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塔尔寺属寺系统的形成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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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塔尔寺属寺系统的形成与分布

发布时间: 2023/9/21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白佩君宗喀•漾正冈布

关键词：塔尔寺;属寺系统;形成;分布

摘要:历史上，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型寺院往往下辖多个隶属寺院，构成了主属寺系统。格鲁派著名寺院塔尔寺也下辖多个属寺，在宗喀地区一定范围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控制系统。就属寺构建途径而言，塔尔寺通过活佛与其他高僧大德兴建、吸纳和信众集资修建等途径构建起了贡巴(dgon pa,寺院)、拉康(lha khang，护法殿或佛殿)、日朝(ri khrod，修行处)和玛尼康等宗教场域，从而形成了主属寺关系，在格鲁派寺院中具有代表性。从空间分布来看，主要的贡巴、拉康、日朝环围主寺坐落在宗曲(tsong chu，湟水河)两岸，一些属寺系统贡巴跨越宗喀，广及柴达和内蒙古等其它地区，表现出塔尔寺宗教传播的扩展力。

藏传佛教在传播模式或组织结构方面基本上是先修建一座寺院，而后以这座寺院为基地，向周边地区辐射，扩散其教派影响。[1]在这一过程中，大型寺院不断地扩建或吸纳规模较小的寺院，而这些较小寺院与关联的大型寺院基于教法教规、经济关联、僧侣信众互动等因素形成了一定的隶属关系。就安多(A mdo)地区而言，藏传佛教格鲁派重要寺院塔尔寺和拉卜楞寺就是典型的代表。拉卜楞寺在20世纪宗教改革前的政教合一时期，下属子寺超过100余座，③在安多地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教影响。塔尔寺作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出生地，在全国乃至世界享有盛名。正因为此，直至清末，塔尔寺逐渐建立起以主寺为中心、下辖多个属寺的主属寺政教合一控制系统，对当地社会秩序、宗教文化和经济模式等方面影响颇深。它不仅是安多和蒙古等地区信众信仰朝拜的“超我圣地”，④而且在当下也是青藏高原藏文化的主要象征符号。

关于寺院系统的概念界定，蒲文成先生在《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概述》一文中给予了广义和狭义的阐述。[2]概括来讲是贡巴下辖或关系紧密的小贡巴、拉康、日朝等宗教场域在政教和经济层面构成了母寺与子寺的关系及相应的寺院系统，也即主属寺系统。学者拉先加认为主属寺的习惯称谓是“贡玛勒” (dgon ma lag)，母寺是“玛贡”(ma dgon)。属寺的称谓则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按照从属关系依次称作“贡勒”(dgon lag)、“莱勒”(le lag)、“扬贡”(yang dgon), 意为子寺、子分寺、再子分寺;第二类按照拟人化称谓，依次称为“吾贡”(bu dgon)、“擦贡”(tsha dgon)、 “扬擦贡”(yang tsha dgon)、“松擦贡”(sum tsha dgon),意为子寺、孙寺、曾孙寺、玄孙寺。[3]

塔尔寺，藏语“贡本贤巴林”(sku vbum byams pa gling)，⑤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寺院。《松巴佛教史》 (chos vbyung dpag bsam ljon bzang)中记载:“在黄河和湟水间的宗喀(tsong kha)大山脉中，坐落有著名的贡本噶丹强巴林寺，在宗喀巴诞生处长出一颗白檀香树，据说最早由夏鲁久钦巴围绕该树建造了佛塔，随后有部分修行者居住于佛塔附近，后来，杜哇法王首先提供顺缘，从而开始形成寺院。”[4]《安多政教史》记载宗喀巴母亲修建聚莲塔，之后仁钦宗哲禅师开始在聚莲塔边修行地修建寺院基地，再后来修建弥勒佛殿，申中昂索在第三世达赖喇嘛授意下修建讲经院，逐渐形成寺院。[5]由历史典籍可见，塔尔寺的兴建，是以宗喀巴圣迹遗留、高僧修日朝为基础，然后逐次修建起拉康，渐渐扩大为贡巴。当塔尔寺形成一定规模后，它的政教及经济影响不断向周边辐射，开始兴建或吸纳规模不等的小贡巴、拉康和日朝成为属寺系统。

