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非洲独立教会指由非洲人发起、组织、领导和传播的基督教教会，绝大部分产生于殖民统治时期，非洲国家独立后也不断涌现，现在仍十分活跃。非洲独立教会根据精神诉求、组织形式和实践活动可分为三类：希望脱离白人教会并强调非洲身份的埃塞俄比亚教会即黑人教会，相信基督教祈祷治病和显圣的精神感召力并强调本土宗教元素的锡安山教会，追随具有超自然能力的领袖或先知并强调对欧洲统治者的审判即将来临的千禧年运动。在新形势下，教会本身成为权力的所在地甚至集中点，强者和弱者都希望从中得到支持和利益。非洲独立教会的作用同样具有两重性，既可以使民众借助宗教创造性地发展出有效的解放神学，也有可能为有权阶级提供统治工具。

非洲独立教会指由非洲人发起、组织、领导和传播的基督教教会，有多种形式。古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早信仰基督教的地方。后来，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与欧洲人的探险、奴隶贸易、殖民瓜分和统治以及非殖民化与政治独立相适应。非洲人民从自主接触基督教，到被动适应其传播，再到主动反应，最后导致非洲独立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本文将对非洲独立教会的源起和传播、类型与派别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教会本身成为权力的所在地甚至集中点，强者和弱者都希望从中得到支持和利益。非洲独立教会的特殊之处在于非洲人民力图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决定宗教的取向，这是民族主义的表现。然而，独立教会可谓矛盾的统一：既有赋权弱者的功能，又有助力强权的作用。

非洲独立教会的萌芽与出现

首先，需要界定“非洲独立教会”（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 AIC）。从英文表述看，AIC这一缩写除了表示“非洲独立教会”外，也是另外三种非洲人自身创建、领导的教会的标识。第一种是“非洲自创教会”（African Initiated Church, AIC）。非洲自创教会分布于整个大陆，在南部和西部非洲尤为显著，至少有36%的非洲人属于非洲自创教会。 第二种是“非洲自立教会”（African Instituted Church, AIC）。非洲自立教会成立于殖民时期，逐渐将基督教和非洲本土文化结合，为面对贫困、疾病和非洲社会文化制度的崩溃而产生了本土的崇拜形式、神学和社会组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非洲移民裔群中，大约有6000万名非洲自立教会成员。 第三种是“非洲本土教会”(African Indigenous Church)。这种称呼虽有时用于那些早于基督教存在的非洲宗教，但更多用于称呼创建于尼日利亚南部并传播到英国、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的约鲁巴人的上帝教会（the Aladura Churches, the Church of the Lord (Aladura), CLA）、加纳的威廉·哈里斯十二位使徒教会(fhe Church of William Harris and his Twelve Apostles)，或流行于中部非洲的基班古教会（the Kimbanguist Church），而这些都是典型的非洲独立教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名称主要是根据研究者所强调的因素，它们时而交替使用，且具有诸多共同点，特别表现在创建者、性质以及与本土宗教的关系。其一是由非洲人而非外来的传教士在非洲创立并领导的基督教教会。其二是性质上独立于所谓“正统的”的即欧洲传教士引进的基督教会。其三是教义多与非洲本土宗教相关，讲经过程包含与本土文化和习俗结合的内容。除了这三种之外，还有分离教会（separate church）以及新式传统宗教运动，这些教会或运动与非洲独立教会的形式和目的相似。 有鉴于此，本文统一将这些教会或运动称为“非洲独立教会”。

对于非洲独立教会的起源，学术界存在着四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洲独立教会创始于埃塞俄比亚，历史最悠久的是提瓦多（the Tewahedo），即埃塞俄比亚正教会（Ethiopian Orthodox Church），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是世界上最早的基督教教会之一。另一种类似的观点认为北非的科普特教会（the Coptic Church）和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属于最早的非洲独立教会，远远早于欧洲传教士和殖民者带来的基督教。 第三种认为刚果女先知津巴·维塔(Kimpa Vita，1684-1706)创立的独立教会是非洲独立教会的起点。第四种观点由较早研究非洲本土宗教的桑克勒（Bengt G. M . Sundkler）提出。他认为非洲独立教会起源于1884年在南非由奈赫米阿·泰尔（Nehemiah Tile）创立的滕布人民族教会（the Tembu National Church）。虽然这一观点被不少学者接受，但作者是南非祖鲁人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对当地非洲人分离教会虽然有一种同情，但却带有欧洲基督教的种族优越感和对非洲独立教会的人为反感和偏见。下面将简述这些独立教会。

