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若兰

 

 

    东南亚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有2亿多穆斯林人口，其中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穆斯林人口1.8亿多，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达88％；马来西亚穆斯林人口位居东南亚第二，有1400万，占全国人口的60％；文莱是个小国，人口很少，但穆斯林人口占67％；新加坡穆斯林人口占15％。此外，泰国、菲律宾、缅甸、柬埔寨也有不少穆斯林，但在这些国家穆斯林人口比例较少，约占总人口的4％－5％【1】。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是东南亚穆斯林国家，也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成员，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虽然不是穆斯林国家，但众多的穆斯林人口使其必须面对伊斯兰教与现代化问题。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关系十分复杂，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不仅中东和东南亚存在明显不同，即使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也呈现巨大差异，西方语境下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在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互动中是模糊不清的，而西方观念中的“民主”更在伊斯兰中得到新的解释和应用。那么，伊斯兰教如何影响东南亚现代化进程？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多样性表现如何？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和中东地区相比有何异同，双方的关系如何？本文旨在从“宏观”角度探讨上述问题，具体论证过程见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已发表的相关论文和已完成的《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一书。

 

    东南亚国家现代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伊斯兰教与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

    （1）现代化发端时期（殖民地时代）：伊斯兰教大约13世纪开始在东南亚传播，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在东南亚扎下根来。西方殖民者在16世纪进入东南亚后，逐步将现代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等初步引入殖民地，对东南亚原有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形成一定冲击。但这种变化是殖民者外力作用下的一种畸形、被动的现代化，东南亚殖民地处于殖民者经济、华人经济和土著居民经济的三重经济结构、种族隔离的畸形社会。伊斯兰教作为东南亚伊斯兰地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体系，受到西方殖民统治的强有力挑战。东南亚伊斯兰教在西方的挑战和中东伊斯兰现代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对现代化作出的最初反应是：一方面学习西方的科学和观念，改革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成为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思想武器。

    （2）现代化初步发展时期（二战后，独立后到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处于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阶段。1945年印尼独立，1946年菲律宾独立，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1959年新加坡自治，1965年新加坡独立。独立或自治后的东南亚国家开始进入现代化初步发展时期，在政治上，印尼、马来西亚（君主制）、菲律宾和新加坡建立了西方式的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其特点是实行议会民主制；在经济上，确立工业化目标，实行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或以进口替代为主；在法律上，建立现代的宪法、商法、刑法、民法体系；在教育上，全面建立现代教育体制，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这一时期伊斯兰教被视为阻碍现代化的因素，被排斥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之外，只作为个人信仰受到鼓励。国家接管伊斯兰教的很多功能，伊斯兰教处于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之下。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只能调适自己以适应现代化，而难以对现代化施加影响。

    （3）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1984年文莱独立，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独立进程已经完成，但因议会民主制运行不畅而转向威权政体；经济上实施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工业革命等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迅猛，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新加坡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被誉为新“小虎”，教育普及程度较高，社会结构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总之，现代化在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和冲突，表现在腐败问题、观念的冲突、贫富分化、种族矛盾加剧以及政治参与扩大，但政治制度不能满足需要，等等。正如亨廷顿所言：“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扩张的速度偏高，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速度偏低，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不稳定和无秩序。这些国家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变革。”【2】这些现代化的“阵痛”在东南亚国家一一上演：马来西亚1969年爆发“5·13”事件，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的种族冲突事件，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种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印尼1965年的“9·30”事件也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60、70年代泰国和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兴起，这实际上也是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穆斯林的经济、政治权利被边缘化，以及保持伊斯兰认同和民族认同与同化政策矛盾最终激化的结果。为解决种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办法。此时，中东地区现代化的受挫引发了中东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东南亚伊斯兰复兴运动也随之兴起，穆斯林开始从伊斯兰角度重新审视现代化，认为伊斯兰教所提倡的社会公正、平等是解决贫富分化和种族问题的良方。而泰南和菲南穆斯林则高举民族主义和伊斯兰的旗帜，争取民族独立或自治。穆斯林对伊斯兰教认同日益加深，在有些国家伊斯兰教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标志，政府为争取选民支持，不再将伊斯兰教排除在政治之外，而是将伊斯兰教原则引入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领域【3】，马来西亚政府提倡以“正确的”伊斯兰来加强自己的合法性，而文莱苏丹则以伊斯兰维护自己的君主统治，伊斯兰教对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