依托活佛高僧的宗教活动兴建和吸纳属寺是藏传佛教主属寺系统构建的主要途径，塔尔寺属寺系统的形成也遵循着这样的模式。同时，寺属六族⑥信众的宗教认同与供养是属寺系统构建的又一方面，在宗喀地区格鲁派寺院中具有代表性。

(一)活佛高僧修行处构建为属寺系统

格鲁派具有先显后密的严格习修次第，静修是修持者修法悟道的一种主要方式。早在11世纪，安多赛康瓦活佛就是隐居日朝静修的倡导者，发展到19世纪初期，格鲁派僧人曾掀起一股 “日朝巴运动”，一些活佛僧侣走出寺院，寻觅幽静处建立日朝禅修成为盛行风气。[6]塔尔寺许多活佛高僧，他们为弘扬佛法和个人佛学精进，选择在寺院周围山间林中幽静处修建日朝，闭关静修。起初，修行日朝一般为简陋的山洞或土房，但活佛的声誉和功德使修行日朝成为殊胜之地，并招来许多僧侣和信徒朝拜供养，静修日朝逐渐扩大，功能增多，发展为拉康或贡巴，成为塔尔寺后辈活佛僧人开展宗教活动的辅助场所和周边村落信众的社群圣地，⑦修行活佛僧人与塔尔寺的法缘，这些日朝以及由日朝演化而成的拉康和贡巴逐渐归属到塔尔寺属寺系统之中。如静房寺(曲噶尔日朝)建成之初是宗喀巴的上师曲结·顿珠仁钦修行的山间石洞，历辈阿嘉、加雅活佛在此驻夏静修，并发展成塔尔寺曼巴扎仓(sman pa grwa tshang，医明学院)僧人夏季采药的居所和修行处，逐渐扩建成拉康的规模。信徒朝圣塔尔寺也要来此朝拜，并有“不到此处功德不满”的说法。[7]就连19世纪古柏察等外国探险家在游历塔尔寺时都不忘到此地进行一番考察，并对曼巴扎仓僧人夏季采药、禅修情景进行了详细的记录。[8]嘎珠寺历史上由高僧桑布扎西以当地隆奔八部落为施主初建佛堂，后成为塔尔寺第一世帕玉活佛的修行日朝。后辈帕玉活佛和信众共同出资兴建起嘎珠寺。

嘎珠寺的形成在《安多政教史》等史籍中有记载，从史料来看，嘎珠寺的历史印证了活佛高僧修行处是属寺系统形成的途径之一。还有岩岗寺(岩岗日朝)、石城寺(米纳日朝)、卡阳寺(拉科日朝)、贾尔藏拉康(贾尔藏日朝)等都是由修行日朝发展为小贡巴或拉康的典型代表。

(二)活佛僧侣游历传法兴建或吸纳贡巴、拉康成为属寺系统

活佛高僧是藏传佛教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活佛高僧除游历传播佛法外，一般都选择固定的场所作为弘法基地。在塔尔寺发展过程中，寺院的活佛僧侣为了寻求更多的施主，扩大主寺的政教、经济势力，同时由于传法和静修的需要，便频繁前往六族及其它地区，兴建和吸纳贡巴、拉康开展宗教活动。以夏宗寺为例，在《安多政教史》中就有如下记载:

夏宗寺大禅师桑波扎西自幼出家为僧，学习经论，作为达隆活佛的侍从来到夏哇日宗，在此地习修多年，后依次由塔尔寺的堪布当彩·罗桑多杰、曲结阿旺旦增、罗桑多杰活佛及塔尔寺密宗院卸任堪布安家斯·罗桑更噶等先后护理寺院，开展法事活动。后者护理寺院之时，正是第十二胜生之末，新建了大经堂。 [9]