古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对基督教起源及早期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公元一世纪初，埃及本土宗教一直在起作用，但其功能逐渐失效，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作为犹太教的教派，基督教顺势兴起。传教士直接用科普特语与底层接触，向被排斥在希腊文化之外的民众传教。 第一部系统论述基督教神学的《基督教原理》的作者奥利金（185-252）生于埃及。 迦太基教会、科普特教会与亚历山大基督教教理学校在基督教理论和实践上贡献突出。北非地区产生了不少基督教巨匠，如德尔图良、西普里安和奥古斯丁等，这些非洲出生的著名人物却被归于古罗马。 早期基督教会议或在非洲召开，或与非洲主教或神学家有关。北非的科普特教会和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会可视为非洲基督教独立的最早范例。虽然这些教会在教义、信仰方面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实践有诸多不同。基督教很早就传入了埃塞俄比亚，《圣经·诗篇》称“埃塞俄比亚将她的双手伸向上帝”。 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相遇是典型事件。 对于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King Ezana, Abraha, Aizanz）受洗及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日期，已出版的外国著述或当地记载均无具体年份。有关他受洗的时间存在多种说法，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特克勒·查迪克·梅库里阿（T.T. Mekouria）认为埃扎纳受洗时间可能在350-360年之间。埃塞俄比亚于公元4世纪中叶立基督教为国教，仅次于亚美尼亚等中亚国家，成为世界上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之一。

非洲独立教会一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如殖民者到来、殖民统治建立、战时政策、强迫征兵、强制税收或宗教事件发生之时。欧洲人于15世纪中叶开始非洲探险，基督教传播与探险和商业活动相联。基督教对北非的影响限于沿海城市及海岛。马格里布成为连接非洲和欧洲以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桥梁，其文化交流与融合一直持续。 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率先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播基督教。教皇马丁五世曾向两国统治者发布圣谕，宣称其探险将有助于基督教。1441年葡船长贡萨尔维斯率先沿非洲西海岸探险，多个欧洲探险队陆续跟进。刚果国王率先接受天主教为国教，刚果随后沦为葡萄牙殖民地。 1488年，葡人迪亚士等成为第一批登上南非海岸的欧洲人，树起刻有基督教十字架和葡萄牙纹章的石柱。 葡人达•伽马1498年1月抵达克利马内，次年将天主教引入桑给巴尔。葡萄牙用武力征服并使素丹之子接受基督教。1609年蒙巴萨素丹去世，葡萄牙执意将尤素福王子送果阿培训。尤素福在果阿皈依基督教并于1630年被作为统治者送回蒙巴萨。1631年尤素福以穆斯林方式在其被害父亲墓前祷告，葡人认为此举背弃基督教，要审判他。他毅然决定反抗并重新皈依伊斯兰教。这成为一场将葡萄牙人逐出东非海岸的圣战之始。基督教活动遭穆斯林反对，1698年阿曼的阿拉伯人攻占桑给巴尔并赶走葡萄牙人。 1614年，耶稣会神父访问马达加斯加，耶稣传教团于1616-1617年在当地引发内战。西非在欧洲人的渗透下也开始与基督教接触。

非洲人民逐渐认识到宗教自主性的重要。基督教不仅未给刚果王国带来进步，反而导致各种问题，基督教和奴隶贸易使国王失去对国家的控制。17世纪30年代，刚果人首次试图建立自己的教堂。在葡萄牙人统治下，刚果女先知津巴·维塔受洗后被称为唐娜·比阿特丽斯·津巴·维塔（Dona Beatriz Kimpa Vita）。她发起的独立教会运动引起地区效应。她于1704年声称圣安东尼之灵附体并向她传达了关于复兴刚果王国的信息，认为黑人基督将降世，酋长须在1706年基督降临的这一天聚集在圣萨尔瓦多（原刚果王国的首都）。她领导的安东尼运动承认教皇权威，但反对当地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一些教义和做法。决心赶走歪曲启示录的白人传教士，预言人间天堂的到来及刚果帝国的回归。1706年，她像圣女贞德一样被葡萄牙殖民当局作为异教徒烧死，但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其他领导独立宗教运动的先知有1793年生于莱索托的曼佐帕·玛哈塔（Mantsopa Makheta）等。

