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渤

 

 

    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综合表现形式，社会思潮不仅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主导，而且还交织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以及对社会运动的先导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某一种非主流社会思潮的涌发往往会对其主流的思想文化造成冲击，甚至会导致主流思想文化崩溃并诱使政权垮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即明证。

    苏东是一个有着悠久宗教传统，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除有东正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主要宗教流派外，还有萨满教等较原始的宗教。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宗教信徒占苏东各国人口80%以上，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共产主义思想传播与宗教传统信仰之间的争夺在此地区一直没有间断。

    在有的国家，如波兰，共产党作为和宗教竟然同时存在于国家的各级社会组织之中，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矛盾。宗教思想及信仰的传播与扩散，宗教分裂活动一直困扰着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其稳定的隐患。进入2O世纪晚期，随着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信仰危机”成为直接威胁其社会主义政权重要因素，而随着宗教势力的复苏，各个派别的宗教团体、组织利用苏东国内的政治、经济与民族矛盾，煽动群众，向政府施压，并且与国内种种反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政权的势力及国外反共势力相联结，在苏东剧变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内宗教问题上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犯了一系列严重失误，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苏东执政的共产党对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不顾国内宗教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将促使宗教迅速消亡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各国都对宗教不惜采取了极端的政策措施。

阿尔巴尼亚曾是世界上唯一不承认宗教合法性的国家，其宪法规定：“国家不承认宗教，禁止进行任何宗教活动和宣传”。2O世纪6O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政府还发动了一场旨在彻底消灭宗教的“思想文化革命”，使阿尔巴尼亚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教堂和清真寺，没有神父和阿訇的国家。”

    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虽然都明文规定了保障所有公民有信仰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在苏联，长期实行对宗教设施予以没收、关闭、拆除和破坏的政策。当局以种种理由、借口关闭了大批教堂、清真寺、祈祷所。波兰、南斯拉夫等国政府也都曾经对宗教采取过强制措施，出现过一些“左”的做法。

    在高压的宗教政策下，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宗教活动虽然受到了一定限制，宗教影响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完全清除群众中存在的宗教信仰，对宗教所施行的极端做法还引起了信教群众的强烈不满，大大伤害了他们的宗教感情，加剧了他们的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主义。其结果是，取消了地上的宗教反而加强了地下的宗教，打击了信仰者的心灵，却加剧了心灵的信仰。

    与此同时，各国的共产党并没有根据时代的要求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理论。而是将社会主义思想变成了一种教条，僵化的宣传。使共产主义信念难以深人人心。如此一来，民众在失去了传统宗教信仰之后，又缺乏追求新生信仰的热情和动力，导致了信仰真空的显现。当20世纪晚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陷人经济社会危机时，民众又开始向往原有的传统宗教信仰，宗教也就重新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宗教势力重新复活。

    据有关统计，1982年，保加利亚再版《圣经》的发行量达近3万册：至1989年，波兰境内的天主教堂数量达15000座，拥有神甫20000余人在苏联。除东正教外，其他宗教势力都纷纷复活以伊斯兰教为例。
 
    1989年，仅俄罗斯境内就有约13OO万伊斯兰教徒宗教影响迅速扩大，清真寺数量迅猛增长 从1987年起，在短短的一、四年时间里，中亚地区的清真寺就由160座增至5000多座，并且青年知识分子阶层对伊斯兰的历史和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

    苏东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对宗教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缺乏正确理解，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性质缺少正确分析，使宗教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正确处理。

    在社会主义时期，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改革，宗教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宗教问题的性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宗教问题已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群众性问题宗教领域的问题属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主要是非对抗性矛盾，而不是对抗性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也不应该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宗教问题。然而，苏联东欧共产党在处理同宗教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及对待宗教的方法问题上都现了许多失误，在与宗教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伤害了许多正直的神职人员。

    苏联在对教徒进行无神论教育时，不是按照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办事，不是耐心地说服教育他们，不是关怀、尊重、帮助、照顾他们，而是一味指责、歧视、排挤他们。苏联在反宗教宣传中，不加分析地公开指责宗教反动，用漫画等形式丑化正常的宗教活动，经常在宗教节El期间组织进攻性的反宗教游行，用行政手段毁坏了许多宗教物品。从而严重伤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 波兰政府鉴于某些宗教人士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曾经一度对宗教势力进行压制和打击。囚禁了红衣大主教维辛斯基，结果激起了人民的不满，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情绪，引发了社会危机。

    苏东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对宗教的民族性和群众性特征认识模糊，没有注意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联系，致使党和政府在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上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其结果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民族宗教矛盾。最终还使由宗教文化的差异而引发的民族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各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

    在苏联，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一些加盟共和国各族居民基本上都信仰伊斯兰教，这些地区伊斯兰教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从历史上沿袭下来，未获彻底解决的俄罗斯和各少数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也加剧了伊斯兰教同东正教的隔阂。加之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政策、宗教政策“新思维”推行过程中，伊斯兰教日益活跃并与地方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般很大的政治势力。在外高加索，历史上就积怨很深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和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之间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而中亚的塔吉克、乌兹别克部分地区也发生了骚乱正是由于宗教狂热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在保加利亚，占人口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的保加利亚族人对其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族人实行民族同化政策。保加利亚当局曾强迫100万土族人改用保加利亚姓名，减少甚至关闭土族学校，禁止在学校教授土语。取消电台播放土语节目，不许土族人进行宗教活动，因而大大伤害了土族人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保加利亚当局的民族同化政策和宗教歧视政策激起了土族人的强烈反抗并与当局发生局部冲突，约30万土族人离保去土耳其，这给保加利亚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也损害了保加利亚的国际形象。