当彩·罗桑多杰、安家斯·罗桑更噶等活佛在夏宗寺期间，不但护持寺院，更是在此建立经堂，传承塔尔寺习修体系，建立起与主寺一脉相承的教法教规。由于塔尔寺系统的活佛将该寺院作为弘法基地及缘于宗喀巴的法缘，历史悠久的夏宗寺便以塔尔寺为宗主寺。

桑丹楞寺由塔尔寺却西活佛阿旺丹巴建于公元1724年，建筑风格与塔尔寺相似，并传承塔尔寺严格的习修体系，所以僧侣和信众称其为“小塔尔寺”。还有赛多寺、金塔寺、杨巴寺、却西拉康等，都是通过活佛僧侣游历传法兴建或吸纳属寺这样的途径成为塔尔寺的属寺系统。

活佛僧侣在蒙古地区的传法活动也吸纳一些贡巴成为塔尔寺属寺系统。藏历火猴年(公元1908 年)，第六世赛多活佛罗桑次诚嘉措倡议在柴达木地区修建阿力腾德令哈寺，并委派姜拉喇嘛前往该寺修建显宗、密宗、时轮三大经堂，任命其为第一任堪布，在此住持寺院，讲经弘法，[10]阿力腾德令哈寺继而成为塔尔寺属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郭里木寺前身只是一座拉康，在重新修建后，塔尔寺第七世赛多活佛到此地传法，担任该寺的主持达3年之久，吸纳该寺为塔尔寺属寺系统的一员。

(三)活佛高僧主持的贡巴改宗教派并归属为属寺系统

塔尔寺在安多乃至蒙古地区具有很高的宗教威望，许多高僧将在塔尔寺担任僧职作为他们心目中的崇高职务，以出任一任法台或者是扎仓堪布为无上荣光。[11]《土观宗派源流》谈到格鲁派的盛行:“昔时安多界内虽有少数萨迦及噶举教派，现已完全转成格鲁一派矣。 ”[12]宗喀地区一些供奉萨迦、噶举派的寺院活佛一度出任塔尔寺的法台、扎仓堪布等僧职，成为塔尔寺活佛系统的一员，其根本寺院(主持的贡巴)随之进入塔尔寺属寺系统中，改宗供奉格鲁派。如西纳喇嘛却帕坚赞于明宣德年间修建起西纳寺，由于西纳喇嘛最初供奉萨迦派，所以西纳寺在形成初期是萨迦派寺院。据《安多政教史》记载:自世尊第二(宗喀巴)的教派弘传发展以来，斯纳的历代喇嘛及官人们对佛教，特别是对黄帽格鲁派的发展积极负责......，当时三世达赖喇嘛曾向所有施主宣布修建塔尔寺，斯纳仓(西纳部落)做出贡献，别人无法能比。[13]从以上史料看出历辈西纳活佛对塔尔寺做出过功德，当成为塔尔寺的主要活佛后，西纳寺由供奉萨迦派改宗为格鲁派，并被纳入塔尔寺的主要属寺。安家寺在形成初期也是萨迦派寺院，嘎珠寺原来是噶举派寺院，这些寺院的活佛进入塔尔寺活佛系统后，其根本寺院随即改宗为格鲁派并归属到塔尔寺属寺系统之中。

(四)六族身份认同与供养下贡巴、拉康发展为属寺系统

宗教明显是社会性的，是表达集体实在的精神所向，它必定要激发、维持或者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14]塔尔寺是六族等信徒的朝圣之地，在交通不便等因素限制的年代，朝圣自然变得相对艰难，为满足日常宗教活动的需要，一些宗教人士便组织六族等社会力量来营建与塔尔寺政教、经济相关联的宗教场所，从而实现集体供奉的精神夙愿。同时，六族村落的信众通过宗喀巴、塔尔寺的声名来实现族群的身份认同，以集体记忆来强化他们的宗教归属感，护持宗教活动场所。这种集体记忆的内容、身份认同与宗喀巴、塔尔寺息息相关，也即“我们是塔尔寺的人，是宗喀巴的娘家人”。[15]如塔尔寺莲花山之南红崖沟寺兴建前，传说这里曾是宗喀巴大师的母亲香萨阿切的放牧地，所以明代中期当地藏族部落在此修建经堂，逐渐建起红崖沟寺，并成为塔尔寺雪巴措哇(tsho ba，部落)的香火地。

