制的工作合同后再获得准入,合同期往往不超过两年,然后在续签合同前被要求返回原籍,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避免少数群体的出现和形成[21]。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亚洲国家间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的缔结与区域内各国关系的不断调整和逐步向善,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强化了亚洲共同体意识。此外,亚洲区域内部人员、货物流动性的进一步提升,极大地促进了亚洲各国在跨国经济贸易协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方面的沟通磋商与政策制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而中国政府自2013年以来积极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方案中有关加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等措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22]。关于在亚洲内部进一步开放国界的讨论,从现实而言仍有不容乐观之处,但是如今亚洲各国无法回避一个既定事实,即它们无法有效地单方面管理移民。面对全球化趋强的情形,只有进一步强化亚洲区域内各国主动参与的磋商和协商,才是亚洲协商解决全球化衍生的诸多问题的有利契机。亚洲地区是人口流动最为频繁的地方,也是全球人口流动的重要输出地方。由此可见,亚洲及其大规模的移民群体,对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四、构建亚洲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梁漱溟说过,人类社会群体始终在关注怎么样生活,关注如何彼此相安共处。好像有那么一句话:“一个世界,大家和平共处。”[23]杜维明进一步阐释为一种“共同的公善”:
 
一个全球共同体的到来预示着“共同的公善”观念。作为一个想象的灵性实在的地球村不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这个词的理想含义在于,人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分享一种共同价值和实实在在的公民道德,并通过致力于实现公善而联合为一体[24]。
 
杜维明看来,没有哪种文明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个延续至今、被称为伟大的民族或宗教传统,都是在一次次面对与自身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或信仰体系时,从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并提高自身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视野和能力[25]。
 
谈到构建亚洲共同体的理论基础,首先就会涉及一个所谓的“亚洲价值”的问题。何 为“亚洲”或“亚洲观”?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亚洲的价值观不同于西方价值观。有学者分析指出,亚洲的价值观不同于长久以来占据世界价值结构主导地位的西方价值观。这就需要至少明了三个问题:其一是在大家几乎理所当然地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称为西方价值观时,却发现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价值观的差异以及价值观的历史变迁,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普遍意义上的西方价值观。其二是亚洲地域辽阔,又有漫长的历史传统复杂性和文化、宗教、政治观念上的多样性,是否可以抽象出一套各国共同的标志性的亚洲价值观?其三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 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入,西方强势文化已经广泛地渗透到亚洲原有的各文化体中,很难区分哪些价值观是亚洲的,哪些价值观是西方的[26]。但是从长远来看,构建亚洲共同体是大势所趋,从学理层面对亚洲价值观的共同性进行提炼很有必要。
 
第一,亚洲区域内部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互补的特点显著。亚洲区域的各个国家在文化的很多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多元性与共生互补的特点。这个特点充分表现亚洲的世界观、哲学理念、宗教文化、政治、经济、民俗等诸多事项,最显著的是亚洲内部存在多个文明圈层,有着多重交错与叠加的情况。从 16 世纪以来,陆续进入日本、中国、朝鲜、安南(今越南)等国的欧洲传教士和随后的汉学家们都确认了亚洲汉字文化区域的存在。此 外,一些汉学家(Leon Vandermeersch,1986年)的研究成果通常将汉字文化圈同当代东亚与东南亚社会的经济表现及政治发展的情况联系起来,从而尝试解释亚洲的汉字文化圈的传播与上述经济表现与政治发展的关联性[27]。日本学者西嶋定生(1975年)指出:在古代东亚存在过一个“东亚文化圈”(亦即“汉字文化圈”),大体涵盖了今天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印度支那半岛地区。这个文化圈以古代中国为中心,圈内诸国共同使用汉字作为沟通的手段,以汉字为媒介;先后接受了儒教、律令制度以及汉译佛教等起源于中国的诸种文物制度、文化[28]。亚洲区域的文化共同性和多元性,主要反映在族群与民族、宗教、文化伦理以及普适性的价值观等几个方面。历史上亚洲区域各民族或族群因种种原因频繁地迁徙而引起的持续性族际文化接触与文化互动,使得亚洲区域内各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在彼此间有效传播、借用、互渗或涵化、融合等种种情形得以发生,这使得该区域成为人类社会中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最为显著的地域。今后,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这种区域内群体间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现象越加频繁与持久,亚洲共同体意识会逐渐成形。当然不同的国家对于亚洲认同与亚洲共同体的想象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放眼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共同体的可能未来在各国想象中最终会殊途同归。
 
