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广军

 

 

    基督教传入中国东北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吉林传播则要稍晚一些。基督教传入吉林，给这一地区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就其在近代吉林的传播与发展情况及对当地社会产生的影响作一简要考察。

 

    一、基督教在近代吉林的传播与发展

    基督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营口开埠而逐渐传入东北地区的。最早赴东北腹地开展传教活动的是英国的韦廉臣，1866至1868年间，他受苏格兰圣经会的派遣赴东北旅行考察，到达了松花江边的三姓(今黑龙江依兰)[1](p.206)。三年时间内，他在东北各地传道旅行，用马车拉载《圣经》、传道小册子沿途售卖，或无偿赠送[2](p.270)。1868年四月，他由伯都讷一带抵达双城堡，在街市售卖“耶稣修身”的“四宗之书”[3](p.40)。“伯都讷”即今吉林扶余，可见，韦廉臣进入吉林传教是在1868年农历四月（公历5月），尽管当时没有固定的传教场所，但基督教向吉林传播的帷幕却由此拉开了。

    1886年，苏格兰长老会牧师傅多玛派遣白日新和曾继述在长春创立教会。1892年，纪礼备牧师抵达长春，“驻邑布教”，后又有丁滋博医师来此创办施医院协助发展教势[4](p.82)。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医师高积善于1888年来到吉林，1891年初，他进入吉林城，借碾房作诊疗和传教场所，施医布道[5](p.127)。其后，吉林市附近的磐石、永吉、敦化、蛟河等地相继建立教会[6](p.126)。此为基督教在吉林传播的初期阶段，传教差会主要是来自英国的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春、榆树、伊通、吉林、永吉、蛟河等地，1899年前，这些地方的长老会教堂大约有26个[7](p.308)。

    1901年至1931年，基督教在吉林获得了较快发展。这一时期，率先传入吉林的长老会继续保持着发展的势头，长老会以外的其他宗派也开始向吉林地区派遣传教士，各派都在适宜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形成了各自的传教网络和势力范围。

    1891年，苏格兰和爱尔兰两长老会在奉天小河沿开会，达成在东北地区统一传教行动的决议，并成立“关东长老会老会”。1907年，关东长老会在营口召开会议，“升老会为大会”，增设辽东、辽西和吉林3个区会，吉林区会下辖吉林、海龙、长春、榆树、阿城和呼兰等教区[8](p.207)。到1931年，关东长老会在东北辖有8个中会，吉林境内有长榆、吉延2个中会[7](p.311)。

    1927年，加拿大长老会派遣古约翰、瑞阿克牧师到吉林开辟了“四洮教区”，辖有四平街和洮南2个教会[9](p.2531)。1930年，加拿大海外传教本部决定，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南、北两个教区。南部教区办事机关设在四平街教会，北部教区办事机关设在洮南教会。传教区域分布在四平、双辽、白城、长岭、通榆、洮南、镇赉、梨树、怀德等铁路沿线[7](p.317)。

    丹麦信义会于19世纪末来东北传教，20世纪20年代前后传入吉林，在此建立了长春、临江和扶余等3个教区。除此以外，这一时期进入吉林的还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浸信会、神召会、中华救世军、朝鲜基督教长老会、基督教朝鲜监理会、东亚基督教会、圣洁会等，分别由美、英、韩等国基督教传教士建立。据相关资料记载，在1912年至1931年的20年间，基督教在吉林省新成立的能确指修建年度的教会有137个，隶属于7个宗派，几乎遍布全省各县[7](p.355)。