共和镇苏尔吉佛堂，当地苏家人认为他们也是宗喀巴的“娘家人”，据说宗喀巴圆寂后，苏家人从甘丹寺请回宗喀巴的衣物、用品、经卷以及绘像等作为加持物在本村修了3间佛堂进行供奉。塔尔寺兴建后，寺院出资在原有佛堂的基础上扩建宗喀巴佛堂。[16]还有鲁尔加拉康、却康拉康、沙尔湾拉康等均是基于六族对塔尔寺的宗教和身份认同而使他们所供养的宗教场域成为了塔尔寺属寺系统。

可见，历史上六族作为塔尔寺的属民，利用宗喀巴、塔尔寺这一宗教文化资源，共同营建贡巴、拉康、玛尼康等供奉场所，在村落周围塑造起实现集体和个人信仰活动的社群圣地。由于六族在政教、经济等方面与塔尔寺的依附关系，他们的宗教场域和信仰活动与塔尔寺关系日趋紧密，村落中的贡巴、拉康等随之被吸纳为塔尔寺属寺系统。

(五)格鲁派法缘关系下属寺次生的子寺成为属寺系统

塔尔寺除由活佛僧侣创建，活佛的根本寺院改宗归属，以及在六族、蒙古等信徒的供养支持下构建属寺系统外，还表现在利用格鲁派法缘这一因素吸纳一些贡巴、拉康形成属寺系统。塔尔寺与属寺系统的一些贡巴、拉康距离较远，地缘关系上似乎很难理解主属寺关系的形成。之所以较远的贡巴、拉康成为属寺，法缘是关键因素。塔尔寺的宗教威望吸引一些活佛僧侣进入各扎仓习修，继承和弘扬格鲁派教法教规，这些活佛僧侣主持的贡巴与塔尔寺保持了一脉相承的法缘关系，认同塔尔寺为宗主寺院。在一定时期，这些贡巴也有次生出的小贡巴和拉康，由于贡巴与主寺的宗教传承与隶属关系，使得其下次生的小贡巴和拉康也进入塔尔寺属寺系统。如嘎珠寺下辖的苏尔吉佛堂(苏尔吉拉康)、却西日朝(二世却活佛建)、奔巴日朝(一世奔巴活佛建)、拉科日朝(一世拉科活佛建)，贵德贡巴寺下属的白马寺、长佛寺、梅隆寺、珍珠寺、色加寺等，与塔尔寺构成金字塔形的主属寺系统级层关系。

另外，基于宗喀巴、塔尔寺的法缘关系，一些蒙古地区的格鲁派寺院也视塔尔寺为宗主寺。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广宗寺(南寺)，相传安放着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灵骨。寺主第六世喇嘛坦贾拉森由塔尔寺第七世赛多活佛寻访后送往塔尔寺被十世班禅确定为转世灵童。9岁赴塔尔寺学经，并由米纳活佛受沙弥戒和金刚大威德灌顶。[17] 由于广宗寺建筑风格、宗教仪轨、活佛转世等与塔尔寺密切相关，所以当地蒙古信众称其为阿拉善的 “小塔尔寺”。

(一)分布地域和存续状况

《安多政教史》《松巴佛教史》中分别记述在玛曲(rma chu，黄河)与宗曲(tsong chu，湟水河)之间塔尔寺属寺的分布情况。《松巴佛教史》中以塔尔寺为中心，就属寺按照上部和下部作了地理划分，如上部有赛多寺、杨巴寺、西纳寺、拉科静房等，下部有夏宗寺、安家寺、拉甘静房等。[18]根据地理方位，上部和下部也就是塔尔寺以北和以南地区。按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主要分布在西宁市湟中区、湟源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和西宁市区以及海东市平安区、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等地，还有个别属寺延伸到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等蒙古地区。

