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明清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三官信仰谱系的形成有四个方面的原因：明清两朝皇家对三官的崇拜或接纳引起官员与百姓的效仿是背景原因，明清两朝采取的卫所制度带来大量的汉族人口是关键原因，通过对中原汉人庙宇的整体复制以形成集聚效应是重要原因，西北不同民族间对不同宗教的相互认同是核心原因。三官信仰谱系成因的研究为当下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谐相处提供借鉴，有助于理解信仰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引  言

谱系强调各个地区因相同的文化事象而形成的联系，包括时间谱系、空间谱系、族群谱系与形式谱系。三官信仰谱系是指各地因供奉天地水三官而形成的相互之间的联系。明清两朝是汉人的宗教信仰在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坛祠寺观在当地被大量地建立起来。三官作为道教的神灵，在明清两朝得到较大发展，三官信仰谱系进一步延伸，在少数民族地区均有了三官信仰的神圣空间，在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三官信仰谱系。

学术界对于谱系成因的研究不多，在中国知网上有13篇期刊论文，12篇为理工科论文，1篇论文是关于谱系成因的研究，即宋军朋、雷伟平的《功能与效用：三官信仰谱系的成因研究》，该文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的概念，认为三官信仰谱系的形成与信仰群体的满足感相关。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存在不同民族及其宗教信仰，该文的结论不适用于解释少数民族地区三官信仰谱系的成因。可见，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三官信仰谱系成因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因此，本文以西北地区的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为中心，探究明清时期三官信仰谱系在这些地区的成因，以期为当下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谐相处提供借鉴，以有助于理解信仰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

一、上行下效：三官信仰时空谱系形成的背景原因

时间谱系是从纵向的角度来看三官信仰历史变迁的结构形式；空间谱系是从横向的角度来看三官信仰分布的结构形式。时空谱系的形成离不开当政者的态度，当统治阶层支持某一文化事象的时候，会产生“上行下效”的效应。孔子曾强调“上行下效”的重要性，“‘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明执政者的德行是风，老百姓的德行是‘草’，草随风倒，以此喻示上位者的言行对于在下的人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由此，上层阶级的爱好会成为全民的爱好，这就是“上行下效”的结果。因此，明清两朝皇家对天地水三官的接纳，引起了全国兴建三官庙崇拜三官的风潮，这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三官信仰时空谱系形成的背景原因。

明朝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共有7座三官庙。第1座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云山观，由当地的官员张纶建造于明朝正德年间，“正德初年，本郡指挥使张公纶，东建三官庙”。宁夏、青海的三官信仰发生得较晚一些，均发生于明朝万历时期。宁夏有5座三官庙，在明朝万历的《朔方新志》中记载三官庙，“三官庙，在承天寺前，南向；后卫、中卫、平虏、广武各一”。青海有1座三官庙，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玉皇阁内，“万历乙丑八月兴工，壬辰岁秋告成”。这一时空谱系的形成可能与明朝成化帝的母亲、孝宗张皇后崇拜天地水三官所引起的“上行下效”的效应相关。

从整体来看，明朝共计产生三官庙766座，明朝成化至万历时期共有三官庙534座，这一时期产生的总数占整个明朝的69.71%。尤其是在嘉靖与万历两朝，除了内蒙古、新疆、西藏、黑龙江、吉林、台湾之外，全国其他地区都有了三官庙。受宪宗母亲、孝宗张皇后崇拜天地水三官的影响，即上行之，下效之。“宪宗于成化十七年（1481）为其母亲修建大慈延福宫，供奉天地水三官，庙成后，宪宗亲自撰写碑文《御制大慈延福宫碑》，碑刻于成化十八年（1482），其中有：朕闻有天地水三界之名，即有天、地、水三元……”。后宪宗之子孝宗（弘治）赐地六百多顷以供香火，“命户部以近赐大慈延福宫地六百余顷，召民佃种。先是上以宫为太皇太后所建，因赐地为香火田”。到弘治十年（1497），孝宗再次赐地一百五十顷，“命以昌平县庄地赐大慈延福宫，凡一百五十顷”。孝宗的张皇后信奉道教，曾参加授箓，在其箓牒图卷中，天地水三官大帝分列众神第三、四、五位。在皇家信奉三官的情况下，会产生示范效应，使得全国大部地区的三官庙数量增多。联系到甘肃、宁夏、青海三地的三官崇拜，时间是在正德和万历时期，也就是在成化以后，在宪宗母亲和孝宗的皇后崇拜三官之后，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有了三官崇拜。

