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不同于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欧陆国家对中国道家哲学经典的接受线索，冰岛文老学首译珍稀文本的出现提供了从“北极”反向透射中国哲学思想精华西传的崭新视角，对重估以往东学西渐主流语种的思想史书写范式、革新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与理论启示。冰岛文首译并非基于任何中文底本，而是显示出与穆勒丹麦文老学诠释进路的密切关联性，继而透射出欧陆道家哲学研究传统的历史渊源及其从南往北辐射的整体发展规律，呈现出“海上丝路”与“冰上丝路”两条发展脉络交汇中道家哲学传译成果的辉映。冰岛老学译本及其光启神学视野下“以庄释老”与“以神附道”相结合的诠释路径，既基于早期法国耶稣会索隐派的研究传统，又开拓出中国道学智慧与北欧路德新教信仰对话视野下的传译模式，在具体的术语、语义、命题、预设、结构等环环相扣层面透射出“道神合汇”的精神特质，从而对探索“冰上丝路”冷门语种视野下中国哲学传播新型理论及其系统化资源整理，提供了崭新学术视野。

一、 “道”在海上/冰上丝路传播的双线背景

道家思想作为东方智慧的一个重要源头，很早便进入了欧洲传教士的视野。当前学界主流性的研究认为，18世纪法国神学家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开启了以“易经”为范本的索隐派（Figurisme）的诠释路径，而其后继者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等耶稣会士则承继了这种“索隐”方法来对《老子》进行了开拓性的译介与评注。作为此观点的重要补充，德国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以及台湾潘凤娟、江日新等学者指出，聂若望（Jean-François Noëlas, 1669-1740）于1720年前后就曾译出一份拉丁文本《道德经》（Liber Sinicus. Tao Te Kim inscriptus, in Latinum idioma Versus），虽尚未出版；但可视为西方第一个老子译本。潘凤娟也留意到，利玛窦1615年的《耶稣会中国传教史》也收录了部分道家道教格言，由此，“道”最早可溯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对中国儒佛道三教思想的介绍。然而，将老学译介追溯于早期法国耶稣会士乃至利玛窦身上的观点在最近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学术推进，因为早在1588年至1591年间高母羡（Juan Cobo, 1669-1740）所翻译的西班牙文《明心宝鉴》以及1593年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拉丁文译毕的《诸家名言汇集》中，即已聚合了《老子》《庄子》《列子》《太上感应篇》等道家道教经文。只不过说，高母羡西班牙文手稿通过同伴德贝纳维德斯神父于1595年冬呈给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并流传入皇室贵族圈层，而罗明坚拉丁文手稿则保存在了罗马伊曼努尔二世图书馆。这是“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耶稣会士传译至欧洲的重要线索和历史背景。

然而，相较于传统“海上丝绸之路”背景，“道”在“冰上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则迟滞得多。就目前史料看，最早传入北欧视野的是1907年神智学期刊《圣心》（Omatunto: teosofinen alkakauslehti）连载的芬兰文《道德经》（Tao-Te-King），译者为瑞典裔芬兰人佩嘉·爱瓦斯特（Pekka Elias Ervast, 1875-1934）。芬兰文译本开启了北欧老学传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略晚于芬兰译本，1907年斯德哥尔摩出现了瑞典文首部全译本《道德经》（Tao-Te-King）。此本被收入乌普萨拉大主教纳山（Nathan Söderblom, 1866-1931/193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主编的《外国宗教文献》（Främmande religionsurkunder），译者署名为符恺励（Erik Folke, 1862-1939）。虽然芬兰、瑞典老子译本“争锋性”地出现于同一年，但两者的译风、结构及其产生背景却迥然不同。此时，爱瓦斯特也并未留意到该瑞典译本，只是到了1925年出版芬译修订本时，爱瓦斯特才在《导言》中提及并简要评述了符恺励，这从侧面印证了两种原始译本所形成的底本源流全然不同。如果芬兰、瑞典两种老学译本同年出现属于“巧合”，那么，1909年哥本哈根穆勒（Ernst Johannes Møller, 1860-1916）丹麦本《老子及其书》（Oldmester og hans bog）的出现则使“芬兰-瑞典-丹麦”三种译本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历史线索。