    （4）平稳发展时期（90年代末以后）：1997年的“金融危机”对东南亚的现代化造成重大冲击，深刻影响了各国现代化进程。在政治上，民主化提上议事日程，1998年执政30余年的印尼苏哈托政权倒台，同时马来西亚也因安瓦尔事件引发“烈火莫息”民主运动。在经济上则是各国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这些新情况标志着东南亚各国现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伊斯兰教对此做出积极回应。伊斯兰的公正、协商原则对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政治民主化发挥了一定影响，它的公正原则也是马来西亚和文莱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基础之一。同时，过去困扰各国现代化发展的金钱政治、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和民族矛盾仍然存在，引起穆斯林的诸多不满，在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下，东南亚一些极端分子建立跨国和跨地区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对各国现代化发展造成障碍。

    70年代以后东南亚现代化迅速发展，与之相伴的是伊斯兰复兴运动日益深入，政府和民众一起推动伊斯兰原则进入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领域。政治上，伊斯兰政治化的影响日益加强，从积极方面来看，伊斯兰为东南亚伊斯兰国家的政府提供合法性，马来西亚政府通过树立“正确的”伊斯兰来打击“错误的”伊斯兰，以加强政府和执政党的合法性，从而巩固威权政治；而文莱的“马来伊斯兰君主国”的立国哲学，则以伊斯兰为政权提供合法性辩护，加强君主专制统治【4】。但不论是威权政治还是君主专制政治，都缺乏民主基础，阻碍了民众的民主诉求，于是，伊斯兰的公正、协商原则成为伊斯兰政党和民众追求民主的武器，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政治民主化步伐【5】。从消极方面看，伊斯兰政治化倾向加剧了东南亚伊斯兰国家是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合一的冲突和争论，特别是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国的主张构成对世俗国体的挑战，不仅引起穆斯林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争论，也引起非穆斯林的不安，这对于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和政治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经济上，伊斯兰的公正、禁止里巴和勤奋工作等原则体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建立伊斯兰银行和培养企业家精神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东南亚各国经济模式是现代经济，伊斯兰教只能在经济发展上起有限作用；在法律上，伊斯兰教法改革和伊斯兰法庭制度进一步完善，以适应现代社会【6】；在民族关系上，伊斯兰教发挥了从积极到消极的复杂作用。不同宗教和民族属性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伊斯兰教则加强了民族认同。从伊斯兰教本身来看，它从不主张压迫异教徒，而是强调与异教徒和睦相处，因此，在合适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穆斯林与其他宗教信徒关系良好。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作为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中的一员，伊斯兰教促进马来人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种族关系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了现代化发展。但在印尼、菲律宾和泰国，民族分离运动始终存在，这主要是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由于政府政策失误、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权利不平等，导致少数民族对主体民族主导的政府不满，伊斯兰加强了亚齐、泰南马来人和菲南摩洛人的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他们高举伊斯兰旗帜和民族主义旗帜，以暴力方式与国家对抗，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我们要对其作用有一个恰当的定位。从宏观上来说，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最重要的因素是工业化、经济发展、教育普及、政治现代化和城市化等等，而文化（宗教）属于次要因素。从东南亚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伊斯兰教除对政治发挥较大影响外，对现代化的其他方面影响相对较小。

 

    人们在谈论“文明的冲突”、地区冲突、民族冲突时，时常将伊斯兰视为一个整体，而忽略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诚然，伊斯兰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有一致的宗教信仰和义务。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伊斯兰教又是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宗教，尤其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它不断地自我调适、自我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同时，伊斯兰教的解释权不仅掌握在政府手中，也掌握在乌来玛和知识分子手中，伊斯兰教从来不是用一个声音说话，伊斯兰教对现代化的回应和调适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已经扩大到对待现代化、军事、西方、民主化和多元主义、妇女的地位以及最近的海湾战争、在国内政治中使用武力的态度。”【7】由于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社会结构、国际环境不同，伊斯兰教在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

 

    在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东南亚伊斯兰文化圈也只是反映了区域意义上的伊斯兰整体性。但是，更应该看到它的多样性：一是从民族来说，它分散在马来族、爪哇族、巽他族、马都拉族、米南加保族、摩洛族等民族中；二是从地域来说，它分布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苏拉威西岛、苏禄群岛、棉兰老岛等地；三是从国家来说，它分布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等国。民族国家对伊斯兰的整体性和多样性影响最大，原本一体的马来民族被分割在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文莱，而原本分散的菲南穆斯林则被打造成一体的摩洛民族。民族、地缘、民族国家等因素都影响到东南亚伊斯兰的多样性。

