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实质而言，王阳明心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获得良知的境界以解决个体的困惑与焦虑，二是如何运用良知的学说以挽救社会危机。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谈。

一、王阳明心学感悟的契机

黄宗羲曾经这样概括阳明心学的产生和演变：“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卷一〇）可见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产生的催化剂，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一时间地点才会产生心学呢？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此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人生困境。

王阳明（1472—1529），本名守仁，字伯安，馀姚人。因其曾创办阳明书院，故世称阳明先生。他是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龙场悟道前先后任刑、兵二部主事。后来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督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朱宸濠之乱而封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为侯爵。在弘治十八年，明代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明孝宗朱祐樘病逝而明武宗朱厚照继位，改年号为正德。当时武宗皇帝年仅十五岁，喜爱游戏玩乐，从而造成了宦官刘瑾专权的政治黑暗。南京科道官戴铣等人因谏争而被逮系诏狱。阳明在关键时刻抗疏相救，结果也下了诏狱，“廷杖四十，既绝复苏。寻谪贵州龙场驿驿丞”（《年谱一》，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中华书局，2015，1394页。下文出此书者，不再标注）。

正德三年（1508）春阳明到达了贬谪之地龙场驿。当时的龙场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地方，环境异常险恶，而且“时瑾憾未已”，时刻有生命危险，他当时心想：“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墎（窟穴），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然，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年谱一》）为了排除生死焦虑，他采取了以前曾接触过的道家与白沙心学的静坐之法。在“端居”过程中，以前所储备的各种人生理论包括格物之论纷纷涌进他的意识之中，最后他终于悟到了“吾性自足”的人生境界，并由此度过了生命的危境。因而阳明龙场悟道的初衷并不是要建立什么理论体系，而是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

那么龙场悟道解决了阳明什么样的人生难题呢？最重要的是摆脱了对环境的依赖，超越了生死祸福的纠缠与威胁，形成了以自我为价值标准的人生态度。在这方面，他采取了道家的生死观，作于正德三年的《祭刘仁征主事》中说：“死也者，人之所不免也。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虽修短枯荣，变态万状，而必归于一尽。君子亦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视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这些话一般读书人也都很熟悉，但阳明此时的言说却有了全新的意义，因为通过龙场悟道他已大大提升了自我境界，他对生死的认识已经融入其本人的真实生命体验，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心与理合一。

对阳明本人而言，龙场悟道的意义在于：他一方面动用前此所掌握的禅、道二家的修炼功夫，解决了所遇到的实际人生难题，就是当你身处逆境时，能够超越外来的种种威胁而保持心境的平静空明，从而使自己避免陷入悲观沉沦；同时他又以儒家的心学理论，提升了禅、道二家的人生境界，即摆脱精神苦闷并非完全为了个人的自我解脱，而是为了保证自己在艰难的境遇中担负起一个儒者应有的人生责任，这包括关怀他人、留意国事、坚持讲学、保持自我节操等等。可以说，阳明通过龙场悟道，用释、道的超越理论应付了险恶的环境，又用儒家的责任感坚定了自我的用世之心。从明代士人的人格心态演变史的角度看，王阳明的这种人生体悟与心态转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显示了明代士人正在开始艰难地摆脱长期的从属地位，从原来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向道义的承担者，从妾妇的心态转向独立自主的心态。

二、王阳明心学“致良知”的思想内涵

致良知是阳明圣学的核心，也是其一生为学的落脚处。但其有何内涵，却没有集中的表述，根据他不同场合的说法，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主体之虚灵，二是自我之明觉，三是真诚恻怛之情怀。他曾说：“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进一步说，这种良知灵明不仅是身之主，也是天地万物之主，即所谓：“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下）因此阳明心学是典型的主体性哲学。他又说：“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传习录》中《答聂文蔚》）这里的“真诚恻怛”其实就是心学所谓的天地生生之仁在人心中的情感体现，它是一种万物一体精神的体现，是对同类的充满情感的真诚关注。体现在个体胸怀上，便是广阔无边而又不抱成见的虚怀若谷，同时又有不假思虑的是非判断的灵明属性。至于良知的特征则主要有两种，一是自然而具的先天性：“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二是当下的现成性：“夫良知者，即所谓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杂著·书朱守乾卷》）把这两点合起来，良知就有了道德直觉的色彩，甚至具有一些神秘主义的味道。