事实上，“芬兰-瑞典-丹麦”三种老学译介形态虽发展源流不尽相同；但均不同程度地汲取了欧洲多个世纪的道学传译成果，特别是英、法、德经院学者的研究经验。例如，爱瓦斯特的芬兰文老子首译本植根于法国“雷慕莎-儒莲”（Rémusat-Julien）法文系列，同时也参考了神智学者华特·欧德（W. R. Old）的英译本；符恺励的瑞典文译本虽然基于中文王弼注本；但是，也受到了英国“理雅各吉尔斯”（Legge-Giles）英译本的影响；穆勒丹麦本则主要基于1870年德国神学家柏莱克纳（R. von Plänckner）与施特劳斯（V. von Strauß）莱比锡各自出版的德文全译本《老子道德经》（Lao-tse Táo-tě-king）。然而，无论是法国“雷慕莎儒莲”法译本、英国“理雅各吉尔斯”英译本，还是德国柏莱克纳与施特劳斯的德文全译本，均可继续追溯至法国索隐派耶稣会的道学源头。由此可见，“冰上丝路”老学译介的勃兴与“海上丝路”背景下的欧陆道学传播密不可分，这对探察北极走廊远端道家哲学诠释传统及其历史渊源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在如上“芬兰-瑞典-丹麦”三方老学辉映且与欧陆道学研究成果交互背景下，1921年雷克雅未克出现了冰岛文全译本《老子：道之书》（Lao-Tse: Bókin um veginn），成为现存最早的冰岛老学译文。译者署名为司马睿（Jakob Jóh. Smári, 1889-1972）与约翰纳松（Yngvi Jóhannesson, 1896-1984）。由此，最早的冰岛文老学译本底本源流、诠释路径及其内在精神特质则凸显为本研究拟要探察的核心问题。笔者将采用北欧语境典型的系统分析法，深入冰岛原文及其连带的其他北欧老学冷门文献来勘察术语、文法、内容结构、诠释路径等维度，以透射文本背后的精神意蕴并反思冰岛文老学译介对当前构建冰上丝路视野下中国哲学新型研究与传播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考镜源流：最早的冰岛文老子译本结构及底本渊源

司马睿与约翰纳松1921年所译的《老子》现藏于冰岛国家与大学图书馆（Landsbókasafn Íslands），编号为“106807”（见图1）。扉页则有“Jakob Jóh. Smári og Yngvi Jóhannesson íslenzkuðu, en Yngvi Jóhannesson ritaði eftirmálann”字样（见图2），笔者将其译为“司马睿与约翰纳松冰岛文译介，约翰纳松撰写后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冰岛文的中文回译若非特别注明，均为笔者译，后不赘述。在该冰岛文原始文献中，内文结构共有《老子》《后记》《目录》三个部分。译文约有70页，但没有任何注释或说明，显示出简洁明快的特点。冰岛文《后记》有23页，讲述老子其人其书、道家流派、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老庄思想评介等内容，其中亦述及该译本的另外名称为“德与道之书”（Eftirmáli: “þaðer Tao-te-king, Bókin um dygðina og veginn, eftir spekinginn Lao-tse, sem birtist í íslenzkri þýðingu hér að framan”）。

虽然译者司马睿与约翰纳松是杰出的浪漫主义文学家、语言学家、辞典编纂家与翻译家，但冰岛有关两者的研究却非常稀少。吉尔斯·古曼德松（Gils Guðmundsson）1990年发表于《清风》（Andvari）的对司马睿百年纪念的文章是少有的可靠资料。据古曼德松所言，司马睿1889年10月9日出生于冰岛西部桑达菲尔（Sauðafell）的路德信义宗牧师家庭；但司马睿少年经历颇为坎坷，5岁便随养母卡特琳（Katrín）生活并跟随布亚纳松（Björns Bjarnarsonar）、阿尔纳松（Jón Árnasonar）等文学家学习语言。1908年完成中学课程后，司马睿到哥本哈根研修北欧语法。1914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冰岛，于1918年—1920年期间学习新闻学并同时与父亲以及著名文学家、世界语专家鲍达松（þórbergur þórðarson, 1888-1974）编纂冰岛语大辞典。自1920年起，司马睿担任雷克雅未克学院冰岛语语言学教师，直至1936年因健康原因中止工作，后于1972年8月10日去世。司马睿是多产的语言学家与文学家，1920年出版了《冰岛语句法学》（Íslenska setningafrœði）并在次年同约翰纳松一道译出了《老子》。紧接着，他于1923年出版了《冰岛语语法》（Íslenska málfrœði）并在1941年出版了《冰岛丹麦文大辞典》（Íslensk-danska orðabók）。