    在马来西亚、印尼、文莱这三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各有特点。马来西亚穆斯林人口比例最低，现代化程度最高，伊斯兰教对现代化进程影响最大，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人的现代化上：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化对推动政治民主化有一定作用，伊斯兰教对经济政策、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制度也有较大影响，“新马来人”则结合了伊斯兰教信仰与现代人的特性。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但伊斯兰教对印尼现代化进程影响较小，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经济的弱伊斯兰性，印尼立国基础是潘查希拉，伊斯兰的政治性一直受到压制，只是在后苏哈托时代，伊斯兰教才在印尼政治中发挥一定作用。同时伊斯兰极端势力抬头，挑起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阻碍了印尼现代化进程。在经济上，印尼的经济政策不考虑伊斯兰原则，伊斯兰银行作用微小，伊斯兰教对印尼经济现代化几乎不起作用。但在法律上，印尼改革伊斯兰教法，编纂伊斯兰法律汇编，在伊斯兰法律现代化上走在前列。文莱尽管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现代化程度并不高，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和经济上的单一结构，伊斯兰被用于巩固君主专制政治，未能推动政治民主化；在经济上，伊斯兰教原则被用于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但对经济现代化的影响不如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这三个穆斯林人口占少数的国家，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也各不相同。新加坡奉行多元主义，马来人在加强民族认同、宗教认同的同时，也有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这使得新加坡种族关系和谐，现代化程度最高。菲律宾和泰国一度奉行同化政策，压制穆斯林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穆斯林与主体民族相比，在政治权力、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等方面都处于劣势，穆斯林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这激起他们强烈的民族认同和伊斯兰认同，反而淡化甚至缺乏国家认同，导致民族分离运动，民族冲突严重影响了菲律宾和泰国现代化进程。

    从东南亚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影响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和种族关系，伊斯兰教只是次要因素。新加坡在上述六国中现代化程度最高，种族关系最为和谐，马来西亚现代化程度位居第二，种族关系较为和谐，可以说，这两国经济富裕与种族和谐达成良性互动。文莱的国民收入最高，种族关系也较为和谐，但政治现代化程度低影响了它的现代化进程。泰国、印尼、菲律宾国民收入相对较低，贫
富分化程度较大，民族冲突较为剧烈，经济贫困与民族冲突呈恶性循环。

    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变量，对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不同的影响：它既有可能促进文化和宗教的多元化，对和谐民族关系施加积极影响，如新加坡；也有可能因民族冲突而成为民族分离运动的旗帜，加剧民族冲突，如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它既有可能是多党政治中的一员，对推动政治民主化发挥积极作用，也可能加强伊斯兰教政治化，引起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的激烈争论，如马来西亚和印尼；它还可能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如文莱。它既可能因勤奋工作、积累财富等原则推动穆斯林参与经济发展，因追求公正而平衡经济发展，如马来西亚，也可能因拘泥于伊斯兰教信条而影响效率和对财富的追求。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谈论伊斯兰教对现代化是起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是没有意义的，一定要结合具体国家、具体民族、具体情况来分析其差异，这些差异就是东南亚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关系多样性的根源。

    当然，强调多样性并不是否认整体性。民族国家虽然构成了东南亚伊斯兰教多样性的基础，但伊斯兰教毕竟是普世的、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宗教，乌玛（穆斯林共同体）意识、伊斯兰思潮和伊斯兰教组织不仅将东南亚伊斯兰联系在一起，构成它的整体性，而且将东南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密切联系在一起。东南亚穆斯林关注本地区其他国家穆斯林的命运和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事务，甚至亲身参加阿富汗战争。东南亚许多伊斯兰教组织是跨国组织，如澳尔根组织（Darul Arqam）建立于马来西亚，但在新加坡、印尼、文莱都有它的分支组织。极端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的分支和成员也遍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该组织企图建立一个包括马来西亚、印尼、泰南和棉兰老岛的大伊斯兰教国。

    东南亚伊斯兰既有整体性，也有差异性。我们更应该注意其共性之中的差异，才能深入而具体地分析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关系的多样性。

 