到清朝时，甘肃有5座三官庙，其中2座在武威天祝藏族自治县，分别建于明末清初和道光时期；2座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均为乾隆时期的庙宇；1座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建于清光绪时期。青海有2座三官庙，均建于乾隆时期，西宁县1座，海南贵德县1座。宁夏有12座三官庙，其中中卫7座，顺治、康熙、嘉庆时期各1座，乾隆时期2座，道光时期2座；固原2座，康熙、宣统时期各1座；银川2座，建于乾隆时期；吴忠1座，建于嘉庆时期。新疆有5座三官庙，其中2座在乌鲁木齐，分别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和嘉庆时期；1座在哈密巴里坤，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1座在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奇台，建于光绪时期，还有阜康1座，建造时间不详。由此，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形成清朝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三官信仰的时间谱系与空间谱系，即清初及顺治时2座三官庙、康熙时期2座、乾隆时期10座、嘉庆时期3座、道光时期3座、光绪时期2座、宣统时期1座。

从全国来看，在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这一时期内，三官庙逐渐遍布全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均有了三官庙宇，经笔者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共有1280座三官庙，占清朝总数（2916座）的43.9%。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三官信仰谱系的形成与发展，原因在于清朝皇家对三官信仰的接受。皇太极等对三官信仰的接受与辽宁已有的三官信仰相关，辽宁在明朝已有11座三官庙，明末时皇太极等满族的贵族也已受到汉族道教文化的熏陶，三官信仰对天地水的崇拜与满族的萨满崇拜有着相似性，更容易为满族所接受；皇太极在建造沈阳故宫时，将沈阳三官庙包括在整体建筑范围内，且三官庙就在皇太极的宫殿附近；该三官庙是作为皇太极劝降明朝大臣的重要基地而存在；后来顺治能够顺利即位，离不开多尔衮等大臣在三官神像前的盟誓；顺治、康熙、雍正都对该三官庙进行了修缮，到乾隆时，改为景佑宫，三官庙搬迁出沈阳故宫。尽管如此，皇家对三官的崇拜在民间的示范效应已经产生，全国各地在这一时期建三官庙、修三官庙的数量进一步增加。清朝康熙时鼓励民间修庙，康熙时期，全国大部地区已是庙宇林立，“康熙七年（1667）七月礼部所奏：……计算直隶各省巡抚造册内，敕建大寺庙共6073处，小寺庙共6409处；私建大寺庙共8458处，小寺庙共58682处。僧共110292名，道士共21286名，尼姑共8615名。以上通共寺庙79622处，僧道尼姑共140193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加上皇家对待三官的态度，进一步促进了三官信仰谱系的形成与发展。

因此，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在明清两朝皇家对三官接纳的背景下，“上行下效”促进三官信仰时空谱系的形成与发展。

二、卫所制度：三官信仰族群谱系形成的关键原因

族群谱系是指三官信仰的接受群体的结构形式，在此是指少数民族地区崇拜三官的汉族群体。明清时期卫所制度的实施，大大增加了汉族人的数量，促进了三官信仰族群谱系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形成。“明朝建立了卫所制度，以维持一支强大的军事队伍。……又以军屯、民屯和商屯解决卫所士兵的军饷和官员的薪俸，即‘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正如朱元璋所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卫所制度也推广到边疆各地，其编制、人数与内地卫所基本相同，也进行屯田，洪武时‘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卫所制度，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在新的卫所制度下，清代共设有426卫和326所，遍布大江南北、边陲内陆，并根据‘设卫所以分屯，给军以领佃’的原则，将卫所职能从原先的军事、经济相结合转变为以纯粹的经济职能为主，专事屯田与漕运，另外还有民事、教育、司法及军事等附属职能”。随着清廷对卫所制度的调整，在卫所制度下形成的军屯和民屯使得汉族人口的数量大幅度上升。因此，卫所制度的执行促使汉人数量的增加，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三官庙宇数量增加的关键。