从司马睿的这些生平经历来看，其早年留学丹麦并对冰岛文、丹麦文非常熟悉，甚至编纂了首部《冰岛—丹麦文大辞典》以及《冰岛语语法》。然而，有趣的是，司马睿与父亲、好友鲍达松编纂冰岛语大辞典期间（1918—1920），也与约翰纳松共同翻译了《老子》并在1921年出版。由此，一个核心问题随之凸显：作为最早的冰岛文老子译本形态，是否是从中文版本译介而来？因为，王弼的《老子》注本其实早在1907年便由瑞典入华传教士、瑞典中华播道会（“瑞华会”）创始人符恺励介绍入北欧并成为瑞典文老子译介的重要参考底本。经过十多年的流传，司马睿与约翰纳松应该不会不知道该瑞典老子译文及其所参照的当时通行欧洲的“王弼注本”。为探究竟，可将冰岛文《老子》原文及王弼注本比较如下，并附中文回译以示异同（见表1）。

这两种文本存在显著差异：1.从形式上看，冰岛文添加了章节标题“FRUMDJÚPIД（初始之渊）且在每段前添加序号“1、2、3、4”，王弼注本则全无标题且无段前数字。2.从术语上看，冰岛文并非用“道”（Tao）这个中文译词，而是在说“至上者”或“全能者”（Alvald），这个词实质上具有犹太教、基督教语境中“神”或“耶和华”的涵义。另外，冰岛文用“深渊”（djúp）来形容“玄”，但“深渊之深渊”（djúp á bak við djúp）已经与“玄之又玄”意思相去甚远。3.从内容上看，冰岛文开篇所解释的“至上者/全能者（神）”若能被言说，则不是“永恒之道”（Vegur eilífðarinnar），这与“道可道，非常道”不是一个概念，同时，“谁，超越欲，则通向玄妙，但有了欲，人则可看出端倪”（Sá, sem lyftir sér yfir hneigðir,

opnar fyrir leyndardóminum, en heillaðir af hneigðum sjá menn aðeins yfirborðið）也与“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表述相差甚远。值得留意的是，中文《老子》文献除了“王弼注本”通行本（即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外，当时欧洲并无其他中文老学版本，因为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两种帛书写本出土于1973年，而湖北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始现于1993年。这些帛书与竹简本《老子》显然远远晚于1921年出版的冰岛文《老子》。由此，冰岛文老子首译基于欧洲通行的“王弼注本”抑或其他任何中文底本的预设观点，不能成立。

那么，冰岛文老子译本究竟从何而来？结合司马睿丹麦求学经历以及编纂《冰岛语语法》《冰岛—丹麦文大辞典》等背景，可知司马睿对丹麦语境的汉学研究较为熟悉。因此，另一种推测是司马睿的《老子》（见图3）翻译底本或许是从1909年穆勒（Ernst Johannes Møller, 1860-1916）丹麦本《老子》（见图4）而来。为此，笔者将丹麦文《老子》首章内容摘录并附中文回译。本文中的丹麦文回译，若非特别说明，均为笔者译：

（1）Tot 1. Det Almon, man drøfter, er ikke det evige Almon. Det Navn, som kan gives, er ikke dets evige Udtryk. [第1章：至上者（Almon），可被言说，就不是永恒的至上者。若能被赋予名，就不是永恒者的名相。]

