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一、乡村公共生活

　

 　对于过去，逢年过节，在S村总有一些热闹的事情可以追忆。比如舞龙灯、舞狮子、跑旱船等等。只是，伴随着社会的开放与变迁，这些“田间文艺”渐渐销声匿迹。

 

 　至于这二三十年来S村最日常的公共生活，给人印象最深的至少有两个：一是集体看电视，二是“聚众赌博”。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村子里很快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所以，一到晚上，大家便会聚集在仓库（即后面说的“俱乐部”）里看电视。那大概算是当时最美妙的公共生活了。正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这些乡下人不仅知道了“万里长城”，而且知道了“万里长城永不倒”。尤其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台电视让他们了解到革命年代“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的浪漫故事，同样浮光掠影地勾起了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的无限向往。只是，到了80年代末期，在越来越多的人家有了自家电视后，这一公共生活从此宣告破产。原来那台老黑白也折价卖给了村子里最穷的一户人家。

 

 　与集体看电视相比，另一种公共生活却经久不衰，延续至今，这就是赌博。许多人都不会忘记自己年幼时在S村以及附近许多村落所看到的人声鼎沸的赌博场面。最初，人们围在一起主要玩“牌九”、“天九”或者“押宝”。种种玩法中，若说最热闹的当属“牌九”。这种游戏比大小点，通常只需4个人便可以玩。然而，在一张普通的8座餐桌上，加上围观的、押吊角的，一幅牌最后可以聚拢二三十人。许多人站到了凳子上，围成一水壶状，远远就能望见它正冒着热气。疯狂时，有人甚至可以赌上几天几夜。

 

 　在此影响下，小孩们从六七岁就开始作为“实习赌徒”学会了当地流行的各种赌法。到过年时，由于孩子们或多或少都会领到一些零花钱，此时父母也很宽容，这段时间无疑是孩子们进行赌博的黄金季节。至于平时，由于没有多少零花钱，孩子们就聚在一起赌纸。所以，一个学期下来，有些小学生的课本便在牌桌上或放牛时被伙伴们啃个精光。

 

 　在S村，见面时村民除了问“洽多么（吃了吗）？”之外，另一句用得多的问候语就是“赢了还是输了？”尽管村旁道路坑坑洼洼，杂草丛生，顽石锐立，一年到头，人们宁可花掉绝大部分闲散时间在牌桌上，也不愿意多花哪怕半个小时去修现实之道路。如有传教士在百年前所说，S村的村民同样把修路的责任“交给了大自然”。

 

 　至于赌博方式的变迁，最值得一提的是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当地渐渐开始流行起了麻将。我在前文曾经谈到S村流行“麻将联播”，即是说打麻将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一样，不管刮风下雨，在当地总是会有人三五成群，维持着这样一种“日落也不落”的仪式。而且，事实上看人打麻将对当地人来说也不啻是一种享受，有人更是从一桌看到另一桌，像是看电视调台。有理由相信，若想要让这些底层民众维持一种“安定团结”的局面，着实也没有比麻将牌更实用的工具。显然，对于这些乡民而言，“麻将联播”在消磨他们的愤懑与斗志，抚慰他们的艰辛与沧桑等方面，比任何宣传的鼓动与幸福的说教都更具体，都更见成效。

 

 　记得早在20年前，当地派出所偶尔会接到线人的举报，在凌晨时分将村子围个水泄不通，将聚赌者抓个现行，不仅没收赌具和全部赌注，而且逼迫村民跪在提供“家庭赌场”的人家的地上，久久不让村民恢复直立行走之原状。如今，这种“鬼子进村”式的骇人之事再也没有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大环境的变化，90年代后期国家出台政策，规定亲朋间的娱情小赌不算赌博；另一方面，维持地方秩序的人或许也看到了我所说的“麻将联播”具有安民功效。是故今日中国，不唯城里，走进乡野同样是“风声，雨声，麻将声，声声入耳”。

　　

　 二、S村的信仰

 

 　论及宗教信仰在当地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佛教。

 

 　有两件事可以佐证这一判断。其一，就在离S村不到10公里处有一座名山。山上多有寺庙，其中一座始建于唐宪宗元和年间。这座寺庙一直香火旺盛，宋时苏轼与佛印曾在此论佛，并留下“瀑花飞雪侵僧眼，岩穴流光映佛颜”等诗句。几十年前，中国近代著名高僧虚云老和尚和海灯法师都曾在此修行。其二，在一些老人的记忆里，S村及其相邻的几个村庄曾经集资修建过一座寺庙，据传里面也因此有过不少“落难的和尚”。

 

 　不过，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两座寺庙无一例外都被严重毁坏。前者，据该县县志记载，1966年7月18日，来自省城南昌的近2000名红卫兵与当地红卫兵和职工一起浩浩荡荡上山，拥进寺庙造反。由县政协编撰的文史资料丛刊对此更有详细叙述，当时“庙宇被占用，佛像被捣毁，僧侣被批斗，经书被焚烧，珍贵文物被抄走。100多名僧侣，有的被勒令还俗、归籍，有的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好好一座名寺古刹，几天之内被劫掠一空，历代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也遭到了空前未有的破坏”。

 