以上52座贡巴、拉康、日朝，个别在不同历史时期逐渐消失或与主寺关系脱离，大部分在20世纪中叶遭到毁坏，甚至被彻底拆除。如拉卓奈寺、上拉拉寺、海马沟寺、群塔日朝等13座消亡至今未恢复，现有较完整的贡巴、拉康等是在宗教政策恢复后陆续复建的。

(二)分布特征

格鲁派一些大型寺院属寺众多，分布于农业区的大型寺院一般坐落在村落集中地区，所以主寺构建的属寺往往集中在村落周围，分布特点主要表现为“集中型”围拢于主寺。牧业区因信众是以游牧为主的生计方式，居住分散，主寺在散居信众地区构建属寺，属寺分布特点主要表现为“离散型”散点分布。历史上，坐落在宗喀地区的塔尔寺周边农耕村落密集以及信众聚居，这里便成为塔尔寺政教发展的基地，属寺系统主要的贡巴、拉康环围主寺集中坐落。同时，它在蒙古地区的宗教影响力，促使一些属寺分布跨越宗喀，广及蒙古地区，表现出既聚集又离散的特点。

1.环围主寺集中坐落

明清以来安多宗喀地区形成了一些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从分布位置看，塔尔寺周边东面有佑宁寺，西面有东科寺、扎藏寺，南面有夏琼寺、瞿昙寺，北面有广惠寺、却藏寺等，这些寺院在当地构建起一定的政教控制系统，政教控制功能和经济关系吸纳周边一些小贡巴成为这些寺院的属寺。由于这些寺院的存在，呈现出政教和经济竞争的态势，一定程度上限制塔尔寺向更广泛地区兴建和吸纳属寺。所以，塔尔寺属寺系统贡巴、拉康主要集中分布在塔尔寺方圆30公里范围内的宗曲两岸地区，围拢在塔尔寺周围。

历史上，大部分活佛在塔尔寺都设有噶尔哇(活佛府邸)。活佛除在塔尔寺锡驻开展佛法活动外，还往往外出弘法和静修。宗喀地区山水间蕴涵着浓郁的佛教气息，是灵性毓秀之地，就像《塔尔寺志》中所描述的:“色彩美满诸山中，现有特殊之相征”[19]。所以，活佛僧侣大多在这里选择幽静处修建日朝，这些修行日朝基本上集中在宗曲河谷及支流地带，毗邻塔尔寺，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演变为拉康、贡巴，表现出环围主寺集中坐落的特点。至今，一些贡巴、拉康仍然是塔尔寺活佛僧人的夏居修行处。

2.依附六族村落而居

明末清初，塔尔寺政教合一控制系统中所形成的“塔尔寺措周”(sku vbum tsho ba drug，六族香火部落)，也就是塔尔寺所属西纳、申中、隆奔、祁家、米纳和雪巴六族，主要分布在宗曲两岸地区。[20]塔尔寺属寺系统的兴建，其中六族给予大力支持和供养。这些日朝、拉康和贡巴紧依六族居住的村落布局，成为六族进行宗教活动的基本单元。例如西纳寺位于宗曲以北西纳川西纳族居住的村落地界，嘎珠寺位于宗曲之南隆本族的村落之间，夏宗寺紧邻宗曲之南“宗拉杰日”(rdzong lha skye ri，小积石山的主峰)⑧山下祁家族、申中族村落等。从中看出在构建背景和供养群体因素之下表现为属寺系统依附六族村落空间布局的特点。