建立心学体系并不是阳明提出良知虚灵的最终目的，他的心性论是和存在论紧密相连的。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阳明的心体或良知虚灵的主张，就应该把它看成是对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而他之所以要追求此种人生境界，是为了解决士人（也包括他本人）两个互为关联的存在问题，即如何在艰难境遇中保持自我的独立与超然，并担负起救世济民的儒者责任。前者解决的是个体自我问题，而后者解决的是社会群体问题，但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前者，后者也就无法得以实现。因而必须把这二者联系起来考虑，才能比较完整地把握阳明心学的存在论命题。从解决个体自我的存在而言，阳明所言之虚往往与忘的意思相近。从人格类型上看，他属于具有进取精神的豪杰之士，他曾说：“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邪！”（《书二 ·与陆元静》）

这不顾毁誉的“君子”不妨视为阳明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但如何能够达到举世非之、千百世非之而不顾呢？阳明认为这就需要致其良知，达到无善无恶的虚灵状态，要达到虚灵状态就需要克服来自外部环境和个体自我的双面纠缠。外部环境常常是个体所无法改变也无法抗拒的，那么要使心境虚灵便只好从个体入手。阳明认为这包括下列内容，首先是忘掉个人得失荣辱的私欲，下一番省察克治的功夫，他曾说：“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传习录》上）除忘怀荣辱得失外，更重要的是忘怀生死，对此阳明说：“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始流行无碍。”（《传习录》下）如果达到了忘怀得失荣辱甚至生死的地步，那就是致得了良知，就是求得了圣学的实用，这统称为“忘我”，而圣人之学正是以无我为本，无我即心之本体，也就是良知的本体：“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传习录》下）这些道理谈起来当然不难，在阳明之前的庄子和禅宗已经进行过反复的解说，但真正达到超越境界者其实并不多见，尤其是身处官场的士人就更不容易做到。

就这种境界而言，其实和庄子的内在超越、禅宗的自我解脱非常相似。尽管阳明一再申述，他的超越境界并非仅为一己之受用，而是更有利于济天下之苍生。但在当时及其身后，他还是被许多人误解为禅。不过阳明有充分的自信，他曾说：“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传习录》上）可知阳明对儒释之间的异同是非常清楚的，因而从阳明本人的个性讲，他既要超越世之俗儒，也要超越佛老异端。要把握阳明心学的实质，务须了解良知之虚灵的自我超越和济世利民两个方面是互为关联的，没有忘怀自我的超越境界，就不可能具备廓然大公的宽广胸襟，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济世利民；反过来，如果抱定了济世利民的坚定信念，则对于生死荣辱的一己得失就自然会漠然处之。这使得良知之超越境界与所有其他的超越境界清晰地区别开来。

三、良知境界对于王阳明的生命意义

正德十六年对阳明心学来说是个值得重视的年头，因为在这一年他正式提出了其“致良知”学说，而本年他刚过五十岁，依先圣的说法，正好是知天命的年龄。这也许是个巧合，但就阳明的生平而论，他在本年提出致良知却有充分的人生依据，《年谱》载：“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闻前月十日武宗驾入宫，始舒忧念。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乃遗书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在此，可以把阳明所提出的致良知分为两方面理解：一是坚信良知在我，保证仁者与万物同体的儒者胸怀，在任何艰难境遇中都不丧失自己的责任感，此即为“操舟得舵”“舵柄在手”。二是超越的高尚境界，即不执着于任何外在利害荣辱，保持我心的空灵虚明，从而摆脱险恶环境与自我焦虑的双重困惑，这就是所谓“忘患难，出生死”“免没溺之患”。就阳明心学的整体而言，仁民爱物显然是主要目的。然而就他当时提出的心理动机而言，就像龙场悟道一样，乃是为了解决他自我人生所面临的困惑焦虑。阳明曾说“良知”二字乃是自己从百难千死中得来，但到底这百难千死包括哪些内容？我以为起码包括宸濠之变，忠、泰之难与嫉功陷害这三个关键生命困境。