第二,亚洲共同体的构建,是基于该区域内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的互补与互利的法则。简而言之,亚洲共同体的建构有利于区域内部加强与整合分散的种种势力,从容应对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影响较为深远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潜在的挑战与竞争。“亚洲价值观”与“亚洲区域一体化”等理念的复兴与1997—1998年亚洲货币和金融危机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国际投机商的压力下,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被迫宣布本国货币泰铢与美元脱钩,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先后陷入金融危机的混乱中。截至1997年底,马来西亚的吉林特损失41%,泰铢和韩圆也贬值50%,印度尼西亚卢比贬值 70%。紧接着经济危机,亚洲各地相继出现政治危机的兆头。这次危机也暴露出全球化社会的高风险特征,类似于“蝴蝶效应”的经济危机是在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背景下的一次必要的“调整插曲”,抑或仅仅是更长期的结构性危机的前兆?这种危机的后果之一便是迫使人们采取重大措施朝着区域化和选择性保护主义方向抑制“失序的市场”。与此同时,在政治界和学术界开始涌现“阴谋论”,指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和反美主义情绪,也有人质疑“亚洲价值观”①[29]。为了寻找克服危机的亚洲方案,亚洲经济区域化合作和克服危机的新的思考,从某种程度而言,充分显示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区域化经济贸易合作与跨文化交流成为大势所趋。
 
第三,亚洲区域内部的文明互鉴与经济共生同构的特点。亚洲的各个国家、不同种族、民族与族群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都离不开谁”的唇齿相依与互利共生的关系。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的国家提供了相当数额的经济援助,这也使周边国家或地区充分感受到中国对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发展起到的关键作用。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践行,中国对亚洲周边国家采取“睦邻”“安邻”和“富邻”政策,中国积极促进和推动亚洲的发展振兴与和平稳定。
 
这种互利共生关系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亚洲文化经济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超越既有的模式,形成一种立体联动的合作空间,这种合作是包括制造行业、金融行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在这种合作中超越并克服各国语言、文化、宗教和体制方面的差异,打开亚洲合作的新局面。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关于东亚历史和全球化发展的讨论中指出:通过近代东部亚洲商人在朝贡体系中的地位和贡献,可以看出较大规模的东亚经济圈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这一机制对现代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可以延续这种历史的传统,构建亚洲发展的新机制,形成“亚洲经济圈”理论[30]。
 
① 根据《远东经济评论》1998年在35个国家3.5万人中进行的一项调查,亚洲人似乎拥有相似的价值观,例如孝敬长辈、节俭、勤劳、重视集体、强烈的家庭责任和对强政府的好感。消极方面包括亚洲密切的家庭联系虽然有利于企业的竞争能力,可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它们通常是被少数家族所控制的财阀集团。
 
五、思考与讨论
 
全球化已经成为今天人们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和理解文明的发展规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亚洲在人类社会的地位及其愿景,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亚洲共同体”概念的知识生产与共同体自身的构建,就是地方性对全球化的有效应答,从上述意义而言“全球在地化”就是重新审视与梳理亚洲价值观,重估亚洲观的一种“全球思考、区域行动”理念的社会实践。亚洲文化经济共同体的设想及其构建,恰好全方位把握和展现了全球化与地域性的悖论,从而透射出我们所栖居的地球在漫长未来的发展前景和趋势:全球化和地方性始终是漫漫征程中难分难舍的伴侣。构建“亚洲文化经济共同体”也远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所需要的历程也并非我们所能想到的那么短暂。这是一条漫长的充满坎坷的道路。然而“亚洲文化经济共同体”并非不可实现,不尽是我们的想象。目前最紧迫的是,如何构建一个有助于推动亚洲民族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促进亚洲各国的学术精英们对话与交流。
 