从18世纪后期到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前，基督教与欧洲文化传播、奴隶贸易及其废除、商贸活动和殖民扩张并行不悖。基督教士的热情使传教活动不断推进，而非洲社会领袖发现自身权威逐渐受到侵蚀。基督教会受到一些人欢迎。基督教最初在从事慈善救济活动的同时，主要将精力放在传教与文化输入的互相配合。一些非洲人接受了基督教并开始形成新的集团，一个本地人与传教士共处的独特社会和非洲精英阶层逐渐兴起。 基督教会同时受到各种抵抗，如传统宗教、千禧年运动、武力抵抗和迁徙。零星的独立教会开始出现，如1856-1857年出现的科萨女先知农加乌斯(Nongqawuse, Nongqause)和恩斯蒂卡纳（Nstikana）将反对殖民统治与千年教义结合起来，敦促人们销毁自己的财产，希望祖先会回来消灭白人的地区性自杀事件等。 坦噶尼喀的独立教会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目的是为了抗议白人基督教会的种族歧视，特征如下：信仰基督教上帝，使用圣经作为启示的主要来源；上帝和圣灵是好的体验来源，撒旦是消极体验来源；信仰来世观念；认为其创始人之出生地神圣；有人生各阶段的仪式；击鼓让圣灵附体；将本地习惯、语言、符号、物体或仪式与基督教相结合。

白人不愿将教会领导权让给非洲人，非洲人的直接反应是创立独立教会。较早研究非洲先知的桑克勒博士曾在1937-1942年间在南非祖鲁人地区从事传教。作为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他对当地教会约800个分离教会的活动十分感兴趣，从而决定系统地研究非洲独立教会，其研究成果就是至今仍具有影响力的《班图人先知》。他认为非洲独立教会可分为两种类型：强调非洲身份的埃塞俄比亚教会和重视精神感召力的锡安山教会。他将1884年在南非成立滕布人民族教会作为首个初具规模的非洲独立教会。 奈赫米阿·泰尔创立的滕布人民族教会具有象征意义。在南非举行的卫斯理卫理公会的第一次会议拒绝让奈赫米阿·泰尔完全参与进来，加之教会资金的分配仅由英国教士控制。1882年泰尔决心脱离卫理公会教会，两年后与其他酋长一起创立滕布人民族教会。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建立教会的目的“是将欧洲人从控制中解放出来，并最终实现南非有色人种的政治权”。可以说，泰尔对非洲独立教会作出了5点贡献：成为颇具规模的非洲独立教会的创立者；首位理解人民疾苦的黑人神学家；将新的黑人意识带入基督教关切；挑战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公正现象；为后来的埃塞俄比亚教会奠定了基础。

非洲独立教会的崛起与扩展

1885—1935年是非洲独立教会崛起期。1880年代—1950年代的殖民统治时期被认为是基督教在非洲传播的黄金期，二者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殖民统治下的基督教会为非洲带来了教育、医疗及相关设施，也为一些劳苦人提供了新选择，但政治压迫、种族歧视和经济剥削却将非洲人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使其参加民族主义阵营。传教的同时也导致非洲独立教会的扩展。传教士与殖民政府的重要合作领域在教育方面。教会在各地开设学校，出现了不少受过教会教育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为恢复非洲在世界历史上的应有地位而大声呐喊。一作为殖民统治联盟者的白人传教士的权力看似不可动摇，却遭到挑战。一战后出现了非洲基督教信徒针对殖民统治的反抗运动，如葡萄牙企图在西南部殖民地募集劳工人数，已皈依基督教的图兰特·阿拉瓦罗·布塔（Tulante Alavaro Buta）领导群众反抗葡萄牙这一计划，信奉天主教的北部地区的农民和刚转信新教的巴刚果人均加入他的斗争队伍。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基督教抵抗运动之一是马拉维浸信会牧师约翰·奇伦布韦（John Chilembwe）领导的独立教会运动。他曾在美国学习，于1900年在布兰太尔（Blantyre）附近建立了阿贾纳上帝勤工教会（the Ajana Providence Industrial Mission）。他接受了“非洲人的非洲”的理念，于1915年利用基督教反抗殖民统治及欧洲定居者的野蛮、剥削及其不人道行为并为之牺牲。 殖民统治时期的非洲独立教会存在于大陆各地，如中部非洲的基班古教会、南部非洲的守望塔运动、西非的上帝教会以及东非的非洲民族教会等教派，较突出的有西非成立于1888年的尼日利亚土著浸礼会（the Native Baptist Church）、南非1892年创建的埃塞俄比亚教会、东非于1910年肯尼亚的诺米雅-卢奥教会（Nomiya Luo Church)和中部非洲1921年由西蒙·基班古（Simon Kimbangu）建立的耶稣基督之乡教会（Eglise de Jésus-Christ sur la Terre par le Prophète Simon Kimbangu, EJCSK）。