    1931年至1945年，是基督教在吉林地区特殊发展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对基督教加紧控制和利用，基督教在吉林的传播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东北沦陷后，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基督教会的态度是：只要不公开反日，当局一般不直接干涉其活动，只是派特务暗中监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关东军下令，将国籍为与日本交战国的欧美传教人员全部集中到奉天软禁。随后，日伪组织召开“满洲基督教长老会”东北大会，将英、美等国宣教部在东北地区的所有财产全部移交“满洲基督教长老会”。1942年3月，日伪在长春伪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开会，决定用“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取代“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实行所谓“五个统一”，即“组织统一”、“指挥统一”、“信仰统一”、“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10](p.117)，将中国东北的基督教完全控制起来。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东北地区基督教各宗派活动场所81个，宗教职业者112人，信徒5834人[7](p.310)。基督教的传播跌入低谷。基督教在吉林地区的传播也遭到严重削弱。

    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伪对基督教的统治也随之结束。在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吉林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事频繁，社会动荡，基督教传播基本处于停止状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吉林境内的一些基督教会才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

 

    二、基督教在近代吉林开办的社会事业

    基督教在近代吉林传播的过程中，为了扩大教会影响，发展教务，开办了一些社会事业辅助布道，主要包括开办教会医院、建立教会学校等。

    19世纪末期，高积善来到吉林，在省城（今吉林市）创办了著名的高大夫医院。此为基督教在吉林境内创办教会医院的开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半个多世纪中，基督教在吉林境内创办的著名教会医院还有长春施医院、海龙施医院和龙井济昌医院等。基督教会开办医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基督教铺平道路”[11](p.275)。为此，这些教会医院都把“施医”（免费医疗）作为初期医疗工作的重点，等到打开局面后，也适当收取医疗费用。近代吉林的几所教会医院，大都有类似的经历。吉林高大夫医院，在建院初期，对前来就诊的病人采取“看病不要钱”的措施[12](p.168)。海龙施医院对来治病的困难群众也给予照顾，只收门诊费而不收药费，对住院患者只收取药费，特殊困难的甚至不收费[13] (p.38)。而在传教局面打开以后，教会医院就逐渐由“施医”改为收费了。据统计，吉林高大夫医院在1935年总收入48887.53元，其中国外拨款、捐助以及本地捐助合计6501.84元，约占总收入的13%，而挂号费、查房、妇产科、化验室、住院和往诊、X 光及手术费等合计39881.86元，约占总收入的82%[12](p.177)，由此可以看出，教会医院最初的“施医”只是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根本上是为了达到传播宗教的目的。

    1896年，英国牧师孟宗源在榆树县创办文华小学[14](p.184)，为基督教在吉林办学的开始，到20世纪中期，基督教在吉林境内创办了130余所各类学校。教会设立学校，“其志亦并不在教育人才以促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15](p.157)为此，教会学校在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安排等方面，都优先考虑如何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吉林文光中学把“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列为办学宗旨，吉林市三育小学的办学宗旨是：招收信徒子女，培养他们懂得圣经道理，普及小学程度的文化知识[7](pp.346-347)。而在吉林创办的几所神学校，如龙井圣经学院、四平经学院、吉林妇女学道馆以及长春学道馆等，培养直接为传教服务的传道人既是其办学宗旨，又是其办学的最终目标。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安排上，许多教会学校都把《圣经》设为必修课程，如扶余三育女校，每天早晨都有半小时的“圣经金句”学习，内容为《圣经》中的箴言名句[16](p.69)。加拿大传教士创办的明信女子学校，除了语文等基础课程外，每周还开设2小时的圣经课[17](p.155)。除此以外，教会学校还通过组织各种带有宗教气息的课间活动，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吉林文光中学，牧师并不负责学校的传教工作，而是领导校内的“查经班”，参加者是未受洗礼的信仰宗教的师生，每次活动2小时左右[18](p.142)。由此可见，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一样，都是基督教在吉林传教活动的组成部分，是基督教发展教务的工具，根本上是为了实现其宣扬的“中华归主”的目的。

 