 　至于村庄附近的小小庙宇，据村民称，为响应政府“破四旧”的号召，当时不仅赶走了在此吃斋念佛的和尚，而且连寺庙也彻底拆毁。有意思的是，为了“物归原主”，曾经参与集资的几个村庄事后都派了不少劳力去损毁的寺庙里挑砖。所以，之后没多久S村便有了一个被村民称为“俱乐部”的新建筑。这个虽不大，但和普通村宅相比还算阔绰的房子最初只是用来开会、批斗，同时兼作仓库，改革开放以后又成了“电视房”，仍兼作仓库。到80年代后期，集体主义日渐凋零，这个房子也成了村中穷困潦倒者暂时的安身之所。时代之变迁，展望如抽丝，回首却也倏忽，此时唯有旧屋外墙上部分遗留下来的“文革”语录以及丑化“四人帮”的“群丑图”为它见证当年作为“政治庙宇”时有过的威权与热闹。

 

 　如今，与村庄相关的那座小庙旧址早已经淹没在杂草之中，无迹可寻，而那间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古刹则已修葺一新。只是，如今人们热烈地谈起它时，更多是因为它被纳入庐山风景区，而不是因为佛教，更无关乎各自的信仰。我曾经在村口遇到一个中年男子，当时他正跛着脚、推着单车往家里走。他的胸口分明挂着一个观音像。据说是因为出门打工经常受伤，家境也不是太好，所以乞求观音保佑从此大吉大利。这是我在当地看到的与佛教有关的唯一物证。在这里，佛教其实已经简化为一个护身符。当然，如读者所知，不唯S村，世界上许多人皈依了某个宗教，也是出于这种简单而原始的目的的。

 

 　同佛教的衰微相比，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S村周围陆陆续续有不少村民“信了主”。尽管S村对新生事物向来后知后觉，但在落后几年后还是有人迎头赶上。大概在10年前，有个外出打工者因为得了严重肝病回到村里，不久后他便在一些“姐妹”的开导下信了基督教，自然其中也不乏乞求上帝帮他治好病的原因。在乡下传教，尽管人们也大谈“信了主”以后将来可得“永生”的好处，但是对于那些已习惯于在现世打拼的人来说，如果上帝真的能现世显灵，能为他们治好当下的病，为何不求一试？中国人常说“病急乱投医”，也尊重每个人有自己的信仰，但也必须承认“病急乱投上帝”者亦不在少数。不幸的是，一两年后，这个与我在幼年便熟识的村民病情愈发严重，英年早逝，让我无限惆怅和伤感。人们时常会想起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少年时曾经在村口种下了几棵法国梧桐，如今已经长得高大挺拔。

 

 　这个村民离世后，不知是何原因，他的妻子接着“信了主”。应该说，相较于其他村落而言，S村多少显得有些另类，这里几乎是清一色的无神论者。为此，这个孤零零的“信了主”的妇女难免会受到其他村民尤其是妇女们的善意的嘲笑。比如，当她走向正在说笑的一群人时，人群里常会有人对她大喊，“‘阿门’来了啊，快来坐。”引得在座的一阵哄堂大笑。至于这些人为什么拒绝同入“阿门”，她们的理由多是自己平时玩性重，没有时间参加这些仪式，或者等别人信得有效果了再信也不迟。

 

 　在当地，“信主”的人主要是妇女。乡居期间，我曾有机会遇上几个妇女在附近的村庄做礼拜。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当我看到那些散落在荒僻山庄的质朴妇女聚在一起共同领悟人心向善时，总还是收获了不少感动。而我头脑中至今挥之不去的是这些乡村妇女围坐在高低不一的板凳或椅子上，手捧《圣经》一起唱赞美诗的情景：时有妇女哄怀中啼哭的孩子，为他倒水把尿，时有村中母鸡、小猫、小狗穿梭其中，一派繁杂景象。

 

 　应该说，就个人体验而言，这是完全不同于我当年在巴黎圣母院里流连时所收获的那种感动。如果说在巴黎圣母院我同时看到了某种仪式的重压，那么在这些偏僻村庄里我所看到的更多是一种拙朴的，由沉闷到清脆的精神生活。

 

 　几年前，我在欧洲的农村旅行，让我时有触动的是在那些村庄看到的教堂和图书馆。虽然在欧洲宗教影响力早已式微，但是高耸入云的教堂尖顶总还是会给人某种超越俗世的想象。当然，对于S村及附近乡村的一些“信主”者来说，他们或许并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觉悟，认为基督教并非神学，而是一种对生活的崭新理解。但无论如何，对于这些乡民来说，有意义的是，至少他们开始公开追求一种精神层面的生活，而社会也日渐宽容。

 

 　有意思的是，在当地我没少听到有些“信了主”的人家的男孩子向我抱怨“信主”对当地的传统习俗破坏很大。比如过年不再放鞭炮，春联也被“谢主隆恩”式的感恩对联取而代之，逢年过节因此显得格外冷清萧条。不过，尽管如此，有些细节还是可以看出宗族文化在当地仍然保持并且不断收复着自己的领地。一是家谱越修越具规模；二是在村庄具有“先贤祠”地位的宗族祠堂也陆续开始兴建。

 

    由此可见，一方面，曾经被斥为封建糟粕的社会文化在近30年来日渐复苏；另一方面，虽然有的人家过年不再放鞭炮，但在关键财政上，看得出在当地还是男人们掌权。当然，与此相关的重要背景是，承古老宗族文化之余续，当地人最信的还是“传宗接代”教，是谓“宗教”。

 

 

 

                              （本文转载自：南风窗杂志社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