非洲独立教会在西非和南部非洲更活跃。1888年成立的土著浸礼会是尼日利亚首个非洲人教会。宗教领袖在使基督教本地化方面采取诸多尝试，将本土文化融入到基督教活动之中，如在敬拜上帝时使用本地语言和歌舞，用本土方式医治疾病，驱除恶灵，用鼓声和长时间布道的仪式加强信徒灵性，以多元化来容纳各种基督教。本土教派有福音派、使徒兄弟教派、神召会、五旬节派使徒、非洲卫理公会锡安教派、深入基督生活会、耶和华见证人、救世军、基督复灵派等基督教复兴运动。 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上帝教会（The Church of the Lord (Aladura), CLA）比较典型。 南非在1890年已有分离教会约800个，分离教会教徒达76万人，约占四分之一的南非黑人分属于被认可的各种非洲人教会。 东非地区和中部地区存在着多个独立教会运动，如非洲民族教会、上帝最后教会（the Last Church of God）等。这些教会对欧洲传教士将自己的行为方式强加于人十分不满。1910年，为抗议基督教会的控制，罗马天主教徒奥瓦洛(John Owalo)领导卢奥人在肯尼亚西部建立独立教会。他在基库尤参加苏格兰教会，在马塞诺参加圣公会正教传教会，宣称受上帝召唤的先知，信徒很快超一万人。他不仅建立了小学，还要求建立不受“不适当教会影响”的中学。

非洲人重视教会领导权以及与白人分享平等权利，这成为他们追求独立自主的开始。一些杰出的非洲人承担起独立教会的领导责任，如南非首个独立教会的创立者奈赫米阿·泰尔和“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创建者曼吉纳·M·莫科恩牧师（Mangena M. Mokone）、1908年创立尼亚萨兰分离派教会守望塔运动领袖埃利奥特·坎瓦纳（Elliot Kamwana）、尼日利亚的“以利亚第二”加里克·布雷德(Garrick Braide)、肯尼亚圣灵教会的创建者雅各布·布卢库（Jacob Buluku）和丹尼尔·桑代(Daniel Sande)及诺米亚·卢奥传道会的创立者约翰·奥瓦洛、比属刚果的西蒙·基班古等。有的宗教领袖在反抗殖民统治的运动中被杀害，如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弥赛亚亨德里克·维特布伊（Hendrik Witbooi）死于与德国殖民者的战斗中。这些独立教会的信徒主要是从白人主导的传统基督教会转过来，如西非的上帝教会（the Church of the Lord）从基督教会召募了超过75%的信徒。

一战后出现过独立教会组织的反对殖民统治的运动。在南非东开普省一个所谓的非法移民区，约3000名上帝选民派的一个埃塞俄比亚教会分支使徒聚集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在一位先知伊诺克·姆吉季马（Enoch Mgijima）的带领下，这些信徒在那里进行和平祈祷和礼拜。白人当局认为他们非法占用土地。谈判无果后，南非政府决定派武装部队将他们驱逐出境。1921年5月24日上午，800名白人警察和士兵手持步枪、机关枪和大炮，杀死了近200名挥舞刀、剑和长矛的独立教会信徒。这就是南非史上被称为“布尔霍克大屠杀”（Bulhoek Massacre）的事件。 1935年传到坦噶尼喀的非洲民族教会明确表示：上帝是父亲，人不分肤色信仰都是兄弟，相信非洲的宗教连同它的传统、法律和风俗是上帝制定的，非洲人可以通过他们自己身体力行来了解上帝。非洲民族教会指出：“我们相信非洲基督教差会的使命是采取一种适合于人民风俗习惯的方法把基督精神和教育传给人民，而不应当把欧洲国家的不可行的方法强加于非洲人……本教会的宗旨在于提高全体非洲人……努力恢复自古以来普遍存在的、言行一致的、深切而自然的宗教生活的气氛。”

非洲宗教特别是独立教会运动在殖民时期构成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一种反抗欧洲统治的武器，其最特出的特点是它的跨地区性和感召力。二战后开启了非洲民族独立的阶段。殖民统治、被歧视的地位及民族知识分子是独立教会出现的关键因素。20世纪50年代以后，非洲基督教的特点是“非殖民化”。 《圣经》非洲语言译本成为教徒解决自身问题以对抗统治者的途径。基督教是殖民主义的同盟者，非殖民化应该也必须从教会开始。这种宗教改革是教徒发起对基督教与非洲关系的讨论，各种出版物和相关研讨会涉及这一主题，如1963年专门就梵蒂冈大会出版的《非洲特性与天主教》特刊，1970年在科托努召开的“作为文明价值观源泉的非洲宗教”的会议，“基督教与非洲宗教”（1978年）、“基督教与非洲精神生活方式”（1983年）和“非洲对圣礼与宗教语言的调和”（1986年）等有关研讨会反映这一趋势。 另一表现是非洲独立教会的快速发展。1960年的非洲独立教会教徒为218.8万人，1980年增至700万，1991年多达1100万之众的6000左右的宗教组织。非洲人基督教徒在西方导向的各种教会中的人数不断下降，在非洲独立教会中的人数则不断上升。