    在南斯拉夫，民族与宗教矛盾表现更为复杂。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成立以前，各民族一直处于分隔状态，长期的分隔和异族侵占造成了南斯拉夫各民族在宗教上的重大差异，因宗教差异引起的纠纷还往往成为爆发民族矛盾的导火线 20世纪80年代，在铁托逝世后，由于南共联盟的民族宗教政策失误，以及政治、经济、历史等因素引发的民族冲突不断发生，其中以具有不同信仰的塞尔维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与穆斯林的冲突最为激烈这些冲突最终结果导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和波黑内战不止。

 

    从宗教的国际性特征角度来看，共产党在努力做好宗教方面的国际交往的同时，还要保持对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的警惕。

    一个国家的某一种宗教往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宗教派有着广泛的联系，之间也有沟通的渠道 社会主义国家往往通过本国宗教界同世界各国的宗教界往来和接触，宣传其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影响，进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科学、文化、技术的交流。而国际社会敌视共产主义的各种势力也一直重视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和颠覆活动。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1959年10月曾高度赞赏波兰红衣大主教维辛斯基在促使波兰“逐步地，慎重地，和平地促进(同西方的)关系，培养自由的种子”方面所采取的策略。而维辛斯基本人也讲：“一旦波兰天主教化，共产主义就会自动跨台 ”舒尔茨在1982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从宗教信仰到政治活动，只有一小步距离”，他强调要利用共产党国家“幸存下来” 的教会组织，参加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由此看来，一旦执政的共产党解除了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的警惕，后果不堪设想 而苏东国家共产党执政后期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

    在苏联，自戈尔巴尔乔夫1985年掌权至苏联解体为止，政府对宗教的政策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 理论的指导下，苏联逐步解除了对西方敌对势力政治渗透的警觉。1987年苏联邀请外国布道家在苏联进行布道或在苏联电视台举办宗教专题节目。1988年苏联政府资助举办了大规模的庆典活动，纪念基督教传俄1000周年，这一活动被当作意义重大的全国性文化活动。1989年l0月初，戈尔巴乔夫访问梵蒂冈，会见了教皇，并达成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从此，苏联为外国宗教势力渗透敞开了大门。

    在波兰，自20世纪70年代起，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进行经济、文化、社会方面改革中，放宽了对天主教会活动的限制，并且为教会提供大量资金支持，直接推动了天主教会的复兴，使得天主教会重新形成了人员齐备的工作机构并完善了其地方基层传教网络，天主教重新成为波兰社会的精神支柱。而复活后的天主教会并没有如波兰统一工人党所希望的那样，与其共同为波兰社会主义的发展服务，反而与天主教罗马教廷及西方建立起密切联系，把波兰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领头羊，向共产主义发动进攻。

    在民主德国，教会每年经费的40%来自联邦德国。而民主德国也希望通过对本国教会的援助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在政治思想上作出让步。据报道，新教教会在民主德国的演变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共产党人来讲，宗教绝不是私人的事情。共产党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国家与宗教、共产党与宗教关系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共产党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所有的党员都要用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与宗教唯心主义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同时不断注意清洗掉自己身上的唯心主义，宗教迷信的残余，否则他就不配作一名党员，党不允许教徒加入党组织然而，苏东国家的共产党公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让宗教影响渗入共产党组织内部，从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主导作用。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 在苏联大肆鼓吹他的“新思维”，在1991年苏共中央全会上，他公开声称党员有权成为一名教徒南共联盟在八大以前的章程中都规定了盟员资格同信奉宗教和举行宗教仪式是不相容的，但八大以后通过的南共联盟章程中再没有提到信奉宗教的问题，从而削弱了对盟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教育。这一点在波兰表现尤为突出。波兰统一工人党从九大开始明确规定允许天主教徒加入党组织。致使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有2/3是天主教徒。波兰统一工人党还试图调和宗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强调宗教与共产党信仰的一致性 这就极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主导作用，为宗教渗透大开方便之门，从思想上腐蚀了党的肌体。就连西方的政治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一书中就认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宣传“社会主义人格至上论”，强调教义与官方学说相适应，“不可避免地腐蚀了共产主义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本质与此同时，它加强了重要的竞争机构——罗马天主教会的吸引力”。由于党员缺乏过硬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的作用被淡化，因而容易受社会上各种极端主义思潮的冲击，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泛滥，凝聚力本来就很差的党组织就更加涣散，缺乏战斗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共产党一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主导作用，党就会逐渐丧失其先锋队性质，党就会变质，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随之变色。

    一般而言，社会思潮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存在，它总是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变革时泛起，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大变革年代，各种社会思潮尤为突出和活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出现了“停滞现象”，苏联东欧国家出现社会动乱，致使社会思想混乱，导致宗教思潮在苏东地区迅速蔓延。而执政党的宗教政策的失误、当时执政的共产党主要领导者在思想上的错误引导，又助推了宗教势力的复兴。加上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宗教推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使得宗教力量最终起到了加剧苏东国家政局动荡和政局演变的作用。

    我们对苏联东欧国家处理宗教等社会思潮问题举措予以审视、研究，充分汲取其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应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我国思想理论和精神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新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俄]叶利钦：《叶利钦自传》，上海：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2.戈尔巴乔夫、勃兰特：《未来的社会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4年版。

3.[俄]瓦列里·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北京：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

4.[美]成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5.李兴耕：《前车之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7.曹长盛等： 《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9.许新、陈联璧等：《苏联解体原因探析》，中国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网。

 

 

                    （本文转载自：《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