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可能是构建一个具有畅通的对话渠道、充满活力的亚洲“学术共同体”,积极推动区域内民族文化的研究、对话与交流。为了推动这一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培养杜维明所称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有担当的知识人共同体。这些学者具有自觉地关注地区国家的政治制度、强烈的社会参与欲望、热衷于民族文化的研究、关心地方文化的发展等特质。具有公共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学者不仅要活跃在学术界,也应该积极利用政府、媒体、企业等资源,推动学术共识的社会化,将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对社会热点问题积极发声并引导,面对重大社会问题时,关注不同意见发声,引导各种意见在理智的范围内得到充分的讨论,共同协商,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
 
真诚地希望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可以携手努力,进一步挖掘亚洲的地方性知识,通过阐释文学、艺术、音乐、哲学、民俗、饮食、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勾勒出亚洲发展的特殊经验。这种努力不仅仅是对亚洲发展的回顾和综述,也是为世界发展提供亚洲智慧。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亚洲学者通过搭建亚洲区域内部学术交流的平台,尝试建立多国合作研究的机制,共同探讨亚洲文化的共通性与差异性,进而探讨亚洲的内在一致性以及亚洲共同体建设的可行性,并尝试将亚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成功的解决方案推广到世界领域,积极与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探讨,为世界更进一步地认识亚洲,为丰富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文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夏季刊(总第105期)
 
转自西北民族研究
 
 
参考文献:
[1][美]罗兰·罗伯逊.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变化[M].谢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周大鸣.互联网、快速交通与人类学研究转变[J].西北民族研究,2019,(02).
 
[3][美]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和反全球化[M].陈志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
 
[4][29][德]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M].吴志诚,韦苏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6.70-85.
 
[5][6][7][10][英]安 东 尼·吉 登 斯 . 现 代 性 的 后 果[M]. 田 禾 译 . 南 京 :译 林 出 版 社 ,2002.62.69.130.144.
 
[8][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37-138.
 
[9]王逢振主编 .詹姆逊文集(第 4 卷):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全球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66-367.
 
[11][24][25][美]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114.88.87.
 
[12] 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 说[C]//高明士编.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323-324.
 
[13][14][日]佐佐木卫.东亚的全球化:族群与国族主义的交错[C]//徐兴庆,陈明姿编.东亚文化交流:空间·疆界·迁移.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3.4.
 
[15][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M].孟钟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12.
 
[16]张西平.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亚洲[C]//张西平,管永前主编.中国文化与亚洲的价值.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37.
 
[17][日]子安宣邦.东亚概念与儒学[C]//高明士编.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37.
 
[18]赵旭东 .迈向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一带一路”人类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新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2019,(02).
 
[19][瑞士]安托万·佩库,[荷兰]保罗·德·古赫特奈尔.无国界移民——论人口的自由流动.武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2(前言).
 
[20][21]格拉齐亚·诺巴蒂斯泰拉 .无国界移民:在亚洲地区任重道远[C]//[瑞士]安托万·佩库, [荷兰]保罗·德·古赫特奈尔 . 无国界移民——论人口的自由流动 . 武云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4.196-213.
 
[22]乌小花,艾易斯“. 一带一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理念、价值与实现路径[J].西北民族研究,2018,(04).
 
[23]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172.
 
[26]张志洲.中国文化的“消极价值”及其当代意义[C]//张西平,管永前主编.中国文化与亚洲的价值.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92.
 
[27]石源华,胡礼忠主编.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8.
 
[28]马一虹 .古代东亚汉文化圈各国交往中使用的语言与相关问题——以唐、日本、新罗和渤海为中心[C]//石源华,胡礼忠主编.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99.
 
[30][日]滨下武志.全球化与东亚历史[C]//石源华,胡礼忠主编.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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