独立教会是南非规模最大、发展最快、信徒最多的教会，如埃塞俄比亚教会、锡安山教会、五旬节派、灵恩运动和千禧年运动等，有的重视恩赐和圣灵及信仰疗法，将基督教和非洲信仰结合，形成重要的力量。 非洲基督教信徒中西方倾向最强的南非卫理公会教会（Methodist Church），非洲人数不断减少，独立教会成员持续上升。1946年，非洲人会员在卫理公会教会占非洲总人口的12.9%，非洲独立教会人数占9.6%；1951年，双方人数分别是12.2%和18.6%；1960年则为12%和20.1%；1970年为11%和23%；1980年为9.3%和29.3%。1991年，卫理公会教会会员只占南非非洲总人口的7.5%，而独立教会人数已占40%。其他教会面临同样的处境。1980年以来，南非的公理教会（Congregational Church）失去了25%的选区，英国国教（Anglican Church）失去了20%，卫理公会教会失去18%，其他教会也同样不断失去地盘。同一时期，非洲独立教会却增加了25%的选区。 占南非人口 12% 的锡安山基督教会（Sionist Church, Zion Christian Church, ZCC）日益强大，已开始凝聚不同族群的社会力量参与总统选举。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基督教人口中非洲独立教会的信徒占到大约15%，成员估计约有1.1亿人。 非洲独立教会自始致终是作为基督教的改革运动而存在。将解决新的社会矛盾作为自身目标，从而为基督教赋予了新使命。

非洲独立教会的类型与派别

除埃塞俄比亚教会等个别独立教会有自身的建制外，非洲独立教会多保留着基督教神学传统，与其缔造者最初所属教派保持着各种关系，可分为英国国教派、罗马天主教派、东正教派、五旬节派、卫理公会教派、使徒派、锡安山教派等。20世纪80年代，约有1万个独立教会与教派分布在各地，南非有3000个，尼日利亚有800个，扎伊尔（现刚果（金））有600个以上，加纳有约400个，肯尼亚有180个。妇女先知领导的独立教会在南非、津巴布韦、尼日利亚、赞比亚、肯尼亚等地表现突出。 对非洲独立教会的派别看法不同，有的分两类：因不满白人教会而脱离出来的埃塞俄比亚教会和寻求精神力量和祈祷治病的锡安山教会。 有的分五类：以文化和政治解放为目标的救世主运动，将非洲的上帝置于中心位置的新传统主义运动，将非洲本土信仰与基督教融合的调和派崇拜，完全拒绝所有传统宗教的“一神论”，重视预言、强调圣灵启示并从事医疗的教派。 个人认为，非洲独立教会根据诉求、组织和实践分三类：希望脱离白人教会并强调非洲身份的埃塞俄比亚教会即黑人教会，相信基督教祈祷治病和显圣的精神感召力并强调非洲宗教原素的锡安山教会，追随具有超自然能力的领袖或先知并强调对欧洲统治者的审判即将来临的千禧年运动。

埃塞俄比亚教会代表不愿再受白人教会压迫并一心要掌握自身命运的黑人基督教民众。其名称取自《圣经·诗篇》第68章第31节：“埃塞俄比亚将她的双手伸向上帝” 的预言表明，埃塞俄比亚在上帝心目中具有特殊使命。1892 年，南非莫科恩脱离卫斯理教会后创建埃塞俄比亚教会。 莫科恩汇集了如卡尼安·纳坡（Khanyane Napo）、布兰德（S.J. Brander）、乔纳斯·戈杜克（Jonas Goduke）和詹姆斯·M.杜瓦内(James M.Duwane)等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不同民族的宗教精英。 埃塞俄比亚教会强调教育、讲道等宗教事务，通过自创、自治和领导的模式成为非洲民族主义的同盟者。1948年在祖鲁地区传教的瑞典路德派教士本特·桑德克勒首次使用“埃塞俄比亚主义”来称呼非洲人的基督教会，它代表受压迫并决心与白人教会决裂的黑人民众。