    中东地区是伊斯兰的中心，东南亚地处其边缘。从历史上到现在，伊斯兰的中心一直在向东南亚输送各种教派和思潮：苏菲派、瓦哈比运动、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民族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等，东南亚伊斯兰社会热切地接受这些教派和思潮，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源泉。但随着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在民族国家独立之前，东南亚对伊斯兰中心各种思潮的接受基本上是单向的。当时伊斯兰中心和边缘地区都处于殖民地状态，中东和东南亚的伊斯兰社会面临基本相同的问题：西方殖民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伊斯兰社会处于落后状态，急需改革伊斯兰教以适应时代变化；争取民族独立。中东地区回应西方挑战而产生的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民族主义等思潮也成为东南亚伊斯兰社会的思想武器，在改革伊斯兰制度和法律、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族国家独立后，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和穆斯林国家面临相同的处境和问题：它们都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急于摆脱新殖民主义的束缚，建立繁荣富强的民族国家；改革伊斯兰教，使之适应和促进现代化。但中东和东南亚伊斯兰国家面临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东地区是战争热点地区，阿以冲突、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都交织着民族冲突、教派冲突、国家利益冲突和美苏大国的争夺，“中东的事态表明，地区冲突有族群、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根源，它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和难以解决。”【8】相比之下，东南亚地区是经济热点，东南亚六国都将经济现代化放在首位，地区环境和国际环境处于和平状态，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发挥了良好的协调功能，保证成员国在对话、协商的原则下解决彼此的分歧和争端，所以1967年以来东盟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东盟成员国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分别是伊斯兰会议成员国和参加国，两国都不希望外部力量干涉东盟国家内部事务，也都不希望伊斯兰激进势力借此渗透进来，因此，凡是有马来西亚和印尼代表参加的会议，东南亚穆斯林分离主义势力就无法赢得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全力支持。东盟国家与西方大国关系良好，这对于地区稳定和吸引投资、发展经济至关重要。东盟国家内部也有教派和种族冲突，但其影响范围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内，不会导致地区冲突。中东和东南亚两地伊斯兰与现代化的关系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中东地区激烈的冲突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穆斯林的贫困、失望、沮丧促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激进主义，而东南亚地区则享有和平的地区环境、高速的经济发展，伊斯兰也就相对温和。

    东南亚伊斯兰社会与伊斯兰中心的关系不再是单向地接受，而是双向互动，东南亚接受中东地区的各种思潮，但也向中东地区扩散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经验。一方面，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传入东南亚，为一些穆斯林所接受，这是因为在现代化起飞和发展过程中，现代化的“阵痛”引起人们对贫富分化、腐败、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等问题的不满，穆斯林向伊斯兰教寻求良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他们提供了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东南亚伊斯兰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在加强伊斯兰认同、经济发展、种族和谐方面取得良好成绩，被誉为伊斯兰现代化的榜样。美国著名学者埃斯波西托指出：“如果有人质疑伊斯兰教与现代性是否相容，警告伊斯兰和西方文明的冲突，马来西亚是一个减少这种刻板印象的穆斯林国家，它在强调伊斯兰认同的同时促进了多元主义。”【9】马哈蒂尔一再向中东国家展示马来西亚反对激进伊斯兰、努力发展现代经济、实现种族和谐的成功经验【10】。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基绍·玛布巴尼提出，马来西亚和印尼甚至可能取代中东地区的伊斯兰领导地位：“迄今为止，没有伊斯兰国家成功地现代化，但是如果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远离伊斯兰诞生地的穆斯林国家，能提高亚太经济圈……伊斯兰世界的风将不再是由西向东吹，而是相反方向，这是重要的历史变化。”【11】

    实际上，随着经济、技术和信息的发展，伊斯兰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心和边缘的内涵也在变化，东南亚穆斯林人口占世界穆斯林人口的近40％，加上东南亚伊斯兰地区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程度，东南亚在伊斯兰世界日益重要，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东南亚不再是伊斯兰世界的边缘。

 

    在西方“现代化框架”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宗教被视为传统的一部分，尤其是伊斯兰教，更被视为僵化和保守的化身，“伊斯兰教在西方总体上被看作是一种教义上和社会观上的僵化现象，因而是反现代的和倒退的。”【12】中国有学者在谈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时，也认为：“政治、经济愈发展，社会愈向现代化迈进，伊斯兰教就愈保守，其道理很简单，政治、经济愈发展，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就越大，离广大穆斯林所崇尚的理想社会就越远。”【13】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社会的发展与伊斯兰教有着根本的冲突，伊斯兰教也不可能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方法。”【14】