宸濠之变是王阳明在正德十六年前后所面临的第一个严峻的人生考验。宁王朱宸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五世孙，弘治十二年袭封宁王。正德十四年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叛乱，但仅仅四十二天就被王阳明所平定。尽管宁王朱宸濠的反意早有迹象显露，但当他举事时依然造成了人心的极度恐慌。这不仅是因为武宗的荒唐行为导致了朝政的混乱，以致人们很难相信朝廷平息这次叛乱有必胜的把握，更重要的是这又牵涉到了皇室内部权力争夺的敏感问题。虽然阳明面对的历史状况颇为复杂，但他一面上疏指责武宗不理朝政的荒唐举措，一面又断然起兵平叛。以阳明的精明干练，他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充满危险，所以才会采取如下的断然措施：“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环之，戒守者曰：‘兵败即纵火，毋为贼辱。’”（《年谱附录一》）是什么东西使他具有了如此义无反顾的决心？唯一的解释就是儒家安邦救世的责任心，或者是像他所称的良知。然而在此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如果没有义无反顾的决心和镇定自若的心态，是绝对不会取得任何实际效果的。阳明靠了他的良知，既态度坚决，又心境空明，所以才会像李贽所称赞的那样：“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续藏书》卷一四）后来，有许多明代士人虽不否定阳明的事功，但却认为那是他善于用兵，和他的良知之学没有多大关系。客观地讲，阳明在正德年间所以能屡次平乱立功，的确和他年轻时的喜读兵书、留心军事密不可分。但更和他的学术素养不无关系，《年谱》曾记载：“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开中门，令可见前后。对士友论学不辍。报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发状，暂如侧席，遣牌斩之。还坐，众咸色怖惊问。先生曰：‘适闻对敌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后闻濠已擒，问故行赏讫，还坐，咸色喜惊问。先生曰：‘适闻宁王已擒，想不伪，但伤死者众耳。’理前语如常。傍观者服其学。”弟子们在为老师作年谱时，对此类事容或有夸张成分，但阳明在行军打仗之际常常讲学不辍，确有很多记载。这说明王阳明在危急时刻从其自信良知中的确获得了真实受用。

忠、泰之难是阳明在正德十六年前后所经历的第二个人生考验。所谓忠、泰是指武宗的亲信大臣提督军务太监张忠与安边伯许泰。当武宗得知宁王反叛时，认为正好为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就亲率数万士卒南下平叛。可是他刚到涿州，守仁擒获宸濠的捷报已到。武宗大为扫兴，就把捷报隐而不发，命令大军继续南下，并命令忠、泰先到南昌。忠、泰二人为讨好武宗，竟建议阳明将宁王释放，以便等待武宗亲自捉拿。阳明岂能拿国事作儿戏，自然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于是，忠、泰二人及其党羽就对阳明多方构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关于当时的危急情状历史上曾有过大量的记载，其弟子陆深用了“谗构朋兴，祸机四发”（陆深《海日先生行状》）来形容此时阳明的处境。可知当时确实弄得人心惶惶，不知所措，仿佛大祸立时就要临头似的。那么，忠、泰之辈到底为阳明立下了什么罪名呢？详细情况已经被历史的迷雾所掩盖，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便是他们曾诬陷阳明“必反”：“忠、泰在南都谗先生必反，惟张永持正保全之。武宗问忠等曰：‘以何验反？’对曰：‘召必不至。’有诏面见，先生即行。忠等恐语相违，复拒之芜湖半月。不得已，入九华山，每日宴坐草庵中。适武宗遣人觇之，曰：‘王守仁学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年谱二》）“谋反”的罪名非但有杀身之危，且更有灭族之祸。绝境之中，他再一次动用了良知的理论，在九华山上以“每日宴坐”的超越从容来忘却现实对自我的威胁。关于这一段时间阳明的心境，我们可以在他留下的游九华山诗中得到具体的感受。“飘飘二三子，春服来从行。咏歌见真性，逍遥无俗情。各勉希圣志，毋为尘所萦。”（《登云峰二三子咏歌以从欣然成谣二首》其一）假如你不了解阳明的境界，你不把握良知的真髓，你肯定不会相信这是出于身陷危境的阳明本人之手。阳明靠自己的学养，不仅在千钧一发的当口能保持镇定自若的心境，从而渡过了生命的危境，而且为明代士人树立了处乱不惊、临危不惧、若凤凰翔于千仞之上的大丈夫榜样。