（2）Tot 2. Som det ikke-værende er det Ophav til Himmel og Jord. Som det værende er det Moder til alle Ting. [第2章：无有（ikke-værende）是天地的开始，有（værende）则是万物之母。]

（3）Tot 3. Hvo som hæver sig over Attrå, åbner sig for det store Tankeunder, men hildet af Attrå, ser man kun Overfladen. [第3章：谁超越了欲（Attrå），则通向玄妙，但有了欲，人则可看出端倪（Overfladen）。]

（4）Tot 4. Det ikke-værende og det værende er dybest det samme, men skilles i Udfoldelse og i Navn. Tilsammen kaldes de Urgrunden, Dyb bagved Dyb, Tankeunderets Porte. [第4章：无有与有本质上是同一的，只是表象与名字不同。两者一同被称为始基，深渊之深渊，玄妙之门。]

通过比较，可发现冰岛文与挪威文的文本呈现出如下“有趣的相似性”：

首先，在形式上，冰岛文所添加的标题“FRUMDJÚPIД正是穆勒的标题“URGRUNDEN”，两者共同指向“初始之渊”的字面意思。同时，冰岛文也模仿了丹麦文在段落前添加数字标号的形式。

其次，在术语上，冰岛文所采用的核心术语“至上者”或“全能者”（Alvald）也正与丹麦文的用词“Almon”高度相似，两者均指向基督教“无上权威者”（神）的含义，而且冰岛文所用的“无有”（Tilvistarlausa）、“有”（tilvera）、“原始基础（根）”（undirstaðan）、“深渊”（djúp）、“深渊之深渊”（djúp á bak við djúp）等核心范畴，与丹麦文的“无有”（ikke-værende）、“有”（værende）、“始基”（Urgrunden）、“深渊”（Dyb）、“深渊之深渊”（Dyb bagved Dyb）的用法均一一照应，若合一契。

再次，在内容上，两者也显示出对照翻译的痕迹。如开篇首句冰岛文译文为“það Alvald, sem um er talað, er ekki Vegur eilífðarinnar”（至上者能被言说的，就不是永恒之道），而丹麦文将其译为“Det Almon, man drøfter, er ikke det evige Almon”（至上者，可被言说，就不是永恒的至上者），两者只是在最后一个表述“永恒之道”与“至上者”略有不同外，其余均一致。最后一句中，冰岛文译文为“Í einingu nefnast ðau undirstaðan, djúp á bak við djúp, hlið leyndardómsins”（在同一中两者被称为原始基础，深渊之深渊，玄妙之门），这也与丹麦文“Tilsammen kaldes de Urgrunden, Dyb bagved Dyb, Tankeunderets Porte”（两者一同被称为始基，深渊之深渊，玄妙之门）完全一致。

从如上形式、术语、结构、内容等多层面考辨可看出，冰岛文译本与丹麦文译本均展示出惊人的相似性。这些证据可印证并确认如下的结论：最早1921年的冰岛文老子译本直接来源于1909年穆勒的丹麦文译文，后者乃是真正的底本来源。当然，丹麦文存在许多页下脚注且有长达103页的篇幅评论中国古代哲学宗师以及18页的《注释》（Noter）长文，这些在简洁的冰岛文译本中均不存在；然而，这些缺失并不影响得出“冰岛老子译本转译自丹麦文”结论的有效性。笔者进一步考察冰岛文的文法风格以及诠释路径，分析文本背后所透射出的精神特质。

三、以庄释老与以神附道：诠释路径及精神特质透析

在冰岛文《老子》译文之后，附有约翰纳松撰写的《后记》（EFTIRMÁLI），长达23页，几乎占据全部文稿篇幅的三分之一。这是冰岛文译本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揭示译文本身的诠释路径及思想倾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指示作用。不同于将《老子》视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视角，约翰纳松认为《老子》是一部文学作品（miklu bókmentum Kínverja）。这种定位或许与司马睿和约翰纳松长期受到文学熏陶以及自身作为诗人和语言学家的身份有关。在两者看来，《老子》的书写主要是以“格言”的形式呈现，不仅可作为蒙学教材也常作为中国人信仰基础以及道德伦理规范的基本准则。在介绍老子其人其书与中国古代历史背景后，约翰纳松提出，“老子”年代久远且学说抽象、语言晦涩；但另一位道家宗师“庄子”却为解开老子真义提供了最佳捷径。约翰纳松的观点成为切入冰岛文老学诠释的重要突破口。