    上述观点有片面之嫌，一是将伊斯兰教等同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张，断言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有根本冲突，而忽视了伊斯兰教的自我更新能力和多样性；二是断言现代社会与伊斯兰教有根本冲突，而忽视了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的适应性。

    事实上，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是富国富民的追求，也是伊斯兰教适应现代化，最终形成伊斯兰现代化模式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和探索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目前伊斯兰世界初步形成的伊斯兰现代化模式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模式是以伊斯兰现代主义为立国基础，改革伊斯兰教使之适应现代化的伊斯兰现代化模式。大部分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属于这种模式，这类国家建立在政教分离基础上，但伊斯兰教对公共领域有较大影响。国家确立“官方伊斯兰”，对伊斯兰进行制度化管理，建立了伊斯兰政党、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乌来玛委员会等，各司其职，伊斯兰政党从事政治活动，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从事社会福利、卫生、教育活动，乌来玛委员会从事宗教活动。“官方伊斯兰”还对伊斯兰教义重新解释，使之适应现代化，如将勤奋工作与现代企业家精神相结合，将“公正”原则引入发展政策。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模式是以世俗主义为立国基础，政教分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与伊斯兰分离，伊斯兰被置于私人领域。目前只有土耳其属于这类国家。第三种模式是以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基础，将伊斯兰教完全引进现代社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已清晰可见，它包括以下特征：（1）安拉主权；（2）由代理人执政；（3）实行沙里阿法；（4）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领域伊斯兰化；（5）共和政体。这种模式的显著特征是政教合一，目前只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取得统治地位，但在其他国家的伊斯兰政党和部分民众中有不少追随者。第四种模式是以传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立国基础，恪守伊斯兰教义，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经济方面引进现代化，但在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与伊斯兰教结合紧密，实行君主政体。目前只有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文莱等少数国家属于这种模式。

 

    就东南亚来说，马来西亚伊斯兰现代化主要属于第一种模式，印尼伊斯兰现代化处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模式之间，文莱属于第四种模式。可以说，东南亚伊斯兰现代化还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仍处于探索之中。

    土耳其式（第二种模式）的现代化比较符合西方的现代化标准，但在伊斯兰世界应者寥寥，因为它的严格的世俗化和政教分离与伊斯兰教的普世性相悖。而埃及、马来西亚式（第一种模式）的现代化在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占主流地位，这种模式是在学习和引进现代制度和观念的同时，使伊斯兰教原则和价值观念适应现代社会，从而促进现代化，但两者如何结合，使之既满足现代化的追求，也能满足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却是实践中的难题。沙特式（第四种模式）的现代化在政治上过于保守，不能满足人们扩大政治参与的需求，因而不可能是现代化的方向。伊朗式（第三种模式）现代化是针对上述几种模式的困境而兴起的，目前有一定的生命力，但它的政教合一、恪守伊斯兰教义、对妇女的歧视与当今世界所追求的多元化、自由、性别平等原则相背离，难以代表伊斯兰现代化的方向。

    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环境下呈现不同的面相，它对现代化的适应和影响也各不相同，我们不能断言伊斯兰教一定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我们只能肯定的是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不是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而是带有伊斯兰色彩的现代化。

 

注释：

【1】Greg Fealy and Virginia Hooker,　Voices of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 A Contemporary Sourcebook , Singapor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6, p. 7.

【2】〈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3】范若兰：《马来西亚巫统与伊斯兰教关系的演变》，《东南亚学刊》1997年第1期。

【4】黄云静：《伊斯兰教与当代文莱政治发展》，《当代亚太》2007年第4期。

【5】范若兰：《后苏哈托时代伊斯兰教与印尼政治民主化》，《当代亚太》，2007年第4期；范若兰：《伊斯兰教与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6期。

【6】范若兰：《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法律制度改革试析》，《南洋问题研究》2007年第4期。

【7】【12】〈美〉J·L·埃斯波西托著，东方晓等译《伊斯兰的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45页。

【8】〈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1页。

【9】John Esposito, “Islam's Southeast Asia Shift, A Success that Could Lead Renewal in Muslim World”, Asiaweek, 4 April 1997.

【10】范若兰：《马哈蒂尔的伊斯兰教理念与实践评析》，《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1期。

【11】Kishore Mahbubani, “The West and the Re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92.

【13】【14】刘靖华、东方晓：《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63页。

 

                        （本文转载自：《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4期）