首先，明朝时甘肃、宁夏、青海的卫所成为当时少数民族地区建造三官庙的中心。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在明朝时称为洮州卫，明朝正德年间都指挥使张纶在此建三官庙，“正德初年，本郡指挥使张公纶，东建三官庙”。宁夏也是在卫所建三官庙，即后卫、中卫、平虏、广武，还有一座是在承天寺前，承天寺在新城光化门迤东，“承前寺：在新城光化门迤东，东向”。新城位于宁夏镇城，新城即宁夏镇城，“正统间，以生齿繁庶，复筑其所弃，即今之新城。……门六：东曰清和，南曰南薰，南薰之西曰光化”。新城的建造，汉人的数量进一步增加。青海的三官庙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玉皇阁内，“万历乙丑八月兴工，壬辰岁秋告成”，“元至元中置贵德州，……明洪武八年（1375）改归德千户所”。贵德县在明朝时亦为卫所。可见，明朝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三官庙均位于卫所。

明朝的卫所成为边疆非常重要的驻军模式，而且子孙后代可以世袭军籍。这样就能保证卫所中汉族人口数量的稳定性。甘肃洮州卫（今临潭县）的设立与当地的叛乱以及地理位置有关，“洪武十一年（1378）沐英于州（治所在今甘肃县）筑城成守，就于其地设州卫。第二年洮州地区发生叛乱，沐英率军前去平定了洮州（治所在今甘肃临潭）的叛乱。朱元璋认为‘洮州，西番门户’，宜‘筑城戌守，拒其喉’，遂置洮州卫”。当汉族人口数量达到一定的数量时，到正德时期，指挥使张纶建三官庙。

在宁夏以卫所设立军事防卫体系。一般以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个千户所，112人为一个百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宁夏的卫所属于实土卫所，所谓实土卫所，是有专门区域，亦即卫相当于府州，所相当于县。明代宁夏没有地方府州县建置，除固原镇外全是卫所性质的军事建制。宁夏卫所的创建带来了大量的汉族士兵，在卫所区域内建造三官庙，汉族兵将及其家属成为信仰群体。因此，随着汉族人口的增多，至万历时期在宁夏卫、后卫、中卫、平虏、广武各有一座三官庙。

青海贵德县的三官庙也有卫所背景，三官庙的建造由千户协同，“戍边的委官河州千户赵俊同协助祭奠周善”。将军结峰长略撰写碑记“河州卫世袭指挥同知任归德游击前授诰怀远将军结峰长略撰书”。在卫所制度的影响下，大批汉族人口进入青海，不仅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还进一步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明初时西宁卫的汉族人口已占多数，汉族人口数量的增加，促进明朝中后期三官信仰谱系的形成，促进了汉族与当地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其次，清朝乾隆时在新疆采取的军屯和民屯制度，促进了汉族人口的增加与三官崇拜的发生。清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派兵平定准格尔叛乱前后，分别在巴里坤、奇台、阜康、乌鲁木齐设军屯或民屯。而三官庙也分布在这些地区。在巴里坤，清康熙时为平息准格尔部贵族的叛乱，多次派重兵屯守巴里坤；雍正时建绿营兵城3座，巴里坤业已成为军事重镇；乾隆时又建满营兵城1座，命令旗兵携带家眷永驻巴里坤。巴里坤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出现新疆最早的三官庙。在乌鲁木齐，清廷平定准格尔叛乱后，进驻乌鲁木齐西九家湾筑垒屯兵；乾隆二十五年至四十二年（1760—1777），从陕西、甘肃、河南等地先后移民10余批约2万余人到乌鲁木齐，从此城乡人口渐增。乌鲁木齐三官庙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的现实就说明汉族人口的增加促进了三官文化的传播。乌鲁木齐还有嘉庆时期的三官楼，“南关，三官楼一座”。

奇台县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由甘肃迁来户民695户3475人。奇台的三官庙由群众捐修，修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因甘肃的三官信仰早在明朝时就已经有所发展，再加上乌鲁木齐、哈密的影响，在示范效应下，奇台县的群众捐修三官庙。距离乌鲁木齐较近的城市还有阜康，其城建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任命官员管辖，同时招募屯户到该地开荒种田。乾隆二十八年（1763）修建阜康新城，将兵522人，男女1796人移驻阜康。虽然还不能确定阜康县（现为阜康市）三官庙建造的具体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该三官庙的建造至少要晚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由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在有清一代，凡是军屯或民屯时间较早的，汉族人口较多的，三官庙就建立的越早，如巴里坤、乌鲁木齐；还有尽管军屯等时间较早，可能与乌鲁木齐的军屯时间持平的，但是当汉族人口的数量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时，三官庙的建造时间就晚，如奇台。