（一）“以庄释老”的诠释路径

约翰纳松述及了“东方神圣书系”的理雅各（James Legge）英译本，认为《老子》其书甚为古老，尚未渗入后学抑或其他上古作者的文献，故此，“老子”应为唯一作者。然而，若无战国“庄子”及其流派，则很难理解“老子”这一上古晦涩之书。在诠释老子之“道”时，约翰纳松认为西方流行的译本尚未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庄子为此提供了重要渠道，如《庄子外篇·刻意》中说：“夫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此养神之道也。”约翰纳松并非将“道”释为“玄之又玄”的纯然形上学层面的存在，而是认为其与“恬惔寂漠，虚无无为”的“道德之质”密切相关，也是“养神”所追求的境界。换言之，正是通过庄子诠释的渠道，司马睿与约翰纳松才更深入理解了老子的言外之音。由此可探知，“以庄释老”乃是冰岛文首译本的重要诠释路径与方法。

然而，“以庄释老”的诠释并非冰岛文所首创。1909年，穆勒在其丹麦文《老子及其书：基督前的“基督教”》（Oldmester og hans bog: Kristendom för Kristus）中重点介绍了中国古代三位圣哲：老子、庄子与孔子。其中包括了两个核心章节：1.《庄子诠释下的老子》（Oldmester I belysning af mester kwang）；2.《老子：论道之途》（Oldmester: På almons veje）。穆勒在《庄子》（Mester Kwang）第一部分中说，庄子是道家门徒，性格孤傲乖张，常用寓言来表达道家晦涩道理。为此，穆勒特举出一例：“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巧合的是，冰岛文在评述庄子对老子之“道”的诠释时，也以同样方式引用了这则“惠子相梁”寓言并予以了重点强调。由此可知，冰岛文首译本“以庄释老”的诠释方法深受丹麦文启发，进而再次印证了“冰岛老子译介底本源于丹麦文”的论断。

然而，冰岛文在承继穆勒丹麦本“以庄释老”路径时，也意识到了老庄其实存在重要差异。正如约翰纳松首次评述庄子时说：“庄子作品数量众多，篇幅远远长于老子，而且写作形式迥异；不同于老子不苟言笑的沉默，庄子寓言内容活泼；但对现代人而言，庄子作品对理解《道德经》精神有莫大的帮助。”由此可进一步窥知，“以庄释老”乃是冰岛文的权宜之策，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异域读者契入“道”，同时也是对丹麦文过分依赖庄子释文的某种程度上的纠偏和调整。

（二）“以神附道”的诠释路径

除“以庄释老”外，基督教神学的教义诠释路径乃是冰岛文老学译介的另一特质。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解释中，司马睿与约翰纳松认为，这是最高权威者“神”（Alvald）创造万物的过程，展示出从“神”生出“一”（有），转化为“二”（阴与阳），继而完善和圣化，最终返回到“和”的永恒不变之“一”的回环过程。对此过程，约翰纳松认为庄子《齐物论》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给出了简洁的概括；然而，“道”化生万物过程的意蕴远非限于此，而是与基督教创世神学要义妙合。于是，约翰纳松用基督教“光”的神学进一步来诠释：

跟随“光”并让“光”在这个世界上引导你，那么身体的朽坏就不会毁你分毫，其（光）带你携入永恒。

此处，“道”被“光”（ljósinu）这一术语所替代，而“光”恰恰是基督教“三一”神（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指称，如325年大公会议《尼西亚信经》所宣称：“我们相信一个上帝，至上权威者父（Almighty），万物可见与不可见的创造者，以及一个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由父所‘生’(begotten)……‘神’从‘神’而来，‘光’从‘光’来，真正的‘上帝’从真正的‘上帝’而来，永恒之‘生’（begotten）而不是被造，与‘父’同质（homoousios）；通过‘他’（圣子/耶稣）而所有万物被造”（英文的中译文为笔者译）。“光”作为“基督”的指称被引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诠释中，展现出冰岛首译本非常明确的神学旨向。这一“以神附道”的诠释进路，又在随后的行文中予以进一步确认：