3.地理分布跨越到蒙古地区

历史以来，安多地区被认为是“汉藏黄金桥”，用以颂誉汉藏民族间坚如金石、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好、亲谊的形象化语言。[21]塔尔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安多地区文化、经济、政治、宗教的中心，在史籍记载以及各种视角考察下的塔尔寺确实是汉藏黄金桥的中间站。[22]也即成为蒙古信众入藏朝拜的第一站和中间站。据《土观宗派源流》记载:“自蒙古各地弘扬佛法后，一段时间蒙古大德来卫藏求学之风颇盛，在藏学习圆满后，即还蒙古，随其所应，提倡将说实修来主持和发扬教法，这样的人出现了很多。”[23]由此不难看出，藏传佛教在蒙古信众中的分量。塔尔寺作为格鲁派著名寺院，特别是宗喀巴的出生地，在蒙古信众中具有深厚的宗教影响力，蒙古信众特别是王公贵族成为塔尔寺的主要施主之一。鉴于蒙古信众对格鲁派的宗教认同，塔尔寺自然成为许多蒙古信众的福田，这就招引塔尔寺许多活佛前去蒙古地区传法、赐福，这些因素使蒙古地区的一些藏传佛教寺院对塔尔寺产生了亲近感和归属感，从而被吸纳成为塔尔寺属寺系统。如青海柴达木地区的阿力腾德令哈寺、郭里木寺等，这些属寺的分布特点呈离散型。在内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和新疆巴音郭勒等蒙古族聚居区也有与塔尔寺关系密切的寺院，尤其是在20世纪初塔尔寺的蒙古裔活佛前往这些地方传法，扩建当地较小的贡巴，在与塔尔寺以及活佛的关联下这些寺院以塔尔寺为宗主寺院。由于资料缺失，我们对这些属寺未能进行详尽的整理和挖掘，这也是日后更深一步调查研究的内容。

历史上，藏传佛教一些大型寺院一般都有若干属寺，有的属寺下面还有隶属的小寺，随着属寺以及次级属寺的不断增多，地理区域上开始向外扩展，宗教影响随之扩大延伸，形成了在一定地区内下辖若干小寺院的政教控制与被控制、经济隶属或互补的寺院系统。塔尔寺在清朝初期的兴盛过程中，通过利用活佛高僧在宗喀、蒙古地区传法兴建属寺，改宗和吸纳活佛的根本寺院成为属寺，以及六族、蒙古等信众集资支持修建属寺等途径构建起属寺系统。鉴于主寺位于宗喀农耕地区，信众集中聚居，所以大部分属寺环围主寺。同时，因塔尔寺与蒙古信众的供施关系，部分属寺分布跨越到了蒙古地区。

塔尔寺的发展壮大与属寺的支持息息相关。在向周边地区的信众传播宗教教义、开展宗教活动的过程中，属寺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在主寺与寺属六族的经济活动中，属寺扮演着“经办人”的角色;同时，属寺也成为主寺活佛僧侣进行弘法的尚好“播种地”和静修“栖息地”。塔尔寺政教控制系统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不稳定性，致使一些属寺时而紧依主寺，时而疏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政治与宗教政策的社会背景下，主属寺系统关系最终趋于瓦解。

《青海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

宗喀书苑

注释:

①宗喀是藏文传统概念中对宗曲河(tsong chu，湟水河)流域的泛称。这一地名在吐蕃王朝时期就已出现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以及一些藏文史料中。学者陆离在《Tsong kha(宗喀)、khri ka(赤卡)临蕃城考》中对宗喀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人文地理概念中宗喀范围与大河湟地区是相近的，范围包括现在湟中、湟源、大通、平安、互助、化隆、循化、乐都、民和等地区，是安多区域人口密集，政治、经济繁荣的地区，也是宗教和多元文化汇聚的地方。

②贡巴(dgon pa，寺院)、拉康(lha khang，护法殿或佛殿)、日朝(ri khrod，修行处):贡巴，是指有正规学经制度的藏传佛教寺院，一般具有固定的法名和比较完整的佛、法、僧三宝及习修体系，建筑规模较大，有的在历史上形成了区域性政教合一的控制系统，对周边地区产生过较大影响。拉康，是指建筑规模较小的神殿和佛殿，多为汉藏建筑风格结合的四合院，主殿供奉护法神、佛像、唐卡(藏式卷轴佛画)、经典以及已故活佛高僧遗留物等。一般情况下，拉康作为贡巴的辅助场所进行宗教活动。日朝，汉语意思为静修处，修建在幽静的山谷、林间，主要是活佛高僧或普通僧人坐禅修持的场所，多隶属于某个正规寺院或家族性的寺庙，只住一个或几个修持僧。许多藏传佛教寺院是在日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参见蒲文成:《青海佛教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