    基督教在近代吉林传播的过程中，一些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打着传播宗教的幌子，干着与传教无关的事情，甚而利用特权，侵犯中国主权，还有一些不法教徒利用教会特权，仗势欺人。这些背离了基督教传播宗旨的行为，激起了吉林人民的强烈愤慨，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购置田产建屋定居的特权。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民人仍不愿和外国人发生房产交易，以免给自身带来不便。较早来吉林传教的高积善，为了建立教堂和施医院，采取了先让当地教徒购买再转卖教会的欺骗手段获得民居一处，事情败露后，因地方官员的反对而无法获得税契。高积善为此“电呈北京政府”，在上级政府的压迫下，“事乃解”，最终“准予税契”[4] (p.102)。中央政府的这种媚外做法，地方官员在处理民教争端的时候就只能“袒教而抑民”了。一些不法教徒也往往乘机利用教会势力，横行乡里。据材料记载，“农安县下元宝洼奉教者横暴，为当地人民所嫌恶”，但由于地方官对此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19](p.239)，当地民众也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长此以往，民怨难伸，势必激起人民的反抗情绪。正如《奉天通志》所载：“光绪间教士袒庇信徒，代理词讼，奸民投身其间，倚为护符，往往借其势欺凌良善，遂引起人民仇教思想。”[20](p.2273)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这种民教矛盾激化的产物。这场规模宏大的反教会斗争，同样席卷吉林。1900年春夏之交，有义和团法师“流入长春，教人书符”，练拳“仇洋”[21](p.41)。长春附近州县关于义和团的消息迅速流传开来。“七月中旬（公历7 月上旬），奉化（今梨树县）、吉林、伯都讷（今扶余县）、伊通、双城、海龙都有了义和团。”[22](p.759)随着运动的发展，义和团民掀起了焚烧教堂的斗争。7月15日，长春府城内天主堂、城外耶稣堂被焚[23](p.323)。7月25日，吉林城义和团民也积极行动起来，当日，“有义和团二十余名，至朝阳街施医院门首，手持香火，口念符咒，用扇鼓舞，登时火起，烧毁施医院瓦正厢房二十九间。”[24](p.319)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最终于8 月被镇压下去。整个运动期间，吉林境内发生了六起教案，义和团民毁坏教堂一座，施医院2处，教会房和施医院用房合计178间，毁坏信徒家庭房屋49间。期间，有14名教徒和1名中国传道人被杀[7](p.351)。在随后的善后谈判中，关东长老会会正劳旦理勒索赔款，并要求吉林将军府在敦化和朝阳山两处各立石碑一通，以“纪念”被戕教民。

    这种高压政策，暂时平息了吉林人民的反抗斗争，但这并不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教之间的矛盾。近代中国人民的反教会斗争，表面上看是民众与西方宗教的冲突，实际上是民众对外国侵略者因愤怨而引发的一种自发性反抗。正如章开沅先生在《如何看待近代历史上的教案》一文中所说：“从近代之所以发生众多教案的原因来看，在华外国传教士的确又有着许多不光彩之处，因教案而引起的列强对我国政治、经济的侵略加深，也是不争的事实。近代基督教一直有着‘洋教’的丑号，除了因为它是来自域外，主要是因为基督教在华传播过程与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紧密相连。今天，没有人再把基督教视为洋教，因为它早已摆脱了洋人的羁绊，成为中国人自治、自养、自传的爱国教会。”[25](p.26)

    综上所述，基督教在近代吉林的传播与发展，给吉林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交流层面来说，作为文化的载体，基督教把西方一些先进的文化输入吉林，客观上促进了吉林社会的进步。如基督教会开办的医院和诊疗所，为当地的人民就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尽管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基督教，但在客观上也为当地培养了许多医护人员，输入了近代西方医学知识和技术，对吉林地区西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传教士为配合传教活动而开办的众多学校，为许多儿童创造了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的条件。教会开办的女子学校，使许多妇女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获得学习的机会，冲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迂腐观念，对提高妇女地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基督教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传入吉林，和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又对吉林社会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所以，对基督教在近代吉林的传播和发展，应给予客观评价，既不能因为其客观上的一些积极效果而忽视它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给吉林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也不能只看这些负面影响而抹煞其对吉林社会有益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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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载自：《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0期总第5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