综上，在明清时期，卫所制度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促进了三官信仰族群谱系的形成。

三、集聚效应：三官信仰形式谱系形成的重要原因纳福

形式谱系包括语言形式、行为形式和物象形式，具体表现是叙事，因此又可以将这些形式看做是语言叙事、行为叙事和物象叙事等。文化事象的形式谱系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同类型文化事象的集聚发展及其产生的集聚效应。“所谓集聚效应是经济学中常用的概念，可以理解为由于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而产生的效益。”当汉人所崇拜的神灵整体性从中原复制到少数民族地区，在信仰群体的主导下，就会出现集聚效应，由此产生以神圣叙事为中心的语言叙事、以建筑物与神像等为中心的物象叙事、以神诞仪式等为中心的行为叙事，形成形式谱系。

首先，三官碑刻是重要的语言叙事，其中有着神灵多样化的呈现，体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庙宇内神灵聚集以及不同庙宇聚集发展的境况。不仅有如明朝万历时期青海贵德县碑记《题归德创建玉皇阁万寿观碑记》，由河州卫将军结略长峰撰写，讲述了玉皇阁万寿观供奉的神灵，除了三官还有雷祖、玄帝、文昌等，而且有如明朝嘉靖三年（1524）的《修建观音三官庙碑记》，其中讲述修建观音庙与三官庙的过程。这些说明神灵与庙宇的集聚效应。

其次，一般来说，同类型文化事象的整体进入，会带来文化事象独立发展所不可能实现的效应，不同庙宇的建造，形成庙宇群，成为三官信仰物象叙事发展的重要基础。三官庙作为建筑物是物象叙事的一种。随着明朝汉族大量迁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汉人的庙宇也在建城的过程中被整体复制到当地，如明时青海西宁卫的建造，在西宁城内外，遍布有火神庙、二郎神庙、妈祖庙、北斗宫、百子宫、东岳庙、药王宫、土地祠等道教神系的宫观，也有北山寺（又名永兴寺）、南禅寺、雷鸣寺、印心寺、铁佛寺等汉传佛教寺院。如在明朝万历时期，贵德县不仅仅有玉皇阁的建造，还有关公庙。在这些庙宇里面，神灵不是单一的，往往有多组神灵，如贵德县的玉皇阁，除了供奉玉皇大帝之外，供奉的神灵还有三清、雷祖、玄帝、文昌、三官。如清朝乾隆时期，汉人的庙宇进入新疆，“自乾隆中期统一新疆之后，随着内地军民的不断迁入，各种具有内地风格的坛庙及其崇拜之神亦逐渐西进，中原浓厚的汉人坛庙文化逐渐移植于新疆”。乌鲁木齐三官庙的记录是在《（嘉庆）三州辑略不分卷》卷2的建置门，其中内容包括各个城堡的建造时间、大小，以及庙宇的建造等。因此明清时期只要是建造卫所，或者说军队固定的驻扎地，多会有庙宇的建造。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三官庙成为一种所指，指向汉人对天地水的信仰与崇拜，形成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三官信仰的物象叙事。

最后，三官信仰的行为叙事。三官的圣诞仪式是三官信仰非常重要的行为叙事，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分别是天官、地官、水官的生日，这三天三官庙都会举行打醮仪式为三官庆贺生日，为人们赐福、赦罪、解厄运。如在巴里坤三官庙，每年农历的七月十五要祀典三天，唱戏酬神，信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钻关打煞。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正是通过这些行为叙事实现精神上的依托。

可见，通过汉族人的不同庙宇的集聚发展，通过庙宇中不同神灵的神圣叙事、庙宇、神诞仪式形成多元文化的氛围，三官信仰的形式谱系得以形成和发展。

四、文化认同：三官信仰谱系得以形成的核心要素

谱系的核心是文化认同，没有认同就不可能形成谱系。在不同地区，认同的发生是在文化事象进入当地之后。当文化事象随着某一群体的大量进入而出现后，文化认同才逐渐开始发展。西北民族间的多元文化的共生共长离不开彼此间对对方宗教的认同。认同在此主要是指文化尤其是宗教上的认同。文化认同包括倾向性认可、文化共识、文化理解以及文化尊重等。在某地一个文化事象由文化认同形成谱系，一方面是在族群内部的倾向性认同，另一方面是不同族群的理解式认同。文化认同包含宗教认同，没有文化认同很难实现宗教认同。由此，对宗教的认同也应该包括倾向性的认同和文化理解等方面。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中，理解式认同占据核心地位。