锡安山基督教会相信圣灵附体和预言与祈祷可治病等精神感召力，源于1896年美国芝加哥的锡安山圣公使徒会。该会于1904年派传教士到南非活动，宣传祈祷疗法，相信基督即将复临。非洲锡安山圣公使徒会于1908年建立，后衍生出许多独立教会，通称锡安山教会或圣恩会。莱卡尼亚（Engenas Lekganyane）于1924年创立的锡安山基督教会以及由祖鲁人宗教领袖以赛亚•申贝（Isaiah Shembe）创立的纳查里特浸教会(Nazarite Baptist Church，AmaNazareth Church)发展较快。 1920年代后，在恩科尼安（Daniel Nkonyane）和马比利查（Paolo Mabilitsa）等领导下的锡安山教派成为中坚力量，对周围地区形成辐射效应。在南非接触了锡安山教会的农业工人将其传入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后不断分化。马兰克（Johane Maranke）建立了“约翰·马兰克非洲使徒会”，其父及兄弟成为帮手，成为津巴布韦规模最大的锡安山教派，1960年代有约5万信徒，在周围各国也有很多信徒。 锡安山教派更多求助于先知的神力干预和摧毁殖民秩序的启示。 受内战刺激，利比里亚五旬节派兴起，劝诫人们忏悔并与罪恶决裂以获新生。五旬节派使徒最初来自底层，现大多受过良好教育。 类似教会有尼日利亚祈祷得福会、加纳的灵恩会等。

千禧年运动也称千年至福运动，指非洲宗教领袖反对殖民统治的宗教反抗运动。这种宗教反抗形式也出现在伊斯兰教。 这一派强调在特定时间、地点出现的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宗教领袖，如基班古主义（Kimbanguism）。这个教派由比属刚果耶稣基督之乡教会创立者、号召人们拒绝向殖民政府纳税和提供劳动力的西蒙·基班古建立。作为刚果（金）首位被尊崇为先知的人，他是少有的用名字命名宗教教派的人物。他的巴刚果名字是“根查”（Gunza），意思是“在一起”，这被理解为受天赐才能的象征。他被人称为弥赛亚，注定要统治刚果。基班古致力于和平传教，宣称将把非洲人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在仪式上主张降低十字架的作用。然而，他的反殖言论、日益高涨的威望以及“刚果属于刚果人”的口号，使比利时官员决心将他除掉。1921年殖民当局判处他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并于1951年死于狱中）。基班古因“宣称自己是上帝派来拯救非洲人脱离殖民统治的使者”以及在比利时当局狱中所呆时间与耶稣基督在世上度过的时间同样是30年，从而加强了其教会的感召力。基班古教徒后扩至数百万。独立前夕，刚果（金）的基班古运动得到承认，其子约瑟夫·迪安吉安达成为教会负责人，教徒占刚果宗教信徒的10%，该教会1968年成为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成员。教会在1991年建成大教堂，设基班古及三个儿子的陵墓。基班古及后代仍享受神的待遇。 这一现象被称为“个人魅力的常规化”。 该教会建立学校、健康中心、经济项目、培训教会领袖的神学院。南非上帝选民派使徒的领袖姆吉季马预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也是千禧年运动的宣示。其他的还有尼亚萨兰1915年起义领袖奇伦布韦牧师，利比里亚福音传教士并在西非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先知哈里斯(William Wade Harris)等。

如前所述，非洲独立教会绝大部分产生于欧洲殖民统治时期。这些教会的起源有以下原因。首先，民族主义或非洲领导权——从对殖民主义和外国传教士的基本做法（如占领土地、割礼）的反感和拒绝开始，让非洲人在教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愿望，最终使教会成为民族独立的工具。其次，具有预言能力和超凡魅力的领袖的出现，如西蒙·基班古和先知威廉·韦德·哈里斯等。我曾在《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讨论了民族主义与宗教运动的关系，特别强调了宗教领袖的感召力，非洲独立教会的领袖尤其如此。虽然他们中有个别人是知识分子，宗教领袖与知识分子也有共同点，但他们的区别十分明显。首先，他们在信徒眼里往往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知识分子没有这种优势。其次，宗教领袖以通过精神感召民众为自身的使命 ，通过传教为受苦受难的人带来精神上的希望，因此，决不会因为自己的知识和魅力脱离群众。知识分子则容易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自视清高。 当然，“他们的局限性也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由于他们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内心世界，因此只有在充分利用现代政治武器（如政党组织）时，宗教运动才能更有效地与现代民族主义相结合。” 基督教的独立性也成为一个重要原因。非洲人希望将当地的信仰、世界观、信仰和文化习俗融入教会。再次，独立教会通过对神学教义和礼仪自由的渴望来表达一种哲学理念的承诺和实践。这种理念强调个人的直接经验和信仰的自由。它拒绝接受传教士的布道或洗礼仪式，强调独立教会的自身活动、祈祷和礼拜方式，或关注那些被基督教会忽视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概而言之，非洲独立教会的出现主要归功于歧视、压迫和剥削的社会环境。这种受压抑的环境促使人们寻找其他的精神空间，以促进个人和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情感上的发展。