通常老子学说被指认为与基督教相似，这不无道理。老子格言也时常使我想起新约圣经。老子教人无欲、无染、无争，而基督告诉人们追寻他的王国与他的公义。

事实上，用希伯来上帝名“YHWH”（Jéhovah）比附老子“夷希微”（IHV）乃至希腊哲学之“存有、智慧与生命”等观念并非新鲜事，早在法兰西学院的雷慕莎、叟铁、儒莲师徒翻译以及更早的法国耶稣会士索隐派的老学研究中即已有大量论述，而且在1907年芬兰文老子首译本对第14章的翻译中，爱瓦斯特也径直将IHV等同于Tao；然而，冰岛文译本的创新之处乃是用“光”（ljósinu）来指称“基督”并进而比附“道”的创世与循环过程。将“道”纳入“光”的创世神学逻辑，深植于冰岛新教神学的信仰传统，展示出司马睿与约翰纳松在道家经典引介中独辟蹊径的诠释路径。

因此，光的创世神学视野下“以庄释老”与“以神附道”相结合的诠释方式构成了冰岛文首译本的重要精神特质。这种“神—道”“庄—老”双重比附的综合立场深层次地体现于译者司马睿与约翰纳松在具体的术语、语义、命题、预设、结构等层面的灵活运用上，对我们深层次理解冰岛文老学文本背后的诠释动机及其价值坐标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四、理论镜鉴：冰岛老学首译对构建中国哲学新型传播的现实意义

作为东方哲学智慧的重要源头，“道”在欧洲的传译与研究标志着东西方信仰根基的碰撞及思维观念、价值理想的汇通。然而，以往的东学西渐思想史以及海外中国哲学的学界研究大多是从“欧洲主流语种”的视野出发进行理论构建。诚然，“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等耶稣会士最先开启了中国哲学经典在欧洲的传译之路，而且18世纪的法兰西学院汉学家“雷慕莎-叟铁-儒莲”派系以及19世纪德国经院学派神学家“莱克纳-施特劳斯-卫礼贤”等在推进“道”在西方的纵深传播方面，起到了轴心性作用。然而，与此相较，北欧的中国哲学研究却长期处于滞后状态。这种“南盛北弱”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斯堪的纳维亚世界错综复杂的语言系统有直接关系，也与北欧本土路德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信仰交织的现实社会生活价值观密不可分。从“冰上丝绸之路远端”的汉学传播来回望百年来中国哲学在海外的研究，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国际汉学传播图景，对书写欧洲冷门语种与特色国家历史区域视野下的中国哲学、深度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多元性、多样性与多层次性，具有特殊价值与文化战略意义。

首先，以冰岛为代表的冰上丝绸远端国家虽然对道家及中国哲学经典的接受较为滞后，但却提供了别具一格的“北极”视角，这对反思多个世纪以来以欧陆国家为主导的汉学研究模式大有裨益。欧陆率先开启“道”的研究热潮，并对整个北欧汉学及中国哲学研究形成了辐射效应。由此，“从南至北”的中国哲学经典传译脉络成为嵌入欧洲汉学研究的重要历史规律，但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欧陆中心主义”的海外中国哲学研究形态。以冰岛为代表的北欧冷门语种国家的汉学研究则提供了另外的研究范式，呈现出斯堪的纳维亚远端语种以及“路德新教信仰”为特质的中国哲学研究路径，对革新传统意义上以“耶稣会天主教神学”为背景的欧陆汉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学术视阈。