首先，汉族与藏族宗教的相互认同促进三官信仰谱系的形成与传承。甘肃天祝县是藏族聚居区，在清朝时，藏传佛教兴盛发展，“清时多以寺院划定部族的归属，有‘三十六族十四寺院’之称。14个寺院均为藏传佛教寺院，即天堂寺、祝贡寺、达隆寺、南冲寺、朵什寺、极乐寺、白土坡寺、上大水寺、下大水寺、红沟下寺、红沟上寺、毛藏寺、石门寺和华藏寺”。在藏传佛教兴盛的地方，有两座三官庙，分别建于明末清初和道光时期，一在炭山岭镇朱藏沟口，建于明末清初，具体位于永天公路（永登大川口至天祝煤矿）68公里处，东南有人头山，西北200米处为阿沿沟河。2005年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在华藏寺镇中庄村北路口，系清道光年间所建。三官庙在天祝的存在就说明理解式文化认同是不同民族及其宗教的和平相处的结果。这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却是重要的一面”。

其次，汉族与回族等民族之间宗教文化的互相认同促进了三官信仰谱系的形成。明朝时宁夏已有多所清真寺，在明代志书《嘉靖宁夏新志》《宣德宁夏志》等记载有银川的礼拜寺、纳家户清真寺、同心韦州大寺、同心县城清真大寺、西吉沐家营清真寺、兴隆清真寺、单明清真寺、固原黄铎堡南城寺等。在不同的卫所也有多所三官庙，由此形成三官庙等汉族的宗教信仰与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的多元文化状态，是汉族与回族对对方宗教信仰认同的结果。根据《宁夏通志·民族宗教志》载，清乾隆时期，从宁夏到平凉千里，都是回庄。再据《甘宁青史略》记载，清代的固原、海原、平罗宝丰、纳家户、宁夏府城、通昌、通贵、灵州、金积、吴忠堡、同心半个城、预旺、开城、硝河等，所谓平罗三十八堡，金灵五百余寨，均为回回群居之处，与汉人错杂而居。除去汉族人口的迁入之外，依然离不开民族间的文化认同。正如学者所说：“对于我国而言，如果没有宗教和谐，就不可能有民族团结；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社会稳定。”

最后，明朝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式认同促进了地方民族之间对对方宗教的认同。青海是多民族地区，以藏族为主体，还有汉、回、土、东乡等民族。因此，明朝时多民族共居并存，且寺院宫观林立，是不同民族间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三官信仰谱系的形成离不开明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如明朝政府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洪武十三年前后，明太祖朱元璋分封回族将领沐英（安徽省定远县人）为西平侯，命其镇守甘青地区，期间西宁卫土官冶氏和部分回族上层通过沐英向明太祖奏准于西宁卫城之东关建寺，得到允准。该寺珍藏有朱元璋御笔亲题至圣“百字赞”。这也引起了当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认同，如西宁的道观广福观，即是由土族会宁伯李英出资修建的。在明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给予认同的情况下，地方民族也能够认同汉文化，因此才有各民族共同相处的局面，才有三官信仰谱系的形成与发展。

综上，不同民族间对于宗教文化的理解式认同是三官信仰谱系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形成并得到发展的核心原因。

结  论

明清之际三官信仰谱系在西北少数民族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明清两朝皇家对三官的崇拜或接纳引起官员和百姓的效仿，这一“上行下效”是三官信仰时空谱系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形成的背景原因，也是三官信仰时空谱系形成的氛围基础；当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时，其信仰才会得到关注，明清两朝采取的卫所制度带来汉族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这是三官信仰族群谱系形成的关键原因；通过对中原汉人庙宇的整体复制以形成集聚效应，是三官信仰形式谱系形成的重要原因；西北不同民族间对宗教的理解式认同，是三官信仰谱系形成的核心原因。由此可见，在文化事象的谱系成因中，官方的认同是基础，信仰群体的进入是关键，同类型文化事象集聚进入是重点，不同民族间对宗教的理解式认同是核心。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文化事象才能够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谱系并得以发展。

宗教学研究》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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