基督教和非洲独立教会均得益于美洲的非洲移民裔群。移民利比里亚的爱德华·布莱登和黑人民族主义者马库斯·加维都为基督教的传播作出贡献，五旬节教派、锡安山教派等基督教会得益于美洲黑人基督教徒的引入。 今天，基督教全球化再一次在非洲与其他大洲之间体现。坦桑尼亚非洲独立教会充分利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非洲移民增多的优势，将传教活动发展到这些地区。 非洲独立教会也呈现过统一协同的趋势。1965年兴起的非洲独立教会协会（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es Association，AICA）前期发展势头很好，一度包括400多个教会，但后来因各种原因在1973开始衰落。

非洲独立教会的现状与趋势

目前，世界宗教日益多元化。 在各大洲基督徒人数中，非洲占首位。根据《2015 年全球基督教研究报告》，非洲基督徒人口最多的 10 个国家依次是尼日利亚（8400 万）、刚果（金）（7300 万）、埃塞俄比亚（5800 万）、南非（4500 万）、肯尼亚（3700 万）、乌干达（3300 万）、坦桑尼亚（3000 万）、安哥拉（2300 万）、加纳（1800 万）、莫桑比克（1500 万）。基督徒人数占全国人口百分比最高的10个国家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96%）、刚果（金）（95%）、佛得角（94.9%）、布隆迪（93.4%）、安哥拉（92.8%）、莱索托（92.1%）、卢旺达（91.5%）、纳米比亚（90.8%）、刚果（布）（89.3%）、斯威士兰（88.3%）。预计未来 35 年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为布基纳法索（3.34%）、赞比亚（3.02%）、坦桑尼亚（2.99%）、安哥拉（2.91%）、贝宁（2.87%）、布隆迪（2.83%）、乌干达（2.82%）、马拉维（2.79%）、乍得（2.75%）、刚果（金）（2.73%）。

非洲基督徒1970年为1.15亿，1985年2.5亿人，2000 年3.59亿，2015年5.4 亿，占非洲人口的49%及世界基督徒的22.4%。2018年非洲基督教徒达6.31亿, 2020年达到6.67亿。 全非教会大会（All Africa Conference of Churches, AACC）是非洲大陆基督教会团结的一种尝试，包括42个非洲国家的500个教会，代表1.4亿非洲基督教徒，目前很活跃。 目前，独立教会的组织已达8000个。 2000年调查表明，南部非洲黑人中35%是非洲独立教会的成员。 基督教“非洲化”日益明显，表现在组织上摆脱西方控制，在教义、礼仪、神学中融入本土文化的成分，使原为西方文化内核的基督教演变为具有非洲传统精神和文化内涵的、为本地区认同的基督教。 基督教的非洲化虽包括教会名称、神学诉求、圣职机构、圣礼仪式、组织结构等多方面，但非洲独立教会是最基本的体现。非洲独立教会的特点是独立、融合和多元共存。非洲独立教会借鉴基督教组织形式却不承认欧洲的理想模式，继承本土宗教的某些方式却不全然认可传统社会，为民族主义提供了文化资源，成为一种变革力量。

非洲教徒对基督教的承诺和实践的失望及基督教未能满足当地需求，导致非洲独立教会包括各种分离主义教会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本土教会的兴起。《圣经》被翻译成非洲方言刺激了对圣经典故的重新解释，使之成为非洲基督教徒的精神启蒙工具。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导致的压迫和不平等是独立教会兴起的社会环境。各种教派的分歧和争斗不仅未能打破社会和文化障碍，反而刺激了非洲本土意识和社会联系的回归，非洲本土宗教的深厚历史积淀为非洲独立教会提供了精神条件。西方和非西方价值观之间以及基督教和非洲传统习俗之间的文化冲突为独立教会的兴起提供了契机。现代社会机制在应对个人问题、心理障碍、流行病和自然灾害时的效果成为非洲独立教会关注用传统方法进行精神治疗的催化剂。独立教会由非洲人倡议、建立、领导并传播基督教，其信条与实践与非洲人对现实的看法相容，从而吸引了大量本土信徒特别是弱势群体。 非洲独立教会通过联接基督教与本土宗教进行文化对话，既可替代白人基督教会，又融合了传统宗教，两者和谐共存。独立教会强调以黑人文化为主，具有非洲独特的礼拜仪式和教义。非洲人认为完全有能力建立自身教会，相信上帝对非洲人赋有天赐之福，或相信千禧年即将来临，殖民统治必将结束。他们对世俗权威持否定态度，既反对殖民统治，也反对传统和当代的政治权威。非洲独立教会对理想社会的独特理解使其具有一种创新意义，借助宗教发展出一种抵抗殖民统治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政策的解放神学。