其次，当前海外中国哲学研究多侧重法国、德国、英国、俄国等语境的道家思想研究，而对北欧老学的传译路径及发展源流却长期处于较为薄弱的学术状态。以冰岛汉学为视野出发点，一定程度上或将调整这种中国哲学传译史的书写模式并促进方法论的革新，从而推进“北欧老学”跨学科的立体式研究。随着冰岛老学首译线索的发现，一种更加完整的道家经典在北欧的传播图式得以浮现：最先进入北欧社会视野的是芬兰文1907年的连载式《老子》，呈现俄国神智学思潮、法国“雷慕莎—儒莲”译本以及英国华特·欧德英译本综合影响下的译介模态，与此同时，瑞典文展现出中文王弼注本直译的源流形态，而丹麦文则于1909年开辟出基于德法与英语系统的老学译本。然而，随着冰岛首译本的发现，可以看出其与斯堪的纳维亚大陆的老学研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折射出北欧老学转译形态下的辐射性图谱。

再次，冰岛老学最早的文本形态体现出神学处境化的译介策略，其文法简约、行文流畅、逻辑清晰、结构严整，提供了光启神学视野下比较宗教学的译介范本，对促进中国哲学经典在新教信仰语境中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当前的中国哲学新型研究与传播进程中，如何体现中国本土道学研究内核而又更好地契入异域信仰阅读心理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冰岛文的处境化译介策略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方案。例如，在解释老子之“道”中，司马睿与约翰纳松指出：“‘道’本义是‘道路’及其万物所依存的不可言说的本体活动，同时也指神秘力量本身（dularfulla vald）以及分工性的运作……更好对其诠释的是冰岛文名‘Alvaldið’。”在冰岛文中，“Alvaldið”意指“至上权威者”或“全能之上帝”。约翰纳松等明确地意识到“道”实际上不可翻，但却不能不翻，而这又与希腊多神崇拜语境中的异教“神”（guð）不是一个概念。为避免这些误解，司马睿与约翰纳松将“道”引申为“光”（ljósinu），纳入“光”的创世神学与圣化理论中予以诠释，同时再结合“以庄释老”的道学传统解释，展现出了活泼泼的“道神”对话模型。

虽然冰岛老学首译承继了欧陆道学研究的历史传统；但是，它对丹麦文的转译也限制了道家哲学精神在冰岛本土的全方位、精确性地呈现。对道家典籍以及中国道学思想史研究的最新研究动态，冰岛文语境依然缺乏系统性的文本整理，这大大削弱了中国道家哲学精神及其核心价值观在北欧世界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因此，囊括道家典籍在内的中国哲学经典集成性地传译依然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亟待开拓的崭新学术领域，将很大程度上增益冰上丝路背景下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在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多维度、深层次植根与发展。

五、结语

随着1921年冰岛文老子珍稀文献的出现，北欧老学谱系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传译成果。冰岛文老子首译并非直接基于任何中文底本，而是显示出与穆勒丹麦文老学研究及其“以庄释老”诠释进路的较强关联性。同时，冰岛文老子底本源流又可进一步追溯至1870年德国首部全译本乃至更早的法兰西学院派道学译介与研究。这一方面体现出“道”在斯堪的纳维亚世界连锁递进式的传播路径，另一方面也展现出欧陆主流语种道家研究传统向北方辐射的整体效应，呈现出“海上/冰上丝路”两条发展脉络辉映下北极走廊远端的道学发展模式。冰岛译文文法简洁严整、逻辑清晰，其行文背后透视出光启神学视野下“以庄释老”与“以神附道”相结合的诠释路径，既遥溯于早期法国耶稣会索隐派的研究传统，又展示出与本土路德新教三一信仰及终极关怀的适应特质，从术语、语义、命题、预设、结构等环环相扣的多重维度揭示出“道神合汇”的精神内蕴。

综上所述，从“北极”出发反向透射道学西渐与北传史的“冰岛”视角，为当前重估欧洲主流语种以及欧陆中心主义的中国哲学传统研究范式，开辟出许多崭新的学术增长点。冰岛处境化传译策略及背后“道—神”信仰深层次的互动为深化中国哲学海外传播多样性研究、开拓“冰上丝路”冷门语种视野下中国道家哲学传播新型理论，继而促进北欧老学的整体性、系统化资源整理，提供了宝贵的理论镜鉴与样本参照。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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