嫉功陷害是阳明在正德十六年左右经历的第三个人生考验。正德十六年武宗病逝，世宗（朱厚熜）因武宗无子而以藩王的身份入继大统，首辅杨廷和利用皇权交接的关口而大力革除正德朝旧弊，朝政顿时为之一新。阳明在正德末曾四上归省奏折，名义上是因亲老多病，而实际上是因“权奸谗嫉，恐罹暧昧之祸”。嘉靖改元，使他感到命运有了转机，当时大有“若出陷阱而登春台”的欣喜之情。但这显然是他的错觉，正当朝廷要对他的平叛之功进行封赏时，从内阁到科道都有不少人嫉妒他的功赏，从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谗构”阳明的风潮。当时对阳明的“谗构”可分为两方面：一是言其平宸濠之功不实，二是诬其伪学欺世。面对这些攻击陷害，阳明的切身感受是：“正人难得，正学难明，流俗难变，直道难容。”（《书一·与胡伯忠》）在如此危局中，他决定归乡隐居讲学。此时的阳明已处于学术的成熟阶段，他已经受了太多的磨难，面临过太多的险境，因而尽管蒙受了极大的冤屈，他已经没有兴趣去与对手争辩曲直是非，从其人生经历中，他得出的结论是：“君子与小人居，决无苟同之理，不幸势穷理极而为彼所中伤，则安之而已。处之未尽于道，或过于疾恶，或伤于愤激，无益于事，而致彼之怨恨仇毒，则皆君子之过也。”（同上）这当然不是有意苛责君子而放纵小人，而是自信良知而鄙视污浊。他此刻的确是要退出官场，但并没有绝世的打算；他固然想回归自我，但并不是要放弃社会责任。《啾啾吟》是他在江西任上的最后一首诗，其中所显露的心态对他此一时期的人生态度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知者不惑仁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千金之珠弹鸟雀，掘土何烦用镯镂？君不见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竿驱虎如驱牛。痴人惩噎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不惑”是由于他拥有了知是知非的自我灵明，“不忧”是由于他具备了廓然大公的超然胸襟。正因为他一任自然而无涉于私人谋智，所以他具有了“信步行来皆坦道”的心理感觉，同时也具有了“用之则行舍即休”的无牵无挂。只有自信良知以保持心境的平静，才不会自乱阵脚而被邪恶所害。人生只要达到了致良知的“不惑”“不忧”，就能真正认识生命的真谛，从而也才能获得洒落超然的自得境界。当其嘉靖七年（1528）在征思、田回军至南安青龙铺时，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弟子们询问他有何遗言时，他直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年谱三》）是的，他自信良知，心地光明，心中安宁，无复牵挂，还会有何遗憾！死而无憾，难道不是一个人最值得满足、最值得得意的事情吗！活得自在、死得从容，是禅的真意，也是阳明良知的真意。

正德十六年左右，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现实的生命历程中，对阳明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后来曾如此回忆说：“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而喜，闻毁而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群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书三 ·答友人》）在此，阳明主要强调了人生的艰难挫折对于他学术的切磋砥砺之功。其实，应该说它对于其学术与生命现实同样重要，艰难的人生经历固然促进了阳明心学的成熟与完善，但也正是有了心学良知的支撑，才使他渡过了现实生命的难关，并使之始终保持一种洒落超然的心境。就实际而论，也许后者的意义更加重要，因为这不仅是阳明心学发生的前提，即首先它是为解决自我生命存在的困惑而进行哲学思辨与生命体验的；同时，对于他同代与稍后的明代士人，这种生存的智慧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用之则行舍即休”与“人生达命自洒落”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生境界，无疑可以启示无数希望成就事业但又经常遭受环境干扰陷害的志士仁人。同时，阳明心学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思想观念也会对当今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给人以超然洒脱中而又不失进取精神的心灵启迪。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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