独立国家的建立以及新的政治权威的出现使非洲社会面临新挑战。非洲独立教会将解决新的社会矛盾视为自身目标，从而为基督教赋予了新使命。非洲独立教会也被称为先知运动、新宗教运动、圣灵运动、非洲发起教会等。这些术语表示了非洲各地存在的独立基督教团体。这些教会有非洲独特的礼拜仪式和教义，在名称、仪式和语言方面多样，但共同点是由非洲人倡议、建立、领导并传播，强调以黑人文化为主，往往由具有预言或神力的反欧洲人的本土先知掌握领导权。他们传播神的启示，并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白人统治的社会。实际上，非洲独立教会是基督教不断改革的组成部分，既有创新，也有复兴，有的已难为基督教会所承认。 在新环境下，五旬节教会与神魅教会（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Churches, NPCs)在非洲大陆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成为非洲基督教的“复兴和重振”（revival and renewal）。 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非洲基督教徒自埃塞俄比亚教会和锡安山教会之后对白人基督教会文化霸权的“第三次反应”。 非洲基督教会特别是独立教会根据客观局势不断调整自身存在方式，其服务不仅适应非洲人的方式，从而将基督教信息传入平民社会，还运用广播录音、电子乐器、电视影像等新型通讯手段，传教伴随着热情甚至情绪化宣传。 此外，教会为适应形势的变化，也在力图探讨如环境神学、同性恋等新的社会现象。

当代非洲基督教信仰表现为对一种神圣使命的积极态度，崇尚圣灵敬拜及强调神魅对信徒的平等感召力。圣灵被认为是无条件地给予每个信徒的，可以实现“此时此地”的救赎，即信仰每天都有神圣的遭遇，即信仰与生活相通，神圣与世俗相融，精神与物质相连，具体表现为信仰可以帮助人们从疾病痛苦中康复，从邪恶势力中解脱。这种宗教的日常化使“圣职人员”（clergy）和“俗世信徒”（laity）之间几乎不存在区别。这样，非洲基督教特别是独立教会的活动也不仅与政治相关，而且无时不刻地影响到日常生活。博姆帕尼亲身参与了南非独立教会的实践活动，随后对21世纪初南非独立教会的研究表明：对非洲独立教会应该采用一种“整体性的非洲基督教解读方式”，不应专注于政治这一个因素，而是将政治看作与社区其他现实因素一样。政治确实构成了宗教话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教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层面上，政治从未与宗教脱节。然而，政府对解放斗争时所作的各种承诺并未完全实现，独立教会的宗教活动在维持公众对于实现社会正义和完全公民身份的期盼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完全可以超越那种对政府相关政策的直接支持或反对，而是通过星期日礼拜、圣经学习和工作日祷告及晚间祈祷会等形式来达到目的。教会的工作并非仅涉及与国家层面的政治关系，教会也在致力于促进民主价值观，如公民身份、社会公正和公民权利等方面。新南非虽然没有消除贫困和种族隔离，但它促进了民众对公民政治的认识。新南非的民主化不仅要创立新的政治制度，还涉及塑造公民身份认同，培育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这些都需要非洲独立教会的努力配合，教会工作更多地关注如何促进公民参与和公民身份认同的形成。由于非洲独立教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正在引导一种民主文化和民主价值观，这有助于维持一种信念：解放斗争的承诺在后种族隔离时代仍然可以实现。

非洲独立教会为信仰的多元化作出了贡献，它不仅提供了各种文化和科学设施，也塑造了一批非洲基督教徒和信教的民族主义者，在参与政治、伸张正义、揭露腐败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和平对话的呼吁者、政治僵局的调解者、市民运动的组织者和民主进程的监督者。 在诸多情况下，教会可以成为当权者的同盟军和保护者。与其他地区一样，教会本身成为权力的所在地甚至集中点，强者和弱者都希望从中得到支持和利益。这样，独立教会的作用同样具有两重性，既可以使民众借助宗教创造性地发展出有效的解放神学，也有可能为有权阶级提供统治工具。历史学是一种了解自身历史的工具。21世纪以来，“基督教独立”（Christian Indepedency）或“基督教改革运动”正在成为非洲学者将非洲独立教会涵养的新概念。2017年出版的主要由非洲学者撰写的《非洲基督教思想新史》正是一次新的尝试。 对公民社会的组成原素之一的教会不应抱固定看法，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根据客观情况进行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理性分析，从而得出对社会实践具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的结论。

此稿根据发表于《世界宗教文化》（2024年第5期）的文章修改补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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